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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铁路的开通，不仅是铁路时代的一个吉祥的开端，而且还生动地反映了煤与蒸汽时代之初的冲天气势、给人们带来的兴奋和危险，以及在社会上引起的骚乱。它标志着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的那一刻，也书写了技术进步是完全无法阻挡的神话。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数十万乘客亲身感受了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这为铁路交通的未来确立了牢固的基础，并且激发了巨额的投资，将整个国家乃至世界都用铁路连接起来。仅仅15年之后，1845年，英国已经铺设了2；200英里铁轨，1852年更增长到了6；600英里。对于许多人来说，铁路预示着光明的未来。也有很多人预言，铁路最终会把全世界的国家都汇聚在科学、和谐和繁荣的旗帜下。但是，首先最重要的是，用19世纪一位英国贵族的话说，“它是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取得的伟大、持久而永恒的胜利。”
曼彻斯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业革命缔造的，也因此成为工业革命时代引人注目的象征，但是若论绝对的规模和实力，它却不如伦敦。19世纪的伦敦，拥有近百万的居民，是第二大城市曼彻斯特面积的10倍。虽然两个城市都在快速发展，但伦敦确实大得多；19世纪60年代初期，有300万人以伦敦为家。伦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且是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中心。不只伦敦居民，全世界的人们都普遍认为伦敦是“世界的商业和政治中心”，这一点要归功于英国燃煤工业的威力。
伦敦的工业规模比曼彻斯特及其他工业城市的小得多，但数量却更多，且更重要。伦敦到处燃烧着国内工业的火焰，以至在19世纪初期被称为“一座有着十万个喷发口的火山”。而1661年伊夫林生动地描述的骇人听闻的污染，却更加严重了。
英国人愉快地接纳了蒸汽技术，但却拒绝接受另一种原本可以大大减少污染的技术：炉子。当时，其他的先进国家都已经广泛采用炉子取代壁炉了，因为炉子可以更彻底地温暖房间，并且所用燃料只是壁炉的一半甚至1/4，节省了壁炉散发到烟囱里的那一大部分热能。
但是，英国人就是与炉子格格不入。他们不想失去壁炉里愉悦的火焰，而且，随着一个城市的烟雾和黑暗越来越多浓，这个城市的居民好像就越来越依赖他们明亮的炉火。在看到太阳和看到他们自己的炉火之间，他们选择后者。（关于英国人对明火的依赖，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据1920年一个专家的评估，英国大多数家庭仍然只靠用固体燃料的明火取暖，几乎专用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人拒绝暗火的炉子，不仅有美学上的原因，还有空气质量方面的依据。他们坚持说，炉子与其说是温暖空气，还不如说是燃烧空气。空气中悬浮的灰尘颗粒接触到炉子的金属外壳，会产生一种烧焦的气味，有人推测，这种气味会不可思议地改变着空气，使之变得不仅散发着臭味儿，而且有害于健康。另外，炉子限制了从烟囱排出的大量空气，也就减少了室外空气往室内的流动，从而削弱了房屋的通风效果。因此，英国人仍然坚持使用他们传统的壁炉，以燃烧过量的煤为代价，换取炉火这一悦人的景观，和闻不到灰尘焦味儿的优待，以及可以稳定地带来室外空气的加热系统所提供的好处，尽管这种“好处”很值得怀疑，因为那室外的空气通常是被严重污染的。
在大多数日子里，伦敦的空气仍然比曼彻斯特的干净，但是在某些寒冷无风的情况下，烟和雾的共同作用常常使伦敦即使在白天也陷入完全的黑暗，把无数市民困在路上。1812年一个这样的天气里，《泰晤士报》（Times）报道说：“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如果没有人造光，即使在窗前也根本不可能看书或写字。午前时分，在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两码开外的行人。”这则报道虽然凭其不同寻常而登上了次日的报纸，但伦敦人却并不以之为奇，只是议论了两句就把它置之脑后了。
伦敦素来以雾著名，包括偶尔的“大臭雾”（Great Stinking Fogs），这个名字来自一位17世纪天文学家的气象记录。然而，在1750年至1890年间，伦敦起雾的频率在显著地增长。自然的气候波动是这种增长的一个原因，但煤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站在圣保罗大教堂顶端这样的高空，就很难看到脚下的城市。拜伦爵士称伦敦的模糊轮廓是“众多教堂的塔尖透过它们的海煤遮蓬，悄悄窥视的一片荒野”。烟是伦敦的精髓部分，因此，在很长时间里，伦敦被戏称为“浓烟之城”。
这些雾由于并非自然之物，因此也成了美丽的一景。许多居民和游客都把烟雾看作伦敦的独特之处，并认为它增加了伦敦的神秘感和刺激感，这也许是19世纪为净化城市空气做出的种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的一个原因。英国作家们称伦敦的浓雾是“庄严的帐篷，裹着这座世界之城”，并称它们“心爱的烟雾”。
确实，在来自国外的旅行者中，虽然有些人为这烟雾而惊骇不已，但更多的人却为它的魅力而倾倒。19世纪晚期，一位加拿大游客写道，与她家乡那种“单调的纯净”不同，这种舒服的烟雾“为空气增加了一种可靠性和营养，让你似乎能感觉到肺在咀嚼它”。1883年，一位居住在伦敦的美国诗人写道：“今天有黄色的雾，它常常能使我焕发生命的活力，它具有变幻事物的魔力……连计程车也镶上了一圈光环，过往行人像暗淡壁画中的人物那样，似乎具有无数种暗示，激发着我的想像力。甚至灰色的、黑色的雾，也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未知世界，任何一个对司空见惯的景致感到厌烦的人都会因此而愉悦。”不知为何，人们所描述的伦敦的雾常常有着奇怪的颜色，偶尔还会有橘色和深咖啡色。
在这些审美的诉求之外，还有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污染将会给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带来混乱和毁灭，特别是当浓雾在城市上空逗留三天或更长时间不散的时候。比如，1873年12月的一个星期三，一场厚重而寒冷的雾降临伦敦，绵延伦敦城外方圆50英里，直到第二个星期的星期六才散去。可见度只有几码，《泰晤士报》天气专栏的一篇简讯写道：“所有的出行都很危险，尤其是对于步行穿越主要大道交叉口的人们。”这场大雾遭到了人们的谴责，由于它的缘故，有时可以看到重大交通事故现场那悲哀和混乱的人群，医院也人满为患：马车撞上了灯柱或其他障碍物，公共马车或两轮载客马车撞倒了行人（有个可怜的家伙被这两者同时撞到），骑马的人摔下马并被踏伤，还有一列火车撞到了一个正在铁轨上安置雾中交通灯的人。警察忙于安抚丢失孩子的群众。这些报道的因雾而引起的死亡中，最普通的是四天里发生的二十例溺死事件，他们有的是不小心跌入了泰晤士河或城里的运河，有的是因游艇相撞而被抛入水中。还有一些死亡没能记载下来，例如城中正要展出的许多牛在雾中毙命，剩下的那些牛都悲痛萎靡，不得不立即把它们杀掉。
在这众多与出行有关的死讯中，《泰晤士报》曾报道了两位先生分别在两起事故中的死亡，他们先是摔倒在大街上，随即因“吸入雾气”而很快死去。由于报道了这两起因吸入雾气而导致的死亡，《泰晤士报》被两道重要的命令勒令停刊。几十年后，一份对伦敦死亡统计数字的分析表明，1873年的那场雾杀死了270到700名伦敦人。而1880年的另一场雾杀死了700到1000人，1892年的一场雾杀死了大约1000人。这些死亡事件大多都没有报道，人们担心的也并不是雾带来的致命伤害，而更多的是街上戏剧性的混乱。
19世纪的伦敦人也许有一种统计学的技能，似乎即使只是看一看，他们就能够在实际查明之前知道这些死亡事件的数量。毕竟，两个世纪之前，约翰·格朗特就已经表明，可以从这个城市学到很多清点死亡人数的技巧。也许他们根本连看都没看，就想当然地知道那死亡人数，因为他们已经在自己制造的烟雾中生活了太久。至于他们积极创造的这个非自然的新世界对人类居民到底有什么影响，他们也不再继续追问了。
这种鲁莽的结果，也像煤一样，成为英国作为工业革命先锋的显著特点之一。在这些特点中，其他还包括征服自然的愿望，对科技的信任，对个人事业的信心，对工人阶级悲惨境遇的容忍，以及对自己的国家注定会成为更大的世界强国的确信。当然，在大西洋彼岸，还有另外一个国家也具有这些特点，并且拥有更多的煤，它正在经历一场更令人吃惊的变革。
第二部分 全速前进第12节 珍贵的种子（1）
第一批来到北美洲的英国殖民者，原本是来寻找金矿银矿和通往中国的水路的。但他们看到的却是树，很多树——在他们家乡已经消失了几千年的浓密森林。詹姆斯顿（Jamestown）和弗吉尼亚（Virginia）的殖民者不能带回家金矿，就把船上装满了木材。第二批殖民者沿大西洋海岸线上溯几百英里，然后登陆，映入他们眼帘的依然是无边的树木。当“五月花”号的乘客们结束两个月来在甲板下围坐煤火的旅程，涌上甲板的那一刻，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连海边悬崖都长着茂盛树木”的地方。
对于紧随而来的清教徒来说，新大陆丰富的植被是一则很有吸引力的广告。弗朗西斯·希金森（Francis Higginson），美洲第一位清教徒牧师，一来到这里就立刻写了一本小册子回到伦敦出版，无疑，这对随即无数英国人的蜂拥而来起了推动作用。他写道：“这里一个贫穷的下人……都出得起相当于世界产量的木头做木材和点火用，比英国许多先生们能出的还多。如果热爱熊熊的火焰，就来这里过好日子吧。”
对于众多在拥挤而寒冷的小屋里依靠贫乏且多烟的煤来取暖的伦敦人来说，能在一个广阔的新世界里噼里啪啦地燃起大堆火焰的承诺，确实是很有诱惑力的。希金森还吹嘘了美洲“特别清新且干燥的空气”，说相信它能消除他的各种慢性病。但是，写出这本书之后仅仅几个月，希金森就去世了，他在这个新天地里只待了一年。在这些新发现的树木财富中，80名营养不良的希金森的会众还是在那个冬天死去了，悲惨地印证了那所谓的“好日子”并不仅仅是充裕的燃料和新鲜的空气。
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的殖民者们不知道，他们是在同一片大森林里的不同地方努力维持着各自的生活，这片森林几乎没有间断，南起乔治亚洲，北到加拿大，向西覆盖通往大平原的所有高山，绵延上千英里。这片美洲东部的大森林是地球上存在过的面积最大的植被，那些殖民者正置身于这森林的边缘地带。
对于许多英国殖民者来说，永存的森林也是常在的恐惧之源。威廉·布拉德福（William Bradford），清教徒统治者，把“五月花”号的终点站称为“一片丑恶而荒凉的原野”，树丛中满是“颜色奇怪、形体巨大的蛇和大毒蛇”（包括响尾蛇）。这里并不是彻底的荒野；当地的人们燃烧丛林，以减少灌木丛，增加猎物种类，并做一些清理工作，而且自从最后一个冰川纪过后、森林开始往北延伸时，他们就一直在这样做。尽管如此，但与殖民者见过的任何景象相比，这里都是荒凉的、危险的、未加管理的，于是，那些殖民者开始着手管理它。这就意味着开垦土地，也就是砍下树木，为农作物和动物让路。他们做这些事情时，带着一股子发自内心的热忱。
他们修建了小木屋、长栅栏，置办了木家具和工具，而且还把一些木材运回了英格兰。然而，这些木材绝大部分都被付之一炬，在壁炉里尽情燃烧着（对于重得提不起来的原木，人们就把它滚进壁炉），或者只是葬身于为庆祝新开垦的土地而燃起的篝火里。有了远远超过需求的树木，殖民者们就不必再去寻找煤了。因此，过了很长时间才有人发现，这块陆地不仅有多得出奇的木头，而且还储藏着世界上最丰富的煤，在美洲东部森林的地下就埋藏着一片煤田，面积足有半个欧洲那么大。
当人们最终发现了美洲的碳财宝时，其数量之巨进一步昭示着美洲的独特命运。人们将用砍伐森林的方式来开采煤——不仅仅为了生存、舒适和利润，而且是为了实现驾驭蛮荒之地战胜自然的使命。正如一位神学家所说的，煤藏“就像珍贵的种子，已经被造物之手无比公平地散播开来，虽然被长久地埋藏在地下，但终有一天会突然面世，并带来辉煌的丰收。”
18世纪中期，英国殖民者已经基本在大西洋海岸的上上下下牢固地建立了自己的地盘。他们急切地渴望向西推进，但却被阿巴拉契亚山脉等因素挡住了步伐。如果能翻越这座艰险的山脉，美洲大陆的内部景致就会展现在他们面前。有很多往西流的河流，它们大多在弗吉尼亚的北部汇入一条壮观的内陆河，英国人称之为俄亥俄（Ohio）。18世纪50年代，一位费城的地图绘测者勘测了俄亥俄河流域，宣布在这个流域的众多财富中，“煤也是极大丰富的，在河床上或者两岸裸露的山上俯拾皆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地质学者，查尔斯·莱尔爵士（Sir Charles Lyell）考察了这一地区，并写道：“我完全震惊了……煤层非常丰富，山脊上和山谷里到处都是，我在别处还从未见过如此易于开采的煤藏。”
深深震撼莱尔的煤矿，只是阿巴拉契亚（Appalachians）山区广阔煤田中的一部分，这煤田从宾夕法尼亚州一直绵延至阿拉巴马州。它最宽的地方大约有190英里，是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靠近被称为分岔口的地方，即俄亥俄河分叉流入孟农加希拉（Monongahela）和阿莱干尼（Allegheny）之处。这里的煤矿足以建造一个工业帝国，但是在18世纪中期，这片靠近分岔口的煤藏丰富的地方，也成为“滋生大量大毒蛇和大蟒蛇”的沼泽之所在。
在法国和印度的战争中，英国、法国以及土著部落为争夺分岔口而展开了残忍的厮杀，因为分岔口的野生动物和煤藏都非常丰富。当英国终于在1758年取胜时，费城一家报纸宣称，“这次珍贵的胜利为国王陛下的所有臣民赢得了一条财富的矿脉，如果我们合理管理的话，它将比墨西哥的矿山还富有”。这位作者所指的，不是煤矿带，而是这一地区的海狸资源，可以用来满足欧洲对海狸皮帽的狂热需求。在争夺这块日后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财产的战争中，胜利者们被激起的只是迎合转瞬即逝的欧洲时尚的欲望，而根本没有想去动用这个地区的煤藏。
英国攫取分岔口地区之后，迅速修建了一座堡垒，就以他们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的名字命名，并且开始在河两边的山上挖煤。匹兹堡诞生了，虽然只是依然骚动的边境上一个偏僻的前哨，但却已经点燃了工业革命的导火线。在英国，许多地方已经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从草木丛生的蛮荒之地变成工业化的大都市。像许多最后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城市一样，匹兹堡将以浓缩的形式经历那转变的历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它山下埋藏的浓缩能源的推动。
匹兹堡这个贸易村落的发展，贯穿美国革命战争的始终，并且因1786年拥有了山脉以西第一份报纸而自豪。一个当地支持者夸赞道，匹兹堡的荣耀里，有“芬芳四溢的……蔬菜味道”，还有丰富的燃料储备。他还大胆而精确地预言，这个距费城大约二十天驮马路程的小村庄，日后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短短四年内，这个小镇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很远，以致于引起了第一宗有记录的污染控诉。1790年，一位游客报告说，那是他见过的最泥泞的地方，“因为那里已经成为一个制造业之地，燃烧着太多的煤，藏匿着太多烟尘，侵蚀着人们的皮肤”。当时，匹兹堡有376名居民。
又过了几年，匹兹堡真的成了一个主要的制造业中心。它最早的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