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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是这样的大事，我们花桥苑人家，自然就把老扁担遗忘了。这种遗忘相当于删除，连一点印象都没有留下。我们花桥苑门房屋檐下的台阶，原本是空空荡荡，现在也是空空荡荡，从来没有任何人计较它为什么空空荡荡。大家出出进进，都是新鲜的行头，互相都要扫一眼，心里笑一笑别人，或者心里赞一赞别人。孩子们高兴得上了天，觉得自己可以神气过大人，便得意忘形的模样，口里吃着美食，神仙一样走路，飞飞腾腾的。春节就是这样的：满世界的风景，惟有我们自己与我们的孩子。
忽然有一天，老扁担又出现了。老扁担还是挑着他的那副箩筐，坐在我们门房屋檐下的台阶上，吸着香烟，看着报纸，还是那副没眼睛没耳朵似的模样，一声不吭。
老扁担一出现，令我们花桥苑的人家大吃一惊：原来正月十五已经过了，元宵节过了，又是平常日子了，虽说还是平常日子，但不是去年了，是新的日常，老扁担这个人，怎么不知道去年的绝望与悲哀，还来重蹈覆辙呢？被删除的记忆，自己强行地恢复，相信谁都会大吃一惊；这份吃惊又不比前次了。吃惊之下，我们心里，便生出了一些怜悯：不就是一些破烂吗？这个人却还可以这般屈辱地死死等候，也真是执著顽强啊。然后，我们心里，也还生出了一些羞惭：不就是家里的破烂吗？都是无用的东西，值不得几个小钱，干吗死活不卖给这个人呢？
春天确实是万物生发的季节，我们花桥苑的人们，在新的春天里，重新看见老扁担，心里便摇曳着，一些新的感觉如大地上生出了毛毛小草一般。对于老扁担，自然就与去年的冷漠疏远大不一样了。
张华停在老扁担跟前，欢欢喜喜的，无端地踢踢他的箩筐，说：“过年好啊！”
老扁担平常不肯说话，拜年的问候是礼，不能不回礼的，便也连忙说：“年好！年好！老板恭喜发财！”老扁担音低含糊，还是不抬眼睛。
张华说：“我什么老板！和你一样，穷人！”
老扁担仍然足咕噜：“老板发财老板发财。”老扁担对于我们花桥苑的人家，男女老少都只有一个称呼，就是“老板”。
张华再踢踢老扁担的箩筐，说：“你倒是犟得可以了！看来只有佩服你了！”
张华一边踢箩筐一边朝大家做脸色。张华在高频率地舞动她的双腿。今年春节，张华买了一条新的花裤子，底色是深咖啡，图案是红花绿藤；花枝逶迤，好似凌霄花，紧紧绷在腿上，一点不打皱，裤口接上高腰皮靴，很是显得双腿修长；大家见了都称赞。张华的春节很开心，逢人便介绍莱卡氨纶，说是当今最时尚的一种面料，科技含量非常高。张华郑重地感叹：世界就是在不断进步！因此老扁担的进步，张华发现得尤其迅速：老扁担戴了一条围巾！是一条时髦的超长围巾，在颈脖上绕了一圈，还有两截在胸前款款垂落；围巾是暖和的混合色，是最时髦的颜色，还有这样时尚的戴法，与老扁担一身臃肿破旧的棉袄棉裤配在一起，是这样的先锋，又是这样的滑稽。在张华的热烈号召下，大家都去打量老扁担。老扁担更紧地箍住胸，遮掩围巾，满脸的皱纹里，也透出红晕来了。张华用手指去挑了一下围巾，老扁担躲了一下，没有躲过张华。大家善意地笑闹起来，说：张华不像话！调戏人家老扁担做什么？叫化子也有三天年呢，老扁担就不可以戴条时髦围巾？大家拿老扁担说笑，老扁担倒是冬烘得很，抬起了头，感谢大家替他解围，说：“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老扁担新年的面貌，就被大家看清楚了，他胡子刮得光光，脸盘显露出来，帽子没有戴，头发理得齐齐短短，额头也比较开阔方正：原来老扁担倒也还算一个头面整齐的男人。
王鸿图与他儿子走过来，看见了老扁担，也惊讶，过来说：“呀呀呀，老扁担哪！又来了？你还真是有点牛脾气啊！年过得好啊！”
老扁担赶紧说：“老板过年好！”
王鸿图打哈哈说：“同好同好！”便将口袋掏了一把，是一些糖果瓜子，送给了老扁担。
过年时候的人，都有一份慷慨大方，我们便也拿出手头的小零嘴，放在台阶上，要老扁担吃，也问问现在乡下怎么样？是不是乱收费太厉害——这是从报纸上读来的消息，报纸越来越成为城市人的日常生活。两个门卫踱过来，
给老扁担香烟，他们一起抽烟。门卫说：“你这个老狗日的，怎么说走就走了，还以为你冻死在马路上了。”老扁担只是微微地憨笑。太阳和暖。白头翁在枝头欢叫。碎冰在马路边的流水沟里漾着，泛着日光。过年的人心，玩野了，一下子收不回来，三三两两的人，在单位点了一个卯，都陆续地溜回来，吆三喝四地约对子打麻将；经过花桥苑大门，瞟瞟老扁担，眼睛里不再有警惕与愤怒，都是孩童般的贪玩和不介意。我们花桥苑大门出去，原本是一条马路接上大街，两侧有大树。去年大树都砍了，两侧都盖了简易的门面房，出租给了各种小生意人。砍大树的时候，我们花桥苑人家都不同意，这点环境意识，也都是有的。饶庆德教授还向市长写了请愿信。最后的结果，还是砍了大树。人家土地拥有单位，蕞需要的是经济环境，不是大树，斥责饶庆德教授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小门面一起来，墙壁都是劣质马赛克，我们花桥苑出门的一条街道，就很像小乡小镇了；本来是很没有品位的，春节的时候，红色的对联一贴，倒也平添喜气；小生意的店主大多数也是外地人，也是乡下出来的多，都随和、爱凑热闹，便也走过来，与大家拉家常，一起打趣老扁担的围巾：
你这漂亮围巾哪里买的？是老婆编的？还是“情况”送的？“情况”就是情人。武汉人嫌情人过于书面化，出口肉麻，便改为“情况”，“情况”说起来就比较含蓄大方，也比较谦虚谨慎，还有一些自嘲的勇气。说到“情况”，男人就可以只管猥亵，不用尊重。有的东西，就是让人找得到乐子，好比酒，喝了便可以发酒疯。关于围巾的出处，老扁担是不言语的，他也不用言语。没有谁真的以为老扁担有“情况”，都只是要玩笑要开心。而老扁担，被人取笑也是很好的，好歹还有人取笑他，比起他去年受到的冷落，已经要让他受宠若惊了。
就这样，老扁担安适了，黄昏时候离开的背影，也直起来了许多，步调里也没有了落寞的寒意。老扁担这一次顽强地卷土重来，好像不是来收破烂的，倒是来走亲戚的了。
我们大家在自行车棚里，不免也议论了一番老扁担的围巾。饶庆德教授夫妇正好也在这里。一群干部和文化人，却不约而同地，也提出了与门口那些贩夫走卒同样的问题：老扁担怎么会突然戴上这么一条围巾？他的围巾从哪里来？猜猜是他老婆织的？还是媳妇织的？还是相好织的？我们用词比较准确：“相好”。张华断定老扁担有相好，这围巾一定是他的相好织的。张华说：“人家乡下人也是人嘛。”在这一点上，饶庆德教授赞同张华的观点，他说：“对啊！人都有七情六欲。七情六欲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张华说：“饶庆德教授，我请教您了，您看老扁担这人，还会不会生歹心？”
饶庆德教授认真回答：“一般有相好的人，就不太会生歹心了。要知道，爱情是天使，它的降临会使人变得善良。”
张华说：“饶庆德教授，您在花桥苑德高望重，这次就带个头，把破烂卖给他吧。”
饶庆德教授“啊啊”了一声，说：“这个嘛，我还要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徐迪娜挺身而出，说：“我卖。”
张华说：“迪娜呀，我们寡妇人家，不可以这样随便说话的啊！”
气得徐迪娜，上去就给了张华一巴掌。在花桥苑两个单身女人的玩笑中，老扁担终于再次进入了我们花桥苑。一日，在广场上，徐迪娜勇敢地把她家的破烂，卖给了老扁担。
12
尽管徐迪娜带了一个头，我们花桥苑的其他人家，跟上来的，也只有一两户；大多数也还是没有动作，好像在拭目以待；其实冷眼一看，也算不上在拭目以待，因为谈不上拭目以待；老扁担不在我们大家的生活中，不在我们大家的话题中；老扁担其实不是一个事情；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种种事情在忙碌，谁还会把在城市收购破烂的一个农民工当作一回事情？比如我就是。我家报刊杂志多，出的破烂也就多，只是我没有时间去理会那些过期的报刊杂志，任它们胡乱堆放着，当然也不会想到这些破烂对于靠破烂为生的人，是多么重要。由老扁担引起的惊讶，那是我们生活里许多惊讶之中的一个，区区的、无伤大雅的一个，转瞬就过去了。老扁担用了相当的时间和代价，让我们花桥苑人家接受了他；而我们花桥苑人家，接受了他也就放下了他；只道老扁担温和老实，会与我们相安无害，这就行了。老扁担反而就成了一尊石头的雕塑，摆在我们花桥苑大门一侧的台阶上，大家日日过去，便熟视无睹了。生活就是这样微妙，也就是这样的无情；无数的因素，无时不刻离间着人们；个人的命运，都埋藏在这无数因素之中，自己无从感知，何谈去把握？直到张华提醒我。我用张华的气筒给自行车打气，张华过来，笑一笑，说：“你很忙吧？”
我说：“不忙。”
张华说：“假话。”
我说：“真的。我忙不忙，看对什么人。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说。”
张华说：“够意思啊，谢了！我倒没有什么事，还是替人瞎操心。你要是不太忙，可以不可以抽个时间，把你家成堆的那些报刊杂志清理出来？老扁担又开始省掉午饭了。”
“当然。”我连忙说，“当然当然。早想过是要把破烂给老扁担的，不知道怎么一晃，又给忘记了。”忽然发觉自己忽略的破烂，竟是一个人的午饭与生计，心里一阵难过，有心酸也有歉意。
张华也连忙把话题岔开，说：“喂喂，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徐迪娜这个女人很有意思，她讲离婚是很好的，很可以教育人。徐迪娜的前夫，是一个千万富翁，徐迪娜刚刚搬来，不是骑自行车的，开的是一辆宝蓝色宝马车；现在骑自行车，倒说很安逸了。刚才她站在这里，望着花桥苑人家阳台上堆放的破烂，念了一句诗，说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
我说：“有意思。”
张华说：“有意思吧？我为什么要给你讲这些故事？因为你是一个——作家。”张华说到“作家”就要放低声音，就要掩护我，我真是没有办法了。
几天以后，我让胖丫叫来了老扁担。老扁担上到了我们八楼。我把房门敞开，让他门已把书报杂志统统搬出来过秤。书报杂志一一都搬出来了，沉重的几大捆。面对这么多书报杂志，老扁担禁不住面有喜色，一面打包加固，一面期期艾艾地说：“怎么过秤哩。怎么过秤哩。”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对我说：“老板，我要用你家的秤。”
我说：“我家哪里有这么大的秤？你不是有秤吗？”
老扁担坦白地说：“我是七两秤。”
闷了一会儿，又说：“现在都是七两秤。我无办法的。”
我说：“七两就七两吧。现在连卖秤都卖这样的秤，我们有什么办法。”
老扁担一一地称过，然后计算，付钱，他认真给我计算了一遍，说：“老板再计算一遍，看对不对？我是按一斤计算的。”
我没有再计算一遍。我知道没有这个必要。老扁担已经把事情做得十分公道了。老扁担显然十分在意自己是否公道。一个破烂，把一点小生意，做得这么恭敬郑重，小心谨慎，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何况我暗暗喜欢老扁担对于书报杂志的态度，他不像其他破烂那样，把过了秤的书报杂志，随意踏踩，撕扯，窝卷，尽往编织袋里乱填乱塞；老扁担待书报杂志不像是待破烂，当是有用的物品，他要一堆堆摞齐，码平，捆好，再往箩筐里齐整地放；我便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一份对于文字的尊敬，我便也要尊敬人家。于是我告诉老扁担，以后我家的破烂，都是他的了。至少一两个月，要出一次书报杂志的。
老扁担再一次面露喜色，说：“谢谢老板。”
当晚，聂文彦就敲了我家的门，找我谈话。
聂文彦说：“你把破烂卖给老扁担了？”
聂文彦说着就激动起来，“为什么？啊？为什么？”
聂文彦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痛？”
聂文彦说：“这些人怎么可以信任？一个农民工人室杀人，抢劫了四十二块钱，今天的晚报你可看了？仅仅四十二块钱，就可以把人杀了。现在的人，还有什么道德良心可言？现在知识分子，教授专家，也就是那德性，还谈这些没有文化的农民工？”
聂文彦说：“我们是这样的好邻居，我还是有责任提醒你。不管怎么样，我是坚决不和老扁担打交道的。我坚决不再允许任何农民工接近我的家门！”
我一个字都没有说，惟有流露歉意。老扁担接近我家，也就等于接近了聂文彦家，我非常抱歉。我却又觉得无法应答聂文彦质问；虽是平常琐事，也无从交流。有时候，人对面相坐，双目相看，忽然就相隔河汉，想敷衍都难，真是无奈了。
老扁担的形势，却逐渐逐渐好了起来。老扁担向花桥苑人家坦白他是七两秤，的确其诚可嘉，打动了我们花桥苑的许多人家。再加上我们花桥苑人家里头，有张华与徐迪娜一唱一和，热心快肠帮困扶贫。胖丫常常也就直接去叫老扁担了。天气晴好的星期天，老扁担也在广场上铺开了摊子，也有好几户人家，都来卖破烂。老扁担不用自己的秤，用人家的体重秤，人家说重量是多少，老扁担也不去盘查计较。以往的破烂们，来到广场上收破烂，都要借用张华的一只塑料水桶。他们要找一处低洼地面，倒进水，然后把收购过去的纸箱与书报杂志，都铺在低洼处礘一礘，以增加重量，转头到了废品收购站，便可以多赚一点。因这样的做法十分普遍，何况又不是与我们搞巧，是与废品收购站搞巧；我们花桥苑人家，对于这些破烂的做法，一贯都持无所谓的态度；反正现在全社会的人，都是设法在弄钱，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了。老扁担却不借用张华的水桶，不曝书报杂志，我们花桥苑的人家，默默看在眼里，倒觉得老扁担有点憨傻，但是，这种憨傻又还是会让人心里生出好感来。老扁担的生意，慢慢兴旺了起来，老扁担却没有丝毫的得意忘形，他的脸，还是木然的，眼睛也还是不看人，多余的语言也还是没有，到人家家里拎破烂出来，绝对不往破烂之外的地方瞟上一眼，还不因为生意多了，就兴奋得手忙脚乱。老扁担总是不会手忙脚乱，他总是慢腾腾的，把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做完。事情做完，破烂担走，他还会回来，拿起那把大竹扫帚，把广场打扫干净；然后就退出花桥苑，决不在院子里多呆。老扁担的自爱与条理，与一般破烂完全不同，也是我们花桥苑人家，以前不曾料到的。大家在自行车棚说闲话，都说：“哎呀，这个老扁担，还真是看不出来的，还是很有一点教养的啊。”
最得意的是张华了。张华说：“我说过要你们放心把破烂卖给他吧。我这个人，别的优点没有，就是有一副火眼金睛。”
大家就说：“吹牛啊！那么，张华你说，老扁担是一个什么人？”
张华说：“什么人？一个破烂呗。这年头，像这种穷得要死的农村老头，还能咸鱼翻身？再怎么也就是一个破烂了！”
大家听了，一起默然。张华语气苍凉，直指时代；这年头，这社会，大家都有目共睹，谁还有道理战胜张华？便一阵嗟叹，都联想起了各自的不顺与无奈，怏怏散去。
因老扁担与花桥苑人家的关系日渐融洽，花桥苑人家发生的故事，也就把老扁担波及进去了。这是又一年的初夏了，有几日，天气突然暴热，满大街梧桐花迷目扎眼，一条狐狸犬跑到我们花桥苑院子里，玩耍了一天，黄昏以后，悄悄钻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