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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有史以来，自私的国王、酋长和政客无论有作为还是无作为，通常都是引起社会崩溃的罪魁祸首，其中包括本书讨论过的马雅国王、格陵兰的维京首领以及现代卢旺达的执政者。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在她的《愚蠢进行曲》一书中分析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灾难性决策，从古希腊的木马屠城记，到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教廷的独裁激起了新教的兴起，再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决定采取无限制潜水艇战（引发美国宣战），以及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也同样引发美国宣战。正如塔奇曼所说的：“引起政治愚行的首要力量就是权力欲，也就是塔西佗所说的‘所有热情中最罪业深重的一种’。”在这种权力欲的支配下，复活节岛的酋长和马雅国王要求人民为他们竖立比对手更大的石像和石碑，因此他们才会一而再地加快砍伐森林的速度，而不是去保护它们。他们被困在竞争的恶性循环中，如果哪位酋长或国王为了保护森林，而只竖立一个小石像或石碑，就会被人嘲笑，甚至地位不保。这就是攀比短期内的名声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反之，统治阶级不大可能因为与大众的利益发生冲突而拒绝解决已经觉察的问题，因为他们很难从自己行为的后果中脱身出来。我们将在最后一章看到大多数具有强烈环境意识的荷兰人（既有政客也有大众）醒悟到他们生活在低于海平面的地方，与海水只隔着一条拦海大堤。因此，如果政客们不好好进行土地规划，那么他们的个人安危也会受到影响。同样，在新几内亚高地，大人和其他人一样也住在茅屋里，也要一起捡拾柴薪和木头，因此具有高度的动机为社会解决问题，确保森林可持续经营（参见第九章）。
灾难性的价值观
前面几页提到的例子说明的是社会之所以不去解决已经察觉的问题，是因为某些人能从这些问题中获利。与理性行为相反的是，不愿意去解决已经察觉的问题也有可能归咎于“非理性行为”，即对每一个人都有害的行为。当个体心中的价值观出现冲突时，常常会产生这种非理性行为： 如果一件坏事有利于我们紧紧依附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可能会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巴巴拉·塔奇曼以“一错到底”、“木头脑瓜”、“拒绝从负面信号下结论”、“智力停顿或迟钝”来形容这种普遍的人类特征。心理学家们则用“沉没成本效应”来描述相关特征： 如果我们已经为一个政策（或股票）投入了很多，因此不愿意轻易放弃。
宗教价值观往往深入人心，因而可能成为灾难性行为的诱因。例如复活节岛上大规模砍伐树木多半是出于宗教的缘故： 巨大的石像是岛民膜拜的对象，因此他们不惜砍伐树木用来运输和竖立起那些石像。与此同时，9000英里外，在另一个半球上，维京人正在格陵兰岛上追求基督教的宗教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加上对欧洲人身份的认同，以及保守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紧密相连、互帮互助，共同生存了几百年。这些良好的特性（在很长一段时间获得成功）同时也阻碍他们对生活方式进行变革，向因纽特人学习生存技能。要不是这样，维京人可能在格陵兰岛生存得更久。
现代世界还有很多世俗的例子，表明我们深深信仰的价值观也有可能不合时宜。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人继承了养羊、生产羊毛、高估土地价值、对英国的身份认同等传统，最后在偏远（除新西兰外）的地方建立起一个第一世界的民主国家。直到现在，澳大利亚人才渐渐承认他们尊崇的价值观也有不好的一面。现代的蒙大拿之所以不愿解决矿业、林业和畜牧业造成的问题，是因为这三大产业曾是蒙大拿的经济支柱，代表蒙大拿的拓荒精神和特性。蒙大拿的拓荒者们崇尚个人自由和自给自足，因此不愿意接受政府的计划和对个人权利的限制。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决心不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将环境问题视为只有资本主义才会犯的错误，结果导致中国陷入严重的环境问题中。卢旺达人视大家庭为理想的生活型态，这在儿童死亡率高的年代当然是不二的选择，但也导致了今日人口泛滥的局面。我认为正是早期的价值观使得当今第一世界的国家们对环境问题采取对抗的态度，而对于这些价值观，他们没有再重新检视。“统治者或政策制定者死守他们最初的理念”。塔奇曼如是说。
当一个人在决定是否摒弃一些与有悖于生存的核心价值时，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而到什么时刻，一个人又会视个人生命于不顾呢？现代世界，有数百万人面临这样一个抉择，为了活命，是出卖亲朋好友，屈服于独裁者的淫威之下？还是背井离乡，流亡海外？国家和社会有时也会面临类似的抉择。
所有这些决定都含有赌博的成分，因为一个人经常无法确定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是否会带来毁灭，而摒弃这些价值观又能否带来生存的希望。格陵兰的维京人以基督徒农民自居，实际上他们也决定情愿为基督教献身，也不愿像因纽特人那样活着。最后，维京人输了这场赌博。当五个东欧小国面对气势汹汹的俄国军队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于1939年不战而降，而芬兰在1939年到1940年间，浴血奋战，最终保全了国家的独立。匈牙利人在1956年打了败仗，失去了国家的独立。谁能说哪个国家的选择最明智呢？谁又能预言只有芬兰才会在这场赌博中获胜？
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成败的关键在于知道哪些核心价值观应该继续尊崇，而哪些随着时代的变化应该摒弃，并寻找新的价值观。在过去的60年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放弃了他们长期信奉的、对国家形象至关重要的一些价值，转而信奉其他的价值观。英国和法国放弃了他们几个世纪以来独霸世界的地位，日本放弃了军事传统，俄罗斯放弃了长期以来的共产主义实验，而美国也在坚定地远离一些过去的价值观（虽然并不完全），如合法的种族歧视、合法的对同性恋的憎恶、轻视女性和性压抑等。现在，澳大利亚正在重新评估是否将自己的国家定位为英国人的农业社会。成功属于那些有勇气作出困难抉择的社会和个体，同时也需要运气才会赢得赌博。今日，对于环境问题，整个世界面临类似的抉择，我会在最后一章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其他非理性的失败
在价值观冲突之下，有些社会可能会做出非理性的行为，会设法去解决或不去解决问题。在问题尚未引起重视前，普遍的非理性动机包括大众通常会厌恶第一个察觉问题、抱怨问题的人，例如塔斯马尼亚的绿党最先抗议将狐狸引进本地。如果抗议者上一次发出的是个错误警报，那么大众就会轻视后来的警报。就像《伊索寓言》里牧童屡次空喊“狼来了”，等狼真正来的时候，没有人再相信他。这时大众会推卸责任，说这是别人的问题。
有些非理性地拒绝解决已经察觉的问题通常是由个人短期和长期目的的冲突造成的。卢旺达和海地的农民，以及当今世界还有几十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为明天的食物忧愁。生活在热带暗礁地区的穷苦渔民为了养活自己的孩子，不惜用炸药和氰化物来捕捉珊瑚礁鱼（殊不知偶然也会炸掉暗礁），显而易见，他们正在摧毁将来的生计。政府也是如此，经常短视近利，只看得到眼前的问题，只有当大灾难即将爆发时，他们才会去关注。例如我有一个朋友和本届政府关系密切，2000年全国大选后他去华盛顿拜访，发现新任的政府官员大谈所谓的“90天焦点”，也就是只讨论未来90天内可能发生的大麻烦。对于这种非理性地着眼于短期利益的行为，经济学家们理性地把它称之为把未来利益“打折”。可能会有人争辩道，今天用掉资源要好过留到明天再用，理由是今天利用资源得到的收益可用来投资，利息累积起来将十分可观，所以今日利用资源创造的价值要高于明天利用资源创造的价值。如果是这样的话，恶果将由我们的后代来承担，而他们在今天既没有投票权，也不能抱怨。
对于非理性地拒绝解决问题这一行为，还有一些推测出来的解释。在短期决策过程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叫做“从众心理”。当个体身处大规模的团体或人群中，特别当他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他会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支持群体的决定。尽管当他单独一人思考时，可能会反对这一决定。正如德国剧作家席勒所言：“任何人单独时都是明智理性的，当他成为群体的一员时，马上就变得盲目。”历史上有不少运用从众心理的例子： 中世纪晚期，欧洲对十字军的狂热；1634年至1636年，荷兰的“郁金香热”达到顶峰；周期性爆发的吊死巫婆事件，如1692年的塞伦镇巫婆审判；以及1930年代，受纳粹宣传影响，迷失心智的疯狂人群。
还有一种出现于群体决策过程中、类似于从众心理的行为是埃尔文·詹尼斯提出的“群体盲思”，它的人数规模比从众心理小，相对较为冷静。特别是指一个高度凝聚的小型团体（如猪湾危机中肯尼迪总统的顾问团，或越战期间约翰逊总统的顾问团），在种种压力条件下必须做出决定。而压力和对同伴的支持与认可的需求，可能会有意压抑怀疑和批评，共同沉浸在错误的观念中，仓促达成共识，最后做出灾难性的决策。从众心理和群体盲思都可能只运作数小时，也有可能长达数年，那么在长达几十年或几个世纪对付环境问题的过程中，一些灾难性的决策是否也和从众心理或群体盲思有关？
就非理性地拒绝解决已经察觉的问题，最后一个推测的原因是“心理否认”，这一专业名词原本用于个人心理学，现在也扩展到流行文化。如果有件事情让你深感痛苦，那么你可能会潜意识地压制或否认这种感觉，以免引起痛苦，尽管忽视这种感觉实际上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类经常遭到否认的感觉有恐惧、焦虑和悲伤。典型的例子是刻意忘记恐怖的经历，或不愿意去想配偶、子女或好友正濒临死亡，因为那样的念头令人感到痛苦。
例如，在一个狭窄的河谷上建造一座高高的水坝，如果水坝倒塌，那么洪水就会淹没下游的居民。有人对下游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问他们是否担心水坝倒塌。毫不惊奇的是，离水坝越远的人担忧就越少，越近的人担忧也就越多。让人意外的是，住在水坝下方几英里内的居民竟然是最担心水坝倒塌的人群，而住在水坝正下方的居民却一点都不担心。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心理否认，这些居民每天一抬头就看到水坝，保持镇定的惟一方法就是否认水坝可能会倒塌这一事实。虽然这种心理否认经常发生在个体身上，但似乎也可以运用在群体心理的分析中。
失败的方案
最后，即使社会已预见危机、察觉问题，并努力去解决，结果还是失败。这可能是由如下几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导致的： 问题的困难程度超过我们现有的解决能力；有解决办法，但代价过高；我们所做的努力太少或为时已晚。有些努力成效甚微，甚至会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例如澳大利亚引进蟾蜍用以消灭害虫，或美国西部的林火扑救。许多过去社会（如中世纪的冰岛）不像我们今日拥有丰富的地质学知识，能较为自如地应付环境问题。但时至今日，仍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
例如第八章所提到的维京人在格陵兰岛生存了4个世纪后终究难以为继。残酷的现实是，在过去的5000年里，格陵兰气候寒冷、资源有限，因此对人类而言，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维京人败北之前，美洲土著曾在此地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但最终还是消亡了。因纽特人依靠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在格陵兰生活了700年，但举步艰难，经常有人饿死。现代的因纽特人不愿再像以前那样使用石器和狗拉雪橇，也不想划着皮筏子出海用鱼叉捕鲸鱼，而是希望依靠外来的技术和食物生活。当前的格陵兰政府尚未发展出不依赖外援、自给自足的经济型态。格陵兰政府也曾试过像中世纪的维京人那样在岛上饲养牲畜，但最终放弃养牛，对那些生活艰难的养羊农民则提供政府补助。从这些例子来看，维京人在格陵兰岛遭遇的失败并不令人惊讶。同样地，美国西南部阿纳萨兹社会的失败也可被视作由于生态环境恶劣，不适合耕作，因此阿纳萨兹人欲想建立长期的农业社会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
当今社会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有害物种的引进，它们一旦落地生根后，通常很难被消灭或控制。例如蒙大拿政府每年必须花费一亿多美元来对付乳浆大戟等外来野草。事实上并不是蒙大拿政府不想斩草除根，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乳浆大戟的根长达20英尺，无法用手拔除，必须用专门消灭野草的化学药剂，这种除草剂每加仑便需800美元。澳大利亚为了控制兔子的数量，试过种种手段，如篱笆、狐狸、射击、挖土机、多发性黏液瘤和杯状病毒等。直至今日，仍在努力之中。
美国西部山区气候干燥，经常出现森林火灾，我们也许能通过一些管理手段减少可燃物载量，控制森林火灾，如利用机械将下层林木新生的树枝修剪稀疏，移走落地的枯枝。然而，如果大规模实行这种做法，费用昂贵。佛罗里达深色海滩雀的命运同样悲惨，一是经费不足，二是保护措施起步太晚。当它们的栖息地开始明显遭到退化时，人们却还在不停地争论这些雀类的家园是否真的在变小，因此保护行动一再推迟。等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最后终于同意以5000000美元的高价买下深色海滩雀的最后一片栖息地时，该地区却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深色海滩雀也几乎全部死光。这时候，人们又开始争论是否让最后几只养在笼子里的深色海滩雀与相似的苏格兰海滩雀进行交配繁殖，然后再由回交法培育出纯种的深色海滩雀。等到议论结束提议通过时，仅存于世的几只深色海滩雀却因为太老已经无法生育。因此，不管是保护栖息地的行动还是繁殖计划，如果能早点动手的话，不但比较省钱，而且成功的概率也大。
希望的迹象
人类社会和规模较小的团体都可能因为下列一连串原因而做出灾难性决策： 无法预见危机；没有觉察到已经发生的问题；不去着手解决已经察觉到的问题；虽然努力解决问题，但没有成功。本章开头提及我的学生和泰特都难以相信社会竟然任由环境问题变本加厉，最后导致社会自身的消亡。现在，在本章结尾处，我们已经能够识辨出导致社会消亡的种种原因。我们每个人都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发现某些熟悉的群体正是由于上述某种原因而导致失败。
社会显然并非总是失败。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活到今天，或者过着13000年前石器时代的生活。不过，那些失败的例子还是值得记录在案，本书由于篇幅有限，只能挑选几个社会来讨论，无法像百科全书那样一一点评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类社会。此外，第九章也特别探讨了几个成功社会的例子。
那么为什么有些社会会成功，而有些则失败了呢？当然部分原因关乎不同的生态环境，而非社会自身： 有些地方的环境问题比其他地方更为严重。例如严寒孤绝的格陵兰岛上的生态环境要比维京人在挪威南部的老家来得恶劣。同样地，干旱、孤绝、高纬度和低海拔的复活节岛不如岛民们的故乡大溪地更适合居住，那里环境湿润、与外族往来便利、靠近赤道、海拔高。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如果我声称这种环境差异是导致社会成败的惟一原因，那么给我扣上不受社会科学家们欢迎的“环境决定论者”的帽子实在不足为过。事实上，虽然各个人类社会生态环境的先天条件有所不同，但社会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自己的行动。
为何有些团体（或领导人）会走向失败，而有些却能成功，这是一个很大的论题。例如同样在干燥、寒冷的环境条件下，为什么印加帝国的造林行动能够成功，而复活节岛民和格陵兰的维京人却会失败呢？虽然部分原因在于个体本身，但我仍然希望本章的讨论能帮助决策者更好地了解导致失败的可能因素，并尽量避免它们。
从美国对古巴两次截然不同的处理双方关系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了解失败原因的重要性。1961年春，美国总统肯尼迪与其顾问团作出错误的群体决策，向古巴的猪湾发起侵略，不但大败而归，而且还引发更加危险的古巴导弹危机。正如埃尔文·詹尼斯在《群体盲思》一书中所指出的，猪湾事件体现了几个容易导致群体决策失误的特点，例如全体一致的错觉；对异议者施加压力；领导者（肯尼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