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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在文坛余威犹在，势利眼的余光中还买账，他写来了赞助启，全文如下：
近日读报，知道李敖先生有意告别文坛，改行卖牛肉面。果然如此，倒不失为文坛佳话。今之司马相如，不去唐人街洗盘子，却愿留在台湾摆牛肉摊，逆流而泳，分外可喜。唯李敖先生为了卖牛肉而告别文坛，仍是一件憾事。李先生才气横溢，笔锋常带情感而咄咄逼人，竟而才未尽而笔欲停。我们赞。他卖牛肉。，但。时。不赞助他卖牛肉面。赞助，是因为他收笔市隐之后，潜心思索，来日解牛之刀，更合桑林之舞；不赞助，是因为我们相信，以他之才，即使操用牛刀，效司马与文君之当炉，也恐怕该是一时的现象。是为赞助。
卖面大业，后来格于环境，我只变成理论家，转由张俊宏、黄华等小朋友变成实行家，直到他们再格于环境，做垮为止。
印《告别文坛十书》要登广告，不料情况迭起，那时《中央日报》执各报牛耳，只好找它登，且因跟它的广告主任商钟认识，乃去交涉。8月30日上午十点去《中央日报》，商钟说他正设法斡旋，总经理已同意，再与该报头子国民党大员曹圣芬商量云云。下午五点再给我答复。五点再去，已同意登第四版。商钟说曹圣芬最后还要删去“卖牛肉面”等话，经他建议，始全部照登。我借到钱，再去《联合报》加登两天，竟遭阻力。9月1日的因已收我款，不好拒绝，只好照登。《联合报》的收费小姐并遭官腔。《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方面亦然。本已答应加登两天，下午去缴款，竟遭拒绝，并要连9月1日的都退给我，力经交涉，答应至少9月1日的照登。《民族晚报》方面因为认识人，又看到《联合》、《征信》两报收据，乃照登。《自立晚报》经找戴良等，又鉴于《民族晚报》已登，乃照登。在《自立晚报》社，在该报走红的柏杨跑过来，高叫：“李敖哇，你自杀算了！这个岛上没有你的活路！”我笑而不答。不料麻烦还没完，《中央日报》方面又有变化，9月5日我去找商钟，说：“你们说我的广告先登第四版，若一版一有空，就让给我。你们看今天《中央日报》的第一版的丧事广告，9月2日死的，今天就见了报，可见有位置，否则的话，难道死人还预约吗？”经交涉结果，答应我登第一版一次，并续登二次。可是还是言而无信。这事引发我到“法院”告了曹圣芬，法院是国民党的，当然告不成。
广告出情况后，印书接踵而至，11月9日，情况来了。发生在台北雅江街三十五号装订厂，跟我共患难的陈平景有记录如下：
……五点五十分左右，二分局派行政局员娄（山东人，济东蓬莱，后查出名娄振岳）率彪形大汉四人（后始知其中一人姓那，又一人姓单。然不露面者，不知几人，居民围现状至热闹），着便衣，找敖之，告以上级命查禁《乌鸦又叫了》及《孙悟空和我》二书。时左已将《孙悟空和我》约千五百本包好装在板车上，正拟运出。
敖与娄均态度平静，敖之谈笑风生，颇见功力也。然厂主林某因事出仓卒，且无经验，顿时面如土色，喃喃喊苦。
六时半二分局长郑（福建人，后查出名郑文杰）来，人矮、着西装，状颇文雅。详讯印书情况，及奉命查禁之情形（只说上级，未说内容）。又市警局派黄某（福建人，认识柏杨，管书刊查禁的）来，红色警车来三次，拉走已上车之《孙悟空和我》及已装订未装订已叠未叠里封外封等，又拉走《乌鸦又叫了》全部未装订、里外封及海报。嗣因警车太慢，分局长下令雇一板车来。时张、左均离开，敖及平景与之周旋焉。
敖嘱平景外出一次……
八时郑命三警员继续搜查工厂，请敖之到警局谈，敖说：“我的朋友陈先生还要上课，他可否先回去？”郑不准，共到二分局。
九时吃了四菜二汤。市警局副局长来，只一露面。郑局长介绍“这是李先生”，与在吃饭之敖之打招呼。
旋由娄讯敖之，至十二时十分。郑在分局长室与市警局副局长闭门而谈。工厂林厂主十一时偕三警员来，手抱剩余之书及纸等，在分局长室密谈。林太太抱小孩来，敖之说你丈夫不出来，我绝不走，请放心（林十二时离开分局）。
十二时二十分离开二分局，共抵家，筋疲力尽矣！
到了第二天，装订厂四面警卫重重，对面且有便衣二人监视，当是警备总部政工人员。声言不准带走任何东西，林厂主恳求我们离开，我们觉察到所禁之书，绝不止于昨天那两本。傍晚幕后人曝光，警总政治部李中校等二人出面，邀我一谈。李中校即李国谨，此人握手时如瘫痪病人、手软如棉，一点力量都不用，十足政工嘴脸，先使人了自指掌。他通知我，《李敖告别文坛十书》中，《乌鸦又叫了》、《两性问题及其他》、《李敖写的信》、《也有情书》、《孙悟空和我》。《不要叫吧》等六本书全被查禁；《妈离不了你》、《传统下的再白》、《大学后期日记甲集》、《大学后期日记乙集》在涂掉蝴蝶页及封底后，可以发行。我问他如何涂掉？他说用大橡皮印沾黑颜料盖上去就可以了。后来我如法去盖，他又改口不同意，因为盖得不够理想仍有字迹透出，读者还是可以看到上面的字，而所谓上面的字，不过《李敖著作十九种》的书名而已！最后他同意的条件是撕掉蝴蝶页和封底，才准放行。我当时因读者来预约，无法应命，十本书能给读者四本也好，只好同意。这次告别文坛十书，出得如此狼狈，使我对读者实难交代。直到十三年后我复出，我才对向我“归队”的读者表示，我愿此生赠送我自己出版的所有的书，以为补偿，但读者很体谅我的处境，他们当年花了二百元预约，绝不好意思没止境地收我自己出的书，所以送了一阵，也没人计较了。
我“读书破万卷”，从没见到古今中外有国民党这种动辄在装订厂抢书的“德政”。一般干涉意见自由的当局，方式有二：一种是预防制，包含（一）检查制、（二）许可制。（三）保证金制、（四）报告制。另一种是追惩制。按照国民党自订的法条，对报纸杂志的出版，采用预防制中的许可制，兼采追惩制；对书籍或其他出版品，采用追惩制。但追惩依法应在出书上市后、送审后，岂可非法跑到装订厂去抢未成书、未上市、未送审前的折纸与毛坯？由此可见，国民党既不能假民主地去实行大大方方地事后追惩制，又不能真独裁地去实行爽爽快快的事前预审制，只能行这种偷偷摸摸的“挂羊头卖狗肉”制，而这种制，却是最毒辣最整人的一种制：因为若行事后追惩制，则在送审后、查禁前，至少有两星期让人卖书的法律机会与活命机会；苦行事前预审制，则小民至少可以遵循文警大人的圣旨，知道何者可印、何者不行，至少不必黑字印在白纸上，再给抢走，这样岂不是枉赔检字费、排版费、校对费、打样费、制版费、印刷费、纸张费、管理费？……但国民党的毒辣与整人，作用正是在此！它就是让你生米煮成熟饭后，再造成你的损失，使你进退两难；使你不但卖不到钱，反倒要赔印刷厂和纸行的钱！反倒要补偿读者预约来的钱！试问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每次造成损失，又有几个争取言论自由的志士仁人受得住呢？国民党统治的真不愧是“言论自由”的“民主台湾”！他们从不放弃言论自由，但可使你放弃自由言论！他们从不行独裁的预审制，但可使你领教他们行的是“预抢制”，预审多麻烦呢！多不民主呢！审都不审，就这样“人不知鬼不觉”地来番暗箭伤人，又多“禁书如草不闻声”呢！又多妙呢！
在当局对我的秋后算账外，胡秋原他们也没闲着。他们利用他们取得的一封信，对我落井下石。 1966年11月7日，在台北妇女之家举行声讨李敖大会，“邀约了国青民三党人士和若干文化界的朋友三十人”，（有陈启天、胡秋原等等，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当时我已离《文星》，《文星》实际老板萧孟能竟然还派胡汝森去参加呢！）开会斗倒李敖。徐高阮等当场油印公布了我在新店山居时给胡适的信，并把我一状告到警备总部。在声讨李敖大会后第九天，胡秋原在他的当局奖助的《中华》杂志上（第四卷第十一号，总四十号），发表“徐高阮先生公布的胡适先生收到的一件信”，于是我这封信，便从敌人手中公之于世。这信后来港台书刊颇多转载的，当然是《中华》杂志创办以来，最好销、最好看的一篇文章。我真的很感谢这些要把我送到警备总部的“文化人”，因为只有他们这样为我“捧场”，这封信才得以公之于世、不被查禁。要是我自己公布了，一定就被当局封杀。所以他们真“害之反足以成之”了！结论是，徐高阮等公布我的信，我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信是我写的，我当然大丈夫敢做敢当。总之，我不怪他们公布我的信，我只是对他们公布的动机和目的，感到要吐白水而已。
徐高阮做了这件事后，据我所知，为他的许多朋友所不谅。有的认为他“卖友求荣”；有的认为“难道胡适把这信给你看是叫你告密的？”有的认为“信在你手中一年后，你才告密，证明你就是‘叛逆分子’！”有的认为“知识分子如此借刀杀人，太卑鄙了！”……不一而足。而我自己，却毫无愤港之情，因为我深深了解：徐高阮等是变节的共产党，变节的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可怕的人类，不是吗？变节的共产党是永远无法调整他自己的，碰到这种人，又有什么好意外的呢？可笑的是胡适为人坦荡，竟误信徐高阮这种红色变节者，竟把李敖的信给这种人过目，结果死后给李敖险些惹来大麻烦。人世奇缘，想来不无好笑！我被告到警备总部后，由保安处魏宜智组长主持，把我约谈多次，每次早出晚归，并没过夜。严侨却被再度捕去，关了三十天，调查他同我的关系。魏宜智组长精明能干，同我说话的时候，甚至可以整段背得出我信中的话。最后，在他研究清楚了这是徐高阮等私人的借刀杀人之计，研判若由官方出面整我，对官方不利，乃不了了之。徐高阮等的卑鄙阴谋，才没有得售。而严侨本人倒有不幸中的幸事，那就是这回可真结结实实地戒了三十天的酒！——可见酒是可以戒得成的，谁说坐牢没好处？
在整个公布李敖给胡适的信的戏路里，最有趣的一项，是国民党们对这封信的种种离奇解释。胡秋原《中华》杂志登徐高阮在声讨大会上的谈话，报道徐高阮说：“这一封信是1961年门月间胡先生交给他的。当胡先生交给他的时候，态度虽不严肃，也不轻松。约四五日后胡先生即入医院，再出院不久就逝世了。他现在对社会公开这一封信，而负一切的责任。”徐高阮的结论索性直指李敖是“对敌人投降的叛逆分子”了。《中华》杂志又登胡秋原的读后感则更干脆，根本点破李敖是“匪谍”了，并且还是向胡适施用“统战”的“匪谍”呢！我奇怪他们为什么不鞭胡适的尸，说胡适也是“匪谍”？因为胡适也涉嫌“知匪不报”啊！不但不报，照他托姚从吾转信给李敖的鬼蜮行为看，他不但“知匪不报”，还给“匪谍”师生牵线呢！
到了1967年，我三十二岁，秋后算账仍不停止，国民党“司法行政部”部长郑彦囗亲自下令“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发交侦办我，4月8日以“妨害公务”被提起公诉。自此官方正式配合私方，以诉讼手段形成夹杀。
这年4月14日，我在极艰苦状态下义助殷海光看病，救了殷海光一命。原委是这样的。1961年11月，我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以后，殷海光在台大文学院碰到我——这时候我们已经两年多没见了，叫住我，说：“你在《老年人和棒子》里，提到的江亢虎是谁啊？”我告诉了他。正巧姚从吾老师走过。殷海光叫住他，指着我说：“此一代奇才也！”姚从吾老师立刻答道：“你们两个都是奇才！”那天小聊之下，殷海光很高兴，约我到他家去谈谈，我随手交给他我给胡适的信的副本，约好第二天去看他。于是，近五年以后，我又来到了殷家。殷海光这回大概真的发现了我的不简单，他显然承认了我的蛟龙地位。他说我给胡适的信深深感动了他，信中提到的严侨，是中国伟大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严侨，都在国共斗争中牺牲了。……说到这里，他突然哭了起来，使我大为感动。这一次谈话非常投机，他要到我碧潭山居来看我，我同意了。不久他到碧潭来，他教我如何煮咖啡，我穷得买不起咖啡壶，只能提供烧开水的铝壶做工具，他抱怨壶有油质，煮咖啡不好喝，我很惊讶他在喝咖啡上如此考究。我们大谈了一下午，然后到吊桥旁小店吃鱼。殷海光的怪毛病是：他刚见到一个人，经常是不讲话，态度也不友善，一定要“暖车”（warm up）以后，他才逸兴横飞高谈阔论不止，这时候他也有说有笑，与常人无异。但是下次见面时，他又要重新从那种死样子开始。一些人不了解这怪毛病，常常在一开始就被他气走了。这次殷海光到我家，怪毛病倒颇为从简，大概他怕我以其人之术，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很快就了无拘束地聊起来了。
那时候《自由中国》已经停刊一年多了，我向殷海光谈到两点：第一，雷震搞新党，以雷震对国民党的了解，国民党会动手抓人。一动手抓人，《自由中国》就完了。《自由中国》一完，就表示大家几年来所争取到的言论自由，会被国民党收回去，何年何月才能恢复到《自由中国》的尺度，就不知道了。所以新党运动对传播思想而言，是一种连累，就像五四运动连累了新文化运动一样（我这一点看法，印证“80年代”在《自由中国》停刊后二十二年，重印《自由中国选集》都要被查禁，可见言论自由的大逆退）。第二，《自由中国》所谈的，是知识分子的、上层的、纵贯线上的台湾，在知识分子以外、在上层以外、在纵贯线上以外，对乡土台湾、对苦难老百姓的生活，谈得不够。说到这里，我举我亲自调查的军中乐园为例：一个妓女每天被迫接客五十次，只分到一点点钱，这叫什么“人间天堂”？她们这样悲惨的生活，什么主义、什么人统治她们，都一样。如果能够改善她们的生活，即使做了亡国奴，我想她们也心甘情愿。我亲眼看到她们接客五十次后老鸨们放鞭炮庆祝的景象，她们的痛苦，你殷海光等高级知识分子可曾知道？听了我的话，殷海光为之动容，他承认他们太不了解乡土台湾，不了解苦难老百姓的生活。那时候，我的研究主题之一是《中国性史》，我拿出一些春宫画给殷海光看，他说他从没看过这种东西，为什么这些漂亮的女人肯照这些照片？他不明白。我说：“可能为了救她的母亲，可能为了救她的女儿，可能为了救她的丈夫。但绝不是为了爱国才照这些照片。‘国家’对不起这些苦难的人，这些人是宁肯做亡国奴的——只要她们能脱离悲惨的命运！”
碧潭之游后，殷海光跟我建立了新的友谊，这时他在台大已被剥夺了讲学讲演的自由，而我早就没有了这种自由。1964年台大学生陈宏正等邀我到法学院演讲，我去的时候，学校派校警将演讲场所的门锁起来，校长钱思亮控制言论自由有如是者！1965年法学院请李声庭演讲“民主与自由”，讲完后听众鼓掌要殷海光和李敖插播几句话，我们应声而出，极受欢迎，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来胡秋原写信给钱思亮提出二十五个问题，要殷海光答复，如不答复，就视同“不学无术，误人子弟”，应该停止教书。钱思亮怕了，居然朝这一方向迫害殷海光。这一期间，由于我的支援，使他渡过不少难关，我说动萧孟能，高价支援《中国文化的展望》的写作，不过在我同殷海光的交往中，我觉得我对他最大的帮助，不在帮他研究、帮他印书、帮他生活、帮他在《自由中国》被封杀、台湾大学被停课后渡过许多难关。……我觉得我最大的帮助，是把他送入医院，使他的生命得以延长两年之久。他死后，殷大大写信给林悦恒、罗业宏，私下承认“李敖救了殷老师一命”，即是指此。“殷门叛徒”王晓波未叛前写《悼念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中说：“后来，殷先生由宏恩医院转往台大医院开刀，台大医院有公保，只要住二等病房就不必另外交费。宏恩医院的费用是李敖付的，因为当时殷先生的学生中只有李敖有钱。”这段话最后一句说得不对，当时殷海光的学生中绝非“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