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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4）德宗光绪载湉（1871—1908）（12）
回西苑后，一意轩举办万寿。是年太后七十三岁。万寿之期，乃西历十一月三日也。城内正街，装饰一新。宫内备一特别戏场，演戏五日。又有一特别礼节，为前此万寿时所未有者，乃达赖喇嘛进见之礼也。达赖带领属员向太后叩祝。皇帝病重，不能如预定之礼，在仪鸾殿叩祝，乃派一亲王代行。此礼乃最重大者，帝竟不能亲到，可知帝病之重，不然，如此大典，但能勉强行之，决不派人代也。后于大殿特赐达赖之宴，帝又不能亲到，于是帝病象更为明显。达赖跪于殿外以迎圣驾，本非情愿，乃被迫而出此，及帝不到，则更怒矣。万寿日晨八钟，帝离瀛台至大殿，形容消瘦，颜色枯槁，太后视而怜之，命太监扶之上轿。其后太后特下一谕，称达赖之忠诚，命其速回藏中，宣布朝廷德意，恪遵国家命令云云。太后于下午同妃嫔、福晋、太监等均改装穿古衣。太后扮观音，其余人则扮龙女、善男、童子等，游于湖中。太后高兴已极，不幸至晚着凉，又吃乳酪、苹果等物过多，遂又病痢。此病于夏间曾缠绵多日也。翌日仍理国事如常，批阅摺多件。
至十一月九号，太后、皇帝同御殿，召见军机、直隶提学使请训。太后言：“近来学生之思想，趋于革命者日多。”言下颇为伤感，命提学使务竭心力，以挽此颓风。召见后，召医生四人入诊帝病。此四人乃外省举荐来京者。是晚帝旧病复发甚重，自后帝遂未离寝宫。翌日，帝派人往太后宫请安。太后亦居宫内，未曾御殿。御医报告太后、皇上之病，均非佳象，请另延高医以代其职。军机处特差一人往陵寝请庆王速回，因庆王乃最重要之人也。庆王闻信，日夜兼程以行，十三号晨八钟到京，立即入宫。见太后病势已转，精神舒快，惟帝病渐沉，终日迷睡，清醒时甚少，有时心中明白。遂派皇后往禀，言恐不能长侍太后，请太后选一嗣子，不可再缓。此等陈告之辞，果系出于帝之本心，抑有所授意？且究为帝所派否？则不可知矣。庆王既到京，遂立即召见诸大臣于仪鸾殿。太后出御宝座，虽病体不支，然太后强毅之性，勉自镇定，说话仍如往日，声音宏亮坚厉，其坚强不改常度，见者皆惊。有人述当日会议全由太后一人主持，与议者，庆亲王、醇亲王、军机大臣袁世凯、张之洞、鹿传霖、世续等。太后曰：“现在时候到了，须照皇帝即位时之上谕，为同治皇帝立嗣。我的主意已定。但想跟你们商量，看你们意思同否？”庆王等主张立溥伦，或恭王。言溥伦尤合，以其自道光皇帝长支传下也。醇王似亦同意此议。其余诸人，则主张立醇王之子。太后闻诸人议后，发言曰：“以前我将荣禄之女说与醇王为福晋，即定意所生长子立为嗣君，以为荣禄一生忠诚之报。荣禄当庚子年，防护使馆，极力维持，国家不亡，实彼之力。故今年三月，又加殊恩与荣禄之妻。今既立醇王之子，即封醇王为监国摄政王。此职较从前之议政王，名分尤高也。”醇王闻太后之言，叩头辞谢，深恐不称其职。即时下两谕，一以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一谕命将醇王之子溥仪入宫抚养。又命庆王以此谕说与皇帝知之。此时帝尚明白，闻庆王述太后旨后，言曰：“立一长君，岂不更好？但不必疑惑，太后主意不错。”后又闻以醇王为监国摄政王，帝极喜悦。此时乃下午三句钟。逾二钟，此幼主遂入宫，醇王送之。翌日七钟，御医言帝鼻煽动，胃中隆起，皆非佳象。是晚帝知疾已不起，遂写其最后之遗诏，但含糊几不可读。此诏在皇后手中，初甚秘密。时朝廷又降一谕，言帝病亟，着各省再寻良医，速遣入都。谕中详述帝之病状，其语是否尽实，则不可知矣。人之见此谕者，皆不以为意，盖久已预待之矣。下午三钟，太后至瀛台视帝疾。帝已昏迷不省，其后稍明，侍者为穿长寿礼服。盖礼制，皇帝须服此以崩也。若崩后再穿，则以为不祥。帝不愿穿，至五钟，遂崩。太后、皇后、妃嫔二人、太监数人在侧。太后未俟穿龙袍礼毕，即回宫，传谕降帝遗诏，并颁新帝登基之诏。……
太后此时神气安和，旁人见之，皆为惊讶。又以新帝之名下一谕，称述大行皇帝之德并太后仁爱之恩。当此时，追忆光绪初年，因未为同治帝立嗣，吴可读曾以尸谏。今新帝已继与同治帝为嗣，以践太后当时之谕旨，然苟不筹一兼顾之法，则光绪帝又将如同治帝之无嗣，士大夫必又有起而争之者，或有人踵行吴可读之已事，亦未可知。太后乃独出己见，创为兼祧之举，虽于前无征，然非此不足以两全，盖因情以制礼者也。……
西历十一月之十四号，太后终日料理大事，至晚乃获休息，虽极辛苦，而体气反较佳。翌日，仍于六钟时起，召见军机与皇后、监国摄政王及其福晋即荣禄之女，谈话多时，以新帝之名下一谕，尊太后为太皇太后，尊皇后为太后。其时尚筹划庆祝尊号之礼制，并定监国授职之礼。至午时，太后方饭，忽然晕去，为时甚久。及至醒时，皆谓因前数日感触劳乏，以致旧病复发，其根则由于夏间病痢太久，体气大伤也。太后自知末日将至，遂急召光绪皇后、监国摄政王、军机大臣等齐集，降下列之上谕，吩咐各事，从容清晰，仍如每日办理国事之状。
《慈禧及光绪宾天厄》
德宗致死之疑案
清德宗之非令终，当戊申十月，已有此传说，盖西后与帝一生相厄，而帝毕竟先后一日而殂，天下无此巧事也。当时群疑满腹，而事无左证。其所以使众且疑且信之繇，则以德宗卧病已久，而医者佥断其不起，事理所趋，一若德宗之死，势所必至，西后之死，转出意外者。其实德宗正坐西后暴病，遂益趣其先死，此则纯为累年之利害与恩怨，宫中府中，皆必须先死德宗也。当时后党之魁，内为隆裕，外为项城，二者始终握大权，噤众口，故虽易代，亦无人为此孱主鸣冤。迨至民国十年后，故宫易主，项城势力亦渐尽，私家笔记间出，宫女太监，亦能道之，事实始渐露。王小航杂咏中，德宗遗事云：袁世凯入军机，每日与太后宫进奉赏赐，使命往来，交错于道，崔玉贵更为小德张介绍于袁，小德张隆裕宫之太监首领也。三十四年夏秋之交，太后病即笃，又令太医日以皇上脉案示中外，开方进药，上从来未饮一口，已视为习惯之具文。（原注下均同：当日江侍御春霖向李侍御浚言曰：“皇上知防毒，彼辈无能为。”岂料彼辈之用意，不在于方药中置毒哉。）其前岁肃王曾谓余曰：“我所编练之消防队，操演军械，无异正式军队，以救火为名，实为遇有缓急保护皇上也。”至是余自保定来，题及前话，谓倘至探得太后病不能起之日，王爷即可带消防队入南海子，拥护皇上入升正殿，召见大臣，谁敢不应。若待太后已死，恐落后手矣。王曰：“不先见旨意，不能入宫，我朝规制，我等亲藩较异姓大臣更加严厉，错走一步，便是死罪。”余曰：“太后未死，那得降旨。王曰无法，余曰不冒险，恐不济事。”王曰：“天下事不是冒险可以成的，你冒险曾冒到刑部监里去，中何用来。”余扼腕回保定，又百余日而大变酿成，清运实终矣。（家必自毁，国必自伐，所谓自作孽，不可活也。）又云：“隆裕自甲午以前，即不礼皇上，虽年节亦无虚文，十五六年中皆然。上崩之数日前，隆裕奉太后命，以侍疾来守寝宫，（是时崔玉贵反告假出宫，小德张之名尚微，人不注意也。）上既崩，隆裕仍守床畔，直至春移乾清宫大殓后，始离去，赴太后宫，太后已不能语，承嗣兼祧之事，问诸他人始知之。自上崩至奉移大殓，亲王大臣，以至介弟，无一人揭视圣容者，群臣大礼，盖如是之肃也。吾闻南斋翰林谭君，及内伶教师田际云，皆言前二日尚见皇上步游水滨，证以他友所闻，亦大概如是。昔穆宗之以疡崩也，尚杀内监五人，此则元公负？休休有容，粉饰太平，足光史册，虽有南董，无所用其直矣。”小航此言，大致不谬，绎此似德宗之死，死于隆裕之手者。
《花随人圣庵摭忆》
第一册（4）德宗光绪载湉（1871—1908）（13）
诊治光绪皇帝秘记著者屈桂庭
前清光绪末年，皇帝久患重病，外国公使等有怀疑其中慈禧太后之毒者，盖外使自拳乱后多恶后而袒帝也。法使馆征得内廷同意，尝派法医狄得氏入宫诊视，知帝确患重症，群疑始解。
时在九月初旬，一日早晨，太后与光绪临朝，召见军机大臣。帝困苦不能支，伏案休息。太后乃谓：“皇帝久患重病，各大臣何不保荐名医诊视？”庆王奕首先奏对：“臣自六十九岁大病之后，袁世凯荐西医屈某来看好了。自后不再吃中药，也不知道有甚么好的中医。”袁世凯续奏：“屈某系北洋医院出身，历任医官、院长，现兼医院总办。臣全家均请其治病，前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督直隶时也是请其诊治的。”继而张之洞与世续两中堂亦陆续奏言家人患病亦请屈某治病，均称顺手。当时军机大臣六人，只有鹿传霖与醇王（即后之摄政王）二人未发言。太后乃云：“中西医药是一样的，但要治好病人便得了。既是大家保荐此人，可请来看看。”庆王复奏可以办到，请定日期。太后乃定十三十四日（此段应对语系事后亲闻诸庆、袁二人者）。
下朝后，余（即文中所云之屈某，本文著者屈桂庭）即得袁之侍从医官王仲芹（余之学生）由电话密告此消息，时余在天津兼长北洋卫生局，以诊治皇帝重病责任重大，在专制政体之下，正俗语所谓“有抄家无封诰”，本甚踌躇。讵不移时，直督杨士骧先后接到袁、庆电话，着余立即赴京。余于是成行，时九月初十日也。到京后先谒见庆王，庆对余谓：“此乃军机大臣共同保荐，不能不去，但去尽心看看，有无危险，可直言先告诉我，密奏太后。”
时太后与皇帝均在西山颐和园。十四日清晨，庆王带引余觐见太后及帝于正大光明殿。光绪正面坐，太后坐其侧，闻中医陈莲舫、施愚等亦到会诊。太后问余如何诊法？余答：“按西医规矩要宽衣露体，且听且看。”太后许可，余即对光绪施用“望闻问切”的诊视工作。余细察其病征有：常患遗泄，头痛，发热，脊骨痛，无胃口，腰部显是有病；此外肺部不佳，似有痨症，但未及细验，不能断定；面色苍白无血色，脉甚弱，心房亦弱。其人体质本非强壮，属神经过敏之质，加以早年色事过度，腰病之生，由来已久。彼不禁刺激，神经稍受震动，或闻锣鼓响声，或受衣裤磨擦，或偶有性的刺激即行遗泄，且不受补，愈食补药，遗泄愈频。余复问取其尿水携回化验，又开方单以进，并奏明方单是西药，可到外国医院或药房配药，或内服，或外敷，而个人不便进药，盖明代“红丸”故事，早知戒惧也（简按：早年曾在故宫博物院见清廷所留下之光绪病状一纸，犹记亦言其患遗泄病者）。
自后，每日早晨，余即到诊一次。宫女等一见余至，辄呼：“外国大夫来了。”光绪帝平素服中药至为审慎，必先捧药详细检视。余诊视多日，见其呼吸渐入常态，用药亦颇有效。关于食物营养之选择，余屡行进言，彼亦照行，故病状颇有进步。光绪皇帝性情甚好，写字尤佳，相传此殆得力于翁同和之功也。有一次，太后对内务府大臣面谕关于食物事，帝闻而气愤至极，即怒掷枕于地以作表示。其后太后与帝复回北京，仍居三海，余继续每晨入宫在勤政殿照常诊视。光绪帝每清早即须到仪銮殿省视太后，然后随同到勤政殿视政，生活殊不舒适，加以病魔缠身，更为苦事。余诊视一月有余，药力有效，见其腰痛减少，遗泄亦减少，惟验其尿水则有蛋白质少许，足为腰病之证。
迨至十月十八日，余复进三海，在瀛台看光绪帝病。是日，帝忽患肚痛，在床上乱滚，向我大叫：“肚子痛的了不得！”时中医俱去，左右只余内侍一二人，盖太后亦患重病，宫廷无主，乱如散沙。帝所居地更为孤寂，无人管事。余见帝此时病状：夜不能睡，便结，心急跳，神衰，面黑，舌黄黑，而最可异者则频呼肚痛——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者。余格于情势又不能详细检验，只可进言用暖水敷熨腹部而已。此为余进宫视帝病最后一次，以后宫内情形及光绪病状，余便毫无所知，惟闻庆王被召入宫酌商择嗣继位问题，未几即闻皇帝驾崩矣。
《死虎余腥录》
晏驾异闻
上天表静穆，广额丰下，于法当寿。颖悟好学，有以圣学叩翁师傅者，则以鲁钝对，盖知太后忌之，不敢质言也。上素俭，衣皆经浣濯缝纫，声色狗马之好泊如也。孝钦嗜梨园曲，上不能不预。或传上善挝鼓，事亦无征。畏太后甚。上本口吃，遇责问，益战栗不能发语。归自西安，尤养晦不问事，寄位而已。左右侍阉，俱易以长信心腹。上枯坐无聊，日盘辟一室中。戊申秋，突传圣躬不豫，征京外名医杂治之。请脉时，上以双手仰置御案，默不出一言，别纸书病状陈案间。或有所问，辄大怒，或指为虚损则尤怒。入诊者佥云六脉平和无病也。七月二十一日，日初夕，有大星从西北来掠屋檐过，其声如雷，尾长数十丈，光烁烁照庭宇，至东南而陨。都市喧传紫微星堕，群讶其不祥。十月初十日，上率百僚晨贺太后万岁寿。《起居注》官应侍班，先集于来薰风门外。上步行自南海来，入德昌门。门罅未阖，侍班官窥见上正扶阉肩。以两足起落作势。舒筋骨为拜跪计。须臾忽奉懿旨：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辍侍班。上闻之大恸。时太后病泄泻数日矣。有谮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十六日，尚书溥良自东陵覆命，直隶提学使傅增縮陛辞。太后就上于瀛台，犹召二臣入见，数语而退。太后神殊惫，上天颜暗淡。十八日庆亲王奕奉太后命，往普陀峪视寿宫，二十一日始返命。或曰有意出之。十九日，禁门增兵卫，稽出入，伺察非常，诸阉出东华门净发，昌言驾崩矣。次日，寂无闻。午后传宫中教养醇王监国之谕。二十一日，皇后始省上于寝宫，不知何时气绝矣，哭而出奔告，太后长叹而已。以吉祥轿舁帝尸，出西苑门，入西华门。吉祥轿者，似御辇而长，专备载大行，若古之幔｝车也。皇后被发，群阉执香哭随之。甫至乾清宫，有侍阉驰告太后病危。皇后率诸阉踉跄回西苑。李莲英睹帝尸委殿中，意良不忍，语小奄曰：“盍先殓乎？”乃草草举而纳诸梓宫。时礼臣持《殓祭仪注》入东华门，门者拒不纳，迨回部具文书来，乃入乾清门，则殓事久毕矣。故事，皇帝即位数年，即营寿兆，上御宇三十四年，竟无敢议及者，鼎湖既升。始命溥伦卜地。西陵附近旧有绝龙峪，孝钦曾指以赐醇贤亲王为园寝，嗣乃置之。至是仓卒择吉壤不得，欲用之，改名“九龙”。有谓自世祖至德宗，恰九世，疑于数终，似不祥，遂定名“金龙”。上尊号曰崇陵。逾年三月十二日，奉移梓宫于去陵六里之梁格庄暂安殿，以时致祭焉。帝崩之明日，太后乃崩。
《清光绪外传》
髯阉殉德宗
光绪末，有髯监者往来燕市中，自述其入宫之历史。谓：“少生于杨村，年七岁，以小刀嬉戏，势去其半，晕绝。父母痛甚，延医治之，如法阉割，逾数十日而创平。适村中人有与某内监识者，夤缘得入宫，事德宗，年十五矣。时帝年亦十四五，典学之余，好嬉戏。于击？5尤昕夕不废。余遂娴其术。帝谓余能事己也，宠逾他监。一日，帝以他监多不能识字，谓余曰：‘汝能诵《四子书》乎？’曰：‘能。’‘能诵《五经》乎？’曰：‘不能。’曰：‘朕教汝，汝为朕弟子。’于是朝夕授以经。余颇自奋，帝亦谓余敏而好学。不二年，《五经》粗毕业，帝曰：‘朕不能为汝师矣！’从上书房取子史及唐、宋人诗文，命余读之，谓得奇解，当以相质证。自是而学遂大进，帝辄曰：‘竖子可教也。’洎帝大婚，以余值内书房。余年亦稍长，？0？0髭根，忽渐现于余颊，宫中颇疑余为伟男子，顾帝甚宠余。一夕，屏他侍谓余曰：‘汝亦思室家乎？’余长跪对曰：‘不敢。’帝曰：‘朕不汝罪。汝第言之，朕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