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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战全面爆发时，陈省身回到国内，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这5年，陈省身自称没有什么大的进步，只是写了几篇不错的论文在世界一流的刊物上发表了。但他还是觉得国内的数学气氛不够热闹，因为那时国内消息闭塞，文献奇缺。于是他应邀去了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该研究所以数学为主要项目，初聘的教授有爱因斯坦等，人才荟萃，不多年便成为国际数学的中心。
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两个月，陈省身即完成了高斯一博内公式的证明，他称： “这可能是我一生最得意的文章。 霍普夫曾说：‘这是微分几何最重要和困难的问题。’我的证明有新见，解决了技术上的困难，并开创许多新发展。这在科学研 究上是难得的。”
一路师从名家的陈省身在33岁时就成为了国际数学大师，名副其实的名家。他一生中所教博士有50多人，研究生无数，演算破解的数学难题更是难以数清。大师去世后．杨振宁谈起大师生前讲题的情景。大师习惯板书，有幸经过他亲授数学的人都喜欢讲起这样一种情景：看着他一笔一画在黑板上算数学，越写越多，越写越复杂，越写越难，常常有人会觉得这道题无解了，可陈省身又一笔一画写下去，这道题又变得越来越简单了，很快他又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结果。
浪迹平生我自欢
有人这样总结了大师的数学生涯：他选择了最有意义的研究方向，得到了举世最好数学导师的教育，因而能顺应20世纪数学中心转移的历史脚步。把握最佳的工作机会。这里当然有“机会”、“幸运”的因素。但我们仔细分析，就会看到一位执著追求理想、才华横溢、有充实人生的数学家和哲人。
有记者这样描述过宁园：门打开了，室内光线柔和，家具和饰物古朴简素。门厅左侧起居室的墙壁上，一幅巨大的陈省身教授的油画，散发着淡泊沉静、高风绝尘的韵味。客厅里，轮椅上，陈先生微笑着伸出双手迎接我的到来。坐在这位慈祥的老人对面，我觉得有一种甘美的宁静，山岚一样弥漫了客厅的空间，又如清泉般流人我的心田。
大师一向不慕纷华，惟求宁静淡泊，对此他也有一段高妙之论：“一个人一生中的时间是个常数，能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已经很不易，多一些宁静，比什么都要紧。”因此大师把这座小楼取名为宁园。
在喜静这一点上，爱因斯坦对他的影响很大。 “1943年在美国时我就认识爱因斯坦。后来我到美国的普林斯顿，他是高级研究所的教授，常能见到他，并约我到他家里去做客。他的书有一本很吸引我，那是老子的《道德经》，是德文译本。西方有思想的科学家多喜欢中国的老庄哲学。他说他一般是不见外人，包括记者，因为他觉得时间总是不够用，他需要宁静。所以我给这小楼取名时，就想到了这层意思。”
大师喜欢写古典诗词，在其淡泊宁静的性格中，竞也有“百年已过四分三，浪迹平生我自欢。何日闭门读书好，松风浓雾故人谈”的中国古代文人式的情怀。读过大师的一些文章，发现他的文笔也很有中国传统文人之神韵，谦和平淡之处尽藏锋芒，正如杨振宁对他的评价：“浑然归一体，广邃妙绝伦。”
这个浑然归一体，除了数字与几何的归一外，或许还有一层中西方文化结合的浑然归一，也有大师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与他的西方逻辑推理的浑然归一。
对于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在异乡奋斗了一生的人来说，恐怕“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意绪，是永远挥之不去的；那叶落归根的情结，更是微分几何和其他任何数学公式不能解开的。1972年，中美两国刚结束对峙状态，陈省身就偕妻女访问了中国。后来他在《回国》一诗中表达了这种赤子情怀：“飘零纸笔过一生，世誉犹如春梦痕。喜看家园成乐土，廿一世纪国无伦。”
他的学生写道：如果说“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的追问，抒发了古人寻找精神家园的艰辛和苦恼，那么大师用将近一个世纪在微分几何中的跋涉，为我们标定了一条精神归家的路——追求真善美，追求心灵的宁静。
当大师在和我们谈论艰深的数学时，我们感到的贴切和简易就是那种心灵的宁静与自由，就是那种哲学的简单吧！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9期
耳朵在哪里
晓雪 编译
“我能看看我的孩子吗”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这个刚成为母亲的女人，急切地问道。刚刚经历的巨大阵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一脸的阳光灿烂。于是，护士小姐把襁褓递给了这位幸福的母亲，她自己却迅速地转过身，朝窗外看去。抱着自己的小天使，母亲的心都融化了。多美啊！粉嫩的小脸、软软的头发，母亲迫不及待但又小心翼翼地解开了襁褓。一下子，她惊呆了！这么完美的小脸上居然没有耳朵！“耳朵在哪儿？我儿子的耳朵在哪儿？”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会的，不会的……我儿子怎么会没有耳朵？”
物换星移，孩子一天天长大了。幸运的是，他的听力没有任何问题；不幸的是，他永远和别人不一样，他的头部就贴着这个异样的标签。全家人对此讳莫如深，好在儿子毕竟年幼，不谙世事。但终于有一天，放学回家的儿子，泪流满面地一头扑进了母亲的怀里：“妈妈，我再也不上学了……”伤心的泪流在儿子的脸上，却流进了母亲的心里。知道这一天迟早要到，但真的到了，还是那么令人难以接受。经过询问，儿子说出了当天的事情经过。原来，有个高年级的大男孩欺负他。那个男孩毫不留情地骂道：“你滚，滚回家去。你怎么和别人不一样呢？你的耳朵呢？一个怪物……”听着儿子的号啕大哭，他*的心仿佛在流血。“孩子。我们只有接受这个现实。你要坚信，你不比别人差，你和别人一样优秀……”
也许是对不幸的补偿，除了那一点缺陷，儿子几乎是完美无。他不仅高大英俊，而且对文学艺术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天赋。有一天，父亲终于专程去拜访了一位资深的医学专家。了解这位父亲的痛苦后，这位专家同情地说：“只要有人肯为你儿子捐献出耳朵，而且我能做到看起来天衣无缝。”但谁肯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呢？两年过去了，终于有一天，父亲对儿子说道：“孩子，已经找到了一俱，他愿意为你捐献耳朵。只是他要我们为他保密。”
现在，儿子已是一个成熟的男子汉了。对现在的他来说，耳朵缺失已经不再像当年那么重要，但在人生的里程中，那一段曾是怎样的痛彻心肺啊！于是，他对爸爸坚决地说道：“爸爸。我必须要知道是谁为我付出了那么多？我一定要报答他。现在我有这个能力了……”父亲说“孩子，我相信你不能。根据协议，你现在还不能知道。”
这一天终于到。也许对儿子来说，那是最黑暗的一天！他和父亲站在母亲的梳妆台旁。父亲温柔地、体贴地揭开了母亲那红褐色、有点白花的、几乎从未理过的厚厚的头发。妈妈，妈妈没有了耳朵……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9期
风中百合
作者：绿荷
我很少欣赏一个人。在我这个年龄的人大多数是活泼，可爱的人，20岁是一个花季中的美丽年龄，可我觉得我的心好像是28岁，28岁这个年龄，人好像老练了许多，就是内心还有太多狂热，表面上也是淡淡的，仿佛已历经沦海桑田一样。所以再看见同龄人崇拜谁就觉得挺可笑，即使真喜欢谁欣赏谁也要绷着脸，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
有一个人让我改变了这种想法。
她是一个40岁的女人。离婚了，一个人带着十多岁的孩子，过得有有滋有味。我的好友和她是邻居。她们住的是平房，小城中平房已经不多了，好友马上也要搬到楼房去住了。在她准备搬家的那段日子，我认识了这个女人。
她的丈夫在三年前抛弃了她。这个年月被丈夫抛弃不是什么鲜新事了，她丈夫找了一个小姐，然后跟她离了婚，就这么简单。我们这个小城中这样的事情实在不算什么新闻了，这种事情仿佛太多了。大多数的女人在离婚后都会萎靡不振、哭哭啼啼，继而成为众人可怜的秦香莲，反正离了婚的人在我眼中就是这个形象，太像黄脸婆了。
然而她太出乎我意外了。
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穿着一身休闲的运动装，鲜红的，根本不像40岁的人，她来找我的朋友借铁锨，见到我，她微微地一笑，“夏天快来了，我去锄点泥，然后种些荷花。”只这一句话，我便呆住了，一个有心情种荷花的人，你说她会有怎样的心态呢！
随着我们的接触越来越多，我简直不相信她是40岁的离过婚的女人。她和她的女儿总是穿得特别漂亮，我还亲眼目睹两人捉迷藏，如果没人告诉我她离了婚，我还以为她婚姻一定十分美满。然而她说，“离了婚的女人就该下地狱吗？离了婚就该每天哭丧着脸吗？告诉你吧，那都于事无补，只会让你更加悲伤，只会让你老得更快，只会让你成为现代祥林嫂。”她的明白真让人折服。
在下班后，她还练习书法、画画，她的画相当有品位。40岁的人了，竟然和女儿一起去学拉二胡，而且拉得满是那么回事。她的生活简直让人看了眼馋，在早晨我心血来潮起来跑步，居然会碰上她们母女，原来她们每天坚持，已经好几年了。
总有令我惊奇的地方。“五一”放长假，我去找她，发现大门紧锁，后来一问，原来她和她的女儿去了度假村。回来后看她的照片，是一个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的小妇人。我问她，是不是又有了新的爱情？她摇头：“我再也不会轻易爱上男人了。”
你怎么这么容易放得下？她笑了，然后伸出胳膊让我看，上面是个醒目的疤痕。“被他抛弃后，我自杀过，醒过来之后，我看见阳光灿烂地照在我的床前，我一下子想通了，他值得我为他这样吗？太不值了。那一个时刻，我如同凤凰再生，觉得自己又活了一遍。其实很多事情想通了都一样，没有过不去的河。我开始慢慢忘掉一切，然后重新安排我的生活。我把仍掉多年的画笔又拾了起来，然后又开始写些东西，我发现我居然比过去活得还好。我女儿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她从我这里感受到的只是快乐，作为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她感受最多的是生活的乐趣。”
她的这一大段话让我一下子折服了，这样的女人，你怎么可能不以欣赏的目光去看她？在以后的日子，我们接触越来越多，我们一起听音乐，一起带孩子去旅游，有了好书大家传阅。我们偶尔也极其放纵，比如化了浓妆去酒吧喝酒、跳舞，就像白先勇的小说中写的一样，从她身上我感受到一种很久以来，不；应该说是从来没有的冲动。有一次她跟我开玩笑说：“我交了一个忘年交。”比我大20岁的她，是我最欣赏的女人，因为她把生活打理得令人羡慕，有时候我想，我到40岁还会有如此妇心态吗——我很怀疑。
好友终于搬走了。我依然往她家跑。有一天我去她家，她正在院子里画画，画的是她自己种下的荷花。那一池的花开得正灿烂，我看见她画了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长发飞扬，旁边是一枝荷，那女子的脸上有一颗泪珠。我被这情景震住了，一时没有一句话可以说出来，感到眼睛发酸。
我们就那样沉默了好久。这种女人之约让我感慨万千。我很庆幸我有这样心灵之约的朋友，她像一朵在红尘中微笑的百合，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这种清香环绕着我，让我凡俗的心逐渐远离尘器，保持一种宁静淡泊的心态生存着。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9期
积极和消极的道德
作者：龙应台
安德烈：
在给你写信的此刻，南亚海啸灾难已经发生了一个星期。我到银行去捐了一笔款子。菲力普的化学老师，海啸时，正在泰国潜水。死了，留下一个两岁的孩子。我记得这个年轻的老师，是汉堡人，个子很高，眼睛很大。菲力普说他教学特别认真，花很多自己的时间带学生做课外活动。说话又特别滑稽有趣，跟学生的沟通特别好，学生觉得他很「酷」，特别服他。我说，菲力普，给他的家人写封信，就用你的话告诉他们他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好不好？
他面露难色，说，「我又不认识他们。
想想看，菲力普，那个两岁的孩子会长大。再过五年他七岁，能认字了，读到你的信，知道他父亲曾经在香港德瑞学校教书，而他的香港学生很喜欢他，很服他──对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会不会是件很重要的事？
菲力普点点头。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
我的消极道德大部分发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我知道地球资源匮乏，知道20％的富有国家用掉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费。从书房走到厨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随手关掉书房的灯。离开厨房时，一定关掉厨房的灯。在家中房间与房间之间穿梭时，我一定不断地开灯、不断地关灯，不让一盏灯没有来由地亮着。你一定记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后头关灯吧──还一面骂你们没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阳光，我会将洗好的湿衣服拿到阳台或院子里去晾，绝不用烘干机。若是有自然清风，我绝不用冷气。室内若开了暖气，我进出时会随手将门关紧。浇花的水，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力普小的时候，我常让你们俩用同一缸水洗澡，记得吗？
我曾经喜欢吃鱼翅，但是有一天知道了鱼翅是怎么来的。他们从鲨鱼身上割下鱼鳍，然后就放手让鲨鱼自生自灭。鲨鱼没了「翅膀」，无法游走，巨大的身体沈到海底，就在海底活活饿死。我从此不再吃鱼翅。
菲力普说，唉呀妈妈，那你鸡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大量养鸡的吗？他们让鸡在笼子里活活被啄成一堆烂肉你说人道吗？
我不管。道德取舍是个人的事，不一定由逻辑来管辖。
你一定知道中国的不肖商人是怎么对付黑熊的。他们把黑熊锁在笼子里，用一条管子硬生生插进黑熊的胆，直接汲取胆汁。黑熊的胆汁夜以继日地滴进水管。年幼的黑熊，身上经年累月插着管子，就在笼子里渐渐长大，而笼子不变，笼子的铁条就深深「长」进肉里去
我本来就不食熊掌或喝什么胆汁、用什么中药，所以也无法用行动来抵抗人类对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银行里去捐一笔钱，给保护黑熊的基金会。消极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积极」道德小小迈进了一步
你穿着名牌衣服，安德烈，你知道我却对昂贵的名牌服饰毫无兴趣。你想过为什么吗？
去年夏天我去爬黄山。山很陡，全是石阶，远望像天梯，直直架到云里。我们走得气都喘不过来，但是一路上络绎不绝有那驼着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担，挑着山顶饭店所需要的粮食和饮料。一个皮肤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担休息时，我问他挑的什么？一边是水泥，一边是食品，旅客要消费的咖啡可乐等等。他早晨四点出门，骑一小时车赶到入山口，开始他一天苦力的脚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过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黄昏时爬到山顶，放下扁担，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时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资就没着落
他的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那已不是人的肩膀。
挑的东西有多重？
九十公斤。他笑笑。
一天挣多少钱？
三十块。
安德烈，你知道三十块钱是三欧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够你买三球冰淇淋。
到了山顶旅馆，我发现，一杯咖啡是二十元。
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
这些思虑、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对于享受和物质，总带着几分怀疑的距离。
那天和菲力普到九龙吃饭，在街角突然听见菲力普说，「快看！」他指的是这样一个镜头：前景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弯身在一个大垃圾桶里找东西，她的整个上半身埋在垃圾桶里；刚好一辆Rolls Royce 开过来，成为背景。菲力普来不及取出相机，豪华车就开走了，老妇人抬起头来，她有一只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先进社会中贫富不均第一名的地方，每四个孩子之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中。我很喜欢香港，但是它的贫富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