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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一边用手比画，一边说着我听不懂的话。我走上前去问，就有人告诉我，老人可能是刚刚下车，迷路了，说他儿子可能就在附近住，但是他却将地址给弄丢了。他本人又记不住，偏偏语言又不太通，说了半天，别人才明白他的基本情况。
这时，老人身边已经有几个人在替他着急了。其中，也有人认识的那些熟悉的面孔，一年来，我们等一辆车，站在一起，一句话也没说过，但是现在却开始交流起来。
我挤过去，慢慢地问老人，让他慢慢说。他有些着急，看着身边的这些人，忽然蹲下身子，不说什么了。或许他儿子在他临来的时候，对他说不要太相信别人的缘故。我们开始为他着急，眼看着上班的时间也快到了。
这时，52路车开过来，但是我们谁 也没上车。我们开始商议怎么送老人回家。有人提议，不如找警察吧，那样会好些。有个小伙子便兴冲冲地跑到街口。
但偏偏没有警察。有个中年人提议，说现在我们当务之急是让老人相信我们不是坏人。我拿出手机，对着老人比画着打电话的样子。周围的人都有善意的微笑着，比画着让老人放心的手语。最后，大家看着彼此的手语都开始笑起来，温暖就在那一瞬间开始蔓延开来。
最后，我们翻译着他的每一个字节，他说他儿子的名字，又说他儿子的电话号码，当号码在我口里重复过一遍的时候，我看到几乎所有人都掏出了手机。
最后，老人的儿子在接到电话之后匆匆赶到。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知道了事情真相后，感动地给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鞠躬，眼镜后面藏着的感动是真诚无比的。人们说着不用谢，四下散开来，彼此的眼睛里，都有欣喜，被人感谢，是幸福的。
生活总会教会我们最本质的东西
人物： 江晴 女 24岁 网络写手
有人说，在网络上游荡的人都是孤独的，这句话我很认同。每天，我的工作时间就是夜晚，而白天则是睡觉的时间。
房东家的小孩经常会跑到我房间里来，这让我有些恼。我是那种微有洁癖的人，最讨厌的事就是别人动我东西，因些我在家时，也常常锁着门。网上交友是我的乐趣，他们能带给我不谋面的快乐。而因为房东的小孩闯进我的房间，我着实与房东拌了几句嘴。
那年冬天，男友离开了我，而辛辛苦苦做了半年的管理，那家公司答应我的工资却不见踪影，我找过去，却被门卫毫不留情地拒在了门外。指望过年的钱没了着落，我一个人徘徊在江边，呆呆地望着那水，真有跳下去的想法。
那天，我很晚才回家。在家门口，我想，自己是不是要离开这个城市。
天色很晚了，通常这个时候，房东总是早早地锁了门，我本不指望那天他们能给我留门，但回到家的时候，却看到门里透出的光。走近门的时候，我听到房东夫妻两个在说话，丈夫对妻子说，这么晚了，我看，我还是出去找找吧。妻子说，再等等，应该没事的。我以为他们丢了什么东西，自己悄悄地进院，悄悄地进屋，但当我开了灯不久，就听到房东在外面喊我。
我开了门，她站在门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微笑着对我说了一句，你回来了就好，我们怕你出什么事，原来他们竟然从合租的另一个女孩儿那里知道我的事情。
只一句简单的话，却让我有想哭的冲动。
我再一次交房租的时候，他们竟然坚决不收。那位木讷的丈夫拿着钱，直往我手里塞，对我说，你先用着，我们帮不上你，等你好了再说。那孩子也说一句，先别收阿姨的钱了，拿着钱使劲往我手里塞。
我蹲下身子，拢着他们孩子的头哭了。房东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有什么事，对姐说，看姐能不能帮你想想办法。
多少天的委屈一下子涌上来，我泣不成声，对房东说了好多话。是一个姐字，让我想起了我在家乡的姐姐。他们都是善良的人，对于此时的我来说，一句亲切的问候，就能让我找到家的感觉。
如今我已记不起她的姓名，但那一瞬间的温暖却被我永远地记下来 。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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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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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的生活
作者：夏榆
1998年的秋天，我把自己的栖身之所从北京的东区搬到西区。西区是高科技区，有很多让我感到亲近的东西，海淀图书城、著名的北京大学，还有颇具气势的绿化带，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魅惑。我是野路子出来的人，所受的正规教育有限，没进过大学课堂，早年是拒绝进，拒绝被教育体制洗脑，后来是想进又没有了机会进。所以我在搬往西区时主要一个愿望就是想看着那些曾经风云激荡的著名学府，我知道从那里诞生过一代又一代心智优秀的杰出人物，那些人物让我有高山仰止的感觉。从那些大学的门前经过时我感到自己是在思想王国的边界穿行。
我在靠近北京大学的西苑乡找了一间农民的房子住下来，我当时颇为得意自己的位置，我觉得我从此是进可攻退可守了，我要写作的时候就退隐到乡间的居所，要出去玩耍就可进入城市的繁华地带。我同时拥有寂静和喧嚣，简朴和繁华，我是如此紧密地靠近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思想的中心领地，而所有这些都曾经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如此切近的靠近我的梦想，我对自己很满意。对一个外省的写作者而言，我感觉这是我在几年的自由写作生涯中最为理想的状态。
但是这样的状态也会有问题出现，那就是我再次失去了我的邮址。失去邮址对很多和我有关联的人来说，也就意味着我从这座城市的消失，我的父母、爱人、兄弟、朋友，他们无法找到我，我成了一个不在场的人，虽然我还在其中漂流，但没有人知道我的行踪。我当时很穷，没有呼机，没有手机，没有一个城市现代人所有的通讯手段的结果就是我跟外界彻底地隔绝。我就像一颗融入沙漠的沙粒，遗失在人群中了。在那样的状态人很容易照见自己无助脆弱孤寂的本性。我明白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在我体验着舒展、欢畅和突破限制的快乐的同时，我也要承担孤寂、威胁、没有安全感。人需要亲人的交流，需要被朋友记住，失去了这些人的存在就会变得虚无。
失去邮址让我有一种被抛掷的感觉，在我开始新的生活前，我想找到一个新的邮址。
就像船需要靠近一个新的河岸。我找到的一个新邮址是海淀区西苑乡的乡政府，有人告诉我这个地区所有的信件都集中在那儿。我步行了两千米找到那个地方，我看到所谓的邮寄处其实是乡政府办公室的窗台。那个窗台蒙满灰尘，每天从邮局送来的信件都堆积在那里。我还看到一个三尺见方的竹筐，那个竹筐里积满过期没有被取走的信。那些信件因为日久天长风吹日晒变得发脆发黄字迹消退。那些无法投递的信件让我想到它们的书写者以及它们要抵达的收信人的命运。这些人和我在城市里看到的地铁里卖唱的民间艺人、地下通道露宿的打工者相似，他们和我同出自一种背景。
打工者和各种类型的流亡者其命运同出一辙，从不好的地方奔向较好的地方，从政治和经济的死水向先进的社会的转移成为世纪之潮，而人类的移位和错位现象成为20世纪乃至21世纪最为普遍的现象。和安居比，漂流是人存在的另一种状态。有一些人注定生活在路上，他们寻求梦想、难以安于现状，他们是一些无根的人，悬浮的人。
作为京城最为经典的场景，我曾经在北京火车站西侧的崇文门劳务市场看见过他们的身影，那些人形容枯槁满面尘土，他们眼神空洞表情木然，他们的衣襟上别着标示着他们身份的名称：厨师、瓦工、油漆匠、屠宰、电器修理、电脑销售、保姆。那些人排着长长的队伍，或是在烈日下，或是在寒风里等待着走向他们的机遇。而最为壮观的图景是每到节假日的返乡潮，那些收工回乡的人如同浩荡的潮水冲击着车站、港口、机场。这些远离家园的飘零者，他们四处游走寻求梦想，依靠出卖体力或智商获取维生的资本，他们中间有的依靠奋斗拼打浮出城市水面，有的依然颠沛流离不知所终。
新的邮址建立以后，我经常去看我的信。作为公民权利之一的通讯自由的保障，在漂流者中间的处境和遭遇让我对这个新到的地方不信任，我担心我会有重要的信件被这里的管理人员漫不经心地处置而遗失，所以我是去看信最勤的一个人。我的勤勉让乡管理人员很烦，也让他们对待那些信件的态度更粗暴更恶劣。新到的信件只在窗台搁置一个星期后就被收归到竹筐里，混杂在陈旧的无法投递的废信中。我想在乡政府人员的眼里，来这里取信的人都是没有固定住所的人，这些人是可以不予重视的。而更多权力者会认为，没有固定住所就是没有经济保障户籍保障的人，肯定就是盲流者，而盲流者，那些离弃了户籍限定，脱离单位或原有社区保护试图自由迁徙的人，在他们寻求自由的道路上就沦为被任意侵犯个人尊严和公民权利的一群人，成为这个社会游离于体制之外最卑贱最低下的一类人群。
那些不断堆积的过期没有被取走的信件让我看到一些人的命运。一些奔走的颠沛流离者的命运。
有一天我在那些积聚的信件中看到一张明信片，那是一张很普通的明信片，印着红色或绿色的花卉、抽奖号码，这样的明信片在节日来临的时候会满世界飞。让我注意的是写在上边的字：
姐姐，冬天来了，我这里很冷。盼你能寄来棉衣。
千万千万。
注意到这张明信片是来自京城远郊的一个少管所。我看到那些歪扭的字迹，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了那个人，他因为寒冷和罪在严冬里孤立无助。
那封信的到达让我感到是我生活中的一个事件。我看那种呼求犹如我的呼求，我希望它被听到，希望它获得反应和回响。我开始牵挂着希望它能被按时取走。
还是在家乡的时候，我住处的附近就有一个在监狱服刑的人，他的爱人病了，患了不治之症，有人给那人捎信，那个罪人经过繁复的程序请假回家探视爱人，但在他回家的途中他的爱人就病逝了，于是我们在他回家的那个夜晚听到了最为恸切哀伤的男人的哭嚎。
寒冬逼近，街上开始出现肃杀的景象，天色终日昏暗，茂密的树林凋零成光秃的枝垭。在外漂流的人在那时会感到思乡的哀愁。那几天我去乡政府的时间更多了，我去甚至都不为看自己的来信，我去的目的就是想看见那封呼救的明信片被取走，然后御寒的棉衣或棉被会在寒冬来临之际寄达那个被大墙、寒冷和罪围困的少年。那个少年不是我，不是我的兄弟，应该说我的关切不应该这样强烈，但我的恻隐之心让我觉得仿佛那就是我，仿佛就是我的兄弟。我觉得那个少年的境遇有可能会是我的境遇，我没有遭逢并不能说明我就不会遭逢。
让我感到焦虑的是，连着一个星期那封信都没有被取走。我看见那张明信片变得越来越脏，它被新的信件覆盖，压到底层。每次见到它我能做的就是把它从堆积的底部翻出来，放到一堆信件的上端，我希望能被它的主人收到阅读，或者最少能被熟悉它的主人的人看到然后转告。
但是又过去两个星期，我看到那封信依旧在那儿，只是形容更脏更憔悴。在寒冬来临之后它就蒙满尘埃。
几天以后，我又看见一张相似的明信片，依旧是那种歪扭的字迹，依旧是那个地址，落款处依旧是那个名字。不一样的是它的呼求的语气。我看见那上边写着：
姐：我病了，昨天发烧了，这里的天气更冷了，盼姐能寄棉衣给我。
千万千万。
看着那些歪扭的字迹，我甚至想这个执笔者有可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孩子呢，那可能是一个和姐姐相依为命的男孩子。从前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我在贫困、荒芜而又孤寂的少年时代一直爱恋着长我五岁的姐姐。我童年时走失过，晚上从很远的地方回家，怎么也走不回，天色越来越黑，我的惊恐越来越盛，树影都让我感觉惊悸，我不断地尝试着有可能回家的路，但我总是到不了家。直到我看到穿过荒滩找我的姐姐，我突然就把压抑在心里的哭声爆发出来。16岁的时候姐到遥远的边地插队去了，我一个人留在家里，我有父母陪伴，但我就是渴望和想念姐姐。那时候我对姐的渴望就类似这样的渴望，对我来说姐是温暖、爱和佑护。那是我成长的少年时代无法离弃的元素。
我对那两封信的牵挂日益加剧，因为它的更加紧迫的呼求。但是我看到在一个星期之后，那两张明信片依旧夹在那些陈旧的信件里，它被尘埃所覆盖，字迹已经开始消退，而信件的收发者依旧是那副困倦麻木的冷脸。
那时候我就想做个信使，我终于想代替那个孩子去找他的姐姐，我想让那个孩子在寒冷、困境中的呼求送达它的去处。有一天我抄写了那两封信要寄达的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苑乡张中堂公寓015室 周洁
我骑着我的自行车，我就像一个热爱投递工作的信使。我去了那个名叫张中堂的公寓，我看到那里住满了各种年龄各种职业性别不同的外省人。我找到公寓的老板，我说了我的来意，那个穿着镶了狐皮领棕色皮衣的中年人用审慎的目光打量我几个来回后说：
你来晚了，周洁两个星期前割破静脉自杀了。我听着那个人的描述，他说不清楚为什么，周洁就自杀了，她反锁着门，血流了很多，第二天黄昏的时候有人看到从门隙流出的血迹才知道她出事了。
中年人在叙述中表现出不满的神情，他说：她一死了之，我可倒霉了。
应该说我没有感到震惊，在外漂流几年我已经见惯或听惯类似周洁的故事。
我握着写有周洁名字和地址的字条，重新回到收信处，我看着那两张混在众多信件中开始发旧的明信片，默念着写在上边的那个被寒冷所困的孩子的呼求。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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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提倡什么样的师德
作者：曹雷
今年教师节，我去听了一个县的中小学师德报告会。说实话，听完了报告，心中完全没有产生组织者所期望的自豪或是感动，相反，却充满了悲哀和反感。在我们已经跨入21世纪的今天，对教师道德层面的要求却依然停留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前的水平，回想起耳闻目睹的对老师职业的种种偏见和苛求，我不禁感慨万千。
师德报告团的几位老师年龄多在中年，属于上有老下有小顶梁柱系列。无庸置疑，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也受到学校的器重和各级机关的表彰，应该属于成功者的行列。但让我感到不是滋味的是这些成功者的生活。
首先，他们起早贪黑，废寝忘食，一天到晚泡在学校里，几乎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时间。天不亮就匆匆离开家，顾不上给孩子做一顿早餐；深夜才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中，孩子早已在等待中睡着。平日里忙碌不说，节假日还要给学生补课。
其次，他们的身体大多不好，患有多种疾病，却长期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一位教师为了早于学生到校给学生做出榜样，急急忙忙赶路出了车祸，全身鲜血淋漓，却咬紧牙坚持赶往学校，没有及时对伤口进行处理而导致感染；还有的教师带病上课，当场晕倒，即使这样，第二天简单吃点药又坚持站在讲台上。
再次，他们家庭生活大多谈不上美满。有的公婆卧病在床，却不能侍奉左右；有的儿子活泼可爱，却只能反锁在家中；有的父亲病逝，却不能赶回去见最后一面。
我宁愿相信他们所说的都是为了宣传的需要而进行了艺术的夸大和虚构，可这种想法无疑是对他们可贵的付出的玷污和亵渎。
我们不禁要问：这就是我们所要提倡的教师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状态吗？这就是我们一贯持有的教师师德的标尺吗？是不是教师只有牺牲了健康、家庭、亲情这些大家视如珍宝的东西之后，才能获得社会和大众的认可？一心扑在工作上，精神固然可嘉，但没有了正常的生活，却很难让人觉得这是一种值得提倡和称道的生活方式。难道我们兢兢业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