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槭穆枷翊シ绞较抻凇芭艽印苯峁屑捕铡�1995年春天，真相新闻网的周荃约我吃饭，谈“李敖个人秀”的可能性；到了夏天，周荃又约来她的老师张煦华同我谈，张煦华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博士、淡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和大众传播系主任的专家身分，也看好我这节目；到了冬天，经崔家瑞和董兹中（介强）同我商谈细节，做最后敲定，10月20日，由真相新闻网代表人即执行副总李吴曈与我签约，当天约来记者们共餐观礼。但李吴曈该打，签约后只给我一张支票。第二天一早，他就收到这样一封信：
吴曈执座：
昨午承赏饭，快慰平生。依贵我双方合约第五条第二款，明订“其余
费用”由“甲方开具”“期票”，既云“期票”，自系未到期之支票先行
“开具”交付乙方之意，且据草约原议，亦属如此，此由崔姊、小董二位
可证。昨天饭后，承蒙下周一开具交付，至感德便，幸勿遗忘。如有遗忘，
乙方届时必然在进棚后忘尽所有台词，口中但喃喃以“还我支票”为念，
或许举牌抗议、或许坐地撒赖、或许高呼“TVBS万岁”虽不按第八条第九
款告你们，但其恐怖有甚于告者。合作伊始，伏望贵我双方均守约定，则
双方幸甚。昨午我即席说：“今晚TVBS请我上‘台北夜未眠’现场节目，
我一定插播我给真相新闻网‘李敖笑傲江湖’广告。”果然我说话算话，
昨晚播出，TVBS方面大吃一惊，向我抗议，我奚落他们小气八拉，他们始
哑口无言。匆匆奉闻，即请
大安
李敖 1995年10月21日
照双方约定的重点是：
一、节目名称：《李敖笑傲江湖》。
二、播出时间：自1995年10月30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每日播出三十分钟，共二百六十集。
三、播出时段：每日二十二时至二十二时三十分。
四、甲方（真相新闻网）如不得乙方（李敖）同意片面删改节目，乙方得要求甲方每集赔偿新台币叁拾万元。
五、乙方于合约期间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在其他电子媒体任何频道任何节目担任主持人。
六、唯乙方同意，除非甲方未履行支付乙方主持费用或删改乙方节目，乙方自不能以任何理由或任何原因向甲方提出告诉。
很明显的，我剥夺了他们的删改权，取得了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除非他们不怕罚钱；相对的，他们剥夺了我的好讼权，取得了百分之百的“免于恐惧的自由”。结局可谓皆不满意但均可接受。
《李敖笑傲江湖》自开播后，立刻震惊岛内和海外，自人类发明电视以来，从没领教过节目是这样干法的：——一世之雄，一手包办，一袭红衣，一成不变，一言九鼎，一座称善，一针见血，一厢情愿，一板三眼，一唱三叹。……总之，任何认为一个人做不了的节目，都被我一个人做到了。这节目打破了并违反了电视制作原理，撇开一切动态与精致，单刀直入，以证据入眼、以口舌开心，开电视得未曾有之奇，说它乃千古一绝，也不为过。玩电视的专家邓育昆以六页长信给“敖哥”指摘这节目制作方面的失败，但却掩不住对内容方面成功的欣喜。总之，这是电视开天辟地以来又一次的开天辟地，以博学、勇气、口才三结合，闯出了一片新天地。今年旧历除夕，陈文酋打电话来聊天，说邱复生告诉她：“如李敖年轻一点、言论缓和一点，李敖将通吃所有谈话性节目，没人是对手。”我告诉陈文茜：“邱复生错了，我就这么老、就这么激烈，就足以通吃了，这位李登辉的朋友，站在商业观点，他一定后悔对我不守信了。”
《李敖笑傲江湖》播出一年后，又由周基妹妹周菲出面，双方再续约一年。至今已播出近四百集，目前仍在继续中，被盗录的已远及美国等地，一般咸认这是唯一说真话揭真相的保悍节目，天下只有李敖方能为之。这个节目的成功，使我的口诛时期进入新境界。我最感谢周荃的眼光与度量，她在那么艰苦的处境中，对外为我撑住自李登辉以下的各种压力、对内任我“客大欺行”、由她苦撑待变，她真了不起。传说真相新闻网是新党的电视台，完全不确。周氏姊妹以宽容的心胸维系真相与自由，与新党毫不相干。有观众写信说新党花大钱收买了我，这种观众既不了解新党，也不了解李敖，混蛋极了。
《李敖笑傲江湖》的最大特色是：它不以空口骂人，而是以证据骂人。骂人威风所至，最后演变成不被李敖骂，就对李敖感激了；若被李敖捧一下，那就感激涕零了。陈文茜向我开玩笑说：“我们民进党不怕你骂而怕你得了老年痴呆症，你骂人凭证据，我们如该骂，被你凭证据骂了也就算了，不过你已建立起骂人的信用，一旦你老年痴呆了，不凭证据骂我们，甚至造我们谣，别人听了信以为真，我们就惨了。”——古话说“人无远见，必有近忧”，陈文酋有近见远忧如此，“惨”乎哉？不“惨”也！
李敖回忆录18 前程（1997— 六十二岁以后）
18 前程（1997— 六十二岁以后）
以我在中国台湾岛上的特立独行，我早就知道我是“前途有限，后患无穷”的，在这种先见之明下，我如何自谋，如何自处，如何在小岛上生根、发叶、开花、结果，如何建立我的人生观、宇宙观、宗教观、国家观、爱情观、敌友观、金钱观、诉讼观、旅行观等等，也就别出心裁。
自来志士仁人，他们的苦恼都在面临一项选择。屈原见太仆郑詹尹，说：“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他把“疑”说了一大段，重点只是两句：
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
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
这就是一个选择的当口。最后，屈原做了选择，他不肯“从俗富贵，不肯“偷生”，走了与世俗相反的路线。三国的祢衡，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也做了选择。他的选择是“宁正言不讳，以危身”的路线。他的路线是对的，至少在曹操、在刘表面前，你不能说他有什么不对。问题是他最后碰到了黄祖，黄祖是没有起码水准的老粗，结果把祢衡杀了。我不太觉得祢衡是有意找死，或是“寿星老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他只是“宁正言不讳”而已。至于“正言不讳”以后别人杀不杀他，他无所谓。他没有兴趣去教育敌人，或揣摩敌人的水准。当然，这种作风，“上得山多终遇虎”，最后碰到了黄祖型的敌人，他也一死了之，——正是孟子所谓的“患有所不辟也”！“患有所不辟”不是一定要死，而是有牺牲的危险也不躲避，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我在台湾的处境，就是如此，我认为人生最大的目标是找出真理并勇于维护它，在维护过程中，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
这就是我非常有勇气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不怕孤立的一个原因。
我虽然为了真理，勇往直前，但也绝非暴虎冯河式的血气之勇，而是谋而后动的、先立于不败之地的。有勇气、不怕孤立，都得有它的支撑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基础。在这方面，我是精明的“个体户”、“单干户”，我讨厌穷酸潦倒，绝不使自己陷入穷酸潦倒。富兰克林说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我能挺直腰杆，跟我薄有财富，可以不求人、不看老板脸色、不怕被封锁有绝对关系。像伏尔泰一样，我是有钱支撑的伟大文人，我早就脱离了“一钱难倒英雄汉”的穷困。每见有些穷光蛋侈谈抱负，我就鄙视他们。这种人，连一己生计都弄不好，又何能独来独往做独立的人？一个人行有余力，才有资格做志士仁人，否则只是满身烟味、满口酒气的吹牛屄家伙而已。
当然，不自谋生计而有好友代劳，亦一佳事。当年马克思能够安心写作，乃得力于资本家恩格斯的资助。现在时代变了，马克思得自兼恩格斯才成，所以忙上加忙，自在意中。这种身兼马恩的生涯，可说是我的不幸和特色，可惜我没有这样身怀巨资又深明大义的朋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关系密切，但是后二十多年，却很少见面，反倒经常通信。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且为他编全集，我如今自编《李敖大全集》，也是自兼恩格斯的一例。恩格斯对马克思，真做到了养生送死，真能从大义上支持朋友。清朝学者崔述在五十三岁时候，收了一位三十二岁的徒弟陈履和，两人一生只相聚过两个月，但陈履和却一直为崔述传布著作，在崔述死后九年，陈履和以六十五岁之年也死了，死前为老师刻书，穷得“宦囊萧然，且有负累”。自己五岁的儿子，连家乡都穷得回不去。全世界的学生，没有比他再伟大的了。我想恩格斯生在中国，也会如此。我李敖如果是恩格斯，也会对马克思如此。可惜眼前无人是马克思，我要找马克思，只能照镜子。
正因为我这马克思可以挺直腰杆，所以我“敢以率直表天真”，敢于痛斥伪善。1979年我复出后，皇冠的平鑫涛请我吃饭，由皇冠的几位同仁作陪，我到了以后，平鑫涛说：“有一位作家很仰慕李先生，我也请她来了，就是三毛。”于是他把三毛介绍给我。三毛跟我说：她去非洲沙漠，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他们需要她的帮助，她是基督徒，她佩服去非洲的史怀哲，所以，她也去非洲了。我说：“你说你帮助黄沙中的黑人，你为什么不帮助黑暗中的黄人？你自己的同胞更需要你的帮助啊！舍近而求远、去亲而就疏，这可有点不对劲吧？并且，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别墅和‘外汇存底’吧？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三毛听了我的话，有点窘，她答复不出来。她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三毛所谓帮助黄沙中的黑人，其实是一种“秀”，其性质与影歌星等慈善演唱并无不同，他们做“秀”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比如说，你真的信三毛是基督徒吗？她在关庙下跪求签，这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她迷信星相命运之学，这又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所以，三毛的言行，无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她是伪善的。三毛以外，还有金庸。金庸为国民党捧场，跑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他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三毛和金庸在生计上都没问题，但他们有钱也不敢痛斥伪善，可见对伪君子说来，有钱和敢于痛斥伪善并无等号关系，而李敖能从挺直腰杆进入痛斥伪善层次，也是不容易的。
有的伪善的人，并非不可救药，如果碰巧“来电”，也可以偶成正果。以我跟我的台大历史系老师方豪教授为例。方豪是天主教的神父，虽是神父，但却是“政治和尚”，他为国民党办《中央日报》，不小心马屁拍在马脚上，以涉嫌“中央日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被拉下马：到台湾后，马屁依旧，最后当上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我这里说马屁，并没有独责方豪的意思，到台湾来的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不肯拍国民党马屁的，其实只有李敖等几个人而已，其他人都是两眼势利一身媚骨。这岛上知识分子已马屁成风，在这一点上，不是方豪独有的毛病）。至于他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固然有学术基础，但也不乏马屁之功。他显然是在“中央研究院”有意减少北大势力的政风下当选的，至于投票前他奔走于学阀李济、沈刚伯之门，自然也就不足论了。据说方豪从小家里穷，他父亲在教堂打杂，就把他给许愿许进了教堂准备做神职人员，所以方豪做神父，并非自愿。因非自愿，所以酒席上一喝醉了酒就大哭大闹，说：“我不要做神父呀！是我爸爸叫我干的！”这一据说，未必属实，但跟方豪自己的人性太多神性太少也有关系。他有一次同我和萧启庆等逛阳明山，在台大招待所里，大谈他和侯榕生的事。说他在北京辅仁大学教书，没穿神父服装，第一天就被女学生侯榕生看中。侯榕生回家告诉母亲，有所计议。不料有一天，方豪穿神父服装上课，侯榕生乃狂奔回家，向母亲大哭说：“妈呀，他是神父呀！”我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后来在台湾，侯榕生告诉他的，侯榕生在台湾和他重逢，余情不断，还写过一篇《破碎的圣母像》，就是写他的。言下不胜得意。
方豪从十一岁就进修道院，他这一辈子，总受了不少天主教的窝囊气，他在台大，办天主教大专同学会，最后被耶稣会抢去，他气得要死，被退离开了古亭教堂，他在沟子口经营了一座。我去沟子口看他新居，发现颇为豪华，我说你可真有钱，他说：“你不知道教会里多残忍！神父不自己设法，老了病了也没人理，教会是不管我们的！所以一定得有点准备。”我说你在教堂里整天证婚、办丧事，大概存了不少“奉献”的钱，教堂又免税，你们神职人员弄钱可能更有办法。他说他没有钱，因为他在天主教里受排挤。我说你学术地位这么高，在天主教里却不过一神父耳，未免太不公平。他说他是土神父，当然吃不开。我听了，会心而笑。天主教是洋教，想在天主教里走红，必须走国际路线。国际路线走得通，虽然学问“不修边幅”（这是于斌自己说的），也照样尸居高位，于斌、罗光等等皆是也。在这种处境下，方豪当然难免有一股怨气。表达怨气的方法中，口诛他是不敢的，但是笔伐——匿名的笔伐——听说他就伺机干过，他匿名写过攻击于斌的文章被查到，写悔过书了事。有一件事，倒是怪怪的，那就是《新闻天地》登出的一篇匿名的《台湾挤挤挤挤），里面骂到吴相湘，也骂到我，吴相湘阅后大怒，间接质问国民党文化特务卜少夫《新闻天啡负责人》是谁写的？卜少夫说是方豪，吴相湘跑去大骂方豪一顿，然后告诉我，叫我也去骂他。我说：“方先生是我老师，让他骂骂算了。”吴相湘说：“这些洋和尚太可恶！”我说：“你吴老师信了洋和尚的天主教，不看洋和尚面也看玛利亚面吧！”
那时我在《文星》推动现代化，其中项目之一是扒粪运动——扒高等教育的粪。1963年11月1日，我在《文星》第七十三期发表“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首开先河，先攻击台大；1964年5月1日，转向辅大，第七十九期刊出孙智囗透露、孟祥柯（孟绝子）执笔的《从一巴掌看辅仁大学》，高潮迭起。刊出后，我同方豪吃饭，兜他写点辅大的文章，因为我相信他近水楼台，一定有内幕文件。方豪听了，义正辞严地正告我：“我是神父，我怎么可以这么做？”我说：“台湾好挤——啊！”我故意拉长了“挤”字的声音，方豪顿时面色大变。我说：“一、我保证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二、我和你一起写，文章也有我写的部分；三、不论出了什么事，我自己一个人挡，绝对与你无关。”我又说：“老师想想看：田耕莘他们从大陆到台湾，‘乞丐赶庙公’，把台湾的地方教会都给夺了权，你们怎么忍得了这口气？教会这样黑暗，这种黑暗，又侵蚀到高等教育里，老师怎可以不说话？天下坏事的造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坏人做坏事，一个是好人容忍、坐视，甚至默许坏人做坏事。做好人是不够的，得做奋斗的好人才成。所谓奋斗的好人，就是要挺身出来向坏人作战、向恶势力作战、向腐败和愚昧作战。向老朽和开倒车作战、向头脑不清的混蛋作战。奋斗的好人不会背后袖手叹气，不会关着门埋怨，不会闷着头给坏人欺负或看坏人欺负人，奋斗的好人总该发挥打击力出来。今天我劝老师写点东西，目的也无非在此。”方豪听了我的话，终于心动，他同意写一篇，不过要附加一个条件，就是文章底稿最后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