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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原子病医院的重藤院长身上也发现了这种威严，然而，它绝非来自原子病医院院长的权威。因为我还从他的一位住院病人宫本定男先生那里也发现了同样的人类威严。为了慎重起见，我想指出，我曾计划根据我力所能及的调查侧面写一部纯属由个人构成的原子弹受害医疗史，并纳入这本《札记》之中。但是，广岛的原子弹受害医疗的历史，不仅未曾得到官方权威的支持和引导，恰恰相反，它是凭借着那些同权威坚持进行和平抗争的人们和决不屈服意志顽强的人们，完全从零的起点开始发展起来的。如果再考虑到原子弹灾害调查委员会及其背后的占领军，以及日本的保守政府，原子弹受害医疗史勿宁说是通过反体制的意志才得以完成的。原子病医院既不是政府创办的，也不是靠政府的资助而经营的。它是以分配给广岛红十字会医院贺年卡所获利润建立起来的。尽管重藤院长本人就是一位原子弹受害者，而他却自从广岛出现那一场人间悲剧的瞬间以来，完全是从零开始一直坚持进行医疗和研究工作（骑着自行车，奔波在废墟间，搜着瓦砾的碎片），至今仍然是一位战斗在第一线的医生。因此，我从重藤院长身上发现的威严，完全是活生生的人的威严，同任何权威都毫不相干。遍及广岛拥有威严的人们究竟从何而来呢？而且他们的威严绝非单纯的威严。
在这里，为了确切地阐明我个人对“威严”一词的理解，我想谈谈它是怎样进入并固定在我的语言世界中的。也就是我要记述自儿时至今围绕威严一词的个人回忆。首先，它始自战时，直到我进入大学主要攻读法国战后文学，它才开始成为一个更加准确的词。最初，仅仅是作为具有那种意义的感觉进入了我的语言世界，并不具有语言的外壳。战争结束时，我还是四国山村中的一个孩子，但我却曾为处于某种可怕的进退维谷的窘境而苦恼过。使我陷入这一窘境的原因，是来自我曾在农村电影院看到一部影片中的一个小插曲，一名年轻的士兵被敌军俘虏，害怕遭到拷问说出自己军队的机密而自杀了。我曾为之受到极大震撼，并万分感动，同时，又害怕得浑身发抖。我预感到，战争期间我肯定也会陷入同他一样的困境。这成为一个需要做出重大抉择的问题，一方面，我为年轻士兵的行为所感动，但另一方面，我又怀有自私的热爱生命的不安和孩子气的疑问：在这个世界上难道真的存在需要以自己的生命去捍卫的重大事情么？我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久，还什么事情都未曾做过，但对于自己的死却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如果我选择不坦白某种秘密，就会被杀死，我可能会毫不争气地说出任何秘密。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宁死不屈，抗争到底的人呢？我隐藏着内心的困惑，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向同我一起看电影的父亲问道：“那个年轻的士兵为什么自杀了呢？”此后不久，我的父亲突然死去了。当时他那短短的回答，过于令人震惊的成年人的语言，是我从未听到过的。那是心情焦躁的父亲对孩子伪装出的天真给予的惩罚。他说：“你说那个士兵么？即使不自杀，坦白之后终究还是要被杀死的啊！”
父亲是否希望用他的话，使我对于士兵的死，在内心中求得平衡呢？似乎是说，反正士兵是死了，怎么死都是一样的。不过，这种反正是死，怎么都是死的说法使我开始感到新的无法形容的恐怖。我可能就是在坦白之后被杀掉的类型的士兵。我对这种类型深感厌恶，为另外一种不坦白而自杀的类型的存在而感动。然而，谁也不可能教给我，像我这种类型的人怎样才能使自己变成不坦白而去自杀的类型。包括我父亲在内。作为孩子的我，曾经白白地做了各种各样的假设。但是，结果我都碰壁了。难道能够认为同自己的死相比，别人的死更加重要吗？难道自己的死不是绝对的吗？而且依照父亲的看法，无论怎样，自己都必死无疑，同他人的死毫不相干！在我陷入这一最糟糕的境地之前（如上所述，我认为这种情况迟早必将降临到我的头上，并确信这是命运的安排），为了使自己从我所属的可憎的类型变成默默地自杀而死的类型，我曾在充满恐怖的困境中，期望着能找到足以说服我自己的解释。
不料当我还在童年的时候，战争便结束了，需要在战场上做出的决定延期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考虑自己究竟属于宁死不屈的类型，抑或是屈服而后被杀的类型，这个问题使我深深地陷入了持久的困境。在已经无须奔赴战场的时代，它占据了我青春的全部日常生活。那是一种心病。我是一个乖僻的高中生，有时希望举止粗暴，有时又确信自己是一个受虐的人。不久，我进入大学文学部学习，开始攻读法国现代文学，在教室里，经常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是法国文学和日本文学，彼此都各自拥有独特的流行的语言。我发现在法国文学中频繁出现的词汇的同义语，在日本文学中却遭到冷遇。其中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以下两个词：威严、屈辱或耻辱。它们都同我始自少年时代的困惑具有密切的关联。亡灵绝未消失。当然，并非说在日本文学中绝无使用这类词汇的先例。作为日本心境小说的传统主题，不难找出屈辱、耻辱之类的词。然而，在法国文学中，屈辱和耻辱都是足以刺伤作家和读者心灵的、人类道德观念的最为锋利的剑，而在日本文学中却从未以如此的分量出现过。此外，关于威严一词，情况更为明显。例如说：“那个少年充满着威严”，这种文章在日本文学中很难以流畅的句法加以表达，那只不过是翻译的文章而已。
于是，我为我始自儿时的困境从法国文学中学到了一种特殊的定义，赋予它如下的语言：属于蒙受屈辱和羞耻之后白白被杀死类型的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变成带着威严而自杀的类型呢？当然，对于正处于青春即将逝去年龄的我来说，已经不再继续以这种极限状态考虑问题了，因为它过于孩子气。但是，进入我的语言世界中的威严、屈辱和羞耻等词汇，至今依然是我自身的道德观念中的最为基本的用语。我在广岛看到了同人类最严重的屈辱相关联的东西；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了可看作为最有威严的日本人的许多人。而且，在曾经发生过自从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事件的广岛，在那个人类世界中，所谓威严、屈辱或羞耻之类的词汇，都不是单纯的，而经常是以双重意义出现的。
涉及到屈辱或羞耻等词汇，我曾写过一位老人的故事。他为了抗议恢复核试验，试图剖腹而未果，他曾说：“终于活着丢人现眼了”。他的廉耻心本身就构成了威严。他也道出了原子弹受害的孤老们对于违背常理的事感到羞耻的心理。在原子病医院里，我认识的一位青年妇女，时隔一年，再次住院。当我遇到她时，她说感到自己可耻。还有为数众多的脸上带有丑陋疤痕的女孩们，至今仍由于感到自己可耻而闭门度日。这就是广岛。如果我们自己不感到羞愧，那么，又如何能够阻挡这些曾经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们自身所感受到的耻辱呢？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感觉错位啊！
一个女孩为她带有疤痕的脸而感到羞耻。在她的内心中就会有可能以这种羞耻作为分界线，将地球上的全部人类分作两个群体：一个是带有疤痕的女孩们，另一个是其余所有没有疤痕的人们。带有疤痕的女孩们，面对没有疤痕的所有其他的人们，为自己的疤痕而感到羞耻；带有疤痕的女孩们，面对没有疤痕的所有其他人的视线而感到屈辱。
有疤痕的女孩们肩负自身的羞耻和屈辱，怎样选择她们的生活道路呢？其中的一种就是躲进昏暗的房子深处，逃离他人的视线。这种逃亡型的女孩无疑居大多数。她们悄悄地躲进广岛许多家庭的角落里，而且，她们的青春正在一天天逝去。另一方面，是不逃亡的类型，她们自然地分为两类。一种是希望原子弹或氢弹再一次落到这个世界上，地上所有的人都同她一样受到疤痕的伤害，从而获得足以同自身的羞耻和屈辱感相对抗的心理支柱。那时，凝视她们疤痕的他人的目光已全部消失，他人已不复存在。在这个大地上将不会再有分裂。实际上我已听到过这种呼声，并曾引用过这类短歌，当然，这种诅咒未能超出心理支撑的范围。这些女孩们只能很快便默默地一无所获地进入逃亡型的行列。
同时，还有另外一种类型。那就是通过参加废除核武器运动，反过来利用自己代替全人类曾经经历过的原子弹爆炸的灾难，将它作为自己的武器，赋予自身感受到的羞耻或屈辱以价值的人们。我所做的这一繁琐的分类，实际上并无必要。广岛的人们为了将他们曾经体验过并正在体验着的人间悲剧、羞耻或屈辱、卑鄙以及所有这一切都加以倒转，使之具有价值；为了真正恢复这些受害者们的人的名誉，广岛必须在彻底废除核武器的运动中，作为最为本质的思想骨干而发挥威力。无论是有疤痕的人，还是其他所有没有疤痕的人，都必须共同确认这一威力。除此之外，难道人类还会有什么手段能将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们从最为悲惨的死亡恐怖中拯救出来吗？
因此，即使通过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彻底废除核武器，那对于恢复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的人权也是无效的。我以道德的名义，或以思想的名义，认为这一单纯的定理是最为重要的。尤其是面对中国的核武装，我想再一次对自己证实这一点。或许有人认为这种想法是感情用事。但是，如果你有丑陋的疤痕，为了以你自身的力量去治愈由于疤痕而导致的心理创伤，你想寻求一种手段，那么，你必须确信，只有你自己的疤痕才具有为了彻底废除核武器最为真正的价值。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徒然因白血病而死亡的痛苦和恐惧获得升华而有意义吧。
我们这些只是出于偶然免遭广岛灾难的人们，如果我们将自己作为一个拥有广岛的日本人和拥有广岛的世界人，坚定地以这种态度为中心，去思考人类的生存与死亡的问题，真正希望为我们自己的广岛提供补偿，并赋予它以价值。那么，下述的公理就可以成立，那就是广岛的悲剧将带来全人类的觉醒。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难道不应该针对一切核武器采取对策并建立秩序吗？在当今的政治时代，或许有人认为一个国家的新的核武装，反而会通往彻底废除核武器的道路。这个“童话”是具有现实性的，而且也是可能实现的。而且，实际上既然世界已经向着这一方向迈出了第一步，那就将是绝对可能实现的。
然而，我却不敢苟同。因为向着这一童话城堡迈出第一步的现实的脚步，确实践踏了那些至今仍躲在昏暗的屋内，为疤痕而感到羞耻，青春正在一天天逝去的广岛女孩自我康复的希望。而且，实际上也没有任何彻底废除核武器的迹象，这种现状，对广岛人来说，将是一种何等残酷的事实！我没有勇气去加以推测。
如果允许我毫无顾忌地坦率地说，那就是地球上人类的任何一个人都在力图彻底忘掉广岛，忘掉发生在广岛的最为严酷的人类悲剧。我们对于自己的个人不幸，都希望尽可能快地忘却，无论是大的或是小的不幸。即便是在街角上稍稍受到一个陌生人的轻视，连这样小小的不愉快，也不想将它在记忆中留到明天。由这样的个人组成庞大集体的全人类，企图忘却广岛，忘却人类最为严酷的悲惨顶点，那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且不必翻阅小学教科书，实际上成年人也并不想将有关广岛的往事，告诉给孩子们。任何幸存者和有幸未曾遭到放射能伤害的人们，都想忘掉在广岛死去的人们和面对死亡坚持痛苦博斗的人们。忘掉一切，自己要设法愉快地度过疯狂喧嚣的２０世纪后半期。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在轰动日本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名在投下原子弹当日出生的广岛青年，被选为传递圣火最后一棒的运动员。当时，一名从事日本文学作品翻译的美国新闻记者，一个应该是最理解日本，和日本人拥有共同感情的美国人却提出意见，他认为，这项决定会使美国人想起原子弹而感到不快。这位当选的传递最后一棒圣火的青年，即便他被伤痕损坏了身体，暴露出放射能所造成的伤害，他是一个真正的“原子弹之子”，对这一选择，我也不会持有异议。恰恰相反，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他们有幸活了２０年）作为出生在那个日子里的广岛人应该是更为正常类型的人。然而，实际上这位被选中的中距离赛跑运动员，具有一个十分出色的健康的身体。那正是一个以人类自身的强韧令人震撼的肉体。他面带从一切不安中解脱出来的微笑，飞奔在巨大的运动场上。为了我将写进《下一代的原子病问题》一文中的广岛的重藤院长，我也曾为这位青年健美的肉体祝福。
但是，尽管如此，而那位美国记者却说，青年会使美国人想起原子弹而感到不快。他是企图将广岛的一切从美国人的记忆中抹杀。而且，这种意图还远远不仅出现在美国人的心头。目前，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所有领导人和所有国民，难道不是都想从他们的记忆中将广岛一笔勾销吗？正如《原子弹受害白皮书》所阐明的那样，与其说广岛证实了原子弹的威力，莫如说它是核武器导致的最为残酷的人类悲剧的证据。世界一般的态度是“暂且忘掉它，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领导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作为保卫和平的威力而保持核武器。至于它将为真正的和平带来何等的后果，或许可以拥有做出种种观测和理论根据的自由。实际上，现在全世界的印刷机正在十万火急地印制着他们的观测和理论。但是，这类百家争鸣的所有声音，显然都是从将现在的核武器视为一种威力的观点出发的。这就是当今世界的流行趋势或常识。此时此刻，有谁愿意想起曾陷入人类的极端悲惨境地的广岛呢？
在广岛我曾多次见到原子弹的受害者，他们都说自己希望忘掉原子弹，再也不想提起那闪光的瞬间。关于传递奥林匹克圣火运动员的选定，将会令人想起原子弹而不快。如果说有人拥有提出正当抗议的权利，那么这只能是原子弹的受害者，只有他们才真正痛切地希望忘却那一天的悲惨，而且，为了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他们也必然应该将那一切忘却。我在大学时代曾有一位出身广岛的同学，在读大学的四年里，他一次也未曾提起原子弹。他拥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原子弹爆炸纪念日黎明时分的广岛，我曾在原子弹遇难者纪念碑旁，以及其他各种场所，发现几位妇女，她们以隐藏着深沉忧伤的可怕眼神凝视着，呆呆地佇立在那里。每当这时，我总是想叶夫图中科的诗中的一节。
她那凝视着的眸子，
虽然毫无表情，
但潜藏其中的悲哀与痛苦，
却是无可名状的可怕。
我即便走上前去和她们打招呼，恐怕她们也不会开口。她们同样拥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如果有可能，她们有权彻底忘却有关广岛的一切。广岛对于她们而言已经足够了。尽管她们知道这绝对不利于原子病的治疗，但是，在想要离开广岛到其他城市定居的人们的内心深处，希望逃离存在于自己心中和外部的广岛，这一意念是否在起作用呢？当然，如果这是可能的，那么，他们是有权彻底逃离广岛的。
然而，如果一旦发现了原子病的苗头，他将再也不可能忘记广岛，也不可能再逃离广岛。当然或许有人会采取这样一种态度，那就是即便住进原子病医院，也不去想广岛而打发着日子。如果有可能有意识地不再寻求广岛，以尽可能地远离广岛的心情生活，而且当病痛痊愈回归社会之后，仍可以同广岛毫无关系地生活，那么，这位患者就将是最幸福的。如果所有的患者都能如此，那将是一桩多么美好的事情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