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在谢、魏被捕后三周被捕，他们把我说成“五分之一”（谢说“五委员”之一，魏说“两个半”之半），说我同意加入组织，我完全莫名其妙。这时候正是火车站出现“欢迎李敖参加我们的行列”等传单的时候……当然构成了办案联合小组（各单位组成）对我的合理怀疑，由于我多年做“反派小生”的纪录太坏，使我无法取信于人。……大概十几天后，我感到不遥为配合这“五分之一”的说法，恐怕不得了结。我出于无奈，编了一套说辞，我说我们开过加入的玩笑。我当时想，这一说辞，既可遥为配合加入的意思，又可因开玩笑而大事化小，既无法在“有无上”澄清，只好在“轻重上”取信于一时。
半年以后，调查局的刘科长来看我说：“好消息告诉你，查清楚了，我们知道冤枉你了。”后来我听说台独分子终于承认对我诬攀。一年后开庭，台独分子当庭承认对我诬攀，“被迫咬李敖”云云。其实这时候，台独分子的宣传目的已达，他们终于号召成功他们有了一个金字招牌的外省同志，并且让贵党背害贤之名。
我自己坐牢，我没话说；但陪台独分子坐牢多年而不能自明，我为之茫然。
接着我提到：
在“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上，我和贵党任何“爱国者”并无二致，虽然我被目为敌人。
我被目为敌人。我的书被禁了，杂志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门了，牛肉面都卖不成了。……我沦为荒货小贩，靠老面子推销古书和旧货（即《纽约时报》说我的在卖旧电器）。当李翰祥太太看我满身大汗同小工一起抬冰箱朝她厨房搬，问我：“一代大作家为何沦落至此？”我只有苦笑。
最后十四个月软禁到来，使我朋友吓光，生意垮尽。我没想到我放弃笔杆已六年，可是仍不见容于人。
我又冲动了，我认为贵党不许我做拿笔杆的人，又不许我做不拿笔杆的人。我开始报复。这些报复都开始在沉默六年以后，都开始在软禁发生以后。……我依稀看到悲剧的后果，我看到两败俱伤。
我又写道：
从软禁起算，我失掉身体的自由已近六年。六年前是书被禁了，杂志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门了……六年来，是荒货小贩做不成了，朋友吓跑了，女人嫁人了，房子抵押了，亲人变了，甚至弟弟也因债坐牢了。一切已凋零褪色，面目全非。内在的自己已由绚烂趋于平淡，外在的关系已由平淡归于虚无，六年烟云，可使内外有如此奇变，我仿佛觉得我不是重生一回，而是死了九次。
自1949年到台湾，我在穷苦中长大，从写蜡板到送报，到饿着早饭省钱买书，逐渐建立我的一点尚不寻常的“成绩”，我做过钱穆写信称许的中学生，老师赏识的大学生，胡适限时信送钱赎当的研究生。我最后在极短的时间里纯用文字的力量平步青云，所向披靡，使想用笔杆压伏我的人为之失色，转而以笔杆以外的方法染我身上的颜色。“才如江海命如丝”，我从大作家降为大坐牢家，一切都似前定。孤灯黯淡，子夜独思，李鸿章说这岛是“伤心之地”，对我更有多重的感伤。
我自动申请斗室独居，终年做宗教式的闭关隐遁。细读老师的新作《甘地与现代印度》。在灵修方面，得益尤多。日远的哲人星期一静默，我已多年每天都是星期一。静默使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达广漠之野，无何有之乡。初判十年，我不上诉，我认为，我该在“伤心之地”坐牢，我愿用长年坐牢，偿付我做的和我没做的。我认为一切都已太迟。这次更审，在法庭上我一片缄默！我只向法官引了一句老师书中的话——“我不愿浪费法庭时间，我承认有罪。”
老师收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我所余刑期已不到一年。写这封信的时机，已经到来。我愿向老师表白如下：
《文星》被停刊在1965年，今年已1975年，我支付了十年的青春与困境——每况愈下的困境——偿还我早年的短期的同室操戈，如今已将两清。二十六年前；我跟贵党同来这“伤心之地”，同样的“爱国”、同样的胼手胝足，虽然不是同志，但也不该是敌人。天下没有不解的怨仇，何况我们同一血液，一切宜解不宜结。在这即将两清的尾声中，我愿透过老师，站在“国家”利益的观点，权衡我在这岛上的去留。我们的敌国，经过权衡已算出放逐作家比留下好，宽大本身就是雄辩，抵消出境后作家的“马后炮”而有余，在这一公算下，大作家索尔仁尼琴也好，小作家马克西莫夫也罢，都被放逐。我在此只就作家去留利害立论，当然是借喻，不是拿苏联来比喻。因为我们不是放逐，而是欢送，是双方在和谐气氛下协议出我的好处，就是台湾的好处。我在这岛上对台湾是多余，对我是浪费。……
在以低姿态建言，提议出狱后放我去外国，我并告诉吴俊才老师，在我这政治案本案以外，还有一件“明明是政治案本案引出的案中案”，在“司法法庭”，以所谓诈欺罪判我半年，“我不能坐这种被诬的不名誉的牢，我请求老师代我政治解决。”全文最神来之笔是我向吴俊才老师提出的奇想，我说我去外国，可以协助彭明敏问题的解决，“我认为他回来非不可能。”这当然是我的一个饵，诱他们放我出去，我再徐图后计，跟国民党算总账。君子报仇，“出国”不晚。果然这封秘密的信奏了效，1976年7月23日，我正在“仁爱庄”被洗脑，所方忽然通知我，说保安处派车来，接我去台北一趟。上车后直驶基隆路警备总部招待所客厅，未几吴俊才老师出现，他说他收到我的信很感动，为“国家”为学生他都愿出面处理。问我有什么困难，都可跟他说。我说我入狱后，我弟弟吃了我的钱，把我在他名下（我不把财产放我名下，是怕被“政府”没收）的水晶大厦房子给押在华侨银行，又不缴利息，以致房子落在银行之手，盼能代为解决。后来吴俊才老师再和我见一次面，他说水晶大厦房子部分，他帮忙解决；去外国部分，等我出狱后再说；案中案的司法冤狱部分，查明确是冤狱，乃透过协调，以“不执行”解决。吴俊才老师相对要求我任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以表示大家不再敌对，并且解决我的生活问题，我以叛乱案的褫夺公权六年也可就此不了了之，可证明所谓国民党法治，不过乃尔！乃同意。
我是1976年11月19日服刑五年八个月期满，无保出狱的。出狱后第十一天（12月1日），就有了生平第一个正式职业。那天“国关中心”主任蔡维屏约我见面，说目前研究大楼的研究室已满，把我安排到总务大楼，用总务主任办公厅对面的房间做研究室，我心知他们要“隔离”我，我笑而受之。“国关中心”图书馆“敌情资料”甚多，我去借书，我一到，安全室江主任就到，并向女职员们调查我所借何书，我心里有数，一本书也不借。我去“国关中心”，根本的心态就是应付吴俊才老师的。到了第二年，吴俊才老师去萨尔瓦多做“大使”去了，我趁机坚辞“国关中心”职务，主任蔡维屏不肯放人。我感觉是：“那次短暂的‘副研究员’，就好像一个人上街买菜，突然被抓去当兵，他一有机会，必然要开小差，还回去买菜一样。”最后，“在中心我待了十三个月，但是全部上班的时间，不到十三个小时。不但拒绝研究，也拒绝讨论、拒绝听演讲会、拒绝签到、拒绝请领书报，最后拒绝领薪水。”我决心走人。1978年，我甚至有存证信给蔡维屏：
一、本人已早于1月22日以挂号信辞职，同时退回薪水，附还证件，并请寄下离职证明。
二、不料等了四个多月，一直没收到离职证明，反到收到“国研”政人○二○九号和○四○○号来件，视同本人仍在任职，显与事实不符。
三、并随信退回来件，并请将离职证明寄下。
只是蔡维屏做不了主，坚不准辞。后来吴俊才老师自萨尔瓦多返台，亲到我家，同意我辞职，但邀我去《中央日报》任主笔，再准备接任总主笔，我笑着说：“我不会给国民党做打手的，谢谢老师啦！”1978年8月20日，我终于收到蔡维屏签发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离职证明书”，“离职原因”栏填的是“辞职”，“离职日期”栏填的是“1978年3月1日”，但证明书签发日期却是“1978年8月18日”，可见这一辞职，是经过好几个月的折腾才成功的。合理的推测是：官方想以“粥马温”之职羁縻我，并显示双方关系没恶化，但是这种“优遇”，对李敖是无效的，李敖还是干方百计地跑了。离开“国关中心”显示了我的两点风格：第一，我不爱钱，薪水是副教授待遇，纯领干薪，每年也不少钱，如老老实实，可领二十多年，为数可观；第二，我爱惜羽毛和自由，主动求去，不像陈鼓应他们贪领薪水，最后因竞选被扫地出门了。
我要离开“国关中心”，基本上是一心想过我狱中那种平静与苍茫的生活，息交绝游，谢绝人事。我的经济基础是我坐牢前留下的两户房子，但坐牢时，都被我弟弟趁火打劫，伙同溺爱他的母亲，私下予以抵押，抵押了又不缴利息，以致鱼烂河决，难以收拾。最后吴俊才老师请保安处出面，保安处转由林家祺（他是非常练达的干才，最有化敌为友的本领，后来我隐居时，一连五个半月不下楼，还是他有办法把我请出家门的）个人出面见证，“逼迫”华侨银行以二百三十万买下水晶大厦房子。我还给该行一百万欠债后，所余又还了另一户房子的三十多万欠债，最后手上不过百万元，靠着这点钱，我计划东山再起。这时旧年将届，我正开门整修房子，萧孟能突然而至，抱怨说前几天在百货公司碰到我，我竟不同他说话，暗示有人跟踪，如今他决定还是来看看我，跟我恢复邦交，并说他年关需款，盼我把一百多万借他几天，我无奈，只好同意了。不料旧年过后，他告诉我他身陷出售水晶大厦困境之中，欠我的钱无法还，除非我下海帮他解决。我无奈，只好同意了。于是我日日坐镇水晶大厦，帮他从官方到私人、从私人到他小姨子，个个文书往返或个别交涉，费了好几个月，费尽力气，兼做土木包工，才算大体解决。萧孟能依诺送了一百万给我，我连同旧存，买下敦化南路金兰大厦十二楼的房子。搬进去以后，我的生活基调还是息交绝游式的，但有一笔财路，大大改进了我的经济能力，那就是辜振甫收购我的一批股票钱。原来这批股票，是辜振甫成立“中国合成橡胶公司”时送给萧同兹的，当时是二十五万元。萧同兹死后，由萧孟能继承，因五年不涨，持之乏味，就转卖给我，因此我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先是我在1976年6月，在“仁爱庄”时看报得知有所谓“中国信托投资公司”信用卡发行，只要存五万元即可自然取得，不必靠人介绍，我感于政治犯出狱后处境困难，有信用卡在手，方便许多，如今既可在不求人条件下持有此卡，乃在1976年6月10日汇去五万元，依法成为该公司五万元小股东。没想到我买下萧孟能的“中国合成橡胶公司”股票后，被我发现在“中国合成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中，信托投资公司所占股数竟超出总股数百分之五十后又多超出一三一、四一五股（即过占总股数百分之五十四）！完全违反“财政部”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的规定。规定目的本在防止“‘信托公司’利用信托资金购买其他公司大部分股权，并从事经营，无异并吞其他企业”，而“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显然违法，结果形成我参加的两个公司相互之间有大吃小、左手吃右手的怪现象，因而发生复杂严重的冲突。
┌──────────┬───────┬─────────┐
│ 冲 突 公 司 │造成冲突之祸首│造成冲突之被害人 │
├──────────┼───────┼─────────┤
│“中国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辜振甫 │信托资金委托人李敖│
├──────────┼───────┼─────────┤
│“中国合成橡胶公司”│董事长辜振甫 │ 股东李敖 │
└──────────┴───────┴─────────┘我乃在1979年3月26日起，以股东身分三次发函“中国合成橡胶公司”质问，并在4月3日派我弟弟李放参加股东会议，三天后我有信如下：
本公司1979年股东常会，于4月3日召开，本人在保留诉讼权利下，委托舍弟李放代理出席。经李放于会后一小时内，整理开会重点，特写奉如下，做为备忘录。
一、开会通知常会“上午十时三十分”召开，同时有辜振甫先生“中午十二时，分敬备菲酌”的请帖，证明一年不见，同聚一堂，会程只安排一个半小时时间。在开会以前，一年之中，公司对股东没有寄出任何一片有助了解的资料，礼貌广本已欠缺。开会时又只安排一个半小时，实在太目中无人。如果一切虚应故事，一个半小时已多；但要认真讨论，那就绝对不够。这次常会，因为本人前后三封信，总算象征性地讨论了一下，已经拖到十二点半，无法结束。经李放提出，一切改为书面详复，这样不但准确，并且可使没出席的股东有所了解。承辜振甫先生满口答应，于是散会。整个过程，是两个小时。
二、会一开始，负责人就提到刚才十点钟收到李股东的限时挂号信，对通知开会日期异议，于是一位“王律师”出现了。他说据经济部的命令，发信日要算一天。李放说李股东根据的是法律，依法命令抵触法律者无效。但公司负责人坚持要开会，李放说此事只好等复李股东信后，依法解决。
三、会一开始，辜振甫先生请人把本人第一封和第三封信宣读一遍，本人很感谢辜振甫先生的大度与风度，他的风度一直很好。
四、公司负责人并没针对本人的信切实答复，只是挑着答，时间不够也是原因之一，他们表示了下面几点：
（一）香山土地申请的耽误，是建设厅的错误（但没能解释为何不依法告建设厅，要求政府赔偿）。
（二）林园买地是看着地图买的，没实地去看。
（三）经营方面承认错误太多、太慢。
（四）因为求功过急，难免有错误。
（五）在林园的工厂，是林园第一家，问题特多。
（六）在台湾独家生产资格，乃是负责人辛苦取得，此中创业甘苦，李股东有所未知。
（七）他们为公司节省了不少钱。
（八）中油公司的塔底油不适用，他们没能预先注意；表示中油公司对自己产品亦不十分明了，不给样品，他们以为可以合用。
（九）“中国信托”入股大吃小，是“中国信托公司”的问题（此事由辜振甫先生特别表示经财政部特准，手放请出示特准文件，辜振甫先生同意，当卷宗拿到辜振甫先生面前时候，有人对辜振甫先生耳语，于是拒绝出示）。但辜振甫先生保证后年投资报酬率为35。88％。后年起，至少可年赚八千万。公司一赚钱，台湾信托就撤退。
（十）邮局证明，提不出来。
五、负责人都有承认能力不够以致造成经营不当的表示，但给人印象是甲朝乙身上推，乙朝甲身上推，然后甲乙又一齐朝外面人头上推，再小心翼翼地朝辜振甫先生脚下推。辜振甫先生也承认能力不够，自认外行，但他也未尝不推——推给他同父异母弟弟已离开本公司的辜伟甫先生。他说1977年前都是辜伟甫先生实际主持的，他本人1977年3月15日才开始管事。他当选董事长，人正在外国。这就是告诉我们，他是“黄袍加身”才干了六年至今的。
六、辜振甫先生在表示惭愧以后，宣布他不要干董事长了，他私人名下和台湾信托他代表名下的表决权，他也全部放弃。他的勇于负责的态度，很令人佩服。但是这一形式上光明磊落的表示，立刻引起了他左右支持者和劝进者的顿失所依之感，纷纷大叫这怎么可以！这样不行！都连任！一切都维持原状！……于是叫嚣鼓掌，没经过任何合法表决程序，就说一切都通过了。李放回来告诉本人说：“他好像参加了一次西装笔挺的暴民大会。”
这封信发后六天（4月12日），我又有长信给“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指出：
贵公司负责人所为，实已在“刑法”第十五章伪造文书罪至第三十一章侵占罪至第三十二章诈欺背信罪之间。贵公司衮衮诸公，无一非此岛上“有头有脸”之财阀阶级，今竟利令智昏如此，通谋由辜振甫先生一马当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