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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她仍然是谨慎的。
令人感到耻辱的是第二级风险——我过高地估计了她的能力——这对一个有
经验的教师来说是不适当的。但通过指明因为只在夏季学校中教书（既然它是事
实），我对她了解很少，没有评估她以前的学术记录，而且可能被同事误导了—
—他称赞她以前为他做的工作，这种不适当性就容易减轻了。因此，从这个视角
来看，心理的代价也是低的，所以我的决定是谨慎的。
真正的心理伤痛只来自于第三级风险的结果。由于与一个显然不诚实的人接
触，我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并有厌恶的感觉。当然每个人对说谎者、叛逆者和
骗子的容忍水平是不同的。而我的容忍水平正好是很低的，所以我感到非常苦恼。
鉴于对自己的了解，我应该估计到被背叛的第三级风险是很高的，因而应该在给
予信任的信用时更迟疑一些。从这种角度看，我的表现是不谨慎的。最不谨慎的
行为是忽视了第四级风险，把一本有价值的书交给了一个我不了解的人。在此，
失去这本书的可能性是切实存在的，而且由于它涉及到我必需的非常珍贵的那一
本，这种丢失的结果应该被看得更严重一些18。
现在，只要综合考虑风险的这四个维度，我们就能得出结论：总而言之似乎
是，我的行动不谨慎，我的信任是没有充分理由的，我因此为我的错误付出了相
当的代价。至少，这是我主观的自我评价，我严肃的决定不再做那样的高姿态证
实了这一点。这也给另一种反应以机会，即那种规律、准则和规则有时可能体现
了关于人的一般的值得信赖性的集体智慧。如果我小心翼翼地遵守大学的规定，
那种情况将不可能发生。准则禁止那种任意的信任，代之以各种客观的考试、测
验和检查。即使假设例外存在，把所有学生都当作不完全值得信任，以此采取行
动仍然是更谨慎的。
/* 21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风险社会（1 ）
各种风险，包括信任风险，的确是人类社会普遍和永恒的特征。但在我们这
个时代，风险的普遍性和等级似乎都增加了。“人们不可避免地生活于危险（danger）
之中，这种危险既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也不是大型组织——包括国家——所能
控制的；这种危险是非常剧烈的，危及到千百万人的生命，并潜在地危及整个人
类的生存”（Giddens 1990a ： 131）。更具体地说，吉登斯所谓的高度现代性
的“风险的能见度”不同于以前的经验，既有客观方面也有主观方面；既有实际
存在的比以前更强的风险，也有比以前更深的对风险的认识。
从客观方面看，第一次出现了世界性的风险：新的不论阶级、民族和权力地
位、危害每一个人的全球性大灾难的可能性（例如，核战争、生态破坏）。其次，
存在着风险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risk ）的倾向：风险环境的扩展覆盖了
人类人口的大部分，波及大量的人群（例如，金融市场对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巨变、
军事冲突、石油价格升高、公司的接管等起反应）。再次，存在风险的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isk）倾向：组织的出现把风险作为它们运作的原
则（例如，投资市场或股票交易、赌博、体育、保险）。最后，存在风险的反身
性（reflexiveness of risk ）倾向：人的行动的出乎意料的副作用和反作用导
致了风险的出现和加剧（例如，工业化产生的生态危机；不当社会化和家庭破裂
导致的犯罪和不良行为；典型的现代性工作模式和生活方式产生的新的所谓的
“文明病”（“civilizational” diseases ）。塞利格曼注意到了现代社会产
生的、并且在最近的现代性中获得了其极端形式的另一种客观存在的典型风险增
强的条件：“随着社会角色的转型和角色分化的发展，当社会发展出以系统的方
式依据角色期待的内化界限时，风险就变成了角色期待所固有的属性”（Seligman
1997： 170）。
从主观方面看，存在着更多的使人们更敏锐地体验风险的因素。首先，由于
神秘的和宗教的防御的消失和理性化，对威胁和危险的感受更敏感。其次，由于
教育水平提高，对威胁的常识性认识提高。最后，对操作“抽象系统（abstract
system）”（Giggens 1990 a： 131）过程中的专门技术的局限和不断重复的错
误的认识增加了：这种复杂的、大型的、非人格的技术装置的运作原理对一般人
来说并不是一目了然的，然而人们每天的生活都依赖它的可靠性（运输、通信、
金融市场、核电站、军事力量、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大众传媒提供了很好的例
子）。人们必须学习使用它们，并依靠它们。“现在，在我们生于其中的发达的
文明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命中注定的风险，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就，我们都不能避免
它”（Beck 1992 ： 41 ）。
主张高度现代性和晚期现代性的理论家们看到了这个主题，引进了“风险社
会”的概念。最初由乌尔里希。贝克所创立的“这个概念指出了现代社会发展到
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个人的风险不断地趋向
避开制度的监控和保护”（Beck， Giddens， and Lash 1994： 5）。事实上，
我们目睹了“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的回归”（p。10）。更重要的是，出现了新
形式的不确定性——“人为的不确定性”或“科技产生的风险”——作为我们
“统治未来”的野心的没有意想到的结果（Giddens 1991： 114；Beck 1992 ：
18）。建构未来的尝试产生了没有预见的后果：“在风险社会中，未知的和非意
图的后果开始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一种决定性力量”（Beck 1992 ： 22 ）。
风险变得如此重要，并且在社会意识的水平上得到很强的反映，这是因为现
代性的中心特质。“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突然变的开放，只能根据‘拟定剧情思
考法（scenario thinking ）和可能的未来结果的’当……之时，假如……（as
if）‘句法结构——来组织”（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 184）。
“工业社会正滑进充满没有保过险的威胁的真空地带。不确定性存在并急速扩散
到每一个角落”（Beck 94 ： 12 ）。“’风险‘观念（notion）是现代文化的
核心”（Beck 1994 ： vii）。
不仅如此，风险是与信任——作为驯服风险并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的不
断增加的重要性相关的。这种联系已由卢曼所觉察：“一个人应期望信任成为需
求不断增加的、承受未来技术产生的复杂性的方法”（Luhmann 1979： 16 ）。
吉登斯也强调了这一点：“随着抽象系统的发展，信任非人格化的原则以及不知
名的他人，对于社会存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Giddens 1991： 120）。
/* 22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风险社会（2 ）
1 注意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无条件的预测，或者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
）所称的某些事将一定发生的“预言”（Popper 1964）。在建立于有充分根据的、
经过验证的规律基础之上的有条件的预测情形中，我们当然可以确信：如果确定
的初始条件“a ”发生了，那么事件“b ”将会发生。但是关于初始条件“a ”
是否将会发生仍然是不确定的。
2 它就像试图去预测被风刮起的树叶是否将会落下来，或预测蝴蝶将会落在
那一朵花上，来自于自然科学的著名例子表明事件的不确定性是由于交互的因果
力量的复杂性。
3 这是对卡尔。R。波普尔（Karl R。Popper ）所做的著名论辩的一个解释。
他断言对未来的社会事件的“预言”是不可能建立在纯粹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因
为说我们可以知道未来的知识显然是矛盾的（Popper 1964）。
4 这就是一幅描绘了一个人和一只被皮带拴着的狗的漫画的幽默效果的原因。
这只狗咆哮着并且猛烈地拽着皮带。这个人说：“不要那样，否则我将不再信任
你”。
5 波兰牧师马克西米里恩。科尔比（Maksymilian Kolbe ）为换取同在奥斯
维辛（Auschwitz ）监狱的犯人的生命而自愿地献出自己的生命的故事很好地证
明了这种终极的人生自由。
6 类似的强调被动预期的信心观念可以在卢曼（Luhmann 1988： 97 ）的著
作中被发现。
7 对信心（confidence）——被看成是与信任有根本区别——的一个不同的
说明是由塞利格曼（1997）给出的。在他的说明中，不是被动的预期而是行动
（或放弃行动）所根据的期望的坚固性使信心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当角色的结构
被准确而不含糊地表达出来，角色的要求有约束力，因而一个人可以得到保证
（也通过惩罚的可能性）参与者将依据规则进行扮演时，信心就可以被发现。另
一方面，只有“存在角色的可磋商性（role negotiability）——我们可称它为
角色的‘开放的空间（open apaces ）’——或角色期待（role expectation）”，
当“人类互动的整个舞台不再为行为的外部归因模式所包围时，信任（trust ）
才开始出现（例如，通过角色期待）”（Seligman 1997 ： 24 ， 54 ）。为反
对这种看法，我将论证人们所认为的在信心与信任之间的不同只是程度的不同而
不是类别的不同。对于角色义务在现实中如何被表现，从来没有完全的确定性或
必然性，即使严格的角色体系使遵守看起来是可能的。角色理论（role theory ）
总是强调角色要求（role demands）与角色表现（role performance）之间的差
异。与此相似，甚至在“系统的空隙（interstices of system ）中，或在系统
的边界上，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系统界定的角色期待不再是可行的”（Seligman
1997： 25 ），也不一定就是受完全不确定性的支配，因为一个行动者可能有很
多同伴行为可能的暗示。因此对我来说，在这两种情形中所表现的都是信任，它
们的不同只是在于基础或证明其合理的理由的强度不同。所以我将坚持保留信心
的术语作为对他人可能的有益行为的被动预期。
8 在下了这样的定义之后，我发现赌博的隐喻已经出现在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Coleman ）的论述中，尽管他没有进一步研究它。“潜在的信任者所要
面对的环境正好与理性的行动者在专心于决定是否打一个赌时的担忧是一样的
（Coleman 1990： 99 ）。
9 打折销售的东西常常是不能退换的。商店通过较低的价格以换取消费者更
强的承诺。
10正是为了酬答那种强烈的承诺，这样的机构才常常以更高的利息来回报客
户。
11在一个开业医生的情形中，我作为患者来到他的诊所的事实本身可能就隐
含地表明我对他的信任，并唤起他的一种责任感。但是这只有在存在广泛的并且
可以获得的选择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在垄断的条件下，这种假定就不起作用。在
共产主义波兰的国立健康服务机构中，匿名的开业医生——在他们的村子里，他
们是惟一可以获得的内科医生——不会觉察到他们的患者给予他们的特别信任。
他们知道患者因为需要而不是通过基于信任的选择而去那儿。也许这是他们为什
么不必要给予认真治疗的原因，也许这也是为什么私立的竞争性医疗服务机构常
常服务更好的部分原因。
12它可能被减轻，只要他们——至少在系里的男同事中——知道那个姑娘长
得特别漂亮。
13传记作家告诉我们，在大约20年前这种情况在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
身上发生了。他冒了这样的风险而仍然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很好。
14有一些假设说这种倾向有与肾上腺素过多的内趋力相联系的生理基础。社
会学的解释可能涉及在冒险与勇气之间的联系，以及作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美德
的勇气所带来的声望的提高。
15体育运动，尤其是危险的体育运动，是满足这种渴求的典型领域。另一个
领域是赌博。
16查利斯。H。库利（Charles Holey）的“镜中自我机制”（looking
glass self mechanism）似乎是在这里起作用（Cooley 1909 ）。
17就像我们在后面将要论证的，它也可能触发提高离婚可能性的自我实现的
动力学（selffulfilling dynamic）。
18我应该已经了解对于归还所借书籍的不可思议的一般态度。非常诚实的人
有时表现的好像书籍是共有的财产一样忘了归还它们。这也许与书一旦被出版，
其中所包含的观念就变成了共同的东西的信念有某种关系。
/* 23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信任的客体（1 ）
我们做出信任的选择时，它们就指向不同的客体（object）——信任的对象
（target of trust ）。那些客体是什么？我们的定义最终表明，我们把信任指
向“他人的可能发生的行动”1。但是那些“他人”以各种姿态出现，而他们的
行动则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复杂性。
（一）主要客体
信任有几个主要客体。最基本的是他人（行动者）——我们参与直接联系的
有完全资格的个体。一些作者认为“人际信任”是信任的典型类型，通常在“社
会信任”的标签下的其它类型的信任都只是派生的（Earle and Cvetkovich 1995
）。他们坚持认为只有人际信任才涉及面对面的承诺，与对其它社会客体的“不见
面的承诺”相反（Giddens 1990a ： 88 ）。一般说来，参与者的这种空间上的
共同在场体现了某些人际信任的独特品质，这使人际信任不同于其它形式的信任。
但以我的观点来看，不论多么复杂，在所有社会客体的后面也都存在一些人，而
且他们是我们最终赋予信任的人（有时我们认识他们，但我们也可以想像他们，
有关于他们的一些信息，获得关于他们的第二手的资料等）。例如，当我相信汉
莎航空公司并决定乘他们的飞机到东京，这预示着我信任它们的飞行员、乘务员、
地勤人员、机械师、控制人员、管理者等。我可以从各种信息来源（包括它们的
建议性广告、对德国人精确高效的印象、朋友的提及等）获取对他们的一些印象，
而不需要亲眼见到他们每一个人。
所以，人际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差别并不是那么显著和根本。事实上存在渐进
的、扩展的信任的同心圆（concentric circle of trust）（或“信任的半径
（radius of trust ）”——用福山的话来说），从最具体的人际信任到对社会
客体的更抽象的信任。最狭小的信任半径覆盖我们的家庭成员，充满着最强的亲
密感和亲近感。其次是对我们自身认识的人的信任，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与他
们以面对面的方式交往（我们的朋友、邻居、同事、商业伙伴等）。这里信任仍
然涉及相当程度的亲密和亲近。现代技术，特别是电视，产生了这种信任的一个
有趣的种类：虚拟（virtual ）个人的信任。偶像、名人、大众化英雄、著名政
治家，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以个人的方式亲密地认识的。在街上遇到他们我们有几
乎忍不住向他们打招呼或微笑的冲动，好像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或很好的相识。更
大的圆圈包括我们社区的其他成员，我们以很间接的方式——比如目光——知道
他们，或只以某种独特的典型直接地知道他们（我们村里的居民、工厂的雇员、
大学的教授、政党成员）。最大的圆圈包括人的大的类别，我们相信我们和他们
有某些相同之处，但他们总是“不在场的他者”（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 89 ），不直接遇到，只在我们的想像中建构为一个真实的集体（我们的同胞
；我们同民族群体的、同宗教的、同种族的、同性别的、同龄的、同辈的、同行
的成员等）。这里对具体的人的信任不为人觉察地渐变为对更抽象的社会客体的
信任。我认同伯纳德。巴伯的观点：“我们设想这些不同种类的信任，它们不仅
存在于个体的行动者之间，而且存在于个体与系统之间，说实在的，甚至存在于
系统与系统之间或存在于各种系统之中，这对我们来讲可能是有用的（Barber 1983
： 18 ）。
因此，在人际信任和社会信任之间的边界线上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类别（可以
理解为具有某种共同特质的许多人）。例如，信任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