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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孟能入狱后，陆啸钊去看他，隔着铁栏，陆啸钊劝他“向敖之道歉”。萧孟能沉吟良久，表示说“我愿意”，可是“问问剑芬吧”。这时王剑芬在旁怒目而视，陆啸刽回来告诉我：“孟能为了这种女人，失掉了最后挽回与李敖友情的机会，我真为他可惜！”
我是1981年8月10日再度入狱的，表面上是普通刑事案件，实质上是第二次政治犯入狱。我在入狱前写道：
首先是舆论对我的封锁，《中国时报》的高信疆终于受到压力，要他在国民党全会期中，停刊我的文字一星期。于是，在“美丽岛事件”前四天，我写信向高信疆辞去专栏，一方面多谢他“这半年来对我的道义支持”，一方面抗议某方面“直接间接扼杀异己的言论，究竟要闹到什么地步才同归于尽？”
舆论封锁以后，接着是舆论的斗臭，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鼓动胡茵梦表演“大义灭亲”，各路人马为了嫉忌李敖、斗臭李敖，居然认同了胡茵梦这种离奇模式，居然不警觉胡茵梦的“不义灭夫”行为是“违背善良风俗”的。“违反公秩良序”的，甚至与他们“复兴中华文化”的目标绝不相容的，这种“打倒李敖统一战线”，不是太邪门了吗？
在舆论的一片杀伐之声里，国民党《中央日报》带头以专论攻击我，《新生报》干脆漫画骂我是狗。……统计各报的新闻处理，是以三十比一的比例进行的。不但使我只有三十分之一的“公平”，并且一律拒绝按照他们的“出版法”、他们的“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给我更正。
当《疾风》杂志系统，鼓噪在中泰宾馆之外的时候，眼看而来的，就是对异己法律上面的斗倒；当《疾风》杂志系统，乃至《黄河》杂志系统，鼓噪在“高等法院”内外的时候，眼看而来的，同样是对异己“政治问题，法律解决”。于是，在选举前夕，在李敖“千秋评论”杂志执照拿到后一个多月，“高等法院”就快马加鞭地判我有罪。
在入狱前十六天，认识“汝清”。“汝清”是我不认识的一个留学生的新婚夫人，这是我生平第二次和有夫之妇私通（第一次是我二十八岁时候，和一个我不认识的流氓的太太），我真正做到了罗素《婚姻与道德》名著的境界。在这一两年里，在我床上，虽然不乏女人，“汝清”却是一个最能跟我腻在一起的惹人怜爱的小情妇。我跟她同居十六天。性交N次，每次我都把我的性幻想传给她，她都相与挽仰、淋漓尽致。我入狱后，她写了大量的情书给我，后来飘然而去。1982年1月23日，我在狱中写《然后就去远行》一诗，就是写这十六天的：
花开可要欣赏，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不等花谢，
才能记得花红。
有酒可要满饮，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不等大醉，
才能觉得微醒。
有情可要恋爱，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恋得短暂。
才能爱得永恒。
我出狱后多年，一天收到“汝清”的信，约我一见，我没回她；去年一天在远企大楼相遇，我含笑问了一句“好吧”，淡然而别。
在复出这两年两个月里，我除了由远景出版社沈登恩出版书，由四季出版公司叶圣康出版《李敖文存》、《李敖文存二集》、《李敖全集》外，还为远流出版社王荣文编了《中国历史演义全集》，极受欢迎，使王荣文发了大财，我发了小财。后来林白出版社的林佛儿闻风而至，透过陈中雄、黄华成请我挂名出版《诺贝尔和平奖全集》，我以这种书不可能有利润，免费同意了。后来他怕赔钱，宁肯不顾信誉与商誉，出了三本就不出了。我责他失信，他说请我吃饭谢罪。到了饭店，我还没点菜，他先发制人，向侍者说：“我吃蛋炒饭。”——我为之哭笑不得，小气的人你想大吃他一顿出气，都没机会啊！
复出时期一件插曲，也值得一述。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时，不准看报，外面消息只靠日耳相传。有一天，一个外役搞到几“块”破报纸，他说他喜欢搜集歌词，以备他年做谱消遣。如我能写几首歌词同他交换，这几“块”报纸便是李先生的了。我同意了。就立刻写了几首，其中一首就是《忘了我是谁》：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了心里都是你，
忘了我是谁。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的时候心里跳，
看过以后眼泪垂。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不看你也爱上你，
忘了我是谁。
这歌词我发表在1979年9月18日《中国时报》，新格公司作为“金韵奖”第一名推出，由许翰君作曲、王海玲演唱，引起轰动。事实上，我认为作曲和演唱都比歌词好。这首歌词《忘了我是谁》五个字，后来变成台湾报刊常用语，经常用在标题上。传说这歌是我为胡茵梦作的，绝对错误，因为在牢中写它时全无特定对象，眼前只是一面白墙耳！
李敖回忆录15 “二进宫”（1981—1982 四十六岁）
15 “二进宫”（1981—1982 四十六岁）
我坐牢所在，应该是桃园台北监狱，但却把我留在土城看守所。原因是台北监狱太挤，不能一人独居，但“上级”认为李敖跟别人杂居，会知道得太多，实在以独居为宜，所以就表面优待性地留在看守所代执行了。所以我留在看守所，是一个例外，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我一到看守所就领教了。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栋舍房中，忠孝二舍是比较特殊的舍房，忠三舍是禁见房和犯则房，孝三舍是重刑犯房，忠二舍孝二舍是死刑或无期徒刑犯房，忠一舍孝一舍是重刑犯房，但孝一舍又别有天地名曰保护合，人犯中身分极特殊的——像外国人、重要公务员、警察人员等等，也都保护在此免生意外。我到看守所，就被解释做特殊的，所以我的半年刑期虽然比起个个十年以上刑期的重刑犯来瞠乎其后，但也混迹其中。按说我这种半年刑期的轻刑犯，早该配到工厂去逍遥的，但“上面”说要“保护”我，就被独自关在第三十二号国房。
因竞选“国大代表”，被判违反选罢法等的刘峰松（被判三年半），在移送台北监狱前，独自住在第四十六房，与外面来往的信，他的和我的都经过孝一舍主管，第一教区课员，以至安全部门特别检查、登记、抄录或影印，如此“保护”，显然已经逾越必要的程度了，当然令人恐怖与痛恨。为了抵制，我就一封信也不透过他们。所以半年期间，他们只见来信，不见回信。唯一一次例外是可爱的“女秘书”武慰先要来看我，我正式回她一信，寥寥数语，除此之外，他们无法从信上罗织出我的思想问题或任何问题。
有一次一封来信，因为手续失误，他们漏了影印了，结果趁我在篮球场放风时，故意延长放风时间。以便潜入我房里，找出影印后再放回；刘峰松的几张稿件，以写信方式处理，因手续失误，一开始得以寄出，后来安全单位打官腔，承办人员只好私下求刘峰松帮忙追回。这些妙事，若再说刘峰松和我不是以政治犯身分坐牢，若再说我们坐牢不是政治原因，就未免太天真了吧？若再说我李敖是“侵占”罪名坐牢，就未免太不公道了吧？
关在舍房里的寂寞难挨，是一般人犯最吃不消的，他们要打发日子。打发日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出来做工。做工虽然苦，但是大家抢着干，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大部分时间关在军法处看守所独居房，有一次换房，因人太多，派进一个桃园大园的流氓同我暂住。此公叫许性德，我在看书，他大唱日本歌，我说你太吵了，你做一点工吧，他说没工可做，我看到马桶内外有多年累积的脏斑，我说你就洗马桶吧，他说好，洗了一阵，脏斑洗不下来，他说只有用刀刮才成，你有刀吗？我就把私做的一把代用刀——用垫鞋底的铁片磨成的——交给他，他很高兴，就慢慢刮起来了。刮了一下午，只刮了一点点，我笑他做得太慢，他说：“我是故意慢的，有工要留着慢慢做，做完了怎么办？”许性德的话，一语道破了只坐牢不做工的苦处。做工除了容易打发时间外，工厂活动范围大，人也多，可以胡扯，搞香烟等违禁品也方便，所以人人争先恐后。从人犯的观点看，李敖只是判半年的轻刑犯，却关在独居房中，这是典型的虐待，绝非优待，只是李敖不在乎就是了。这种待遇，正是“侵占”罪其名政治犯其实的待遇啊！周清玉的《关怀》杂志第一卷第二期登王拓的狱中抱怨，说：“王拓一直希望能派到工厂去做工，他表示六年以下的司法案件不应被当作重刑犯处置。”王拓真是书呆，他抱怨他判六年就被当成重刑犯，他不知道，李敖被判六个月就被当成了！其实，做工与我无缘，但有缘我也不会去干，因为我要努力看书，哪有闲工夫去浪费？可是工厂那边不知道，印刷工厂的许多大学生希望我过去，工厂主管们也向“名籍室”要求调我，“名籍室”的答复是：“李敖这样关法，是‘部里’面交代下来的，不但你们调不动他，我们也调不动，甚至所长也调不动，少做梦吧！”——对这样一个轻刑犯如此对待，除了政治性原因，还有什么呢？1918年，罗素坐了四个半月的牢，“上面”交代要特别关在“第一区”，让他一个人住，少观察别人，1981年，历史在我身上重演。什么1918，1918没有过去，1981就是1918啊！
这个所关了三千三百人，但警察编阶的管理员只有一百六十一人，分班轮值，每班八十人，连同办行政的，总额在二百四十人以上。这些人，照中国传统说法，叫“狱吏”，汉朝周勃下狱后，感慨：“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我曾经做百万大军的总司令，但不知道狱吏竟是这样威风！）狱吏威风是符合中国传统的。传统的“狱吏”中，所谓“禁子牢头”，就是现在这些穿警察衣服的“法警”。法警只在法院内和监狱内行走，一出门就“脱掉这张皮”，因为怕跟真的警察混淆，在外面碰到情况，引起尴尬场面：——有些情况警察要处理，而他们又非警察，自然尴尬。不过也有例外。当年法院为了配合国民党文化特务徐复观告我，突然派出一毛四的法警来抓我，我笑着问这一毛四：“你们抓人，不通知管区警察吗？”此公极有幽默感，他说：“我们‘司法独立’，不要通知了！”——好个“司法独立”！这些“法警”多为欺善怕恶之徒，在他们眼中，李敖虽动笔不动刀，但与流氓无异，十足一恶也，因此怕我。
看守所虽然关了三千三百人，但专任医师只一人，专任护士只一人。平均每天医生要给四百人看病，固然困难，但一个也不看，也就离奇。专任医师即卫生课长金亚平，他要办行政工作，所以看病就推给王护士，王护士也少看，就推给药剂生和有医疗经验的人犯。例如逮到一个因堕胎判罪的妇产科医生黄仁温，就叫他看所有内科外科，以及所有的疑难杂症；逮到另一个因堕胎判罪的妇产科医生晁煌，也照样如法炮制。这种大全科医生每天看，平均看四百人的病，当然是胡看一通，敷衍了事。至于牙病倒是另有牙医，只有每星期一来一次，敷衍几十人后，算是看了，所以理论上，人犯牙疼必须选好时候，牙齿如不识相，乱在星期一以外的时间疼，那可活该（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军医冯胖子也是不看病，由台独人犯陈中统做大全科医师代看，冯胖子在旁边看武侠。牙医是警总医务室的工友，因为见多识广，也就每周跑来自告奋勇一次。不过此公只会拔牙，不会补牙，我的一些牙齿都为警总所不齿，故都未能保住，所以我对警总无法咬牙切齿了）。
看守所每次看病的场面，是惊人的。大全科医生进到舍房来，在管理员巢边一坐，就以平均两分钟看一人的高速看了病。人犯在通道上蹲成一行，然后逐一蹲着前进，在大全科医生膝前通过，就算完事大吉。感冒来的时候极容易传染，所以打针场面更是惊人，不管多少人，只用一根针管一根针，也不消毒就插入药瓶吸药，然后人犯一排排屁股先准备好，就逐一注射下去，我有一篇文章——《只换屁股不换针》，专写这种今古奇观。
福利社营利是禁子牢头正式薪金、奖金以外的另一大财源，所以它的活动是洋洋大观的。福利社营利的基础，是跟管理上的“坚壁清野”直接有关，因为管理上“坚壁清野”，所以人犯的物资来源大受限制，自然就不得不接受福利社的专卖和垄断。例如，福利社要专卖和垄断罐头、糖果、糕饼了，于是接见室就拒收人犯亲友送进来的罐头、糖果、糕饼，但按“羁押法施行细则”第八十五条规定，明明依法可送人罐头、糖果、糕饼，看守所岂不公然违法吗？谁说不是呢？可是违了又怎么样？
按说水果总不能拒收了吧？是不能拒收，但可以刁难得你无法再送。葡萄吗？不行！葡萄会使人犯遣私酒，请拿回去！橘子吗？可以，但请你一个个把皮先剥开，我们才给你登记，因为橘子中间有空，可以把酒注射进去！你这位家属，你看看我们的福利社就在我旁边，为什么不买我们的橘子呢？我们的橘子不要剥皮，买我们的好不好？
“羁押法施行细则”第八十五条只规定可以送水果，但没“细则”到橘子“皮下注射”，台北看守所竟有狱吏大法官可以如此曲解，然后整人犯和人犯亲友，想想看：一个人犯亲友老远的跑来土城，等了几个小时，还送不进去橘子，要蹲在地上一个个代剥橘子皮，这是什么景象；几小时后收到橘子的人犯，独居小房之中，坐在地下，面对十几个全部没皮脏兮兮的橘子，又怎么处理？第一天吃不完，第一天夜里有蟑螂、蚂蚁代吃，第二天也烂得差不多了！
福利社不但供应罐头、糖果、糕饼、水果外，还可供应大菜。1982年1月下旬的大菜菜单是：香菇炖鸡四百元。金针炖鸡四百元、四喜拼盘四百元、牛肉拼盘四百元，诸如此类，至于内容，天知道那是什么香菇、什么金针、什么鸡！当然，如果再加钱，材料和做法自然又不相同。流氓们惜别聚餐，可以叫到上万元的大菜，他们报请主管特准，也请我参加过，吃法是在走廊地k摊开报纸，上放诸盘大菜，大家蹲成一圈（我有一个小板凳），然后绕菜而食之。在市西餐厅吃饭，桌上有菜动人不动的大转盘英文叫Lazy Susan（懒惰的苏珊），我们这种菜不动人动的，实在该叫“忙碌的（男）苏三”，我想，京戏里《苏三起解》的苏三小姐，都不能想像这种地方的高利润！
人犯在法庭过堂回来，要脱光检查，管理员要查头顶。查嘴巴、查胸前、查背后、查脚心、查衣服、查拖鞋，也查肛门，以防肛门中夹带现金或烟毒，方式是人犯背对管理员，向前弯腰，以两手掰开屁股，露出肛门给管理员看。平均一个管理员一个星期看过的肛门，比一位直肠科名医一年看的还要多。有一次，我开中心诊所的杜圣楷大夫的玩笑，我说：“杜大夫，你学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学直肠科，整天看人家屁股？”杜大夫开玩笑说：“人的屁股最好看，你不知道的！尤其是黑人的屁股，最好看。”我想，喜欢看屁股的人，实在可以来做台北看守所的管理员，——可看的屁股可他妈的太多了！杜大夫真没眼福啊！
在书刊方面，看守所的查扣范围是很宽的，凡是书名上有“刀”“枪”“剑”“戟”“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