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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日本重新把夺取铁路权的问题提上日程，其目标且不限于福建省，而是由福建扩充到江西、浙江、以至湖北，并由路权连带而及于矿权。1900年6月5日，日驻华公使西德二郎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允许日本人与中国商民设合股公司，修筑一条由厦门起经福州、邵武、江西梧州、南昌至汉口的干路和由福州经罗源澳至三都澳、由南昌经浙江衢州至杭州两条支路，沿路三十里以内的煤矿等都交该公司开采。13日总理衙门拒绝〔10〕。这时义和团的活动正进入高潮，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正酝酿干预、镇压，日本对华关系的主题正在变化，路矿利权问题才又被搁置下来。
第一部分：出头之日——垂涎三尺窥中国日军充当八国联军的先锋（图）
八国联军瓜分中国时局图 半个多世纪，列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外国公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日益增长的不平之感，再加上一些更大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的因素，酿成了一场广泛的排外运动。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北方大地上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所发动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的斗争锋芒所向，初时主要是外国在华的教会势力；后来，逐渐扩大到外国侵略势力的各个方面，并旁及一切带洋字的事物。 日本对华的态度是由本国的实力来决定的。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日本鉴于甲午战后元气尚未恢复，在即将出现的瓜分中国斗争中，很难与列强抗衡，抢到自己应抢到的一份。因此，日本政府不仅提出保全中国的策略，而且动员社会舆论，高唱保全中国的调子。但是义和团在京津和直隶地区的迅猛发展，严重威胁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权益，而且帝国主义各国认为分割中国的时机业已到来，立即出兵企图瓜分中国。日本为了乘机攫取更多的权益，于是脱下保全中国的外衣，拿起抢劫中国的枪炮，在诸列强中出兵最多。6月15日，日本内阁决定派遣陆军来华，这成为侵华军事行动大升级的契机。此后短短几天内，日本军事当局从第五师团及第十一师团相继抽调步、骑、工兵等将校以下3314人组成临时派遣队，以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福岛安正少将为司令，率领来华，从23日起相继到达大沽，登陆后不久就渐次向天津进发。在进攻大沽炮台战役中，日本军舰没有直接参战，只有“爱宕”号担当保护塘沽的任务；但事先在塘沽登陆，由6个国家的陆战队组成的近900名地面部队中，有日军300名，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战斗中，日军冲锋陷阵，首先攻入该炮台，其指挥官海军中佐服布雄吉当场战死，亦可见日军狂热好战的特点。
大沽口登陆 当时列强中能在较短时间内派大军到中国的，只有日、俄两国，这是因为日本与中国只有一海相隔，俄国与中国接壤，而且在旅顺驻有10000多名正规军；如果日本派入中国的兵力超过俄国，那对它在华竞争将大为方便。事实上，日本早有乘机派遣多数军队之意，6月13日，日外务大臣青木向英公使怀特海德示意：“如果现已登陆的各国海军特遣部队被包围或遭到其他危险，日本政府愿立即派遣一支相当大的部队去解救，假如英国政府同意这样的话；否则日本政府不拟派遣军队。”〔11〕此时英国态度很冷淡，未予答复。当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所率领的八国联军被困于杨村、廊坊之间，青木又召集各国驻日公使说：“联军形势迫切，日本政府甚欲与关系各国，决定一致之行动”。
####次日英公使怀特海德访晤青木乃“以日本在地理上最为近便，特望出兵”。日本这时却故做扭捏之态，原因是青木乃要求英国向其保证其他在华拥有利益的各国政府不反对日本对华增派军队，尤其提到了俄国，实际上日本是怕重蹈三国干涉还辽的覆辙。这时北京形势更加迫切，英国盼望日本行动更急切了，因此英国公使通告日本政府：“日本是能够向天津迅速增派援军的唯一国家，欧洲列强中无反对日本迅速增援者。”〔12〕这实际上是向日本做了保证：日本大规模出兵将来不会引起三国干涉还辽那样的问题。在这样的保证之下，第五师团所辖各部在师团长山口素臣的统率下启程开往中国。7月13日进攻天津城的主要是日、英、法、美四国军队。次日清晨天津城陷落。这次战役，联军出动兵力5055人，其中日军为2700人，占一半以上；14日凌晨的最后突击战，福岛实际上担任了联军总指挥的角色；而轰开天津南门、首先攻入城内的又是日军。从这时起，日军开始显示其是镇压义和团、侵略中国的主力。攻陷天津城后，福岛提议将全城分区，由日、英、法、美四国军队分别占领，得到其他国家的赞同。天津城被分为四区，日军占领的东北区，是天津城内最殷富的地区。
日俄战争这时，原来由山口素臣中将统率的日本第五师团自7月上旬起相继来华。随着它的到来，侵华日军达到22000多人，一时成为所有列强侵华军中最大最强的队伍。这样一来，日军充当了八国联 日本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特权地位时，它在其本国正消除欧美列强的特权地位。从此它在双重意义上取得了与欧美列强同等的地位：在它本国，欧美列强不能再凌驾于它之上了，这意味着它摆脱了屈辱；而在中国，它加入了欧美各国的行列，这意味着它步欧美后尘，把屈辱加给了中国。
第一部分：出头之日——垂涎三尺窥中国《辛丑条约》吸干中国最后一滴血（图）
北京古城残貌 从1900年8月北京被攻占到1901年9月签订《辛丑条约》，整整拖了一年多时间。其间除了帝国主义为强迫清政府彻底屈服以便取得更多的奴役中国的特权外，更主要的是帝国主义争霸中国的斗争空前尖锐和激烈，各列强间需要协调他们的侵华政策。日本在法国六条对华和约及其他列强所提出的处置中国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若干补充和修订意见，基本上为各国接受。日本所提出的关于建立保卫北京各使馆的永久性卫队问题、禁止中国输入军火、惩办首祸罪犯等问题上，都反映了日本在参与制定《辛丑条约》中所起的作用，它既坚持了自己特有的利益，又维护了列强的共同利权，并且在惩办罪犯的问题上还得到了清政府的“好评”，被奕忻和李鸿章说成对中国“素有相爱之意”。〔21〕这是日本为了对中国再次下手所做的准备。
被俘义和团团民 各帝国主义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最终于1901年9月7日签署了《辛丑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一）勒索巨额赔款。这是一个日本所高度重视的问题。甲午战争后日本曾尝尽了赔款的甜头，当然想再一次用中国人民的脂膏来滋补自己。因此在议和时，日本于1901年4月10日第一个提出赔款5000万日元（合银近3559万两）的要求，接着其他国家也纷纷提出各自的具体要求，合计共达46000余万两。后来列强将中国赔款总额确定为45000万两，将这个数字列入《辛丑条约》，各国原来要求的数目按比例进行调减，1902年6月14日签订最后分配额的协定，日本分到了其中的7。73％，计34793000余两（合48953000余日元）。（二）军事控制京津地区。撤毁北京至大沽之间的炮台，并允许外国可在沿线派军驻守。从而使北京向列强彻底敞开大门，列强长期驻兵京津山海关沿线，把清政府完全置于帝国主义军事控制之下。（三）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这一规定，不仅劫夺了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主权，而且可以长期在中国首都的这一地区任意设置军队和军备，随时威胁清王朝的安全；同时帝国主义还凭借治外法权，在这一地区进行种种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活动。此后，东交民巷便成了无数政治阴谋的庇护所。（四）镇压人民反帝运动，还要清政府派人到日本为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杀一事，向日本政府道歉。这些规定使清政府完全变成了替帝国主义镇压人民反帝运动的工具。（五）设立外务部。位居六部之首。帝国主义提高外务部的地位，目的是便于它更好地执行卖国媚外政策，更多地为他们效劳。（六）修订新的商约。条约规定，清政府同意按照帝国主义的要求，订立新的通商行船条约，以利于他们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根据这一规定，清政府与英国于1902年9月5日订立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1903年10月8日又分别与美、日订立了《通商行船续订条约》和《通商行船续约》；使他们在商业上又取得了重大权益。
部分八国联军军官 《辛丑和约》的签订，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全方位的侵略的新开始。有关各方这时要做的事首先是把这个条约中的各项规定逐一付诸实施。日本就是急切而强横地利用这个条约牟取新的侵略利益的国家之一。首先表现在对待庚子赔款的问题上，从1902年起，清政府开始按约向各国付款，因为付的是银，当即引起一些国家的不满，它们都要求付金。当时国际金融市场上金银比价正处于金涨银跌的时期，付金则中国要承受额外的负担，清政府已十分困难，筹措赔款已很不易，当然不愿再增加，于是与各国发生争执。由于《辛丑条约》在付金付银的问题上语意欠明，因而造成争论双方各执一是。日本是主张要中国付金的国家之一，它伙同其他持同样立场的国家，蛮横地强压清政府就范，给中国造成很大困难。这个问题争持了好几年，到1905年7月有关各方才达成协议，清政府终于被迫同意付金，并为前三年以银支付的赔款加付800万两。就这样，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在掠夺性的庚子赔款之上又进行了一笔额外的勒夺。 其次日本急切利用《辛丑条约》来索取新的利权，这主要表现在签订新商约上。中日双方谈判断断续续经过一年多，最后于1903年10月8日签订《通商行船续约》，其内容并不限于通商行船。主要有：一、扩大内港行轮权。日本（以及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的其他帝国主义）的“各项轮船”，不论大小，不分是否“出海样式”，只要“能走内港”，都可“合法地”在中国沿海及内河各处畅行无阻；二、获得版权保护权。清政府应允制定章程，对日本人特地为中国人使用而以中文编制的书籍、小册子、地图、海图等的版权给予保护；三、增开商埠。清政府应允开长沙为通商口岸，奉天（今沈阳）及大东沟（在今辽宁省丹东市西南）开埠通商。
被迫签订的《辛丑条约》文本 当时东三省大部分地区仍处在俄军占领之下，俄国要独占东三省的利权，不让中国恢复那里的主权，也不许其他国家插足进去。在此情况下，日本以及美国坚持把东三省地区增开商埠的条款列入约中，这不仅是针对中国，而且也是针对俄国，是为了对俄国在那里的独占地位进行冲击、挑战，是决心同俄国进行争夺的明显信号和严重步骤。结果，按照商约的规定，日本不但实现了奉天、大东沟开埠通商的愿望，而且取得了干预该两商埠外国人居住及贸易地段（实即租界）的选择和有关章程制订的“权利”。当这个商约签字时，日、俄间正就争夺我国东三省及朝鲜的问题展开谈判，日本马上利用了这个商约中的这项规定作为同俄国斗争的武器，而这场斗争很快就发展成了践踏中国主权的日俄战争。
议和招书
第一部分：出头之日——垂涎三尺窥中国分脏不均，两恶魔兵戎相见（图）
日俄战争 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刚吃到嘴边的肥肉被俄国抢了去，日本决心“卧薪尝胆”，伺机对俄作战。日本天皇说：“用不着急于夺取辽东半岛。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已经了解了该地的地理、人情，不久将在朝鲜或者其他地方再发生战争，那时再夺取也不晚。”〔22〕。1900年俄国侵入我国东北，就更加深了日俄之间的矛盾，最终在朝鲜和我国东北的侵略势力及利权的划分问题谈判破裂后，兵戈相见。1904年2月10日两国同时宣战。这场战争，日俄双方动员的兵力都在百万以上，战争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其战斗之激烈也是前所少有的。这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不义之战，是交战双方在对立的立场上同时侵略中国、相互争夺中国的土地和利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它的主要战争是我国东三省居民最稠密的地区，因此，交战双方不仅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蹂躏了中国的土地，而且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直接带来一场浩劫。日本和俄国各自都只有一个敌手，而战区内的中国人民却夹在中间，受着双方炮火的摧残；日、俄都是在异国土地上作战，他们对那里的山水草木、田园庐舍毫无顾惜，往往恣意践踏，对当地居民毫无感情，粗暴残忍，因此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损失特别惨重。日军在攻打旅顺期间，居住在旅顺要塞及其附近的中国居民，不是死于日军的炮火，就是死于俄军的屠杀，“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肉横飞，产破家倾。”〔23〕
日俄战争在辽阳会战期间，俄军驻地之中国居民，“悉数驱逐，财产、粮草悉为所有，房屋焚毁一空。”73岁的褚德顺老人在《控诉日俄战争时日寇罪行》一文中，讲述了他三哥当时以万国红十字会中国分会会员身份派往战地救济难民，目睹奉天各县城里日军的暴行：“日寇一群围住三、四十个老百姓，硬逼着他们掘一大坑，掘好后便把他们推下去，用四周刚挖起的松土堆在他们身上活活的埋死，一片凄惨叫呼声，听了下泪。”“这些人究竟犯何罪？说是日寇认为做俄国间谍的，不必要有证据，只须日寇认为是间谍便是间谍。”这样以“间谍”之罪，成批杀害，屡见不鲜。“后来到各县去，访得这样被屠杀的良民，在这一年多中，每个县里至少也有一、二百人。” 抢掠污辱妇女之事，在光天化日之下，更是随处可见，就连在奉天省城里的绅士家眷，也不能幸免。日本第三军司令长官乃木希典甚至不知羞耻地说：“你们自己的土地保不住，我们花费了无数金钱，牺牲了无数生命，替你们夺回了土地，这区区的子女、玉帛供给我们军队是应该的。”在奉天会战中，中国人的1369户商店又被迫向日军献纳粮秣费10万两。据复州守尉等呈报：在日俄战争中，俄军给该州居民造成的损失约合银1930万两；被日军打死打伤33人，物质损失约合60930余两。据辽阳城守尉等禀报：辽阳州属居民被俄军打死打伤252人，损坏财物约合银1944900余两；被日军打死打伤178人，损坏财物约合银490300余两。据盖平县呈报，该县境内凡日俄战争经过地方，受害214村屯，5267户，被俄军占地毁苗43600余垧，毁坏房屋173间，砍伐树木2。8万余株，价值64。2万余两〔24〕。关于中国人民生命和财产惨遭破坏的数字，还有很多很多，难以尽数。从以上举例的几件事就可见证了日俄两军的残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厄运，整个战区在侵略军铁蹄的践踏下，“未数月即变成瓦砾场”。广大农村“贫民如鲫”，逃难之人“纷纷如蚁”。大批难民在冰天雪地中“露地栖宿”，“囚首垢面，状如乞丐”，“啼饥号寒，死者相藉”〔25〕，真是惨不忍睹。
日俄战争 在日本占领区内，日本完全把中国人当作“被征服者”、“亡国之奴”、“劣等人”，极尽侮辱之能事，在军事占领的名义下施行殖民统治。日本在各地设立军政署，直接施行军事统治。日军同俄军一样奴役中国人当苦工，强占人民的田地，劫夺人民的财物，霸占官所、衙署，还把一切名之曰“军事需要”，称之为“战利品”，完全是一派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他们也同俄军一样到处拦截行人，稽查邮件，并且广泛地、无孔不入地抽收税捐，“凡日用所需之物，无一不捐”。〔26〕他们还发行大量军用手票，取代原来俄国的纸卢布，迫使人民接受和通用，并用以强换人民手中的实银，以及进行其他种种巧取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