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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对新闻记者这样说过：“隆儿嘛，怎么死在我前头了？爷爷来了呀！这不是幻觉呀！事到如今，遭受原子弹轰炸，又有什么办法呢！东条要早点死了该多好，隆儿也不会死的呀！隆儿的死就是那么回事。给爷爷打来电话，就说现在连十元钱也没有了，而且从房檐上滑倒了……。”新闻记者已经跟不上老人讲话的思路，老人又回到了他与死去的年轻人的对话的情境中去：“当你说要卖自行车时……”
看见了外人——新闻记者，发疯的老人的意识又转向现实世界。尽管时间极短，而老人的言谈方式，他在众人面前，表述自己志向的演说家的风格引起了我的关注。老人在战争期间，曾经是粮秣厂的工长。老人一生始终没有向别人讲述自己志向的机会。他觉得在与自己刚刚死去的孙儿的“交流”后，该对别人讲讲了，就这样，坚定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桩心愿。于是他掌握了演讲的技巧，并在意识当中牢牢地固定下来。“事到如今原子弹轰炸，又有什么办法呀！东条要早些死了该多好，隆儿也不会死呀！”
“风格就是人”嘛！我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一个人的生命旅程中，即使是几秒钟就讲完的演说，没有演说的技巧也无法表现那种恳切的心愿。老人的演说的确打动了我们的心。在这样一个崇尚空谈的时代里，比那再长，再豪壮的演说，也有如耳畔清风，而我对这仅仅几句的演讲却永远难以忘怀。
这年夏天，我在广岛向几个人打听这位老人后来的消息。有的说老人已经死了，有的说他还是没完没了地讲着死去的年轻人和穷困得十分可怜的故事。在广岛，关于人的生死问题的议论，简直是不胫而走。同样，在《广岛的证词》里我读到一则报道，说的是一位韩国的老妇人由于原子弹轰炸失去了５个孩子，她自己胸部以上以及两只胳臂又都严重烧伤。她住在一处破旧的板房里，挂着日本圣洁教团广岛韩国人基督会的牌子。街上的孩子们都叫她“朝鲜老疯婆子”。她曾经绝望过，她诅咒扔原子弹的美国，憎恨挑起战争的日本。“那时如果不是受着神仙的保佑，那么我也会自杀或发疯的。”她很贫穷，但有信仰，主持着一个小小的教会，过着平常的生活。“到如今我既不恨美国，也不恨日本了。虽说因战争成了残废，但我作为一个韩国人，在日本生活上受到保护，想对日本人表示歉意。我根本不管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作为失去了５个孩子的母亲，我只想向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控诉！”
我去找这位异常宽厚的韩国老妇人。作为教会会址的临时木板房，坐落在楠木町四丁目附近。我在天满川河边转来转去，发现大部分木板房都已拆除，推土机在转动，仅剩的一间木板房，成了废品回收站。忍受不了暑热的人们都一丝不挂地睡着午觉。我胡乱地踩着茂密的夏草，徒然而返。附近的人们，谁也不晓得这位信奉基督教的韩国老妇人的音讯了。
我缅怀着这位有着基督教灵魂的韩国老妇人，顺便也想记述一位同一民族的少年在原子弹轰炸后的广岛留下的行动轨迹。这位少年像一阵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直到今天，被他救助的一位日本姑娘当然更无人知晓。这个插曲引自桥本国惠君的手记。原子弹爆炸时，他距离爆炸中心一点七公里，当时他３０岁。
“第三天傍晚，太阳还很高，火辣辣地晒着大地，那灼热的程度简直令人怨恨。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突然跑了过来瞧着我，‘在供神的地方，建成了救护所，你去吗？’从说话口音生硬、不利落这点，马上就知道是朝鲜的孩子。如果超越民族的偏见，以无罪民族的一颗真诚的心来看的话，那么你就不能不承认，少年几乎是背着我，把我带到救护所的。他名字、住址都没有告诉我，不知不觉地就像一阵风似地混到人群里去了。”
从《广岛的证词》中，人们看到的既不是从轮渡上投海自杀的那类老人，也不是与死去的年轻人持续着孤独的对话，以至发疯的那类老人，而可以说它讲述的是一位最具反抗性的老人的故事。这位老人“并非由于绝望”、“也不是因为上了年纪，身体不适”，而是因为如果牺牲了，其影响将波及到禁止核试验的方向上去，才尝试在原子弹受害者慰灵碑前剖腹的。可是腹部的皮肤并不接受他那好容易才拿起的小刀。老人“不想苟活丢人现眼”，于是就去刎颈。然而，两次受到核辐射而得了原子病的这位老人在体力上真的能够保证他实现一死么？那是不可能的。抱着这种奇妙的想法，有着敏感自尊的老人，躺在广岛市民医院的床上，一直叨念着“终于活着丢人现眼了”。老人之所以下决心自杀，就是因为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没有勇气直接抗议赫鲁晓夫恢复核试验的声明的缘故。那是忧郁的１９６１年９月的事。据说这位老人狷介孤高有孤独癖。在医院，对同室患者都不爱搭话。后来，他音讯杳然。
难道他仍然抱着“活着丢人现眼”的屈辱感，并对核试验暗蓄着一股怒火而生活的吗？对此，今年夏天，我在广岛所见到的人们，谁也不知道。只有一点事实是清楚的，老人在剖腹之际，准备好的９封抗议书，美国、苏联大使馆以及所有的抗议对象均对之悍然不理。
原子弹爆炸以后，说起广岛的老人，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家族成员，只有自己残存下来。这不仅只是几个典型的例子，而可以说是十分普遍而深刻的问题。广岛的休憩之家举办的所谓原子弹爆炸后对孤老的救济，实际上是企图直接适应这个问题的一场运动。就是使他们的身体得到康复，好从原子病医院出院。须知这些老年患者并没有去处，而且威胁他们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癌症。那确实是由于原子弹爆炸引起的，和它有着很深的渊源。关于这些癌症的征候我已经表述过了。“上了年纪的，只剩下一个人，年轻的都死了。”这感慨万端的证词我也谈过。我在多次广岛之行中不是听到过对这种反常现象的悲叹吗？他们一面谈着这种反常现象，一面在他们这些老年幸存者眼里，常常蒙上一种与悲哀或愤怒的情感迥然不同的阴影。如果不怕说错，似乎是一种羞耻感在作祟。而我也在这一点上，受到了最强烈的震撼。
在《广岛的小河》第十期上有这样的记载：几个老人没有自杀，也没有发疯，就这样忍受下来，过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这是原子弹爆炸后最为安稳的三位孤老的生活。无疑对一般人来说，保持他们平静语调这种异乎寻常的忍耐力，大概不能不说是一种难以控制的平衡吧。
“我今年７２岁。原子弹爆炸时，我在广岛市西口的太田川放水路附近的一家屠宰场做工。时值盛夏，我胸前只挂着个作业围裙。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就那个姿势，仰面朝天地飞到办事处前的水泥地上。在屠宰场是赤脚作业，脚上扎了许多碎玻璃。在各种异常的响动的包围中，我持久地处于一种无知觉状态。
“在昭和２１年２月末，我眼睛突然疼得不得了，就到市里的A医院去诊治。眼睛已渐渐看不清什么了。附近医院的医生也都看过了，全是白费。
“直到爆炸之前，我没用过一次药，身体渐渐衰弱下来，去年１２月终于作了肝脏和盲肠的手术。结果，知道胰脏也不好。适逢太田川放水路的工程重新开工了，市营电车要在那里通过，谁也不得不离开工地。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想寻死，可又想这样死也太没价值。我这样劝诫自己，于是就改变了主意。”
后来他的老伴死了，身边唯一的亲人患小儿麻痹的侄儿不久也结婚走了，他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孤零零的人，打发着时日。曾是屠夫的他，自嘲地这样感谢道：“我双眼已失明，又很困苦，还享受着人们的种种恩惠；说烟卷掉了，就有人给拾起来……”。
一位教琴的孤独的７４岁的老妇人这样说：“学琴就得学谱，直到现在，一看见谱我就会想到琴。教学也是对从前的知识的复习，就像模仿那样，一遍一遍地去教。一弹起琴来就什么也不想，真是非常幸福。……从租的房子里面出出入入，也非常便利。为了使自己习惯于大楼，稍微费了点儿力。在丧失一切之后，也许能得到点儿什么。在原子弹爆炸之后，我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滋味。”
还有一个人，仍然是７４岁的老妇人，她说了这样一番话：“散步是健身的最好的办法。没事儿就各处走走，人们都说走走好。我的丈夫死在中国东北，妹妹死在冲绳，大儿子战死在中国的华中，二儿子安葬在冲绳的健儿塔里供人们祭奠。现在，我享受着生活保护，给别人家跑外，或者看门，苦心打发着日子。听收音机的费用最让我吃不消。如今，我最后的愿望，就是想到侄儿亡灵所在的冲绳健儿塔去祭奠一下，这可以说是我的一桩心事。”
这些在原子弹爆炸后幸存下来的孤老们，我想只有他们才称得上身处逆境也不自杀的人。还有老迈而又失明的屠夫也没有自杀，那是由于他本身具有坚强的意志；还有一位同是７４岁的老妇人，也没有自杀，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同属于原子弹受害者团体，并由此而获得自己解放自己的机会。
教琴的老妇人说：“就剩下我自己了，我也加入了原子弹受害者协议会，在那里我交了朋友。”她各处奔走，为了求得被原子弹爆炸损害的身体健康的恢复而工作着。她这样说：“昭和３５年，广岛市皆实町原子弹受害者协议会接纳了我，消除了我独居的寂寞。在协议会里，悲哀也好，欢乐也好，那毫无隔阂的交谈以及远方陌生人的募捐，这些暖人心肺的情谊，使我心头涌起坚持活下去的勇气。”说起“勇气”这个词，被原子弹爆炸伤害了的那些孤老们所使用的“勇气”，即使心灵创伤的程度有所不同，与死去的畸形儿的母亲所使用的“勇气”，都同样具有一种道德的力量。
我曾叙述过长期积极从事和平运动的原子病医院的《最后的人》即宫本定男的遗稿。和原子弹受害者的孤老们同样，宫本是身处逆境也具有不自杀的勇气的人。特别是在原子病医院同样住院的患者当中，无论是谁做了有失检点的事，他总是不高兴，而且嘟嘟囔囔地批评个没完。他属于“比任何人、任何患者的自尊心都强”的一种性格。悼念他的一位住院患者说，“独断专行、不和悦的宫本先生，是一位诚实的人。”
他平常总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唠唠叨叨地，总绷着脸。这大概主要是因为他不是脱离现实世界，而是隐遁到原子病医院里来的患者。在原子病医院的住院患者中，他是唯一的发现了并密切关注着现实社会的人，因此，尽管他没有分担管理医院的义务，但他还是自动地禁止把医院的餐具随意拿到病房里使用，对配餐室使用煤气后的收拾工作，吹毛求疵等等。他还用火柴棍和厚纸，涂上颜色做成城池，用小贝壳涂上金粉做成浦岛太郎等手工艺品。勤恳地投身于日常生活的性格，和绝望的人是完全不同的。然而，他那灵巧的手，终于凉得像冰一样，在室内也得戴手套，便不得不停止了他的工作。
我在他遗留下的文章中，发现一行引人注目的文字：“面对悲惨的死而持续战斗的人们。”面对悲惨的死，或者说“顶着悲惨的死以期获取新的生命的战斗”，他不这么说，而说成“面对悲惨的死”、“达到悲惨的死的战斗”。我对已经完成了悲惨的死的宫本定男氏，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的文章里，并不想说他用错了词。大概在他的心目中，是要选用最恰当的词语，写下“面对悲惨的死而持续战斗的人们”的遗言。也就是说，据我的理解，宫本定男除了到达悲惨的死亡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就这样还不失掉勇气。现实主义者的世界，第一次得到了阐明。作为我们自己的东西，一个最坚韧的人道主义者的形象而留下这篇文章，我觉得只有宫本定男才是广岛的道德家的代表。
如果在我们人类的头上，再一次出现核武器的可怕的闪光，我们为了在那个废墟上生存，就应当取自因广岛的残酷经验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道德家和人性批评家们的智慧。
而且，如果有幸人类不再遭到核武器的攻击，即使在那时也应该把在没有经历过那些最糟的日日夜夜而生存下来的广岛人的智慧，牢牢实实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几年前根据报上登载的消息寻人，已经是件很困难的事，尤其是在那样的土地上，为继承广岛的沉默寡言的人们的真实道德，我们应做些什么呢？当务之急是什么呢？到原子弹爆炸２０周年，制订《原子弹受害白皮书》，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尝试。
广岛札记 四 关于人类的威严
我们所处的核武器时代，正如《原子弹受害白皮书》的诚实的制订者们所说，它是一个将人类的关心从原子弹氢弹所导致的悲剧集中到原子弹和氢弹的威力上来，以此为轴心和杠杆急剧运转的时代。我们日本人，更主要的是我自身，究竟应该记住什么，而且永志不忘呢？
无疑它就是有关广岛的问题；是出现在广岛的人间地狱；是不断同悲惨做斗争的艰难历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人类的新思想等等。除此之外，时值今日，难道还有什么信条可以称之为呆以信赖的道德观念呢？
在这一核武器时代，直至昨天，有的国家尽管具备制造原子弹氢弹的实力，但它却并未拥有核武器，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人类政治思想的形象。然而，现在当我撰写这部《札记》的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不再是具有这种形象的国家，总之，它已成为另一种国家了。此时此刻，我再一次感到应该记住，而且要永远记住２０世纪后半期地球上这个唯一的地方——广岛所赤裸裸地体现着的人类思想。广岛似乎是整个人类的一块最为裸露的伤疤。那里在萌生着人类康复的希望和腐朽的危险两种幼芽。如果我们今天的日本人无所作为，那么在这唯一的地方隐约可见的康复苗头将腐朽衰亡，而我们将堕入真正颓废的境地。作为一个曾多次访问过广岛的日本人，我愿意将我自己在广岛的感受，也可以说是我个人围绕广岛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思想记录下来。它似乎是将我长期以来积累的有关广岛的笔记，为了我自己，迫不及待地做出一份摘要和概括。当中国进行核试验的那个午夜过后，我不断地为电话铃声所惊醒，直至天明，一次又一次。然而，我在回答记者和写这部《札记》之间选择了后者，我试图在这本《札记》中写出一份为了我自身的有关广岛的答卷。因为我希望重新确认我自身印象中的广岛。仅此而已。我想在这份答卷中，主要就人类的威严问题加以阐述。因为这正是我在广岛发现的最为本质的思想，而且也是我目前希望用来支撑自己的唯一信念。虽说是在广岛发现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对于人类威严的思想或许无法做出确切的解释。勿宁说，这一思想已远远超出用“人类威严”这句话所能描述的范围。而它也是我自孩童时代开始便已感受到的。如果具体地说，它将更为容易。只是，那能否将我所感受到的那种威严的感觉充分地传达给他人，我却无法证实……
譬如，我曾写过一位愤怒反抗的老人的故事。老人为了抗议重新进行核试验而剖腹，但他失败了，抗议书也被忽视，他说：“终于活着丢人现眼了。”尽管这位老人为失败感而遭受百般折磨，而我却认为他确实拥有人类的威严。他之所以能够牢牢地牵住我的心，只能说是由于这种威严的存在。换言之，对于这位老人而言，除了人类的威严之外，他一无所有。如果有人觉得，为什么这位老人剖腹失败，抗议书也被置之不理，只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余生呢？这样的一生究竟会有什么意义呢？那么，我想告诉他：这位老人是为了保持人类的威严而剖腹失败，并活着受辱的，他一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他在悲惨的晚年终于赢得了人类的威严。瘦瘦的肚子上留下一个大大的伤痕，只能躺在病床上的这位老人，就其威严而言，难道不足以同没有任何伤痕的其他所有人相抗衡吗？这就是我对“人类威严”一词所赋予的定义。
１９６３年夏天，在原子病医院门前，我见到了迎接和平示威游行队伍发表演讲的宫本定男先生。当时我在自己的手册上记下了这样一句话：“他手持花束，无力地垂下双肩，但确实带着满足感和威严走下讲坛。”那个夏天，我对这位身材矮小的中年男子的情况还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他是代表原子病患者发表讲话的，在那骄阳似火的广场上站着，他似乎很痛苦，用蚊子般的声音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