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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严侨有他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尽管他有所失落，但他并不因失落而脱离；相反的，他要归队，要归队去重建那父母之邦，一天晚上，严侨又喝醉了酒，他突然哭了起来，并且哭得很沉痛。在感情稍微平静以后，他对我做了最重要的一段谈话：
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样改造，也是无可救药，
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
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
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
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
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
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
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
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
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至少比在死
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由于他有那样的背景。那样的偷渡经验，我相信他说的，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这是1953年的事。那时候严侨三十三岁，我十八岁。
严侨被捕时我还不知情，第二天的中午，爸爸从一中回来，说到一中传出严侨被捕的事，我听了，十分感伤。我的感伤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照顾严师母和三个小孩。那时1950年生的大女儿严方才三岁，儿子严正尚小，小女儿严谅还在怀里吃奶。我跟严师母商议多次，一筹莫展。我那时休学在家，只是高三上的学生身分，家里又穷，没有任何收入，实在愧无以帮助严师母。我只好饿早饭不吃，存了一些钱，送给了严师母。后来我爸爸知道了，严肃责备我不可以这样做：“严侨既然被捕了，谁还敢帮他呢？”这是爸爸的理由。这种理由是缺乏同情心的，但是在国民党的苛政下，同情毕竟是一种跳到黄河洗不清的“危险品”，在阴影幢幢的株连下，残存的一些道德品质，也就备受考验了。
虽然如此，严师母和我，总希望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上的帮忙，或能免掉国民党的嫉忌。因为这种关系毕竟是血亲问题，总不是政治问题。在一阵日子拖过后，严侨毫无音讯，严师母和我商议，决定北上投亲，她希望辜振甫等能施以援手。就这样的，严师母收拾残破的一些家当，带着三个小孩，含泪北上了。严师母北上后，没有任何消息了。我个人也忙于大专联考等，没有再能做什么。严侨和严侨一家，就这样在台中育才路消逝了。我有时夜里散步，经过严家的旧宅，遥望院里的一片浓荫和屋里的一片死寂，内心悲凉不已。
几年以后，一天胡家伦在台大告诉我：“你记得严侨吗？他死了，死在火烧岛。”（我们那时都叫“火烧岛”，不叫“绿岛”。）胡家伦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社老人胡传厚，与叶明勋他们熟，他的消息应属可信，我听了消息，十分难过。
这时我在思想上，受了胡适、殷海光的影响，已经十足是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者，在我思想成长的过程中，严侨虽然对我已是“过去式”，但他的伟大人格、他的声容笑貌、他的热情犀利、他的悲惨人生，却对我永远是“现在式”，他是我人格上的导师，我庆幸在我一生中，能够亲炙到这么一位狂飙运动下的悲剧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种大陆型的脉博、那种左翼式的狂热、那种宗教性的情怀与牺牲。在这些方面，严侨都给了活生生的身教，也许严侨本人并不那么丰富、那么全面、那么完整，但对“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李敖而言，无疑地都成为我的导师。最后，虽然导师自己倒下去了，但他的学生还在前进，——他的学生没有倒！
在台中一中的同学，转成我好朋友的颇多，高我三班的有张世民、何同纹、周春堤；高我二班的有李天培、金嘉锡、陈钦铭、蔡希灼、陈世熙、黄容；跟我同班的有陈正澄、张育宏、赵天仪、吴铸人、杨尔琳、赖宪沧、韩毅雄、王新德、黄显昌、施启扬、朱广诚、刚华民、熊廷武；跟我同届的有张光锦、孟祥协、吴文立、何西就、胡家伦，何铠光、李耀祖、张仁龙、庄铭山、赵秀雄、林益宣、李仁、谭伟力、李述古、李华竣章含精、任建园、马安国、宋世源、李咸林、姚嶂、江合祥、程国强、徐武军、胡业纯、陈振威；晚于我的有李文岳，丁善奎、吴杰人、陈瑞洲、张宏谋等。最有趣的是林正方，他在一中，以留级出名，从高我几届到低我几届，算也算不清了，他是个有趣的人，只是太粗线条了。
李敖回忆录5 台大（1954—1959 十九到二十四岁）
5 台大（1954—1959 十九到二十四岁）
我在1954年以同等学力参加大专联招，第一志愿填的是台大中文系，但因几分之差，却误入台大法律专修科。法律专修科在报名简章中明列台大各科系之一，我不明就里，在圈选的一大堆科系中，也顺便填了它，不料放榜之日，吾名在焉。入校以后，才知道全班有的是成绩足以分发到法律系却被误分到此班的（如陆啸钊等人）；有的是因入学成绩少考了三到五分而被名列此班的，并且知道我们这班是第二届，头一年还有一班第一届（苏秋镇那班），两届一共有一百五十人，当时考大学是四校院联招，四校院是台湾大学、省立师范学院（师范大学前身）、省立农学院（中兴大学前身）、省立工学院（成功大学前身），我们这一百五十人考试成绩都在后面三个学院学生之上，却不能如他们那样念四年。戴方帽子，当然群情愤激，认为无异上当。班上同学谢世闻，以“陋闻”为笔名，在1955年6月15日香港《自由人》上投稿《谈台大的法律专科》，就指出“该科设立原由‘司法行政部’提议……经费由‘司法行政部’拨给”、“‘司法行政部’也管起大学来了”、“适见自乱体制，破坏教育之行政系统耳”。以上种种，经同学一再反映，再加上教我们“刑法总则”的林彬本是“司法行政部”部长、教我们“中国司法组织”的徐世贤（李无簇的丈人）又是“司法行政部”次长，他们也从善如流，赞成改制，于是，法律专修科决定改为法律系司法组，原有的法律系改为法学组，一百五十位同学闻讯欢喜，一两年的怄气，顿时一扫而空。
我个人本来志在学文，不在弄法，只因几分之差，没考入台大文学院，沦入法学院，心有未甘，决定重考。但台大学生不能重考本校，得先自动退学才成。我很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就在改制前夜的6月27日，自动退学了。一百五十人中，我是唯一一位因兴趣不合，敢于退学的。由于胡家伦为我恶补数学，考了五十九分，得以在1955年考入台大文学院历史系，从此我告别了法学院，但是并未告别法学院的许多朋友，朋友中陆啸钊者，此中之尤也。我初与陆啸钊长谈，在念法律专修科的一天清早，我在教室看书，他走过来聊天，并拿他写的一篇署名《青鸟》的文章给我看，我不客气地提出意见，他颇为折服，从此成为好友。陆啸钊又精明又聪明，对我了解最深。1955年4月27日，爸爸死了，我赶回台中，全班同学捐了一大笔钱送我，捐钱时人人都捐，唯独陆啸钊不肯，理由是：“李敖个性耿介，他绝不会收你们的钱，不信你们送送看！”不出所料，当史静波、邵显章携款赶到台中时，果然钱被我拒收。
爸爸是我二十岁生日后两天死的，死于脑溢血，晚上死在家里。第二天午前，我得到“父病速归”的电报后，赶返台中，一下火车，看到李华俊在等我，告诉我死讯，并陪我到停灵处，因为天热，当时爸爸已入棺，棺盖已钉，未能见到最后一面，我为之泪下。晚上我找谭洁力，她有照相机，我请她为棺材拍了两张照片存念（谭洁力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我暗恋她，她生病住院时还去看过她，可是一言未发就走了）。
爸爸当时是省立台中一中的中文科主任，因为在这个学校教了近六年的书，又在校外教补习，教过谭洁力等几十人，所以“桃李无算”。他是一个好教师，公祭的时候，场面很大，自台中市市长、市议会议长以下，有两千人。这两千人，不但当时目击了李鼎彝先生走向了火葬，同时还目击李鼎彝先生的宝贝儿子李敖，表演了一次犯众怒的丧礼改革！那时我受了胡适的影响，坚持改革丧礼，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要给来吊丧的人磕头，我统统不来这一套，并且当众一滴眼泪也不掉，真有我老子的老师所写“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味道。这次经验使我深深感到：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读起书来容易，若真正实行起来，可就需要大勇。这次经验使我一生受用，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干此。但这番特立独行，却使我从此横背“不孝”的恶名。恶名后来愈背愈大，穿凿附会，像一个愈滚愈大的雪球。其中一个好笑的说法是：“李敖把他老子气死了！”散布这种说法的，李济便是一人。有一天，李济向姚从吾说：“听说李敖跟他父亲意见不合，最后把他父亲气死了。”姚从吾说：“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知道李敖的父亲是我们北大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学生，思想上比较容忍、开通。李敖的父亲若能被李敖气死，他也不算是北大毕业的了！李敖对他父亲的态度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李敖对母亲很好，一个对母亲很好的人，大概不致对父亲不孝吧！”爸爸死后十一年，我印出他的遗著《中国文学史》书前写了一篇序，谈到所谓“不孝”之事，我说：
据我所知，李济先生现在“没有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已“潜返大
陆”了。所以李济先生是属于“教子无方”的类型。李济先生当然不愿
归咎于这是他自己的“教子无方”，他当然说这纯粹是他儿子的“不孝”，
他当然在饱受刺激之余，油然而生一种“不孝过敏症，——对“不孝”
的谣言神经过敏，并盼望别人的儿子也“不孝”。李济先生这种毛病，
我们也不必怪他，因为这本是一个失败的老年人的心理变态。所以当我
们看到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走向“学术研究”
而走向“标榜孝道”的时候，我们除了该佩服外，没话可说。
不料这篇序提到“潜返大陆”之事，引起“调查局国特”们的过敏和不满，强令文星书店撕去这篇序才能卖书。所以，我二十岁这次丧礼改革，不但祸延显考，并且祸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祸延我进不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真是后劲十足。
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在爸爸死的那年十月。登出陈养吾的“教师节为教师请命”，其中说：
……如省立台中第一中学的教师李鼎彝，平日严守岗位，热心教学，
他在校中教两班中文，每周功课十二小时，由于家庭负担太重，而薪俸
收入又太有限，迫不得已，于是只好在课外替学生补习功课，每日四小
时，连星期天也不例外，一家八口的生活，算是由此勉强得到解决了，
但时仅三年，却由于操劳过度而致疾以死了。
这话大致不差，事实上，爸爸是累死的。
爸爸对我寄望甚殷，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干涉我想要看的书，并且从来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最鲜明的例子是坐视我不过旧历年的举动。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要移风易俗，不过旧历年。我认为过旧历年是一种不进步，并且违反现代化。爸爸是最通达的人，他最能知道我的卓见。他说：“好小子，你不过就不过吧！你不过，我们过！”于是爸爸、妈妈以及姊姊妹妹弟弟们，便开始兴高采烈，大过其年。他们吃大鱼大肉，我偏要吃炒饭；他们熬夜，我偏要早睡；他们送来糖果压岁钱，我一概退回。我第一次不过旧历年的时候，爸爸面临理智与感情的矛盾：理智上，他知道我做得对；感情上，他怪我太重是非，太不肯迁就。到了第二个旧历年来的时候，爸爸习惯了，也就不再矛盾。从此一连五个年头，直到他死以前，我从没有把那混账的旧历年过过。不过，他死后，妈妈陷入一个寂寞的处境。当第一个旧历年到来的时候，当妈妈习惯性地替我安排大鱼大肉以外的炒饭的时候，我没说一句话，放弃了炒饭，加入了“过年派”的阵营。有一次过年时，我向妈妈以下的各位，讲述李济说我气死老子的话，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我开玩笑说：“我若真有气死老头子的本领，那我首先该把别人的老子气死几个，我是绝不会遵守传统，‘气吾老以及人之老’的！”
爸爸死后，自台中市长林金标以下，到一中师生，大家捐了钱，做子女教育基金；东北同乡自莫德惠以下也捐了钱，其中高惜冰、程烈都各捐一千元，当时都是大数目，总数捐了三万多，由妈妈放在彰化纱厂生利息，后来不足维生，不断提取本金，三四年间就提光了。妈妈在爸爸死后不久，即去一中做职员，在训导处掌管全校操行登记，当时弟弟李放也在一中，功课不行，妈妈常常拜托老师们给予方便；但当别的老师反过来拜托她放宽操行登记时，她却铁面无私，其公私标准，煞是有趣。
爸爸留给我二项有形的遗产：一、两套《资治通鉴》，一套是残缺不全的铅排胡三省音注本，一套是影印百衲宋本，都在我穷困时卖掉了，前者由同寝室的孙英善买去送给张玉法了；后者由台大历史系买去了。二、一只普通的手表，由于是火葬，手表拿了下来，那时我穷得没钱买表，爸爸戴的，最后留给了我。
1955年我二十岁，暑假后以第一志愿入台大历史系，表面上如愿以偿，但是很快就大失所望。我看不起别人、不喜欢上课，连考试都懒得应付。大一时八门课，有三门不及格，甚至连中文都差点不及格。原来中文是叶庆炳教的，第一次缴作文，他虽在班上公开夸奖李敖的作文全班第一，可是我一直讨厌他，认为他没有学问却装腔作势，后来我拒绝背书，他声言给我不及格。他的老师——中文系的郑骞在旁讲了一句话：“李敖的中文不及格，谁的中文及格呀？”叶庆炳有所顾忌，给了我六十八分，我大一总成绩，第一学期只七一·三一分，第二学期只六五·四五分，成绩之烂，一望而知，可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我始终自喜我有学问，只是不屑上课和应付考试而已。
我在中学时，偶尔在路上碰到一位女学生，清纯无比，眼睛不大，但在含情之中，透视出一片灵光。慢慢知道她住我家附近的存信巷，家里很穷，父母在家开一小杂货店，每逢星期日，全家在思恩堂做礼拜。她就读的学校是台中市中，比我低一班，功课极好。我高三时休学在家，写了很多情书给她，每封都称呼她叫“罗”，都等她在放学经过的太平路上面交，可是不说一句话。我进台大法学院后，情书改由我在市中念书的大妹转交，每封都谈天说地，都很长，有一封长达八十三页，后来因故中断。爸爸死后，她写信给我，于是重续前情。我重考进台大文学院时，她考入台大理学院化学系，住女生宿舍，我却没去找她，还在写信。直到有一天，她约我在入夜的校园相见，从此陷入热恋。碧潭泛舟、傅园过夜、图书馆双进双出。……到处是两人的身影。有一段时间我送报。送全台大各单位的报纸，早上未明即起，骑车到火车站附近贩报地以现金批来报纸，就地折好套好，再赶回台大，等到送到女生宿舍时候，她一定等候在门，双手奉上为我冲的热牛奶。感情好到这种程度，不但同居，并且在大二时，她干脆转出了化学系，转进了历史系（在她转出时，有一个化工系的学生转进化学系，就是李远哲）与我同班了。不过，相恋得太满也就是晴阴圆缺的开始，我的信仰和穷困，构成了我们分手的主因。信仰方面，我不信宗教，并且态度坚定，而她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没有蒋介石等人的本领可以为女人改变我的信仰，这下子构成她父母兄妹激烈反对我的借口，当然，更基本的原因是我太穷，并且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