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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昂骸保ㄇ捌诤杭椋５搅�1940年，跟“后汉”（后期汉奸）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合并，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做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名义上归汪精卫管，事实上自成体系。王克敏因为老资格，也有个性，对日本鬼子并不唯命是从，惹起日本军人的嫉恨，华谷中将于是掀起“太原禁烟局贪污案”，给王克敏好看，于是首当其冲的被害人，就是爸爸（此案掀起，当然也与爸爸被疑做地下工作有关）。一天晚上，爸爸、妈妈、二姊、我、大妹，搭上自太原回北京的火车，车开到榆次，上来几个日本兵和翻译，同爸爸说了几句，就由两个日本宪兵把我们带下车了。走在又黑又泥泞的路上，日本宪兵轮流抱着我，很久以后，到了日本宪兵队，我不久就睡了。第二天醒来，看到的是一间旧式的平房，中间院子不大。到了下午，妈妈和我被释放，爸爸就失掉自由了。
华谷中将的做案方法是：由商人咬太原禁烟局的信科长、于秘书等贪污，再牵连到爸爸。信科长长得人高马大，在宪兵队，被日本鬼子打得皮开肉绽后，再在打破的肉上，揉上咸盐来整他；于是秘书也被三上吊、灌凉水等，可是他们都不肯诬攀爸爸，所以爸爸没吃苦头。他被关了半年多，最后无罪开释。爸爸坐的日本式牢，规矩很严，白天必须盘膝挺腰，正襟危坐。由日本宪兵做禁子牢头。整整六个多月，他挨过一个耳光，他的手表，被日本宪兵要求对换，最后他回北京时，戴的是个东洋烂表。
“爸爸最后无罪释放，王克敏对爸爸的清白，极为欣慰。他把爸爸请去，把华北禁烟总局局长的职位给了爸爸，但是爸爸决心不干、决心脱离官尝决心埋下头来，研究一点问题。他选中了中国土地问题，做专题研究，他从此成了国立北京图书馆的常客，在这个第一流的图书馆里，他遍读有关土地问题的书，作笔记。他偶尔也买一点旧书，像向乃祺的《土地问题》、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等。有时候，他也带我到这个图书馆来，他看他的大人书，我看我的儿童书，父子对读，构成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幅图画。
抗战胜利后，爸爸因为抗日抗得早、抗得拍子与国民党不对，自然有被国民党诬为“汉奸”的危险，所以不得不做一点准备，他决定在清白没被澄清以前，先躲一下，于是他就只身先回东北老家。那时候老百姓是分不到交通工具的，他只好徒步走回东北去，结果走到山海关，就被共产党给挡住，只好折回来。后来第二次再走，才走回老家。
爸爸在沦陷区背“汉奸”之名、做地下工作，为了安全，他并不澄清他的形象，我那时太小，也不清楚细节，我对他也一直有所误会，1961年10月10日，我写信给胡适，提到爸爸做地下工作，“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后来吴焕章签署了一封他证明爸爸清白的秘件，是写给当时国民党特务头子郭紫峻的，转到我手中，我才明白了真相。吴焕章这封秘件，最后使爸爸在抗战胜利之后，总算免掉了牢狱之灾，至于爸爸抗日的功劳、做地下工作的功劳，当然是没有奖励的，不坐牢就是奖励，——这就是国民党的酬庸与宽大啊！
爸爸的故事，画出了一幅谑画，就是：做为一个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不爱国当然不对，但是爱国不爱在嘴上，而要言行合一，可不是好玩的。——要爱国，必须得跟着国民党永远在一起才行，你要单独去爱，不论你多少功劳，结果不用“汉奸”办你，就是党恩浩荡了。爸爸的一生，痛苦的得到这一教训。因此，在日本走了、共产党来了的时候，他学乖了，他知道这回一定得抓住国民党、跟国民党永不分离才成，再被国民党所弃、再做国民党的“弃民”，国民党再回来，他一定又是“汉奸”了。于是，他决心抢登巴士，先期逃难，追随国民党到天涯、到海角，再也不分离。最后，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他跟到了台湾，就这样的，我们全家到了台湾，那时我不到十四岁，无决定之权，一切爸爸决定。爸爸来台湾的目的，的确没别人那么雄壮，一切救国救民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他全都跟不上。他来台湾，只是怕国民党又说他是“汉奸”而已。爸爸的“汉奸恐惧症”，是我们一家来台湾的根本原因：别人都是怕共产党而来台湾，我们却是怕国民党而来台湾，天下令人哭笑不得之事，无过于此了。
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家就住在北京东城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那是沈铭三（一般人叫他沈二爷，我们晚辈叫他二太老爷）租给我家的房子，我们前后住了十年。我在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的最早记忆是：一天晚上，飞来一只受伤的鸽子，我们把它包扎好，伤养好后，它也不再飞走了，就成为家里的一员。不料一天被猫扑上去，把它咬死了，我们都很伤心。那时家里不能不养猫，因为房子很旧，老鼠太多。老鼠猖獗到光天化日之下，透过阴沟铁栅，去咬走过铁栅的小鸡。提到小鸡，也引起我的回味。北京乡下人沿街叫卖小鸡，用扁担挑两个很扁很扁的箩筐，到了家门口，把箩筐盖打开，顿时一两百个鸡头攒动，毛胡胡的、黄登登的，每只都在尧每只都在叫，可爱极了。卖鸡的随手抓出一两只来，放在掌心，特别介绍，痒得你非买不可。养鸡以外，家里也有猫狗。养猫狗，都以实用为目的，猫狗也不像现在这样娇生惯养，那时候猫狗好像都是脏兮兮的。对猫也有很多传说，比如奶奶、爷爷、姥姥死的时候，猫都要关起来，因为传说猫跳过死尸，死尸会坐起来，就是“炸（诈）尸”，这是谁都害怕的事，谁都不敢冒险，所以只好把猫关禁闭。
我六岁时候，得了慢性盲肠炎。一开始是肚子痛，家里人以为是普通毛病，替我用热水袋去敷，结果愈敷愈严重，脓化开了，成了腹膜炎。爸爸感到情况不对，请关颂韬大夫来看，关大夫是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是中国第一名医，他断定是盲肠炎，必须开刀。听说肚子上要开刀，全家一致反对，爷爷、奶奶、姥姥等都坚信中医可以看好，为什么要给西医动刀。大家七嘴八舌，使爸爸也感为难。幸亏关大夫说：“开个刀没关系，如果不是，缝起来就是了。”于是爸爸决定开刀。
我住进东华医院，开刀那天，医生把哥罗仿按住我鼻孔，叫我跟他数数字，我跟他数到三十多，才麻醉过去。开刀打开一看，盲肠已烂，割下后为了清脓，插入两条皮管，不能封口，拖了二十多天，才能下床，下床时已经腿软得不能走路了。
爸爸高兴他的正确决定，使我大病不死。爷爷奶奶们对西医也没话说，只是认为，如果给中医看下去，照样可以看好。可见中医观念的深入人心，真是病入膏肓了。这种观念，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病好后，茂林陪我到关大夫家谢谢他。关大夫家庭院很大，他知道我喜欢鸟，特别送“李局长的少爷”名鸟一只。听说关大夫晚年住在台北，我一直很感念他。我读胡适写的《丁文江的传记》，看到关大夫坐飞机去救丁文江的事，就觉得特别亲切。到台湾后，有一两次，医生检查我身体，看到盲肠开过刀，听说刀是关颂韬开的，都会夸他是名医，可见关大夫在中国西化医学中的地位。
我得盲肠炎的时候，还没有盘尼西林等名药，割盲肠还算不小的手术。如今已算是小手术了。
从内务部街东边街口，向左转朝阳门南街，再向右转，就是新鲜胡同。新鲜胡同有新鲜胡同小学。这小学是我的启蒙学校。它共分两部分，胡同中间路北，是分校，包括一二年级和操场；再往前走，路南就是校本部，包括三至六年级、音乐教室、校长室。校本部有纵五排侧三排房子，第二三排最高，盖得最早，颇有巍峨的气象，那是三百年以上的房子了。它们原来是明朝大宦官魏忠贤的生祠！明思宗上台后，魏忠贤上吊死了，他的生祠，自然也一所所完蛋了。新鲜胡同小学在三百年后接收了这一生祠，真是谁也想不到的事。
我是1942年七岁时候进新鲜胡同小学念一年级的，当时我在家娇生惯养，胆子很小，初次上学，颇不习惯，所以由茂林陪我。他站在教室窗外，跟我保持隔窗遥望的照应，我一边听级任老师上课，一面紧张地看着茂林，心有二用，绝不大意。一年级级任是位姓师的女老师，戴着没边的眼镜，和蔼可亲，人也漂亮。那时没有什么幼稚园，一念书就是小学一年级，我记得第一课只有三个字——“天亮了”。其实，我那时已在家里先背过《三字经》，也看过《小熊逃学》、《小狗回家》等儿童书，我的程度，已经不错了。不过那时还有读私塾的情形存在，有的小学生是读过私塾再转入小学的，所以会背《三字经》的，应该不止我一人。茂林陪我窗里窗外式的上课，后来结束了，我也能完全适应了小学生活，并且很快学会了如何“我告老师去”。有一次小便时候，一个顽皮的小男生在我背后一推，我身子站不稳，两手陷到尿池里，我很快地报告了老师，老师问是谁推的，我不知道那小男生名字，只好走过去，到他身边，把他揪出来。有一次，我在校门口向一位男老师敬礼，一边敬礼一边大喊老师早，男老师那天大概有什么毛病，忽然当面斥责了我，我大为伤心，回家大哭。五叔查出那男老师原来是他学生，跑去骂了他一顿。这件事我五十多年后还能记忆，我相信办教育的人对小孩子的态度，真不可不小心。小孩子是最容易受伤害的。
1943年八岁进二年级，级任是位姓崔的男老师，是个非常刻板的人，沉默寡言。永远是一袭旧“阴丹士林”蓝布长袍，进教室后先不说话，而是拿出鸡毛掸子，清除讲台桌椅，他清除得很慢、很规律，包括每一条桌面下的边，都不放过。他清理过程一言不发，我们全班也一言不发，看着他天天大扫除。如今回想，此公大概有点洁癖。崔老师书教得不错，只是太严肃了。我记得他骂过我一次，说：“李敖你出去！”什么原因，全忘记了。崔老师的蓝布大褂儿，留给我对长袍最早的印象。
新鲜胡同小学因是古宅老屋，颇多鬼怪传说。我只有一次奇遇。二年级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教室左后角的最后一个位子上，突然全身似为鬼迷，神智清楚，可是不能动弹，好一阵子才过去，至今记忆犹新。三十年后，我睡在警总军法处地板上，半夜忽醒，又有此一现象，我知道这是一种“梦魇”经验而已。我生平不信怪力乱神，但新鲜胡同小学的许多教室，倒颇有一股阴气，有时令人发毛。
崔老师不久得肺病死去，来了一位女老师代他。全班恢复了活泼气氛。图画课上，我总是画汽车，女老师很欣赏我画的汽车。我对汽车的印象，是在太原建立的，那时很少小朋友像我这样“现代化”过，他们要画，大都画洋车，就是人力车。
1944年九岁进三年级，改到校本部上课，开始有两个特色，一个是音乐课有音乐教室，一个是开始学日文。音乐教室主持人是杨老师，是这小学的资深老师，前额又秃又大，人很精神。按起风琴来，更精神十足。学校太穷，买不起钢琴，风琴也别有情调。我们学的第一个歌是“飞”，歌词是“飞飞飞蝶飞飞飞，飞到鸳鸯天芳草地，飞飞飞蝶飞飞飞。”一共三句。也学过刘复（半农）、赵元任合作的《好大的西北风》——
好大的西北风啊，飞到一座树林里。
它叫树林跳舞啊，一二三四呼呼呼。
它对树林大声说：现在已经不早了，
大家都要用些劲儿，一二三四呼呼呼。
在冬天唱这首歌，唱得热气在寒冬里直冒烟，非常有劲儿。
在唱《好大的西北风》的季节里，教室里冻得要命，只好一个教室一个火炉，但是学校只供应火炉，燃料是供应不起的。燃料由全班同学每人每天带煤来。生火是由全班最早到的同学负责。一般北京人的炉子，有两种，一种是烧煤块的，用于洋炉子，冬天取暖用，上面也可烧开水之类；一种是烧煤球的，用于土炉子，四季皆用，可以做饭、取暖。这种炉子，生火时候，要在院子里，早晨零下几度，在院子里生火，左生不着，右生不着，两手就冻成红萝卜，要跺着脚，放在嘴边用热气呵个不停才成。用这种炉子，在续煤的时候，可不能偷懒，若是续上煤球，偷懒不端到屋外，或还冒着蓝火苗就给请了进来，大家就有煤气中毒的危险，用北京话，这叫“煤薰着了”，被害人轻则到院子里吃西北风透气，灌酸菜汤；重则一命呜呼。这种炉子用的煤球燃料，是煤沫子、碎煤，加上有胶质的黄土摇出来的，就像摇元宵一样。摇煤球的工人，外号“煤黑子”，他们摇煤球的时候，先做好两三坪面积的煤糊，然后再用铁铲子切，横切成一寸多宽的距离，这面切完后，再掉换方向，还是横着切，这样切完，便成了小方格子，然后放在筛子里去遥摇的时候，先放一个花盆在下面，再把筛子放在花盆上。摇煤的便蹲在地上，用胳臂左右交互摇将起来。筛子下的花盆好像一个轴，一边摇还要一边注意将黏在一起的散开，又得随时洒些煤沫子，摇到后来筛子里的小方块渐渐摇滚成了黑乒乓球，晒干以后，就可用了。煤球普通一大担一百斤，前后各五十斤，小担五十斤，前后各二十五斤，大部分用户都三五百斤的买，或找摇煤球的到自己家里来摇，穷苦的人家也有一次买五十斤的。再穷苦的人家就无所谓买多少斤了，而变成了“捡煤核儿的”。所谓煤核儿，是不论烧煤块或煤球，都会在拢火后留下残渣，残渣丢到垃圾堆里，捡煤核儿的便去废物利用了。他们遇到一块煤，认为中有文章，便用家伙，敲打一阵，把炉灰敲掉，如果中间有点还没烧完的黑心，便放进小竹筐里，这样子积少成多，也够自己家里烧个一天半天的。因为有这点剩余价值，所以在垃圾堆上，常常看到穿着又脏又破小棉袄棉裤的小孩子，缩着脖儿，冻得流出两行清鼻涕，在翻腾垃圾堆。当然这些小孩子，是没钱念书的。
日本人侵略中国，在台湾，在东北，都从小学一年级起有日文课；在华北，则从小学三年级起。当时每个小学都有一名日本顾问，新鲜胡同小学日事顾问叫“施掘”（？），我们给他外号，叫“屎橛”。这个日本人态度还友善，写了一手日本体的好毛笔字，经常写出来，做为每周重点。我记得他写过“姿势”两字，贴在布告栏上，要大家注意“姿势”。教我日文的是一位男老师，我那时恨日本侵略中国，不喜欢学日文，成绩很坏。成绩单拿回家，爸爸说：“恨日本和学日文是两回事。学一样东西，总要学好才对。”于是我开始发愤，最后考了一百分。
1945年十岁进小学四年级，抗战胜利了。在沦陷区生活八年的遗民，自然渴望重光的一切，我们这些做小学生的，也不例外。过时候，一个最优秀的小学生出现了，他的名字叫詹永杰。詹永杰长得极好，圆圆的脸、红红的脸蛋、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一张能言善道的嘴巴，突然脱颖而出，在四年级的班上，风靡了我们。原来詹永杰知道最多的八年来被封锁的一切，他会背《国父遗嘱》、他会读《三民主义》、他会唱《中华民国国歌》，他也会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四年级第二学期，他甚至发动同学，一齐抵制一个叫齐凤鸣的大块头，说齐凤鸣欺负我们，动辄动拳头，我们“抗齐八学期”，如今要随抗战八年，一起胜利才对。我因在二年级时被齐凤鸣动过拳头，久思报复，今逢詹永杰发难，自然首先响应，于是群起而斗齐凤鸣。齐凤鸣见人多势众，气为之沮，级任老师鲁小姐事后责备我，说：“没想到你那么凶！”其实我也没想到我是那么凶的人，詹永杰启发之功，实不可没。詹永杰家里有不少杂书，常跟我交换看，使我在读物的广度上，进步不少。后来詹永杰和我，还有一个脑后留“坠根”（“坠根”是脑后留眼镜片大小的头发，这种从胎毛就留起的头发又叫“孝顺毛”，留长后可编小辫，因为很短，据说鬼都抓不住，可以长命百岁，所以也叫“鬼见愁”）、左耳戴“金圈耳环”（满月这天扎左耳洞戴“金圈耳环”，意谓套住了、安全了，结婚之夜才由新娘拿下）的小朋友，三人在我家，焚香膜拜，拜起把子来，这当然是受了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影响。爸爸很喜欢詹永杰，说他长得真好，他看见我们拜起把兄弟来，还叮嘱我们不要“拔香头子”（把兄弟决裂之意）。
四年级念完的时候，就是“初斜毕业，先发一张文凭。这是我平生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