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玖炜梢晕烁谋湮业男叛觯庀伦庸钩伤改感置眉ち曳炊晕业慕杩冢比唬镜脑蚴俏姨睿⑶液廖藿椿岜涞糜星募Ｏ螅舛钥〉甑乃募胰怂道矗鲜舨豢熘隆Ｋ幸淮胃嫠呶遥骸�1949年刚来台湾时，家里一贫如洗，妈妈做了一双布鞋，叫我沿街去卖，我看到一位高大的先生，很胆怯地上前问他可要看看这双鞋，不料他大吼一声，表示不耐，吓得我哭着回来。”还有一次她的脚踏车丢了，她痛苦极了，写了一大篇文章，题目是“还给我吧，请你！”发表在香港出版的《今日世界》杂志上，文章哀婉、凄楚感人。家境的艰苦，似乎使她的父母加深了反对异端李敖的敌忾，我和她有一对石印，她父亲发现了，把有她名字的那颗印，磨去名字退还给我；而她的母亲则说：“你将来阔到了做总统，我们也不上你门；你将来穷得讨了饭，讨到我们家门口，请你多走一步！”使我对虔诚的基督徒的作风，有了极深的印象。“罗”的功课各科都好，考大学时，中文作文近九十分，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后来告诉我：那届中文作文，以那篇文章得分最高，他们原以为是李敖作的，不期竟出自“李敖的女朋友”之手。由此可见“罗”在中文上的功力。以那种功力，与我互写情书，内容精彩，可以想像。不过这些信都烧掉了。“罗”送我一个本子，原来整本抄的是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她中学时没钱买书，那时代也没有影印机，所以她就手抄了整本书。她的字迹秀丽、思路敏捷、聪明过人，读英文诗，三四遍即能背诵；我生平交女朋友不少，但是论眼神、论才气、论聪敏、论慧黠，无人能出其右。两人分手之夜，她把内裤送给我，纵《红楼梦》的花袭人亦不若也。
“罗”的离去，使我遭遇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困境，那时我年轻，一天晚上吃了一瓶安眠药，被同房的翁松燃发现，强拉我去台大医院洗肠。在我《大学札记》、《大学后期日记》甚至《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里，可以很明显看到我怎样励志自勉，度过那最大的困境。其实，度过的根本方法不在励志自勉，而该赶紧李代桃僵、赶紧以新的情人取代旧的，一如桃子没了，解决之道不是励志自勉桃子多不好吃，而是赶紧吃起李子来，有李子好吃，自然对桃子有抵抗力，不再沾恋。不幸的是，有三四年之久，我一直未能成功地达成这一转换。在大学后期，我跟同班的有英国血统的“咪咪”有短暂的恋情。“咪咪”身高一米七零、身材一流、皮肤白皙，分手之日，我把她的来信都还给她了，我写的信，只剩下一封复本，就是发表在《李敖情书集》中的第一封。“咪咪”的父亲是名人，家世不错，她仪态在优雅中有股气焰，一看就是大家出身的。有一次我看到她手执线装本仁寿版《二十五史》，觉得古籍红颜，正好辉映。我至今还保有她送我的世界唯一一张她小女孩时的照片，神韵飘逸，有着混血儿的美丽。
我虽然也勾引过别的女生，但灵则灵矣，乏肉可陈，那个时代女生少，思想也不开放，我这种不去教堂、不会跳舞的死硬派，其实要找个理想的女朋友并非易事。“红颜知己”上的苦恼，使我大学念得很不快。我毕业后，1960年2月12日，在部队里收到萧启庆的信，有这样一段：“日前与姚老谈，他认为在我们班上，在各方面，您都是最成熟的一人。又说您不轻易写东西，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很像样’。我很赞同他的看法。”我想，姚从吾老师和我同班好友萧启庆的看法，正好可做为我历史系四年的总评价，我的确是一个“在各方面”够得上“最”字的大学生，虽然大学生这一阶段，我过得相当吃力。原因是“世俗的我”和“理想的我”的冲突：在内心深处，我高蹈自负，以超人自勉自许；但现实上，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摆脱或操之在我，因此，年复一年陷在冲突局面里。总结是：在历史系四年，其实是我一生中最不满意的阶段，我缺乏令我折服的友情、缺乏稳定的爱情、缺乏经济能力，那是我一生中精神上最不从心所欲的阶段，比中学时期，尤有过之。我一生如果时光倒流，重过一次，我宁愿少活十年，也不要重过中学生、大学生那段日子。——成长的岁月其实是痛苦的。依靠别人的，那是“世俗的我”的沼泽，绝非“理想的我”的处遇。大学时代的结束，表示自己能够慢慢走向独立、走向茁壮、走向真正的独行其道。对“理想的我”说来，这才是真正的起步、真正的开始。
我在1959年6月18日毕业，8月2日南下台中，这天上火车时，到台北车站来送行的有周弘、景新汉、马宏祥、白绍康、华昌平、李华竣陈又亮、陈鼓应、祝庭生、张克斌、袁祝泰、朱广诚、黄锡昌、施启扬、佟耀勋、阙至正、孙英善、林淑美、杨祖燕、杨世彭、袁天中、萧启庆、王尚义、陈良渠、王曾才、李耀祖等二十六人。我在台北的五年大学风光，就此告一段落。交游之广，由此送行名单中可见一斑。这一现象，显示了我虽然一身傲骨、自命不凡，但在待人接物上，却从无满脸骄气，我不但休休有容，并且乐于与人为善。以我对理学院物理系的好朋友孟大中为例，就见一斑：孟大中的父母早在印度离婚，离婚后他和弟弟都随父亲到台湾读书，母亲仍在印度。有一次聊天，我忽然想起，如果离婚时，离婚证书上兄弟跟了母亲，那么兄弟两人即可视同侨生，不必当国民党的鬼兵了。孟大中听了，为之心动，希望我帮他假造一张离婚证书。我说可以，可是其中法律问题得找施启扬。于是到法学院找到施启扬，告以原委，遂由施启扬起草，捏造了一封符合当年印度离婚情况的“离书”，其中每一细节，包括币值换算，都做得天衣无缝。造好后，由我亲自刻印二枚，做为证人。一人名“彭立云”，一名为“孔昭庆”，用印后，全纸用茶水泡过，再予晒干，于是大功告成。为求妥善，我建议孟大中去找台大训导长查良钊，查良钊当年也在印度，与孟大中的父亲为旧识，可做人证。查良钊在西南联大时外号“查婆婆”，乐于助人，又为人糊涂，如告之以离婚时兄弟跟了母亲，他必然会跟着说模糊记得，如此在“离书”以外，可多一人证。于是一切依计行事，孟大中果然不必当兵，远走高飞矣！我的足智多谋，乐于助人，由此可见。台中一中老同学刘家顺，保送入台大，他印名片，头衔是“台湾大学政治系保送学生”，洋洋自得。此公毕业后离台，在松山机场，飞机起飞了，还被警备总部下令飞回，把他逮捕。孟大中离台时，我到松山机场送行，我说：“这回你远走高飞，可自由了。”他说：“想想刘家顺吧！要真的飞走了才算！”
在台大时期，除了结识同学外，前辈人物结识了胡适。我跟胡适的关系与胡适的学生——我爸爸完全无关。我在北京小学就知道胡适的大名，在初中时，从陈正澄那儿借到《胡适文逊，从此才深受他的影响。1952年10月1日，我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他，那时我才十七岁。1954年，陈世熙在台大办《这一代》杂志，拉我写稿，我就写了《从读〈胡适文存〉说起》。文章写好，他们顾忌，没有用，就还给了我。过了两年，陆啸钊办《大学》杂志，他不在乎，遂拉去刊登。刊登后近一年，有一天“罗”忽然提议说：“何不寄给《自由中国》？他们一定登！”于是我删了一部分，她代为抄好，遂改登《自由中国》。这是我在《自由中国》上发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文字。刊出的时间是1957年3月1日。此外我在《中央日报》也发表过一些有关胡适的文章。在《自由中国》发表文章后一年一个月，胡适从美国回来，约我到台大校长钱思亮的家里，跟我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他并且透露：“雷震特别写信给我，推荐你这篇文章。”雷震那时办《自由中国》杂志，严批台湾当局声动中外，能够在那个杂志上用真名发表文章，我深感光荣（施启扬也写过一篇，但不敢用真名发表）。
雷震虽然办《自由中国》，但是这杂志真正的灵魂人物是殷海光。殷海光是台大哲学系教授，我的文章发表后，张灏跑来找我说：“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见见你。”张灏在历史系比我高两班，我认为他才气很弱，他是殷海光吸收及门第子的前期人物，同殷海光关系不错，但他除了翻译外。写不出任何东西登《自由中国》，始终是个喜K洋书的蛋头而已。殷海光责备胡适喜欢以人情的原因揄扬别人的学问。说得很对，但他自己，却也犯这种毛玻殷海光吸收门弟子，当时都是张灏型的，整天只会看洋书、谈方法学，但他们的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所以充其量只会搭钢筋，没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陆见多识广、文笔又好，所以能弥补不少“水泥缺货”，他的及门弟子却比他差得太远、太远。这种情形殷海光自己是心里有数的，但他的及门弟子心里无数，所以他们在台大，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优异学生自居。我在台大，乍看起来，不是用功的学生，因为很多大学生念的书，我早在小学中学时候就念过了。在知识上，我是早慧的、早熟的。到台大后，我穿着长袍，整天搞“大学生同居”，形式上，我是有点“安事诗书”“束书不观”的。我不上课，不抄笔记，也不买老师的账，尤其是我看不起的老师。我在台大既如此特立独行，自然被侧目而视，只会皮相之见的人，当然只会从皮相看我这个“长袍怪”，而不知道我有“一飞冲天”的真本领。所以在台大的我，只是“不露文章世已惊”的我，只是部分的我。但这种真相，只有我知道。“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在台大池中，我被看作一条怪泥鳅，一条大泥鳅，毕业两年后，我退伍回来，我就证明给每一个人看：你们全错了，我是一条蛟龙！埃及在纳塞当政的时候，人人都把他的副总统萨达特看做一个喜欢穿好衣服住好房子的凡人；纳塞死后，美国特使李查逊吊丧，秘密向尼克松报告说，萨达特当权不会超过四到六个星期，结果却证明大家对萨达特都看走了眼。我一生中，被人看走了眼的次数也不在少，我总是用事实证明给每一个人看：你们全错了，我是一条蛟龙！所谓蛟龙，是一种能发洪水的龙，中国传统把革命性的异端看成洪水猛兽，我实在是这种洪水猛兽。限于政治环境，我清楚知道我做洪水猛兽的限度和下场，可是我仍旧朝前做去，这种使命感和悲剧感，对我而言，一点也不短，因为我早在小学时代中学时代就形成了。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我大学时代，胡适已经老惫，蛟龙气质，已经像丁尼生笔下的荷马史诗英雄，无复五四时代的风光；殷海光则如日中天，《自由中国》是1949年冬天创刊的，到1960年冬天停刊，前后十一年，殷海光在这十一年间，真是蛟龙得水；而这十一年，又正是我的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我进台大的时候，正是殷海光最红的时候，也正是《自由中国》最红的时候，他的蛟龙气质，自然使我佩服，他托张灏约我去看他，我自然很愿意。
约会订在下午，在殷海光家里，我如约前往。开门的是殷海光，他给我的印象可真糟：又瘦又小的身材、又蹭又蹬的跛脚、粗糙的双手、杂灰的头发、风霜的脸、两只对称不佳的小眼睛，从三角眼皮下不友善地瞪着你。他的头与四肢，联合得很生硬，他紧闭嘴唇，作顾盼自雄状。真是作状，因为他的造型，实在极少雄的条件，但他硬要诚于中形于外，结果好像他外在的瘦小，快被他内在的伟大绷裂了似的，看起来真教我难受。“他为什么这么做作？这么紧张？罗素的信徒不该这样啊！”我心里这样想。“他完全不像思想家、不像哲学家、不像大学教授，他倒像是北门邮局门口卖春宫画的，当然卖春宫画的不会顾盼自雄。”我这样想，的确心里犯了大不敬之罪，可是我怎么也忍不住不这样想，我真的从心里对他抱歉。更糟的是，从他背后又钻出一条毛茸茸的东西——条大狼犬。这条狼犬，殷海光命名为“领袖”，是把纳粹党对希特勒的尊称的走狗化。“领袖”究竟是“领袖”，威武无比，跟殷海光比起来，愈发显出殷海光的猥琐。“他真不该养这条不民主的东西。”我想。
我不知道殷海光对我第一印象是怎样的，大概也不会好，我想我对他一定还以颜色了，因为两人谈得极不投机。我逼问他一个问题：“骂国民党是对的，国民党真的该骂。我要请问的是：你过去为国民党主持过宣传，你是国民党员，你怎么解释这一点？”殷海光被我突如其来的问题弄愣了，他很不高兴，显然不愿面对这个问题，他很窘，好像怪我知道得未免太多，他拖了很久才说：“我已经忘了我做过国民党了！我对这种历史的问题没有兴趣。”听了他的答复，我很难过，我觉得殷海光在这一答案上不够诚实。我说：“我是学历史的人，我对这种问题有兴趣。”我表示：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因为这种反省的成功，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有知识，第二要无政治野心。有知识，才知道大江东流挡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无政治野心，才能维护理想主义的标准，不把自由民主当做争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当做一种目的。我认为殷海光最有这两个条件，所以反省得最成功，在《自由中国》的表现上最出色。但这种成功，在国民党眼中，却认为是他们的失败，他们的集团里出了叛徒，并且是有头有脸有力量的叛徒。他们在痛心之余，会抬出忠党问题来使大家难看，所以我认为：“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勇者，应该把他跟国民党的脐带关系交代清楚、公开交代清楚，不要闪躲这个问题。这种勇者大可公开脱党。公开宣布脱党的光明正大理由、公开表示他要为公谊抛弃私谊，为“国是”揭发党非。他不该在党籍上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暧昧的态度、随便脱离了的态度，或是腼腆的态度。所以，我认为这是个有意义的历史问题，应该使人有兴趣的。
我同殷海光的第一次谈话，就在并不投机的情形下做一结束。我对他印象奇劣，虽然我喜欢他那光芒四射的文章，可是对他这个人，我却十分倒胃，倒胃得甚至不想选他的课。所以，大二的逻辑我没有眩此后我都和他并无来往，我在1958年6月15日日记里写道：“‘国’实无人，如胡适之老是卖老货，殷海光也老是那一套，即可受欢迎，但他们又何其狭窄。”在第二年1月6日写道：“夜读逻辑，决定好好学到殷海光，从马戈言，此不难也。像‘吸收’胡适一样，他没有多少好‘吸收’的。”这些日记，都表示了我有限度地佩服殷海光，但同他并无来往。我的逻辑，直拖到大四时才修，修的还是台湾笨蛋教授曾天从开的课。但考试那天，却碰到殷海光监考，他在旁边看我写考卷，说了一句：“你的考卷洋洋洒洒。”此外，我只记得一次在马路上碰到他，我向他请教一个方法学上的名词。除此之外，见面时我也学他样，故意冷峻，好像两人不认识似的。古话说：“恶声至，必反之。”殷海光不通人情，真该给他还以颜色。这就是我当时对他的态度。在我快毕业时候，殷海光及门弟子林毓生（在历史系比我高一班）在凤山预官七期的刊物上，用科学方法，分析了蒋介石的“伟大”，他不但马屁拍得十分肉麻，还即时加入了国民党。他的同班马宏祥找到这篇文章，和我一起告诉殷海光。殷海光大为痛苦，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他传授的科学方法，竟被林毓生这样运用了！
胡适和殷海光是我大学时代最佩服的两位前辈，其他不论师友，与我固有交情，但谈佩服则吾岂敢。由此可见，我这个大学生是如何挑剔。如何眼高于顶了。
李敖回忆录6 军队（1959—1961 二十四到二十六岁）
6 军队（1959—1961 二十四到二十六岁）
1959年9月7日起，我开始受第八期预备军官训练，后来在野战部队中担任陆军排长，做到1961年2月6日退伍。这段军人生涯，是我人生中的重大转折。
9月7日早上八点半，我搭公路局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