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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下一个世纪罗兰年老的时候，其个人的生存状态，显然比贝多芬要好得多，不过，一代文豪思想的曲折，恐怕也画出了与音乐大师多少相似的轨迹。记得这么一个情节，当他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学巨匠和革命同情者，受高尔基的邀请访问前苏联时，曾写下大量富含真情实感的日记，却自行规定，要到五十年之后才子以发表。那时的罗兰，已经少有年轻时写作《贝多芬传》的披荆斩棘的英雄精神，而是透露出对于人类命运的茫然甚至无奈了，或许，同时还夹杂着对于未来的勉强的期盼。五十年后，他的日记发表时，前苏联早已不复存在，亦是命运难测的特殊注脚。
我在写作另一篇随笔式的文字《语文的秘密》时，表达过关于文明起源的某种想法。我以为，因为有了复杂的语言（文字）系统，人类才可能进行包括抽象思维在内的文化创造，最后远离动物界而实现了辉煌的文明。关于命运的探究，可能是人类最艰难的寻求之一。那种苦苦的上下求索，绝对不是直觉和感性能够胜任的。问题的复杂性和抽象性，恐怕单纯使用文字都感到相当困难，于是便要借助于更加抽象的符号——音乐，并由贝多芬这样的天才付诸实践。一部交响乐《命运》传世，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在吃饱喝足之后，慢慢地品尝人类变幻难测的命运。
贝多芬的交响乐，虽然被称为难能可贵的主题作品，可是，想要解读主题下面的具体思想，我还是惶惑而难以措词。我发现，即使是欧洲大音乐家们评论贝多芬的文章，一般也以讨论作品创作技巧的多，而小心地回避过于细致的内容分析。诸如讨论他的抒情和纯结构，轻柔和刚劲等等，或者再加上一些漂亮的赞美词：孩提般的童贞啦，天国里的悲哀啦之类，至于音乐的思想内涵，对不起，你自个儿想去吧。
人类的命运，社会的命运，乃至个体的命运，从本质上讲，永远是多解甚至无解的难题。文字比音乐符号要求更多的确定性，对于多解和无解的内容，未免如牛负重。所以评论家们落笔时是非常谨慎的。
反复聆听交响乐《命运》的录音，我们或许能够部分地体验贝多芬的情绪。依照我的理解，从《命运》的节奏强烈的开篇，到渐趋平缓的过渡，乐章中隐藏着犹如太阳初升般的进行结构：黑暗消退前的严酷，旭日喷发时的激动，天空由灰暗的凝重渐渐转向光明的沉稳，这似乎是贝多芬对人类艰辛地走向进步阶梯的总愿望。可惜，现实过于严酷，失望总是战胜希望（音乐家曾经对拿破仑有过的希望最后烟消云散就是证明），于是，大师努力以自身的胸怀来包容和消解一切，中部的旋律，较多地体现出宗教般的平和与宽广，在我看来，正是大师思想与冷酷现实中和的结果。不过，贝多芬的天性，使他不愿就此止步，到交响乐的尾部，坚韧的强音，在矛盾和犹豫之后依然顽强地奏鸣，似乎是天才用生命发出最后的呼唤和呐喊。
二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上海郊区一所著名的学校里度过的。那所学校的教育质量之所以让人羡慕，除了拥有一大批优秀的教师，同时还因为地处郊外，学生们整天关在绿树环绕的校园里，不受干扰，可以安静地闭门读书旷由于是市的重点中学，录取挺严格，幸运地考进去的学生，一般比较自信而自负，好学并且好胜。那时候，想在众多优秀的同学中冒出尖来，比较简捷的路是两条，一是写得一手好作文，文章经常得高分，被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屡屡念出来；二是善于解析代数几何的难题，当旁人面对习题愁眉苦脸地百思不得其解，你却手到擒来，那是何等得意畅快的事情！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一些天分特别高的同学，专爱寻找各种难题来做，越难越好，乐此不疲。夜自修结束，回到拥挤狭小的寝室，喝几口冷开水，对付一下饥饿的感觉，熄了灯，还常常为解答难题的步骤争得不可开交。直到有一天，在痛苦的失败的求证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最难的题目，竟然是根本无解或者多解的题目，那真像险诈的陷阱。因为本来无解或多解，而你偏偏没有意识到，于是苦苦地寻求唯一正确的答案，因此不知不觉地走向歧路。同班有一位数学天赋甚高的同学，正是那种对难题可以手到擒来的怪才，一次却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假如在高考的时候，碰到如此一道无解的题目，结果把时间浪费在枉费心机的求证之中，可太冤了！
此刻，当我由哈维尔的命题，推进到关于人类命运的思考时，也正是与此相似的苦恼。
凡喜欢思索的人，不能不思考人类命运这样的大问题。它好像野外夜行时刻天空的北斗七星，灼灼地在你的眼前闪烁，那是希望的呼唤，是自然的光明！没有它，四周会显得漆黑一片。人类只能依从它的呼唤前行，倒退是不行的，后面等待着的是野蛮冷酷的动物界，我们的祖先费了几百万年的辛苦才从那里挣扎出来。然而，北斗七星高高地悬挂在天幕上，你即使奋力飞行，也绝对够不到它！这正是人类命运两难的写照。
人类由动物中来。人类的文明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竭力摆脱动物界规则束缚的奋斗；可是，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彻底脱离动物界！
人因为努力控制自身的动物性并追求人性而成为人，人因为始终无法根除动物性而不可能具有完美的人性！
动物性的趣味是人人需要享用的，人性之美是人人愿意赞美和向往的。于是，天国尽管被人类的思想真诚地创造出来，天国却无法胜利！
这些，构成了人类命运的大悖论。
在这里，我想顺便说到康德的哲学观念。康德和贝多芬大体上属于同一个时代，又全是德国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互相之间的思想影响，或者说思想联系，是显然存在的。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康德的名字，是在多年的理论批判声中如雷贯耳的。我毫无为他的以唯心主义为基石的哲学体系翻案的意思，我仅仅想提一下他的“不可知论”的局部合理性。
认为世界“不可认识”，是康德受批判最多的思想之一。不过，在康德那里，“不可知”，还有从人的道德层面考虑的意思。在西方文化界，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信奉宗教，未必是真的认为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存在，而是表明对难以解析的宇宙和自然的敬畏。康德认为，人为了区别于动物界，需要有预设的终极目标，即使不知道目标能否实现，人依旧要努力追求，这类似中国古人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康德的哲学，正是由此而引出了至今闪闪发光的“道德自律”的价值观，人不能因为命运和未来的不确定而放荡自身。至少在这一点上，康德和我们走在同一条地平线上，在物欲横
流的社会里，发出了理性的呼唤。
三
当德国的贝多芬走向老年的时候，临近的法国，诞生了一位将来要成为大作家的男孩，他就是福楼拜，后人称其为法国小说史上三大师之一。福楼拜的代表作首推《包法利夫人》。现在的青年读者，除了专攻文学的之外，恐怕少有耐心去读完厚厚的砖块似的小说。好在有缩写本之类的玩意，看个大概比较省事。可惜，浓缩的约本，也略去了许多曲径通幽的文学意境。比方说，包法利夫人在教堂和神甫的一段经典对话。我在此刻想起这个细节，是想做一件费力的事情，即把法兰西文学大师与德意志音乐大师的思想打通，把他们关于人类命运的思考对接起来。
包法利夫人结婚后一直闷闷不乐。虽然丈夫是个有本事的医生，在上流社会颇受欢迎，家里足以不愁吃喝，在当时的环境里，也算少有的小康人家了。可是，新婚的少妇觉得生活十分无聊乏味，与事务主义的老公没什么话可说。婚姻中没有她渴望的浪漫爱情，四周缺乏新鲜有趣的事物，烦琐平庸的日子，几乎要把天性敏感的她逼疯了。那天傍晚，忧郁而无助的她来到教堂门口，祈望神甫能拯救自个的灵魂。
她找到神甫的时刻，神甫正大声吆喝着，忙于对付一群来教堂捣乱的乡村穷孩子。似乎不是恰当的谈话时刻。心不在焉的神甫，尽量礼貌地表示了对来访者的欢迎。他尽管丝毫不懂少妇的来意，口气却很大，说他和包法利先生是本地最辛苦的人士，一个管人的肉体，一个管人的灵魂。这显然正符合来访者的期盼，因为她的毛病正是出在灵魂方面。然而，对少妇复杂的心态，神甫不但是茫然无知，而且连猜测的兴趣也没有。所以对话显得十分滑稽紊乱。
少妇说，人们在受罪啊。他说，对极了，因为可怜的农妇们没有面包。少妇说有面包的人也在遭罪。他说，那就是因为没有取暖的柴啦。少妇凄婉地哀告道：有的人虽然有柴有面包，但是也受着无穷的折磨。神甫大咧咧地打断她，根据他多年传教的经验，人获得温饱之后，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包法利夫人被他说得无言以对。——最后，一无所获的包法利夫人只得悻悻地离开教堂，她的拯救灵魂之旅彻底失败了。（这里同样是约写，只有读原文，才能真正体会到大师语言的妙处。）
一代文豪福楼拜的功力，在这段对白中轻松地显现出来。少妇与神甫的交谈，似乎答非所问，似乎牛头不对马嘴，让人哭笑不得，不过，当你搁下书本，在轻巧的一笑之余，心头却变得沉甸甸的。渐渐的，你品味出，那滑稽的交谈里面蕴含着哲人的智慧。不久前的一天，我偶然重读这段文字时，也许因为正在构思手头的这篇文章，我突然联想到的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
正如前一小节中写到的，依据一般的理解，贝多芬在他的这部交响名作中所发挥的由灰暗转向光明的旋律，体现了音乐家对人类命运的渴望、乐观主义，是人类思想史的重要乐章。人类离开动物界之后，主要的奋斗，就是要战胜自然的压迫，不为温饱担忧，使生存和繁衍获得可靠的保证。人类辛苦奋斗了几十万年，直到贝多芬和福楼拜的世纪，除了少数人（比方说包法利夫妇），包括贝多芬在内的多数人还经常受到饥寒的威胁。因此，贝多芬的乐观主义是不确定的，他的旋律，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宗教的宽容与平和，大约也是在乐观和迷茫间的一种走钢丝。更严峻的问题是，如果温饱顺当地解决了，人类的命运就一片光明了吗？对此，贝多芬仅仅是疑惑而没有明确答案，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的切身感受却是否定的；为了强化这个问题，福楼拜为她设置的对话者神甫，则大而化之地作了肯定，表现出的智商似乎低一些（也可以说是生存的环境造成了差别），所以两人的交流就完全错位了。
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深刻地证明了贝多芬、福楼拜他们的猜想。人类从黑暗走向光明，温饱是起码的第一步，然而，问题比我们的祖先想象得要艰难无数倍。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地球上，有越来越多的民族，越来越多的人群，开始摆脱基本生存的压力。可是，人类自身的问题，人类寄生的地球上的麻烦，好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更复杂起来。顺便说一句，福楼拜的杰作《包法利夫人》，之所以现在阅读的人减少了，除了太过冗长的原因，同时也由于当代人的思想困惑和生存矛盾远比二百年前的那位少妇要大得多，青年读者们阅读时或许会感觉不过瘾。
时至今日，我们想要讨论人类的命运问题，也就显得越发吃力不讨好。
四
人类的所有新问题，可能全是在解决原有困难的同时产生的。我们自身的体验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上世纪下半叶的种种磨难。少年时代，一场历时数年、席卷神州的灾荒，令我们深深懂得什么是饥饿；青年时代，一场蔓延十年之久将十来亿民众都推人漩涡的所谓革命，又让我们深深体验社会动乱之苦。
民众的愿望，在三十年之前，也就是中国的“文革”将要结束的时候，显得非常清晰和简单。我们盼望国家恢复秩序，普通百姓不再为基本的吃穿生计发愁。这种民意就是动乱迅速结束的基础。而后的经济恢复，社会的清明，直到逐步走进繁荣的市场经济，全是那渴望摆脱贫穷、追求国泰民康的民意的延伸。
新的毛病，新的困顿，几乎是在欢呼胜利的喜悦中同时降临的。
盲目平均的社会，肯定是没有动力的社会；只有在富裕和贫穷的对照里，人的力量才百倍地被激发出来。上海人结婚，原来只要有一间亭子间就心满意足，现在有别墅洋房放在面前，你住个两间的老公房，似乎都显寒酸了。人的幸福感其实主要是相对的感受。社会流行九时黑白电视时，谁家有台十八时彩电，好得意满足啊，眼前，恐怕得拥有等离子大屏幕才会品尝到享受人生的心情。市场经济正是要激发人的追求幸福生活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天然地和人的欲望（说穿了跨前半步就是贪欲）结合在一起。因此，欺诈、腐败、贿赂、暴力、色情等等，比原先简单社会境况下多了无数倍，我们也就无法大惊小怪。记得前苏联一部著名的小说，题目叫《你到底要什么？》，就像无法只保存人性而完全消灭动物性一样，单有光明而没有黑暗的社会是空想。
最简洁的表述就是：平均主义的消亡，富裕生活的召唤，激发了社会的创造力，从各处冒出的财富迅速涌流起来，同时，社会的贫富断层导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因此，“天堂远没有胜利”！
我们寄予厚望的科学技术同样逃不了两难的命运。
农业文明张开双臂欢迎工业文明，工业的迅猛扩展却带来了世界性的污染；时至今日，在世界有识之士的眼里，对人类生存而言，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产业膨胀的贡献；
抗生素的发明挽救了许多生命，同时也激发了病毒病菌的变异而形成新的可怕的疾病，本世纪之初接踵而来的可怕的传染新病已经让世界惊魂不定；
网络的出现打开了全球经济文化的新天地，同时也让个人对社会犯罪的能力放大了无数倍，黑客们甚至可以使国际大银行遭受数百上千亿美元的损失，这是传统的蒙面大盗们绝对做不到的；
最典型的新案例自然是基因工程了。基因方面的突破使人类的生命可能大大延长，人类对于动物、植物控制的力量也越发强大，然而，人类社会的灾难性的新问题似乎也因此而层出不穷。五年前，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候，我在一部小说《门槛》中写过一句话，“人类最大的麻烦，也许将源于人类自身的发明。”我在热烈欢呼科技革命的同时，一直怀有这样深深的忧郁。
因此，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最终解决社会各种问题，为人类带来永恒幸福的观点，即所谓科学主义的思潮，应该受到尖锐的质疑。
我从小就是一个科技爱好者，对伟大的科学家，例如爱因斯坦、霍金他们，怀有高山仰止的敬意，这种心情，读者完全可以从我写的另一篇长文《发现的秘密》中一览无余。可惜，科学家们的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职业习惯，让他们常常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喜欢寻找终极的唯一的真理。比方说，近年来，总有科学家想证明，人类的起源仅仅在一个地区，某某人是全世界人种的亚当夏娃。因为考占不断有新的发现，那证明便很难长期站住脚。人类为什么不可以有多起源呢？终极的真理是靠不住的，牛顿的发现曾经是物理学的黄金定律，可是后来也被证实为是相对真理。今天的科学上的最伟大的成就，也同样可能被后人修正甚至推翻。我虽然不懂奥妙无穷的宇宙学，凭理智，我对要将硕大的宇宙的起源一定归结于某一点的学说，即所谓大爆炸起源的推断，至今百思不得其解。在我看来，这似乎更像过去的所谓被上帝踢了第‘脚的神话。当然，我非常清楚上述幼稚的语言将冒犯众多伟大的科学家。
我仅仅是坚定地相信，真理的相对性，复杂问题的多解和不确定，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大约都是无法逃避的命运了！
五
美国人基辛格，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发挥过十分积极的作用，其解决政治难题的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