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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在西伯利亚，而且您说得对，对他的责难也传到我的耳朵里了，听了简直叫我寒心。现在，他在西伯利亚我们最向前挺进的一块阵地上，把可怜的加利乌林——同～个院子里的朋友，以后同一条战线上的伙伴——打得一败涂地。他的名字以及我们的夫妻关系对加利乌林并非秘密，但他出于无法估量的委婉从未让我感觉到这一点，虽然一提起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气得浑身发抖。不错，这么说他现在在西伯利亚。
“而他在这里的时候（他在这里驻扎了很久，住在铁路线上的车厢里，您在那儿见过他），我一直渴望什么时候能够意外地与他相遇。有时他到司令部去，司令部就设在科木奇的军事指挥部（立宪会议的军队）。简直是命运奇怪的嘲弄。司令部入口处的厢房，正是先前我有事求见加利乌林时他接见我的地方。比如，有一次土官学校闹事，土官生埋伏起来，向他们不喜欢的教官开枪，借口他们拥护布尔什维主义。还有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每次去的都正是时候。如果我们是城市居民并且是脑力劳动者，那么，犹太人便占我们朋友人数的一半。在屠犹的日子里，当这些可怕而卑鄙的行为开始的时候，除去气愤、羞愧和怜悯外，还有一种感觉始终追逐着我们，那就是难堪的骑墙感觉，仿佛我们的同情有一半是装出来的，有一种不真诚的不快之感。
“一度把人类从偶像崇拜中解放出来而现在又大批献身于把他们从社会恶行中解放出来的人，竟不能从自己本身，从忠于过时的、失去意义的、古老的信仰中解脱出来，不能超越自己的思想意识，完全融合在其他人之中，而那些人的宗教基础原是他们所建立的，那些人本应同他们非常亲近，如果他们更好地理解那些人的话。
“大概迫害是产生这种无益的、甚至是致命的态度的原因，是产生这种只能带来灾难的羞怯的、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孤立状态的原因，但这其中还有内在的衰颓，多少世纪所形成的历史性的疲倦。我不喜欢他们那种嘲讽式的自我鼓吹，平庸的概念，羞怯的想像力。这令人气恼，就像老年人谈旧事和病人谈病一样，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这些问题我没想过。我有位姓戈尔东的同学，他也有这种看法。”
“因此我到这里来守候帕沙，希望在他进出的时候碰见他。厢房曾是总督的办公室，现在门上挂着牌子：‘控诉处’。您也许看见了？这是城里最美丽的地方。门前的广场是用条石铺成的。穿过广场便是市立公园。里面长着绣球花、枫树和山植。我停在行人道上，在求见的人群里等着见他。当然，我没去敲接待室的门，说我是他妻子。我们不姓一个姓呀！况且良心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有完全不同的规则。比如，他的生身父亲，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工人出身，当过政治流浪犯，就在公路旁边的一家法院里工作。那就是他流放时住的地方。那儿还住着他的朋友李韦尔辛。都是革命法庭的成员。可您猜怎么着？儿子并没告诉父亲自己是谁，父亲也认为他这样做完全应该，并不生气。既然儿子隐瞒身份，那就意味着木应当问。他们是除石，而不是人。除了原则就是纪律。
“就算我终于能证明我是他妻子，那又有多大意义！妻子又管什么用？这是什么时代？世界无产阶级，改造宇宙，这是另外一码事儿，这点我懂。可像妻子那样的两条腿动物算什么，呸，一只最蹩脚的跳蚤或虱子。
“副官转了一圈，询问了许多人，放进了几个人。我没报告自己的姓名，回答问题时只说为了私事。可以想象，事情当然办得糟极了——拒绝接见。副官耸了耸肩，怀疑地打量着我。因此我一次也没见过他。
“您以为他厌恶我们，不爱我们了，把我们忘了。嗅，恰恰相反。我太了解他了！正因为他感情太丰富了，才想出这种办法！他要把所有在战争中获得的律冠放在我们脚下，因此不能空手回来，要以一个满载荣誉的征服者的身份回来，要使我们永垂不朽，眼花缭乱！多像孩子呀！”
卡坚卡又进来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抱住困惑的小女孩，抱起来转圈，胳肢她，吻她，把她紧紧抱在自己怀里。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城里骑马回到瓦雷金诺。这些地方他经过不知多少次了。这条路他已经走熟，失去新鲜的感觉，不再注意它。
他走近林间小路的岔口，那儿从通往瓦雷金诺的直路分出一条通往萨克玛河上瓦西里耶夫沃渔村的支路。在分岔口的地方矗立着这片地区的第三块路标，路标上挂着出售农业机器的招牌。同往常一样，医生总是落日的时候抵达岔口。
自从他那次进城后，已经过了两个多月。那天他住在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那儿，可对家里却说他因事耽搁在城里了，在桑杰维亚托夫的旅店里住了一夜。他早已同安季波娃以“你”相称了，管她叫拉拉，她管他叫日瓦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欺骗了东尼娜，向她隐瞒了这件事，而且事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可原谅。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他爱东尼娜爱到崇拜的地步。她心灵的平静对他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重要。他比她的生身父亲和她本人更竭力维护她的荣誉。为了维护她那受过刺激的尊严，他会亲手撕碎触犯她尊严的人。然而，他自己正是触犯她尊严的那个人。
在家里，在亲人中间，他觉得自己是个尚未被逮捕的罪犯。家里人毫无察觉，仍像往常那样亲热地对待他，这使他十分痛苦。大家谈得正起劲的时候，他突然想起自己的罪行，呆住了，周围人讲的什么他听不见，也听不懂。
如果这发生在饭桌上，一块食物便会卡在他的喉咙里。他把场匙放在一边，推开碟子。眼泪窒息得他出不来气。“你怎么啦？”东尼娜莫名其妙地问道。“你大概在城里听到了坏消息？又把谁关进监狱或者枪毙了？告诉我。不用怕我听了心烦。那样你会好受些。”
他对东尼娜不忠实，是因为他更爱别人吗？不，他没选择过任何人，设比较过。“自由爱情”的想法，“感情的权利及要求”这类话，对他是格格不入的。谈论或想到这类事他都觉得庸俗。他在生活中不摘取“享受的花朵”，他不把自己算在半神或超人之列，不要求优待和特权。良心不安过于沉重，简直把他压垮了。
这样下去如何是好？有时他问自己，但找不到回答，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某种无法实现的干预上——某种无法预见但能解决矛盾的干预。
但现在他不这样想了。他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斩断绳结。他怀着这样的决心回家。他决定全部向东尼娜坦白，乞求她的宽恕，决不再同拉拉会面。
不错，并非所有问题都想到了。他现在觉得，还有一点不大清楚，即他是否同拉拉永远断绝往来。他今天早上对她说想把一切都告诉东尼娜，他们以后不可能再见面，但他现在觉得，他对她说话的口气太柔和，不够果断。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不想用哭闹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伤心。她明白，没有这件事他已经够痛苦的了。她竭力平静地听完他的新决定。他们是在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没住人的那间空屋子里谈的，这间房子对着商人街。泪珠从拉拉脸颊上滚下来，就像这时雨水从对面带雕像住宅的石雕像上摘下来一样，但她没感觉到。她真挚地、毫无做作地表现出宽宏大量，轻声说道：“别管我，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吧。我什么都能克制。”她不知道自己在哭，所以没去擦眼泪。
一想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可能误解他，怀有不现实的希望，他便想掉转马头回城里去，把没有说透的话说透，而主要是分手应分得热烈些、温柔些，更像真正的诀别。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继续向前赶路。
随着太阳渐渐落山，树林也渐渐充满寒气和昏暗。树林中散发出一种仿佛刚一走进浴室便能闻到的潮湿的禅树枝味。空中悬挂着一层展翅飞翔的蚊纳，就像浮在水面上的浮标，齐声～个调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额头和脖子上拍打蚊子，不知拍打了多少次。手拍在出了一层汗的身体上发出的啪啪声，同骑马行走的声音非常协调：勒马皮带的吱吱声，沉重的马蹄踏在泥泞里的吧卿吧卿声，以及马奔驰时听到的一排排清脆的枪声。突然，从仿佛悬在天上的落日那边传来了夜营的啼陪。
“清醒吧！清醒吧！”夜驾呼唤并劝告道，听起来仿佛复活节前的召唤，“我的灵魂！我的灵魂！从睡梦中醒来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何必急着赶路呢。他并未违背自己的誓约。一定要说穿。可谁又说过一定在今天呢？还未对东尼娜宣布过一个字呢。把解释推迟到下一次并不迟。这样他还可以进城一趟，同拉拉把话说透。谈的时候充满能消除她全部痛苦的深情挚意。那样多好，多妙！真奇怪，先前怎么没想到呢！
一想到还能再见安季波娃一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快活得不知如何是好，心急剧地跳动。他再次品尝到相见的快乐。
城外的木屋小巷和木头铺的人行道出现在眼前。他向那个方向走去，现在，走进诺沃斯瓦洛奇巷，走进一块空地，木屋小巷走完了，开始了石头屋子。城郊的房子闪过，就像飞快地翻阅一本书，并且不是用食指翻，而是用拇指按着书边，叫书页在拇指下咽啪滑过。激动得快喘不过气来了。她就住在那边，街的那一头。在向晚放晴的天上的一块亮光下面。他多么爱通向她住处的那些熟悉的房屋啊！要是能把它们从地上抱起来使劲地亲吻一番该多好啊！这些横压在屋顶上的独眼阁楼啊！油灯和神灯反射在水洼中有如一个个浆果！在这笼罩在街道上空的阴霾天空的一片亮光之下，他仍将从造物手中接受上帝所创造的这件白色神奇的礼物。一个裹着黑东西的身影打开了门。而她那矜持而冰冷的亲密允诺，宛如北方明亮的夜，不属于任何人，就像你黑夜沿沙滩向大海跑去时向您冲来的第一个海浪。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扔下级绳，身子从马鞍上欠起，抱住马颈，把脸埋在鬃毛里。马把这种温存当成让它用尽力气奔跑，就飞驰起来。
马平稳地奔驰，马蹄只是偶尔点地，大地总是不断地离开马蹄，向后飞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除了由于狂喜心怦怦地跳动外，还听到人的喊声，他觉得那是他的幻觉。
附近的一响枪声把他震昏了。医生抬起头，猛地抓住级绳，把它拉紧。马在急驰中猛地停下，前后脚撇开，向旁边跳了几下，又向后倒退了几步，开始往下蹲，准备直立起来。
前面的道路分为两岔。晚霞照着路旁的招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打谷机。”三个带武器的骑马人横在路上截住他的去路。一个戴着制服帽、穿着腰部带格上衣的中学生，身上挂着几条子弹带；另一个穿着军官大衣，戴着长筒皮帽，样子吓人，像化装舞会上的打扮；还有一个穿着红过的棉裤和棉袄的骑兵，一顶宽边神甫帽低压在头上。
“不许动，医生同志。”戴长筒皮帽的骑马人说，他是三人中最年长的。“您只有服从，保证您平安无事。否则，请别见怪，我们就会开枪。我们游击队的医生被打死了。我们想征用您做医务工作。下马，把缰绳交给较年轻的这位同志。我提醒您一句：如果您有逃跑的念头，我们就要对您不客气了。”
“您是米库利钦的儿子利韦里·列斯内赫同志？”
“不，我是他的联络官卡缅诺德沃尔斯基。”
第五章
公路两旁散落着城市、乡村和驿站。圣十字镇、奥梅利奇诺车站、帕仁斯克、特夏茨科耶、新出现的小村庄亚格林斯科耶、兹沃纳尔斯克镇、沃利诺耶、古尔托夫希基驿站、克梅姆斯克自然村、卡泽耶沃镇、库捷内镇和小叶尔莫莱村。
一条驿道穿过这些村镇，这是西伯利亚最古老的驿道。它穿过市里主要街道，像切面包似的把这些市镇切成两半，至于村庄，它径直经过，把一排排农舍甩在后面，或者把它们变成弧形，或者急转弯绕过它们。
在遥远的过去，铁路还未铺设到霍达斯克村以前，驾驶三匹马的邮车在驿道上往来奔驰。装载茶叶、粮食和铁货的大车朝一个方向走，卫兵押解步行的囚犯一站站地朝另一个方向走。｜Qī…shu…ωang｜他们齐步向前走，每一迈步脚镣便一齐哗啦啦响。他们都是亡命的和绝望的人，像天上的闪电一样可怕。无法穿过的阴森森的莽林在周围喧响。
驿道沿线的居民像一个大家庭。城市与城市，乡村与乡村，互相往来，结为亲戚。在雷达斯克村，驿道与铁路交叉的地方，有铁路附设的机车修配厂和机械厂，聚集在劳动营里穷得像叫花子一样的人在那里忍饥挨饿。他们患病，死掉。有技术的政治犯服完苦役便留在这里当技师，他们在这里定居了。
驿站沿线最初建立的苏维埃早已被推翻。一个时期建立了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而现在整个地区都被最高统治者高尔察克的政权所代替。
有段驿道要爬半天坡。展现在眼前的远景越来越开阔。坡好像永远爬不完，视野也愈来愈开阔。但当人和马都疲倦了，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他们已经爬上了山顶。前面的驿道跨越一道桥，湍急的克日姆河在桥下奔腾。
河对面更为陡峭的一个山头上，现出圣十字修道院的砖墙。驿道环绕着修道院门的斜坡，在它后面城郊的院子中间转了几个弯后直通城内。
驿道再次穿过修道院属地的边缘，因为修道院染成绿色的铁门是朝中心广场开的。人口处拱门的圣像周围有一圈金字，看起来像半个花圈：“欢乐吧，有生命力的十字架，木可征服的虔诚的胜利。”
冬季将尽。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大斋的结尾。驿道上的雪发黑了，透露出解冻的信息，但屋檐仍是白的，悬挂着结实的高高的冰帽。爬上圣十字钟楼找敲钟人的男孩们，觉得地上的房屋就像难成一堆的小匣子和小船。同逗点一般大小的小黑人向房屋走去。根据动作从钟楼上能认出几个人来。走近的人读着墙上贴的最高统治者颁发的征收三种年龄的人入伍的命令。
黑夜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开始转暖，这时候就转暖是很少见的。天上飘着雨丝，雨丝如此轻盈，仿佛碰不到地面便化为湿雾，在空气中飘散。但这不过是从表面上看。一道道温暖的水流足以冲干净地上的积雪。现在整个地面黑得发亮，仿佛出了一层汗。
长得手高的苹果树发满新芽，奇迹般地把细枝穿过花园的篱笆伸到街上。雨水从树枝上零零落落地滴在木板人行道上。全城都能听到雨水的滴答声。
照相馆院子里锁着的小狗托米克一直哀怨地叫到天亮。也许加卢津家花园里的乌鸦被小狗的叫声激怒了，叭叭叫起来，叫得全城都听得见。
城市地势低的那边住着商人柳别兹诺夫。别人给他运来三车货。他拒绝收货，说运错了，他从未订过这批货。赶大车的年轻人说天色太晚了，请他收留一夜。商人同他们对驾起来，轰他们，不给他们开门。他们的对骂全镇都听得见。
凌晨一点，即修道院的七点，从圣十字修道院最大的钟上发出一阵神秘、缓慢、甜蜜的钟声，同昏暗的细雨混合在一起。它从钟L飘出，仿佛被春汛冲化的泥块，离开河岸，沉入河中，融化在那里。
这是大斋的前夜，安良日那天。在雨网的深处，几个刚能辨清的烛光缓缓移动、飘浮，照亮人的额头、鼻子和面孔。斋戒的信徒去做早祷。
一刻钟后，人行道的木板上传来从修道院走过来的脚步声。这是店主加卢津的妻子回家，早祷才刚刚才始。她头上包着头巾，皮袄敞开，迈着不均匀的步子，时而跑几步，时而停下来。教堂里空气憋闷，她感到窒息，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现在感到羞愧和遗憾，因为自己没能做完祷告，第二年没斋戒了。但这还不是她悲伤的原因。白天，到处张贴着的动员入伍的公告让她伤心，因为这涉及她可怜的傻儿子捷廖沙。她想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但在昏暗中泛光的布告总提醒她有这样的命令。
转过墙角就是她的家，两步路就到，但她在街上要舒服些。她愿意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