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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到门口已经十一点多。照例是安检。
想想看，我们也真是恐怖活动的受害者：反恐使申请签证的时间延长了许多，成本也提高了许多，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直接结果就是签证费越来越高，签证排队的时间越来越长。当然也不是所有国家的使馆签证处都设立安检系统；毫无疑问，美国使馆签证处的安检是最严格的，使馆建筑物周围都有荷枪实弹的警察来回巡逻，并设有交通路障，不允许车辆随便往来停靠。别说过往车辆都绕道而行，就连我们行人，经过这是非之地时也不免加快脚步，以免池鱼之祸——这就叫“敬鬼神而远之”吧。
过了安检还是排队，这次快很多，是先交钱。我用信用卡划了二百五十五镑。
进去之后依然是等，但此“等”较之彼“等”让人安心许多：首先是排进了门，不会今天办不上了；本来也已经豁出去了这一天，有个座位（座位还算宽敞舒适），不饥不寒，则别无它求，剩下的事就是“杀时间”了——不管是打盹看报发呆闲聊，还是胡思乱想白日做梦；其次是可以看到签证官们都在工作（不管多慢），就让人觉得有希望了；另外手里捏这一个号，好像就好歹有了保障和说法，甚至具体的期待。
据我观察，签证官处理一个申请平均需要四十分钟左右。申请人就坐在窗口前的椅子上，随时回答签证官的提问。也许是这个工作本身实在太过枯燥无味，也许由于是政府机构工作的严肃性，签证官们大多看上去面无表情，不苟言笑；但常常是一转身，和同事说起活来，他们就立刻谈笑风生，女签证官还可能眉眼间顾盼流连。观察从国家机器到人的瞬间的角色转变，于我也是无聊中的一个乐事。
可是，电子显示牌上的号码移动得越来越慢了。午饭时间到了，签证官们陆续离开，十几个窗口，现在只有两三个窗口还有人工作。我的号码是292。根据周密计算，一个小时以内绝对轮不到我。于是当机立断，出去吃饭——早饭就没吃，此时此刻，又经过这一早上饥寒交迫的折磨，饕餮一顿的愿望已经仅次于立刻拿到三年的签证。
在Noodle Time吃下一大碗热乎乎的乌冬汤面后，精神一振。反正这一天已经豁出去，反而不着急，随便什么时候签出来了。
回Home Office的脚步也因肚子里有了这碗乌冬面垫底而有了从容。路上有三辆救火车和一辆救护车前后呼啸而过。也许因为不是自己的国家，甚至也不是自己居住的城市，便不免隔岸观火的心理。另外可能是英国的防火意识太强了，街上常有救火车大呼小叫，从来没有见哪里真的着火。有一次跟人约好在University Center（大学中心）的咖啡馆见面，咖啡还没端来，就被工作人员不由分说地请出门，说有紧急情况——果然几分钟后，两辆救火车停在了楼下。别说火光，连烟味都没闻到一丁点。至于学院里这样的事就更多。在我们看来，这好像狼来了的故事。又有一次学院莫名其妙火警大作，而且连续不断，这说明不是演习。我先检查自己的厨房，确定没问题，就继续在屋子里念书——我
住二楼，真有情况我自信可以一步飞到楼下。可是刺耳的铃声足足响了半个小时，我忍受不了这噪音而给Porter（门卫）打电话，没人接；只好下楼去问个究竟，结果发现通往Porter'sLodge（门房）的门居然电子钥匙打不开——火警响的时候，所有的建筑物都只能出不能进。这时碰上忙着打开所有紧急通道的Porter，看到我懒懒地从房间出来，敲着我的脑袋说，我到期末会收到罚款的账单——火警响了不出来是违法的。
回到Home Office前，发现这些救火车救护车居然就停在Home Office大楼下。
一个人趴在地上。他并没有被抬上救护车。几个工作人员（不知是医护人员还是警察）在他身边量来量去。
旁边人告诉我，这个人是来申请政治避难的。刚刚自焚。
背后的故事，无从知晓。
四
292号终于显示在电子指示牌上。
是一个身材瘦小、留着小胡子的印巴人模样的签证官。
我的申请材料充分准确：最关键的是专门写给Home Office的学院信，证明我在剑桥大学东方系攻读博士学位，预计2006年结束学业；我的录取通知，奖学金证明，银行证明，在当地（剑桥）警察局的登记；过去一年的成绩单；以及填写好的延长英国签证的申请表，照片，护照——一样都不少。
我走过去打招呼：“Hello．”
没人理。我想隔着玻璃窗，虽然有扬声器，可能也听不清吧，便提高了声音：“Hello，there！”
还是没一个“〃Hello”回来。
也许签证官天天见人说话，特别辛苦，便把这一套繁文缛节都省了。
果然这位大人惜字如金，从头到尾只跟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问我签证费的收据呢，我赶紧呈上；第二句是“Take a seat，I will call you（找个座位，我会叫你）。”他显然是懒得跟我多哕唆，我也乐得少费口舌，便在第一排的正对面的座位上坐下来，离他的窗口只有一米，他的一举一动我刚好尽收眼底。
但见他在电脑前翻来翻去，想象不出是在做什么。后来他干脆离开了，我的护照和材料都还在桌子上，我更想象不出这是什么程序——难道回去喝茶吗？——快三点了。
我一派的高枕无忧，因为无聊，便开始读内部电视上Home Office的公告。像很多国家政府机关一样，承诺公正、公开和效率（We aim atfairness，openness and efficiency），这是他们的口号标语，读来也很有意思。他们甚至还开设一个专门的窗口，以供投诉。
签证官不时会瞄我一眼，看不出什么喜怒哀乐来。我当然也不关心他的喜怒哀乐，我只关心我的签证。
结果出来了。
我拿了护照没有立刻离开窗口。仔细看看，是一年——实在是出乎我的预料。
我问签证官，我读的是博士学位，学制三年，为什么只有一年的签证。
他说，因为他无法确定一年后我的学业成绩是否能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种说法也不是毫无道理。因为博士生第一年结束时，通常要交First Year Report（第一年报告），只有通过了才能继续博士论文工作，成为PhD Candidate（博士候选人）；但是我的情形是，我是MPhil inFirst Instance，这意味着我第一年必须修MPhil的课程，并提交MPhil论文，如果达到五十分算通过，可以获得MPhil学位（相当于硕士）；达到六十分，才可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是MPhil这一年可以算在博士的三年当中。也就是说，读完MPhil，我直接成为二年级博土生。
我便开始向签证官解释，根据剑桥大学的学制，我的成绩已经达到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条件，所以我应该拿到三年的签证。
他显然是很不耐烦，解释了两句，立刻扯了张纸条给我说，如果我对此存疑，可以向上申诉，他没有时间跟我多解释，他要处理下一个申请了。
在国内的时候，如果不小心买了什么假冒伪劣商品，我通常也不会真的去找消费者协会之类的组织，毕竟太麻烦了，我的时间可能比金钱更值钱。但是这次实在太可气，或者说太失望，而且这意味着过一年我又要跑到伦敦如此这般地折腾一番，外加破费二百五十英镑！我被这个念头气得七窍生烟，瞬间唯一存留的理智是：签证已经这样，护照在我手上，再也不可能更坏了。我拉长脸说，好，我找你们的投沂窗口。
但是并不指望真的可以改变什么结果——毕竟章已经盖上！签证历来有很大主观成分，比如，他说你有移民倾向而拒签，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太郁闷，至少要找他们理论一番，出出恶气。
我一脸愤怒地上楼，找到投诉窗口，向他们解释我的情况，抱怨给我一年是不公平的。负责处理投诉的官员果然至少是很耐心。他听完问我是哪个窗口处理的，说我应该跟签证官解释，我立刻有了更充分的抱怨的理由，趁机愤怒地控诉说，他根本拒绝听我的解释。当我振振有辞地说，既然我所有的证明材料都充分、有效说明我在渎博士学位，却只拿到——年的签证，那这个签证政策是不是意味着所有读博十学位的海外学生每年都要重新延签证，每年都要再花二百五十英镑？也许是Home Office刚刚实行延签证收费的政策，说到钱，他们立刻显得格外慎重，也许这个新政策本来就怨声载道吧，二百五十英镑毕竟不是小数，尤其对于学生来说。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理解，投诉通常不会再直接返回原来的当事人，因为要他当面改正错误至少看起来有些没有面子。可是投诉官员还是把我带回了原来的窗口，要他重新处理。签证官果然是黑着脸，对我视而不见的表情。他只跟投诉官说话，他的理由依然现在不能判断我一年后是否可以继续攻读博土学位。我气愤地说，从现在开始，准确讲是自从我的MPhil考试结束、论文交完到提交博土论文（那也就是我博士学业快结束的时候了），我再没有任何考试，如果现在他们不能判断我是否qualified（有资格的）继续博土学位，那一年后同样不能，那么新的签证政策是不是就是要海外博土生每年花二百五十英镑重新签证？这就是你们承诺的公正、公平和效率吗？
我原本情绪有些激动，结果已经这样子，原本就是想出心中恶气，但是没想到自己此刻argue（争辩）起来却格外冷静、清晰和条理分明。
虽然是我在说话，签证官却依然不看我，好像视我如无物是对我最大的蔑视似的。
他很低声音地同投诉官讲话，好像是说我的证明信仅来自一个叫Girton的学院，而不是剑桥大学。显然是更见多识广的投诉官立刻责备说，Girton就是剑桥的一个学院啊。的确如此，剑桥大学是学院制，凡是签证证明身份这—。类的事都是由学生所属的学院负责，大学直属的系只管学业的事。如果哪个自称是剑桥的学生申请签证拿的是大学开具的证明信，那倒一定是假的。
发现了这个常识错误后，投诉官立刻以上司对下属的口吻说，给我三年签证，即和我的学院信上证明的一样，也就是研究生院规定的攻读博士学位的最低时间线。
投诉官不容置疑地转身上楼去了。
签证官依然面无表情。让我到一边去等。
这时候是三点左右，但是直到下班前，我才拿回护照，和最后一拨申请人一起走出Home Office的大楼。
毕竟，结果是我期待中的。原来的一年签证被注销，旁边的一页重新盖了章：在英国的居留期限到2006年10月31日。
因为这一番波折，使原来就该如此的东西却有了种失而复得的惊喜和感慨。
也才发现斗争了一下午，肚子早就饿了。等不及回剑桥，就在火车上饕餮了一个大号汉堡。
命运的秘密
孙 颙
一
最初接触捷克哲学家哈维尔的文字，阅读时的感觉是不顺畅，好像有些别扭。细细一想，他曾经长时间在监狱里生活，由监狱那封闭的小窗，苦涩地遥望星空，不愿屈服的顽强的思维，便不经意地孕育出一种特殊的气质。后来，他著书立说，往往写下一些违反常理的惊人之语，应不足为奇。比方说，十几年前，他被民众选为捷克的总统，因此也就有了一篇略显特别的总统就职演说。特别在何处？举个例子吧，演说词中有那么一句突兀的令人震惊的语言，读罢使我久久地陷于沉思的境地。
面对欢庆胜利的选民，他没有趋俗地以政治家的如簧之舌鼓动追随者，却忧郁地用哲学家的深刻警告道：“天堂远没有胜利。”读到那短短一行字时，我是处于例行的夜读的尾端，潮水般的疲倦正不可抗拒地袭来，脑海渐渐地走向混沌；快要合拢的眼帘，被这句话刺激得一阵颤抖，因疲惫接近麻木的思维顿时重新活跃起来。
我放下书，闭起双眼，细细品味从心底腾起的石破天惊的享受。坦率地说，我的浏览式的阅读，最为珍惜的，就是在走马观花的懒散中，捕捉人间智者的思想火花。那确实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享受。在似睡似醒的恍惚里，豁然洞开的人生感悟，像清爽的晨雾般弥漫开来，渐渐地滋润了身体。
“天堂远没有胜利”，或者说，在哈维尔的思想深处，甚至认为“天堂根本无法胜利”。那是一种对人类命运的冷峻的哲学思辨，一种对众多的流行观念，包括社会的、世俗的乃至宗教的观念的挑战，离经叛道的味儿很浓。不过，静下心来反复品味，你或许会被其中蕴含的哲理说服。
你高高地抬起头来，避开都市夜景的魅惑，遥望繁星闪烁的蓝天和自古就有的月亮。你忽然想起上世纪之初，曾经有几个激进的诗人，号召说要把月亮从诗歌里驱赶出去，因为如果诗人们一直讴歌月亮，就不会热心关注人生了。想到那可爱得幼稚的话语，你不禁哑然失笑。月亮依旧不动声色地悬挂着，诗人们的号召却很少被人记得了。眼前的宇宙，宁静、高远而又略显冷漠，你在无言的遐想中渐渐释然，人生原来也可以如此思考……在冷冰冰的哲学遐想中，寻找慰藉精神的真情实感和人格力量。
大约在一百年前，年轻的欧洲人罗曼·罗兰写了一部小书，那是一部人物传记，写生活在他之前一百年的德国音乐大师贝多芬的故事。这部书在中国的影响不大，我们知道罗兰其人，大多是靠了他的另一部厚厚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里，我无意讨论罗兰的文学成就，只想指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那部关于贝多芬的传记，介绍得较多的是属于音乐家创作前期的交响乐巨作《英雄》及其他若干作品，却几乎没有认真涉及他创作中思想极为丰富并引起广泛关注的一部力作，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交响乐《命运》。如果想分出《英雄》和《命运》的高下，那显然是自找苦吃的事情，会在音乐界引发不必要的争论，但是，贝多芬的《命运》，是被经典的音乐评论家们时常挂在嘴上的作品，虽然不像他的第九交响乐那样声名显赫，该作品的手稿由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藏而正式列入人类文化遗产，但是，《命运》同样具有永恒的价值，在所有贝多芬爱好者的心中，其重要地位显然毋庸置疑。问题是：罗兰的传记为何厚《英雄》而薄《命运》呢？
我能够想到的合理解释，是当年的罗兰还太年轻。动手写作《贝多芬传》时，他仅仅三十多岁。
贝多芬创作交响乐《英雄》的时候，也正处于年轻气盛的岁月，他深深地为拿破仑的个人魅力及其代表的革命气势所折服，他相信拿破仑席卷欧洲的进军，可以创造人间共和共荣的盛世，当时的创作灵感，为拿破仑的事业所激发是显而易见的，其英雄主义的磅礴大气也是少有其他作品能够比拟的。据说，前苏联在庆祝二战的伟大胜利时找不到适宜演出的本国作品，最后只能选择贝多芬的《英雄》。年轻的罗兰，偏爱年轻的贝多芬的热情洋溢的作品，完全合乎逻辑。
贝多芬是在困顿中走向创作巅峰的。有人说过，作家的苦难，是文学的幸运。那话听上去十分冷酷，但是可以佐证它的事实非常之多。江南名门豪族曹家若不败落，曹雪芹可能就拿不出《红楼梦》。贝多芬对于人类命运的体验，也是在自身的失败和挫折中日益感悟的。如果他像自己一度希望的那样，顺当地成为宫廷的大乐长，恐怕就会把才华更多地消耗在为王宫服务的艳美庸俗的旋律里。
上帝似乎是在残酷地磨练天才的意志，让贝多芬不到三十岁就失去了听觉。对于音乐大师来说这是致命的，就像足球巨星被踢断了腿一般。那时，他的个人生活也显得灰暗而没有希望。但是，贝多芬却坚韧地相信“谁也无法击败我，我要掐住命运的咽喉”。失去听觉的他，凭借超人的智慧和感觉，顽强地演绎天籁之音，不算未完成稿（所谓的第十交响乐），他向世界奉献了九部交响巨作。当拿破仑的辉煌在欧洲上空渐渐消散，贝多芬则在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