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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
由于不断地有新书出版，并且书中经常引用佐勒书中的内容，鲍姆加滕教授的这一分析促使我用自己的语言来叙述我在希特勒周围度过的岁月，着手对包括其它著作中出现的谎言和歪曲进行澄清。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决定，以我在被拘留期间做的速记笔记和佐勒书中我的一些章节作为素材，不需要历史学家和记者的任何帮助来撰写我的报告。
我是怎样当上希特勒的秘书的经过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时，我就想认识一下巴伐利亚。我出生在德国的中部地区并在那儿度过了我一生中的22年。人们都说，巴伐利亚情况完全不同。就这样我于1930年春天来到了慕尼黑并开始寻找工作。慕尼黑的经济状况，事先我并不了解。所以，当我得知慕尼黑空余工作岗位寥寥无几，而且薪水标准也最低时，不禁大吃一惊。失业工人已逼近700万大关，在慕尼黑当时这种甚为不利的状况十分引人注目。
开始我拒绝了别人推荐的几种工作，指望能得到较好一点的工作。但是不久我的处境就变得令人担忧，我那点微不足道的积蓄日见减少。在来巴伐利亚以前，我本来在纳戈尔德一位律师那里工作，我正是利用那里的工作作为跳板才来到了巴伐利亚，由于我是自愿弃职的，所以无权要求失业补助金。
有一天，用代号刊登在《慕尼黑最新消息报》上的一则并不惹人注目的小广告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我对此做出反应时，万万没有料到，我以此开始了决定我今后一生的最大冒险，它的影响我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掉。
经人介绍，一个叫作“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陌生组织把我请到了席林大街。这条大街当时十分荒凉，大街的两侧商店寥寥无几，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全国指导处便设在这条大街50号一栋背阴的大楼里，冲锋队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办公地点就在第四层的阁楼里。希特勒后来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从前就是在这些房间里制作出了他那些怪诞的照片。在带有大斜面的窗户、曾作过摄影室的房间里，坐着冲锋队最高领袖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和他的参谋长奥托·瓦格纳博士。
后来我才知道，我是被介绍去的87个求职者中的最后一个。我既不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党员，又对政治不感兴趣，阿道夫·希特勒对我来讲是陌生的。然而最后我却被选中了，也许是因为我虽然才22岁，但已经有过几年干速记打字员的经历，并且有优良的成绩证书。另外，我还给他们看了我在几次速记打字比赛中曾获得的一等奖的证书。
阁楼里充满了浓厚的军事气氛。身材高大、挺拔，酷似军官模样的男人们川流不息。在他们中间巴伐利亚人为数不多，与在楼下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其它部门工作的人员相比正好相反，他们大多是身强力壮的巴伐利亚人。我感到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的人们像一支精锐部队。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当过波罗的海战士。
他们当中穿着最时髦、仪表最潇洒的要数冲锋队的最高领袖、前上尉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曾在波罗的海、立陶宛、上西里西亚和鲁尔地区当过自由团战士。1924年先后担任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威斯特法伦和鲁尔区的领袖。前上尉弗里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即弗朗茨·普费弗尔那位曾截过腿并且头发也已过早变白了的哥哥，当时担任人事局长。
1926年希特勒委托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把各区冲锋队的人统一起来。起初，每个纳粹党区领袖都有“自己的冲锋队”，而且都各有打算。许多人觉得自己就是小希特勒，这对统一这个运动无疑是不利的。因为希特勒的所有决定都是根据“利弊得失”做出的，所以他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冲锋队实行统一来削弱纳粹党区领袖们的力量。这是明智的一招棋，他的确已认识到，冲锋队就是用来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一把宝剑。
希特勒为了避免围绕冲锋队问题与纳粹党区领袖们进行斗争，才把这一棘手的任务交给了普费弗尔上尉。这种脱身之计是希特勒后来惯用的明智抉择。纳粹党区领袖们对其权力的削弱自然很反感，于是便对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开始了人身攻击，经常挑唆希特勒怀疑他。对此，希特勒只是内心一笑了之。因为这些麻烦希特勒已估计到并且有意避开。
1930年8月，从表面上看，希特勒是不得已才屈从于挑唆者的压力，牺牲了普费弗尔，但一切迹象表明，他并非不愿这样做。借此机会，希特勒亲自接管了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权力。他以完美的方式摆脱了使他感到麻烦的普费弗尔，1930年8月普费弗尔宣布辞职。
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是一个爱挑刺的人物。为证实这一点，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譬如有一天我看到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人民观察家报》，上面刊登着一幅希特勒的照片。普费弗尔试图用铅笔将希特勒不修边幅的衣着修整成紧身合体的形状。在穿着考究的普费弗尔看来，希特勒着装时的体态和举止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显然是不讨人喜欢的。
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参谋长是前上尉奥托·瓦格纳博士。他是前参谋部工作人员和自由团战士，像普费弗尔一样，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对重建德国怀有雄心。他放弃了在经济界的厂长职位，在他的战友普费弗尔的鼓动下响应希特勒的召唤一起跟着干了起来。
瓦格纳博士在经济领域的许多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曾在维尔茨堡大学教过大课。他知识渊博，与政治家、经济巨头和贵族都保持着广泛的联系，这在我为他起草范围十分广泛的书信中都能反映出来。瓦格纳博士在他担任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参谋长期间，还发表了《经济政策公开信》，其篇幅之长、内容之广泛使得我的工作量大大增加。
1930年9月瓦格纳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在希特勒从玻利维亚召回前上尉恩斯特·罗姆之前，临时担任了冲锋队的领导工作，这样在1930年岁末之际我为瓦格纳所从事的工作便中断了几周。
恩斯特·罗姆出生在一个慕尼黑铁路总监的家庭里，1908年当上军官，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在弗莱瓦尔附近进行的第一场大战役。他负过三次伤，弹片曾打掉了他的上鼻梁。1919年他作为德国国防军上尉在慕尼黑服役时认识了希特勒。作为与德国国防军进行联络的人，罗姆是一名纳粹运动的重要成员和希特勒的挚友。由于参与了1923隼的暴动他被开除出德国国防军。1924年他又恢复了在德国人民自由党的工作（国会议员），并组织起称之为“先锋队”的纳粹国防协会，自任该组织的领导，但是希特勒由兰茨贝格监狱获释返回之后，他不得不把领导权交了出来。1928年底他作为总参谋部的中尉衔的军事教官被派往拉巴斯（玻利维亚）。1930年希特勒把他召了回来，并且将冲锋队的领导权交给了他。
此后我在希特勒青年团全国指导处干了几周。这个单位当时设在一所私人住宅里，我习惯了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那种快节奏的工作，在这里我简直感到像罚劳役一样。当奥托·瓦格纳博士于1931年1月1日担任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经济政策局局长之后，他又要我当他的秘书。经济政策局下设负责贸易、手工业和农业的几个司，它们的办公室都设在布里纳尔大街54号巴格宫里，经过改建之后，这个建筑称作“褐色大厦”，对面是罗马教皇使节的住所。
当时，瓦格纳博士总是在会谈举行过后向我口授有关内容的长篇报告。但从不提及谈话伙伴的名字。他也经常外出旅行，回来后将情况口授整理成文字，搁置在办公桌里就再也不去问津。我经常对那些我当时认为不必要的抄抄写写感到恼火。另外我时常感到这样做像是在故弄玄虚。
直到1978年我看到由H·A·图尔纳出版的《亲信瓦格纳博士1929—1932年的笔记》一书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瓦格纳旅行和会谈时的神秘伙伴正是阿道夫·希特勒。他的其他谈话伙伴是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我认为，瓦格纳博士、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都觉得希特勒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都已意识到一种危险，即这位天才加上他那具有诱惑力的口才几乎使所有人都着了迷。因此这三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一致决定，利用与希特勒经常性长时间会谈的机会，通过反问和提出异议的形式来检查希特勒的可靠性，这样做在希特勒看来当然是不愉快的。由于希特勒的直觉是不受逻辑思维支配的，它基于一种臆测，缺少逻辑基础，所以，希特勒觉得他们好找碴儿，爱教训人，且不听劝告，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把他们抛弃了。
从后来出现的情况看，瓦格纳、施特拉塞和普费弗尔以前对他们的命运所做的估计是合乎逻辑的。冲锋队最高领袖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已于1930年8月被解除了职务，靠边站了。至于格雷戈尔·施特拉塞，据说由于背着希特勒讨论施莱歇尔提议他担任副总理的问题，1932年底导致了他与希特勒反目。1934年罗姆暴动时“无意地”丧生。奥托·瓦格纳博士1932年迁往柏林居住并于1933年夏天被解除一切职务。据说他的亲信还想看到他担任经济部长呐。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什么有关瓦格纳博士的音讯。过去他从不表现自己，加上他在1933年之后明显地不再受欢迎，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这是毫不奇怪的。可能是因为瓦格纳博士、普费弗尔和施特拉塞都是性格过强的人物，才使希特勒感到不舒服。不管怎样，希特勒上台后，就从未再提起过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
曾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过，并且后来得以飞黄腾达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马丁·鲍曼。作家们和历史学家们至今对他还很感兴趣。他被说成是品质最恶劣的家伙，人们把他出面做的所有坏事都“只归罪于他一个人”。不仅记者和历史学家这样看，而且就连那些幸存的纳粹党的领袖们、纳粹党的区领袖们、部长们和本来更知情的、曾在希特勒身边工作和生活过的人们也都这样看。
马丁·鲍曼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个最恭顺、最忠诚的奴才，他经常毫无顾忌地甚至有时野蛮地执行希特勒的指示和命令。从这个意义上讲，马丁·鲍曼与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的命运如出一辙。纳粹党区领袖们、部长们和党内要员们以及其它方面对他无休止的攻击成了家常便饭。
1930年春天，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的马丁·鲍曼尚未担负他后来所承担的棘手重任。鲍曼那时并不引人注目。池娶了格达·布赫为妻，她是党的法官、前上校瓦尔特·布赫的漂亮千金。瓦尔特·布赫当时是帝国乌施拉的主席，在纳粹党内享有很高的声望并得到了希特勒的信赖。布赫当过现役军官，后来在一所低级军官学校里任过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团部副官、优秀机枪射击手小分队的指挥官。1918年接任德伯里茨后备役军官大队队长职务。战争结束以后，他作为上校转而从政，加入了纳粹党。1925年当上了被简称为“乌施拉”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调查和协调委员会主席。这一职位要求他能多体谅人的不足，举止要十分得体，断事要有力，并且要有权威。他是适宜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因为他父亲当时是巴登州高级法院判决委员会主席。他长长的脸庞，挺拔的身材，始终显得十分潇洒。希特勒也参加了布赫的女儿与马丁·鲍曼的婚礼，这对提高鲍曼的声望当然很有利。
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马丁·鲍曼负责由瓦格纳博士成立的冲锋队保险公司，该公司后来更名为“救济储蓄所”。所有冲锋队的人都在这个公司里保了险。集会时经常发生室内和街上的战斗，其结果往往是身体受到伤害。实践证明这个保险公司是必要的和有利的。围绕这个公司所做的一切本来都是些简单工作，不能充分发挥马丁·鲍曼的才能。直到他在副元首的参谋部开始工作之后，才成功地显示出他具有非凡的能力。
30年代，他官运亨通，从一个鲁道夫·赫斯手下的部主任晋升为纳粹党全国领袖，然后又上升为希特勒的秘书。他异常勤奋，并且要求和希望参谋部的人也像他那样工作，这使得他在那里也并不很受欢迎。“快！快”成了他的口头禅。希特勒对马丁·鲍曼始终赞不绝口，有一次他说：“别人需要一整天完成的工作，我和鲍曼两个小时便可完成，他从不丢三拉四！”他还说：“鲍曼草拟的协议文本是那样准确无误，以至于我只需说声‘行’与‘不行’便可。只要有他在，我10分钟就能处理与别人在一起需要几小时才能处理完的文件。假如我告诉他：‘办公以后你提醒我某某事情’，那么可以肯定，他准能做到。他与他的兄弟恰恰相反，那是个马大哈，我交办的任何事情他都记不住。”鲍曼不仅把呈给希特勒的文件整理得有条不紊，而且还能够领会希特勒的意图，这样，希特勒就省去了冗长的说明。了解希特勒工作方式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对希特勒来讲是很关键的！
我认为，社会上流行的许多有关马丁·鲍曼的谣言都是毫无根据的。他既没有个人野心，又不是希特勒身边的幕后操纵者。我认为，他坚决严厉地反对任何形式的贿赂，是纳粹党人中少有的廉洁者之一。由于马丁·约曼态度始终如一，在那些受贿的党内同志和许多其他人看来，他越来越成了讨人嫌的警告者。
鲁道夫·赫斯出生在亚历山大市一个批发商的家庭里。父亲祖籍在弗兰克地区，母亲系瑞士人。年满14岁之前，赫斯一直在亚历山大上学，此后转到莱茵河畔的戈德斯贝格一所师范学校读书。在那里他通过了考试，接着又读完了商业课程，之后先在瑞士的法语区、而后转到汉堡从事商业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赫斯自愿应征入伍，最后在西线第35战斗机中队当少尉。革命后，赫斯在慕尼黑加入了图勒协会并且参加了把慕尼黑从苏维埃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为此他腿部曾挨过一枪。然后他当了商人，并进入大学攻读国民经济和历史。192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了纳粹党的政治沙龙，并由于一时冲动作为冲锋队的人加入了纳粹党。1923年11月赫斯当上了冲锋队大学生小分队的领导，在1923年11月8日晚上的暴动中支持了希特勒。他参加了在贝格勃劳凯酒馆大厅里逮捕部长们的行动。暴动失败后，他在巴伐利亚的山中度过了半年的惊险生活。在巴伐利亚人民法院被撤销的前两天，赫斯来到警察局投案自首了。于是他很快就被判刑并被关进了兰茨贝格监狱。在那里他与希特勒一起一直蹲到1924年的除夕。出狱后，他先在慕尼黑大学德国科学院当了地缘政治学教授豪斯霍弗尔的助手。后自1925年起当了希特勒的秘书。
马丁·鲍曼对鲁道夫·赫斯1941年飞往英国，无疑并不悲伤。我记得，1941年5月10日晚上，在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搬回到楼上去之后，他将其它几位住在贝格霍夫内志同道合的客人请到了他的乡下别墅愉快地聚会去了。这天晚上，他显得十分轻松自在。
设在慕尼黑的纳粹党经济政策局虽然继续保留着，但是在瓦格纳博士走后局长频繁更换。后来当了帝国经济部长的瓦尔特·冯克曾在短时间内担任过该职，在我即将调离慕尼黑时，部长是贝恩哈德·克勒，他是以“工作与面包”的格言而出名的，他对我讲过的一句话始终铭记在记忆中：“要想保护自己，就控告别人！”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想阻止我不要向全国‘乌施拉’提出有助于澄清流传甚广的诽谤案的诉讼，此事曾使我在慕尼黑的生活犹如地狱一般。这件事的全部过程是由耳误引起的。
褐色大厦的电话员把一个希望与我通电话的熟人的名字听错了。这个人叫菲尔塔勒，是个典型的巴伐利亚名字，而电话员却误听成了菲尔特海默尔。在此前不久，即1932年10月，一位年长于我的同事曾陪我乘大轿车越过白云岩地区到威尼斯进行了一次旅行。此行的组织者是罗森海姆市的克罗伊斯先生和夫人。克罗伊斯自己驾驶汽车，看来他们对我来参加此行是感兴趣的。我们每到一站，克罗伊斯夫妇总请我同他们一起坐，而却没有顾及我的同事。途中，有三位乘坐一辆奔驰汽车的先生曾两次向经常往返于这条路线的克罗伊斯先生问路，打听住宿等情况。像上帝安排的一样，这三位先生在威尼斯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