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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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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加的环境影响

海地森林滥伐等环境问题由来已久,积累至今,比多米尼加共和国要严重得多。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本书五点框架中的四个因素: 人类对环境影响的差异、与他国间友好或不友好政策,以及社会和领导人是否作出的正确的回应。在本书分析的案例中,无论是本章讨论的海地与多米尼加共和国所作的对比,还是第八章格陵兰岛上挪威人与因纽特人迥异的命运,都清晰无误地阐明了一个看法,即社会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成败兴亡均来自我们自己的选择。
    多米尼加共和国自身的环境问题是什么呢?他们采用的又是何种对策?用我在第九章介绍过的专业术语来分析说明的话,多米尼加在环境保护初期采用的是由下至上的手段,1930年后改成由上至下,现在是两者兼而有之。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多米尼加经济价值高的树木遭到大肆砍伐,造成当地一些珍贵树种的灭绝。19世纪晚期,许多林地被清除,用以发展甘蔗种植园和其他现金作物。多米尼加的森林砍伐率大大增加。20世纪早期,由于铁路枕木需要木材,且都市化开始起步,森林砍伐率进一步上升。1900年刚过不久,降雨量低的地区因为砍伐树木做燃料,爆发了上述的森林危机,同时河岸耕种又使溪流遭受污染。当地第一条禁止砍伐树木及污染河流的条例于1901年出台。
    在圣地亚哥真正采用由下至上的环境保护大约是在1919年到1930年间。它是共和国第二大城市,是最富饶也是农业最过度开发的地区。森林砍伐与运输网络产生新的农业集聚地,同时也造成了水域破坏。胡安·鲍蒂斯塔·佩雷斯·兰西律师与米格尔·卡奈拉·拉扎罗医生及环境监测员对此大受震惊,游说圣地亚哥的商会买下土地作为森林保护区,同时向大众募捐筹集资金。1927年,他们终于获得成功,农业部划拨一笔额外的政府资金使购买第一块自然保护区得以成行。该保护区被命名为亚克保护区,亚克河是国内最大的一条河流,保护区即为出入受到限制或禁止的一块地。
    1930年后,独裁者楚吉洛将管理环境的推动力转变为由上至下的方式。他在执政期间扩展了亚克保护区的面积,又兴建了另外一些保护区。1934年,第一座国家公园成立,并设置了一支防卫队加强森林保护,同时禁止山林烧垦,未经他的许可也不得在中央山脉的康斯丹萨地区砍伐松树。楚吉洛的这些举措均以保护环境为由。但他可能更多受到经济考虑的推动,包括他个人的经济利益。1937年,楚吉洛政府委任一位著名的波多黎各环境科学家卡洛斯·察冬博士对多米尼加的自然资源(农业、采矿业和林业潜力)做一个评估。对于这片加勒比海地区最广阔的松树林,察冬特别计算了它的商业砍伐潜力,大约为40000000美元,在当时可算是一个天文数字。基于这项报告,楚吉洛开始参与松树林的砍伐,将一大片松树林归为自己名下,同时他也是国内最大的锯木场的合伙人。在砍伐过程中,楚吉洛的森林采用环境健康(森林保育)的方式,留下一些成熟的树木,作为自然恢复的种子来源。今日在新生林中,我们仍能辨别出那些粗壮的老树。1950年代楚吉洛的环境手段包括任命一位瑞典人研究建造水坝用水力发电的潜能、规划这类水坝建设,1958年召开第一次环境大会,并建立了多个国家公园,至少部分保护了对水力发电至关重要的分水岭。
    在独裁统治期间,楚吉洛(照旧和他的家庭成员或叫亲戚出面)对森林进行大肆砍伐,但他的独裁政府禁止其他人砍伐及建立非法的集聚地。1961年,楚吉洛死后,阻止大肆掠夺的多米尼加环境墙被推倒。垦耕者占领土地,烧林耕种。大规模无组织的移民纷纷从农村拥向都市。圣地亚哥四大富裕的家族以比楚吉洛执政期间更快的速度砍伐森林。楚吉洛死后两年,被民主上选的总统胡安·博世试图劝服伐木者放过松树林,计划中的亚克保护区和尼凿水坝需要这片林子做分水岭。但伐木者却与其他的利益集团串通一气推翻了博世,伐林速度进一步加快,直到1966年巴拉格尔被选为总统才扭转局面。
    巴拉格尔意识到整个国家的当务之急是维护分水岭,使水力发电得以成行,同时也能确保工业与家庭用水充足。巴拉格尔刚上台不久,就严刑立法禁止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内进行商业伐木,并关闭了所有的锯木厂。对此一些权贵家族将他们的伐木场迁移到更偏远的森林,并在晚间作业。巴拉格尔只好采用更为严厉的举措,将加强森林保护的责任从农业部转到军队,并宣布非法伐木是一项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为了阻止伐木,军队武装通过飞行勘测和军事行动来侦察非法伐木。1967年的一个晚上,军队突然扫荡了一个秘密的大型伐木场,双方展开枪战,致使十几个伐木者中弹身亡。这是多米尼加环境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一,给伐木者无疑是当头一棒。然而一些非法伐木活动仍继续发生,军队因此进一步搜查枪击伐木者。到巴拉格尔第一次执政期间(从1966年到1978年,他经历了三次任期),非法伐木活动已大大减少。
    这只是巴拉格尔众多影响深远的环境治理手段中的一个。还有一些如下: 从1978年到1986年——巴拉格尔在野的8年里,其他总统重新开放了一些伐木场和锯木厂,毁林烧炭也日益增多。1986年,巴拉格尔在重新上台的第一天就下达行政命令再次关闭伐木场和锯木厂。第二日他部署军事直升飞机侦测非法伐木和闯入国家公园者,然后采取军事措施从公园捕获、关押伐木者,驱逐一贫如洗的垦耕者和有钱人的企业与房屋(有些还属于巴拉格尔的朋友)。这些措施中最众所周知的是1992年在90%被遭毁坏的拉斯海提斯国家公园驱逐了上千名垦荒者。两年后,巴拉格尔又亲自指挥军队夷平了胡安·B·佩雷斯国家公园里多米尼加富人的豪宅。巴拉格尔禁止烧垦,甚至颁布法律(结果难以实施展开)规定每道篱笆都必须使用活树而非木材。巴拉格尔采用两种方法来降低对本国木材的需求,使用替代品: 一是开放市场,从智利、洪都拉斯和美国进口树木(由此消除了国内商店对多米尼加木材的大部分需求);二是减少传统砍伐树木制作木炭的方式,建立多个站点从委内瑞拉进口天然气。为了鼓励大众改用天然气,政府不但提供补助,还免费分发天然气炉灶。巴拉格尔极大扩张了自然保护系统,建立起国内最早两个海岸国家公园,又在近海水域设立了两块座头鲸禁捕区。与此同时,又将河岸20码范围内地方列为保护地,海岸60码范围内列为保护湿地,并在里约环境会议上签署了10年禁猎的协议。巴拉格尔向工业厂家施压,要求他们妥善处理废物、控制空气污染(虽然成效甚微),又向矿产公司收取重税。他反对制止了许多破坏环境的项目提案,其中包括穿过国家公园通往桑切斯港口的道路、贯穿中科迪勒山脉的南北公路、圣地亚哥国际机场、马德里戈超级港口和水坝,甚至拒绝维修那些已有的高地上的公路,任其无法通行。巴拉格尔在圣多明各建造了水族馆、植物园和国家历史博物馆,又重建了国家动物园,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主要的观光景点。
    巴拉格尔最后一次政治活动是在94岁的时候,他联合新任总统梅希亚共同反对前总统费南德兹关于降低和减少自然保护系统的计划。为达成目的,他们耍了一个立法上的花招,即在费南德兹的提案上增添了一项追加条款,把现存的只受行政命令控制(比如费南德兹的提案)的自然保护系统改为由法律控制,所谓的法律指的就是1996年巴拉格尔最后一任总统结束到费南德兹的计谋之前。因此,巴拉格尔在千辛万苦捍卫自然保护系统中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巴拉格尔的这些行动可谓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由上至下环境管理的顶峰时期。与此同时,由下至上的成就在楚吉洛死后也开始重散光辉。1970年代和1980年科学家们对国家的海岸线、海洋和陆地自然资源做了细致的调查盘点。多米尼加人渐渐重拾在楚吉洛统治下中断了几十年的由私人组织的公民参与环境保护事务。1980年代,出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其中包括影响日益壮大的环境保护组织。许多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的改善主要依靠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各分支机构的努力,而多米尼加共和国由下至上的动力来自于当地非政府组织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这些非政府组织与大学和科学院一起成为多米尼加本土环境保护运动的领导者。




巴拉格尔

为什么巴拉格尔会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动环境保护?对许多人而言,很难将他在环境方面表现出的强硬与目光如炬和讨厌的个性联系在一起。他在楚吉洛的手下干了31年,并为楚吉洛1937年的海地大屠杀做过辩护,最后他成了楚吉洛的傀儡总统。但是他在楚吉洛手下做事的时候——比如担任国务卿——还是发挥了他的作用。任何一个与楚吉洛这位恶魔一同共事的人都会很快受到株连,蒙受猜疑和唾弃。巴拉格尔自楚吉洛死后也积攒了累累罪行,每一笔都是他自己犯下的。虽然在1986年,他依靠公平公正被选举为总统,但他在1966年、1970年、1974年、1990年和1994年一而再地使用舞弊、暴力和恐吓等手段参与竞选,指使自己的一班刺客暗杀了上百甚至上千名反对者。他多次下达命令将穷人从国家公园武力驱逐出去,又命令或容许枪击非法伐木者,并纵容大面积的腐败。他属于拉丁美洲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强人或独裁者,其标志性名言为:“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
    本书的第十四和十五章将会探讨人们为何会追随或拒绝追随环境主义者的政策,其背后的原因通常相当地错综复杂。我在参观考察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时候,很想从那些与巴拉格尔有过接触或经历过他统治时代的人中了解巴拉格尔的行为动机。我问每一个接受采访的多米尼加人对巴拉格尔的看法。在20个采访者的口中我听到了20种答案。其中好些对巴拉格尔有强烈的个人憎恶: 曾被他投入牢狱、或曾被楚吉洛政府监禁或拷打过、或有近亲或朋友曾被他杀害。
    在这些纷杂不一的看法中,还是有些观点被许多人提及。巴拉格尔被形容成一个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复杂的谜一样的人。他追求政治权力,出台的政策也是出于如果不做就会削弱权力的考虑(但由于政策不得民心,他还是经常被推到丧失权力的边缘)。他是一个高明、愤世嫉俗且务实的政治家,他的能力在多米尼加过去42年的政治史中无人能企及,是一个“马基雅弗利”式的人物。长久以来他维护了军队、群众与竞争集团精英分子之间微妙的平衡,并成功遏制了军队的造反,甚至让毁坏森林和国家公园的军队长官感到恐惧。1994年,一位反对巴拉格尔森林保护措施的陆军上校在电视上做了一段著名的未经准备的对质,惹得巴拉格尔勃然大怒,将这位上校吓得尿裤子。我采访过的一位历史学家逼真地形容道:“巴拉格尔是一条只要需要就能蜕换表皮的蛇。” 巴拉格尔对泛滥成灾的贪污放任自由,但不像楚吉洛,他对个人财富毫不关心。用他的话来说:“贪污到我办公室门口就止住了。”
    最后,让一位曾被监禁酷打的多米尼加人的话来做总结:“巴拉格尔是一个恶魔,但对多米尼加历史的那个阶段而言,是一个必要的恶魔。”对这段话,我的理解是1961年楚吉洛遭到暗杀后,多米尼加国内外有许多具有远大抱负的人,但没有一个人的政治实务经验比得上巴拉格尔。他用行动巩固了多米尼加中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使这个国家得以存在至今,并且完成了多米尼加经济的重大飞跃,这些成就又使许多多米尼加人得以忍受他的恶魔特质。
    至于巴拉格尔为什么施行环境保护主义者政策,我遇到更多众说纷纭的看法。一些多米尼加人告诉我这不过是一个幌子,不是为拉选票就是为了装点自己的国际形象。有人认为巴拉格尔从国家公园驱逐垦荒者其实不过是将农民从偏远的森林赶出来以杜绝卡斯特罗那样的起义,稳固自己与军队之间的关系。
    尽管这些猜测的动机可能属实,但巴拉格尔在环境保护上的大动作和大手笔并没有赢得全部的民心,这使我很难认同他的环境政策是一个幌子。他的一些环境保护举措,尤其是动用军事力量迁置垦荒者,使他的形象大大受损,并影响到选票(虽然用舞弊行为加以弥补),更是失去了权贵精英与军队的支持。(虽然他的其他一些政策又赢回了那些支持。)在我所列举的巴拉格尔的许多环境保护举措中,我看不出它与打击富有的度假区开发商、反叛变措施或是讨好军队之间有什么可能的联系。恰恰相反,巴拉格尔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政客,只要不会失去太多选票、有影响的支持者,以及激起军队叛变,他都会大刀阔斧地推行环境保护政策。
    还有一些我采访过的多米尼加人认为巴拉格尔的环境保护政策是带选择性的,有时并不见成效,甚至还有些盲点。他容许自己的支持者们做一些有损于环境的事情,比如采掘石头、沙砾、沙子等建筑材料造成河床破坏;他推行的一些法律,例如反对狩猎、空气污染和木材做篱并不奏效;有时遇到政策受阻,他也会抽身退步。作为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他的一个特别严重的缺点是忽略了农民需求与环境问题之间的调和,在培养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上他还应该做得更多。但是,比起多米尼加的其他政客或是我所知道的近代的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政客,巴拉格尔在推动环境保护行动上还是更为多样性和激进些。
    经过考虑,我认为对巴拉格尔的政策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如他所声称的真正地在乎环境保护。几乎在每一次演讲中,他都会提及这一点。他说保护森林、河流和山脉是他自小以来的梦想,并在1966年、1986年和最后一次连任(1994年)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反复重申这一点。当费南德兹总统表示全国32%的国土都被划为保护区实属过火时,巴拉格尔反击道,整个国家都应该成为保护区。然而,就他保护环境的观点如何形成这一问题,没有人给我相同的看法。有人说巴拉格尔早年在欧洲生活时可能受到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影响;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坚决的反海地者,所以企图通过改进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绿化景观来凸显海地的荒芜。有人说巴拉格尔的姊妹们对楚吉洛时代造成的滥伐森林和河流淤积倍感惊恐,使巴拉格尔深受与他关系密切的姊妹们的影响。还有人认为巴拉格尔在后楚吉洛时代登上总统宝座时年已60岁,一直到90岁才退位,因此可能受到漫长的一生中发生在他身边种种变化的推动。
    我不知道这些关于巴拉格尔问题的答案在哪。难以摸透他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在于我们不切实际的期待。我们也许在潜意识里将人归为“好”或者“坏”,就像如果有人具有某种美德,这一美德似乎就会在他的任何行为处闪光。若我们看到一个人高尚美好的一面,那么将会很难发现他不光彩的一面。对我们而言,很难意识到人性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常常由各种毫不相关的经验拼组起来的马赛克。
    如果我们真的认同巴拉格尔是一位环境保护主义者,那么他的恶魔特性会不公平地损害到环境保护主义。但是,就像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的:“阿道夫·希特勒爱狗也爱刷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恨狗且停止刷牙。”我又想起1979年至1996年我在军事独裁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工作时的那段经历。我厌恶且恐惧军事独裁,既因为它的政策,也有个人因素: 特别是对我许多新几内亚朋友们的所作所为,我自己也差点被那里的士兵杀死,因此我对独裁政权在印度尼西亚属新几内亚设立复杂且有效的国家公园系统感到非常吃惊。当时我在民主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待了几年后去的印度尼西亚属新几内亚,我以为民主政权下的环境保护政策会比独裁政权的更先进,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所有我采访过的多米尼加人都不承认自己了解巴拉格尔。谈起他的时候,他们会用诸如“充满了矛盾”、“有争议的”或“谜一般”之类的词。有人甚至引用了丘吉尔形容俄国的一句话:“包裹在神秘谜团里的一个谜。”了解巴拉格尔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使我意识到历史和生活本身都是错综复杂的,无论历史或是人生都非简单如一。




多米尼加今日的环境

鉴于上述环境保护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历史的冲击影响,那么这个国家环境问题的现状与自然保护系统又是怎样呢?它当前的主要问题可纳入我们在第十六章会总结的12类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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