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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告辞前，钱穆约我再去看他。那时我家住存德巷十三号台中一中宿舍，每天经过他门口，看他很方便，可是我没有再去。后来他回到香港。我在第二年（1953年4月14日）写了一封信给他，表示我对他的感谢，并请他“给我以指教”。我还问他两个问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一四四页云：“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
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到那里
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
随便去新疆。”这一回史实，在罗香林先生的高级中学本国史下册第二页
中，却有如下地说法，“先是清主旻宁，即位后改元道光，颇有图治之志，
既平回疆之乱，遂于道光十一年纳将军长龄之议，以回疆‘西四城’闲地，
招民开垦，以裕兵糈，回疆始行屯田之法，汉民因是得盛徙其地。”罗先
生所述“纳将军长龄之议”一语，似有所据，与先生所云，时间上相差甚
远，不知何故？再者，《国史大纲》第三页第十一行云：“美人安达生名
此曰北京人”一语，他书皆作“瑞典人”，不知何故？
半个月后（4月29日），我收到钱穆的回信，全文如下：（原信没有标点，标点是我加的。）
李敖学弟如面：
昨奉来书，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著能持之有恒，继续不懈，
将来必有成就，可喜可贺。学问之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
有所成，志得意满，中道而止，虽有聪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
到之望，唯立志高远，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特以此相
勉。能熟诵“庄”书，亦一佳事，然“论”“孟”尤为重要，须时时玩
索，心体力行。盼先就《朱子集注》细细研读，勿以能读过为了事。此
乃学者所宜终身常诵之书。穆最近有《四书释义》一种，亦在台北出版，
与《中国思想史》同收入国民基本智识丛书中，内有旧稿《论语要略》
《孟子研究》两种，为初学治“论”“孟”者指示涂辙。最近又泛事
《论语新解》，刊载于某杂志，以后当按期邮寄。当知学问与德性实为
一事，学问之造诣，必以德性之修养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养为限度，
苟忽于德性，则学问终难深入，此层务盼注意。《近三百年学术史》若
能细读，可获许多治学方法，恨手边无此书可以相赠。所询两节，关于
新疆汉民移植，罗书亦有据，然大量之流入乃在后；安达生为瑞典人，
《史纲》系一时笔误，未经校出也。《国史新论》短期内或可付樱穆最
近恐无来台之便，得暇盼时时来书，以获知君学问进诣为快也。匆此，
即询进步
钱穆启
钱穆的信，写得工工整整，足见此公主敬修养的一面。信中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鼓励，固因我的好学引起他的注意，也实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信中说他要“按期邮寄”他在“某杂志”的《论语新解》连载，他言而有信，果然按期寄来（“某杂志”是香港《人生》杂志），使我对他益发感念。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他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我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种现象，并无师承，因为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却前进得多，老师前进、学生落伍，这真是怪事！
与钱穆通讯后第三年（1955），我进了台大历史系。台大历史系是“胡适型”的地盘，对“钱穆型”是隐含排挤的。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与钱穆通讯后第九年（1962），我已经成为成熟的战士。我在《文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开始激烈地攻击了钱穆，这种攻击一直不断，在我们会面后三十四年（1986），我还发表文字，大表我对他倒在蒋介石怀里的不满，我说：
试看钱穆写《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歌颂蒋介石是“诚吾国历
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
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肉麻兮兮，已是
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大令人失望矣！回想钱穆当年给
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
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我又说：
回想我与钱穆的一段因缘，我的确完成了“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
我”的阶段，可惜的是，钱穆本人，却愈老愈“自缠”得愈紧了。如今
他过九十岁生日，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人人称庆，我却别有志哀，——
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
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
在钱穆死前不久，我去“故宫博物院”，远远地望见了他，他已老态龙钟、步履维艰。我没有趋前问候，但心里一直感念他，毕竟在我少年时代，他曾经被我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我、帮助过我，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现代史”的人说来，真是“上古史”了。
我在台中一中，最难忘的一位老师是严侨。严侨是福建福州人，是严复的长孙。身材瘦高、头生密发、两眼又大又有神。三十一岁时到台中一中，那是1950年八月间，他比别的老师稍晚来，但却很快使大家对他感到兴趣。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气质，洒脱、多才、口才好、喜欢喝酒，有一点点疯狂气概，令人一见他就有对他好奇、佩服的印象。有一次高班生踢足球，足球踢到场外，正巧严侨经过，此公也不走路了，突然直奔此球，奋身一脚，就给踢了回来。大家为之叫好，他也趁机加入，大踢特踢起来了。
那时台中一中图书馆主任是陈联璋老师，主办每周讲座，邀老师们做专题讲演。严侨应邀讲过一次“人的故事”，最有趣的，是他在讲演中大谈“演化论”而不是他祖父宣传的《天演论》，他说“天演”的天字不妥，该译为“演化”，这一不跟祖宗走的气魄，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又讲过一次“家畜山羊”，从高加索山羊。西班牙山羊、波斯山羊、喜马拉雅山羊说起，如数家珍，使我们惊叹他知识的多样与丰富。当时我和他并不相识，他是一位别班上的老师，我是一个另一班上的学生，他我之间，是自有距离的。
1951年到了，我十六岁。暑假后进了高一上甲。正好严侨教数学，这样他就正式成了我班上的老师，这时我在知识成长上已经极为快速，在班上喜放厥辞，好争好辩，颇为张狂。当时班上同学很吃我不消，王文振甚至写匿名信丢在我书包里痛骂我；施启扬喜欢同我辩，但他实在很笨，又做少年老成状，令我总要用口舌修理他（用口舌修理，是有分别的。初中时施启扬编在初二戊班，很讨厌，以致被陈士宽他们用拳头修理——揍了一顿。到高中后，化学老师王孟仁是我父亲老友，为人鹰隼精明，他最不喜施启扬，施启扬央我向王孟仁讲人情，王孟仁说，他相信施启扬是职业学生，早晚会大做国民党狗腿。三十年后回想王老师的话，真要佩服他是预言家）。由于我张狂好辩，在严侨课堂上，也就常常在数学以外，扯到别处去。严侨上课，才华四溢，大而化之，许多机械的题目，他自己干脆不做，反倒自己坐到学生座位上，叫吴铸人等数学极好的同学“站板”（站到黑板前）去做。他常在课堂上聊天。有一天居然说：“我要把你们思想搅动起来！”还有一次为了证明他说得对，他近乎打赌地说：“我若说错了，我就把我的名字倒写！”说着就用极熟练的笔划，把倒写的严侨两字写在黑板上，俨然是“镜子书法”专家，我们鼓掌呼啸，师生之情，融成一片。那时我们的数学作业有专门印好的“数学练习簿”，我在练习簿中做习题不在行，但扯别的倒有一套。我来了一段“簿首引言”，引OscarW。Anthony的一段话，说：“数学是人类智力的灵魂。……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领域，告诉我们宇宙是这样的悠远，光线曾经历百万年的行程，方才照射到大地上。……”后来，“数学练习簿”发回来了，在“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一行下，被严侨打了一条红杠子，下有朱笔批曰：“我想它超越不了空时！”——这就是严侨的可爱处，他是数学老师，但他在精改习题以外，他还会跟学生的引文打笔仗！
严侨真是迷人的老师，我愈来愈欣赏他。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细述我成长的历程。我对现实的不满、我对国民党的讨厌等等，交了给他。严侨看了，对我有所劝慰。他跟我的交情，自然也就不同一般师生了。
1952年我升高中二年级后，编到高二戊，数学改由黄钟老师来教。黄钟那时二十八岁，安东（今丹东）凤城人。他是国立东北大学毕业的，严侨是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毕业的。在数学造诣上，黄钟似乎比严侨专精。黄钟对学生的诲人不倦，是我生平仅见的老师。他常常在下课时不下课，延长时间为学生讲课；或另外跟学生约定时间，在空堂时候跑来加讲。黄钟面目瘦削，身体很弱，有肺病，眉宇之间，总是一片忧愁。他几乎从来没有开怀地笑过，态度总是严肃而认真，令人敬畏。黄钟的父亲黄剑秋是我爸爸老友，爸爸担心我数学不好，特别请黄钟照顾我。黄钟对我印象很好，他在“数学练习簿”上批写：“为人诚实可爱。”给了我不少鼓励，当然他从没说过我数学好，——我的数学实在不好。我像许多恨数学的大人物（如邱吉尔、如萧伯纳）一样，对数学恨得要命。我的苦恼是数学老师却一一同我有交情，使我不胜尴尬之至。
1953年到高三后，我自愿休学在家，准备以同等学力资格去考大学。要命的是黄钟仍不放过我，他和我爸爸“通谋”成功，硬要我到他家去，专门为我一个人补习。他家住台中市永安街一巷五号，我每次去补习，视若畏途，但是实在不能不去，内心交战，非常痛苦。这一痛苦，最后终因黄钟病倒而暂告结束。黄钟病倒，住在台中医院里，昏迷不醒，整天只好用机器抽痰。我每天去照料他，直到他无言死去。我大为伤感，写了一篇“黄钟”和“九泉唯有好人多”等几首诗纪念他，并把他的遗像挂在墙上。爸爸生平最好占卜星象，他跟我说：“黄钟是好人，可是长了一副坏人相。他的人与相不相称，所以要早死。”黄钟死时，还不到三十岁。
严侨虽然不再教我数学，但他和我的交情却与日俱深。他家住在一中斜对面宿舍，就是育才街五号，是一栋日式木屋，分给两家住，前面住的是郭大傅老师，（他是江西兴国人，台湾中正大学毕业。二十年后，在景美军法处坐牢，和我见过面。真没想到他还有这样迟来的红帽！）后面就是严侨家。因为一栋房子硬分成二户，所以变得狭长阴暗，不成格局。严侨约我去他家看他，我有时去。在黄钟住院后，一天严侨正好去探望，碰到我，我告诉他医生说黄老师恐怕已没希望了，严侨颇多感触。那时已是晚上，严侨要回家了，约我同行。在路上，他低声而神秘地告诉我：“你不要回头看，我感觉到好像有人跟踪我，是蓝色的。”（国民党特务源出蓝衣社，他指蓝色，当然是指国特。）我顿时若有所悟。隔天黄钟死了，严侨再去医院，感触更多，当天晚上我送他回家，他约我进去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劣酒下肚，终于告诉我；他是“那边来的”——原来他是共产党！
当时的台中一中，像其他学校一样，不时有所谓共产党，“匪谍”被捕去。最令我心动的是当时女老师牟琴和他男友杨肇南老师的双双被捕。他们都是山东人，牟琴年轻艳丽，身材尤其肉感动人，令我们暗慕。一天夜里，他们都被捕去了，听说都是共产党、“匪谍”（多少年后，仿佛听说牟琴给放出来了，可是已被折磨得年华销尽了）；还有一位教数学的杨肖震老师（福建政和人，二十四岁），也被捕去（后来听说太太生活无着，已改嫁给他的一个朋友了）；还有一位王怀中老师（山东诸城人，三十八岁），教历史的，也神秘失踪了（多少年后才在新竹中学重拾教职）。当时颇有人人自危的味道。黄钟死后，外界盛传他是共产党，“畏罪自杀”云云。可是直到今天，我还不能相信。因为他咽气时候，我正守在他身边，他久病属实，绝不像是自杀。
但是黄钟的死，确实给严侨带来极大的感触，他似乎感到人生无常、好人难长寿。黄钟死后，严侨的酒好像愈喝愈多了。因为没有钱，严侨喝的酒是烟酒公卖局出品的最劣等米酒。他喝酒的方式是粗犷的，没有情调、没有小菜，用牙齿把瓶盖一口咬下，就咕嘟咕嘟，大喝起黄汤来。严侨喝酒虽多，但我从没看过他有泥醉的现象，他只是喝得很兴奋而已。黄汤下肚后，往往大背和醉酒有关的诗词。他最喜欢背辛弃疾的那首《西江月》（遣兴）——
醉里且贪欢笑，
要愁那得工夫？
近来始觉古人书，
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
问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动要来扶，
以手推松曰：“去！”
每背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也总是伸开十指，双手向前推出，郑重表示不要“松”来扶他。中国文学非严侨所长，他“以手推松曰‘去！’”，自然不知道《汉书》龚胜传中这一典故，也不知道龚胜七十九岁成了殉道者的悲剧，但他那醉后一推曰“去！”的真情，如今事隔四十多年，却使我记忆忧新，永远难忘。
在多次跟严侨的夜谈中，我约略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来台湾比较晚，并且是从福建偷渡上岸的，当时还带着严师母。他坐的船是最小的木船，他说船上只有埋在沙上的一个罗盘，扬帆过海，就过来了，言下不胜得意。到台湾后，他被发现，国特把他请去，问他你来台湾干什么？他说我来投奔自由；国特说你胡扯，你的爸爸在福州做共产党的市长，他那么前进，你怎么这么落伍？一般情形总是老一代跟国民党走，青年一代跟共产党走，为什么你们家特别：你老子反倒前进，你反倒开倒车，来投奔我们？严侨说我不是来投奔你们，我是来投奔自由，何况我有老母在台，我要来照顾她。国特查出严侨果然有老母在台，只好暂且相信。但这样总不能结案，总得找个保人，于是，由妹夫叶明勋出面，保了严侨。严侨有两个妹妹，大妹严倬云，嫁给辜振甫；小妹严停云（就是女作家华严），嫁给叶明勋。
严侨在台中一中教书，自己也看了不少书，他过去的看书基础又厚，所以能够吸收新知，与日俱进。在他和我的谈话中，显然因为读书和受我的一点影响，而开始有点自由主义的倾向。这种转变，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是只有严侨那种智慧高人的青年人才做得到的。严侨投身在中国现代的狂飙运动之中，他投入这个运动，在知识上、见解上、情感上，都强烈受到左派教条的辐射，他们那个时代的这类革命者，一般都有着热情而崇高的气质，这种气质使他们勇于献身、勇于殉道，心之所善，九死无悔。但是，他们对他们献身、殉道的对象，却由于“目的热”，未免沦于“方法盲”，他们之中智慧高人的，一旦成为狂飙运动的浪花余沫，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当口，他们必然会有所觉悟，这是很自然的。严侨是共产党，但却是身陷在台湾的，他脱离了红色的磁场，孤单地局促在蓝色的泥淖，在日新又新的成长下，以他的智慧，一定程度的觉悟，是可以想像的。这种觉悟也许没有《修炼失败的神》作者那种细腻、也许没有《新阶级》作者那种深沉，但是严侨有他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尽管他有所失落，但他并不因失落而脱离；相反的，他要归队，要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