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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乃至折成三角形的餐巾、排列整齐的刀叉和花篮里散发出杏仁味的蓝紫色的小花，都刺激着人的食欲。为了不拖延品尝这人间美味的渴望的时刻，大家尽快开始精神的筵席。他们在客厅里一排排地就了座。当钢琴家在钢琴前坐下来的时候，又听到人们低声在说：“居伊的侄子。”音乐会开始了。
大家事先就知道，打头的这首奏鸣曲枯燥而做作。结果不出所料，而且曲子长得不得了。
关于这支奏鸣曲，休息的时候评论家克林别科夫还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争论了一番。评论家骂这支曲子，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却替它辩护。周围都是吸烟的人，响起一片移动椅子的声音。
但是大家的目光再次落到隔壁餐桌上那张浆洗得平整光洁的桌布上，于是齐声建议音乐会赶快继续下去。
钢琴家用眼角扫了一下听众，向合奏者点了点头，示意开始演奏。小提琴手和特什克维奇挥动琴弓，如泣如诉的三重奏开始了。
尤拉，东尼娜，还有大部分时间都在格罗梅科家寄居的米沙·戈尔东，三个人一起坐在第三排。
“叶戈罗夫娜向您打手势。”尤拉低声告诉坐在他前面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客厅门槛旁边站着头发斑白的格罗梅科家的老女仆阿格拉费娜·叶戈罗夫娜。她用焦急的目光向尤拉这边望着，同时朝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使劲点头，让尤拉明白她有急事找主人。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掉过头来，责怪地看了叶戈罗夫娜一眼，耸了耸肩膀。叶戈罗夫娜并不罢休，于是两个人就在大厅的这一头和那一头像聋哑人那样“交谈”起来。大家都朝他们看去，安娜·伊万诺夫娜狠狠地瞪了丈夫几眼。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站起身来。应当想法处理一下。他红着脸从墙边绕过大厅走到叶戈罗夫娜跟前。
“您怎么不懂规矩，叶戈罗夫娜！您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好吧，快说，出了什么事？”
叶戈罗夫娜低声对他说了几句话。
“从哪个‘黑山’来的时
“‘黑山’旅馆。”
“那又怎么样？”
“要求马上回去，他的一个什么亲戚快要死了。”
“都快死了。我想象得出来。不行，叶戈罗夫娜。等演奏完了一小段，我就去说，早了可不行。”
“来送信的茶房等着哪，赶车的也等着哪。我跟您说，人快死了，您明白吗？是位太太。”
“不行，不行。大不了就是五分钟，有什么了不起的？”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又蹑手蹑脚地沿着墙回到自己的座位，皱起眉头，用手揉鼻梁。
第一乐章结束后，他走到演奏的人跟前，在大家的掌声中，告诉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外面有人找他，出了一件不幸的事，演奏只好中止。然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用手掌向客厅里的人挥了挥，让大家停止鼓掌，大声说道：
“先生们，三重奏不得不停下来。让我们向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深表同情。他遇到了心烦的事，不得木离开我们。在这种时候，不能让他一个人走。我陪他去可能是必要的，我跟他一同去。尤罗奇卡，亲爱的，出来一下，告诉谢苗把车赶到大门口来，他早就套好车了。先生们，我不和诸位告别。请大家留下来，我只是暂时离开一会儿。”
两个男孩子请求跟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一起在寒夜里坐车兜兜风。
虽然生活已经恢复正常，十二月以后有些地方仍有枪声，新的火灾也时有发生，好像早先的余烬还未烧完似的。
他们从来还没有像今天夜里坐车走这么远，走这么久。离“黑山”旅店只有一箭之遥，穿过斯摩棱斯克大街、诺温斯克大街和花园路的一半就到了，但酷烈的寒雾把天昏地暗的空间隔成一块一块的，仿佛它在世界各处都不相同。黄火的浓烟、马蹄的喀塔声和滑轨的轧轧声加强了这种印象，让人觉得已经走了不知多久的路，而且驶入了令人惊骇的远方。
旅店门前停着一匹披着马衣、缠着跨腕骨的马，套在一辆窄小、讲究的雪橇上。驭者座上坐着一个马车夫，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抱住缩进脖子里的脑袋取暖。
旅店的前厅很暖，在把入口处和存衣室隔开的栏杆后面，守门人在打诚地，鼓风机的噪音、熊熊炉火的呼呼声和沸腾的茶炊的尖叫声催得他昏昏欲睡，但又不时被自己响亮的鼾声惊醒。
前厅左边的镜子面前站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太太，由于脂粉涂得过多，脸孔显得虚肿，身上穿了一件在这种天气里过于单薄的皮上衣。这位太太正在等人从楼上下来，她转过身背朝着镜子，一会儿从左边肩头、一会儿从右边肩头打量自己，看看自己从后面看上去是不是好看。
冻僵了的车夫从外边探进身子来，长上衣的形状看起来像招牌上画的8字形小面包，身上冒出的一股股哈气更加强了这种印象。
“他们快来了吗，小姐？”他向站在镜子前面的女人问道。“跟你们这帮人打交道，马准保要冻坏。”
二十四号客房里发生的事不过是茶房们平时最恨的一件小事。走廊里几乎每分钟都要响起铃声，墙上玻璃长匣子里就跳一个号码，告诉你是哪个房里的客人发神经病了，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就是不让茶房安生。
现在正给二十四号客房里的老傻瓜吉沙罗娃急救，给她灌催吐剂，洗肠胃。女仆格拉莎忙得团团转，又是擦地板，又是把脏桶提出来，把干净的桶送进去。眼下的这场风波早在这阵慌乱之前就在下房里开始了，不过那时候还没觉得会出什么事，还没有派捷廖什卡坐车去请大夫和这位可怜的提琴师，科马罗夫斯基也还没来，门前走廊里也没聚集这么多人妨碍走动。
今天发生在下房里的这场乱子，起因是白天在窄小的过道里不知谁从小吃间里出来，转身的时候不留心碰了餐厅招待员瑟索伊一下，刚巧他右手高举着摆满菜肴的托盘，弯着身子从门里飞跑进走廊。瑟索伊扔了托盘，泼了汤，打碎了三个深盘子和～个浅盘子。
瑟索伊一口咬定碰他的那个人就是女洗碗工，应该让她赔，扣她的工钱。现在已经到了晚上十一点钟，一半人快下工了，可他们还在为这件事争吵不休。
“都是你手脚发颤，白天黑夜就知道像接老婆一样搂着你那酒瓶子，连鼻子都舔饱了，像公鸭那样。干吗要碰人家，砸了盘子又拨了汤！谁撞你了，你这个不要脸的斜眼鬼？谁撞了你？”
“马特廖娜·斯捷潘诺夫娜，我已经跟您说了，您讲话可要当。乙”
“又吵又闹，又摔盘子打碗的，要是值得也就算了。什么稀罕东西，骚货太太，小心眼的小市民，好好地的就要吞砒霜，这种过时的贞洁。我们在‘黑山’旅店里干了不少年，还没见过这号拨弄是非的婆娘和欺侮女人的公狗。”
米沙和尤拉在门前的过道里走来走去。这一切都出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料之外。他原先以为大提琴家生活中出现悲剧，准是某种纯洁而庄严的不幸。可鬼知道这算什么。不外乎是肮脏下贱的丑事，尤其是对孩子们来说。
两个男孩子在走廊里来回转。
“你们进去看看大婶吧，少爷们。”条房走到男孩们跟前，再次不紧不慢地说。“你们进去吧，别犹豫了。放心吧，他们都没事了，都好好儿的。这里不能站人。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发生了那件倒霉的事，把贵重的餐具摔碎了。你们瞧，我们得随时伺候着，跑来跑去，这地方窄，你们进去吧。”
两个孩子听从了。
客房里点着的煤油灯，已经从吊在餐桌上方的灯架挪到房间另半边，中间隔了一道发出臭虫气味的屏风。
那一边有个睡人的角落，被一条落满尘土、掀起的门帘隔开，遮住前室和外人的视线。大家在忙乱中忘记把它放下来，只是下半边搭在屏风的上面。煤油灯就放在一把扶手椅里。这一角像剧场脚灯从下向上照着似的，亮得刺眼。
太太吞服的是碘，不是洗碗女工胡说的砒霜。屋里有一股嫩核桃果皮发出的酸涩难闻的气味，尚未变硬的果皮让人摸得发了黑。
一个姑娘在屏风后面擦地板，床上躺着一个被水、汗和眼泪弄得浑身精湿的半裸的女人。她把头俯在一个面盆上大声哭号，粘成一缕一缕的头发披散下来。两个男孩子立刻把眼睛掉开，往那边看实在不好意思，不成体统。不过，已经让尤拉感到惊讶了：当女人处于木舒服的竖立姿势中，在紧张和吃力的状态下，就不再是雕塑所表现的女性，而成了肌肉发达的穿着短裤参加比赛的半裸的角力士。
屏风那边终于有人想到应该把帘子放下来。
“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亲爱的，您的手在哪儿？把您的手给我。”女人说，眼泪和恶心憋得她喘不过气来。“唉，我这是经受了多么可怕的事呀！我太多心了！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我觉得…··不过还算幸运，原来这都是蠢念头，是我的想像力错乱了，简直难以想象，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真不得了，心想多轻松啊！结果……您看，我还活着。”
“安静点，阿马利姐·卡尔洛夫娜，求求您，安静下来。这真不像话，老实说，太不像话了。”
“咱们马上回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对孩子们嘟嚷一声。他们窘得不知如何是好，站在昏暗的过道里，就在客房没有隔开的那一半的门槛上，因为他们不自在，便望着原来放灯的方向。那边墙上挂了几张照片，地上放着一个琴谱架，书桌上堆满纸张和画册；铺着手织台市的餐桌的那边，一个姑娘坐在扶手椅上睡觉，双手拢着椅子扶手，脸也贴在上面。她大概疲乏到了极点，周围的吵闹声和人的走动并没有妨碍她睡觉。
他们到这儿来可说是毫无意义，而且继续再呆下去也不礼貌。“马上就走，”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又说了一遍，“等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出来，我就向他告别。”
从屏风后面出来的却是另一个人。这是一个身体健壮的男子，脸刮得干干净净，威风凛凛，十分自信。他把从灯架上取下来的那盏灯举在头顶上，走到姑娘睡觉的那张书桌跟前，把它放在灯架上。亮光惊醒了那个姑娘。她朝这人笑了一笑，微微眯起眼睛，伸了个懒腰。
一见到这个陌生人，米沙不觉全身颤抖了一下，两眼死死地盯着他看，同时扯了一下尤拉的衣袖，想对他说什么。
“你在生人面前南咕什么，多不害臊？人家会怎么看你？”尤拉止住了他，而且也不听他说。
这时，在姑娘和那个男人之间演出了一幕哑剧。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交换一下眼色，但相互的理解简直像着了魔法似的。他仿佛是耍木偶戏的，而她就是任凭他耍弄的木偶。
脸上露出的疲倦的微笑使姑娘半闭着眼睛，半张开嘴唇。对那男人嘲弄的眼色，她则报以一个同谋者的狡黠的眨眼。两个人都挺满意，因为结果如此圆满，隐私没有暴露，服毒的也没死。
尤拉死死地盯着他们。他从谁也看不见的昏暗中不转眼地望着灯光照亮的地方。姑娘屈从的情景显得不可思议的神秘而又厚颜无耻的露骨。他心里充满矛盾的感情。尤拉的感情被这些从未体验过的力量揪成一团。
这也就是他同米沙和东尼娜一直不断热烈争论的、并称之为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庸俗的那种东西，就是那种即使他们惊恐又吸引他们的东西，在安全距离内口头上容易对付的东西。而现在出现在尤拉眼前的正是这种绝对物质的、模糊的力量，既是毫无怜悯的毁坏性的，又是哀怨并且求助的。他们的童稚哲学到哪儿去了？尤拉现在该怎么办？
“你知道这个人是难吗？”他们走出门外以后米沙问道。尤拉只顾想自己的心事，没有回答。
“这就是教会你父亲喝酒并害死他的那个人。记得吗，在火车上，我对你讲过。”
尤拉想的是那个姑娘和未来，而不是父亲和过去。开始他甚至没弄明白米沙说的是什么。在严寒的天气里无法交谈。
“冻坏了吧，谢苗？”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问了一句。他们坐上车走了。
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
那年冬天，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送给安娜·伊万诺夫娜一个老式的衣柜。他是偶然买到手的。这只黑檀木衣柜非常大，整个搬动的话，哪个门都进不去。这是拆开运来的，一部分一部分搬进屋子里，接着就考虑把它摆在什么地方。楼下客厅最宽敞，木过摆在那儿用起来不方便，楼上又挤，摆不下。最后还是把主人夫妇卧室门内楼梯口的东西搬开，把衣柜摆在那里。
把衣柜拼装起来的是扫院子的仆人马克尔。他把自己六岁的女儿马林娜也带来了。有人给了马林娜一根大麦芽律糖。她鼻子呼味呼墟地舔着律糖和沾满口水的细细的小指头，一面皱着眉头看父亲干活。
有一阵子活儿干得挺顺利。安娜·伊万诺夫娜眼看着柜子渐渐装起来。等到只剩下装柜顶的时候，她忽然心血来潮，想给马克尔帮个忙。她踩到离地很高的柜底上，可是身子一晃，碰上了只靠样头连住的一块侧板。马克尔暂时捆住柜壁的绳扣散开了。随着柜板轰然倒地的声音，安娜·伊万诺夫娜也仰面朝天跌下来，摔疼了身子。
“哎呀，太太，”马克尔说着，朝她奔过去，“您这是何苦来，我的好太太。没伤着骨头吧？您快摸摸。要紧的是骨头，皮肉倒不算什么，可以再长，俗话说，皮肉不过是让太太们图个好看。别嚎了，没心肝的东西！”他骂起哭嚎的马琳卡来。“擦干净鼻涕，找你妈去。唉，太太，难道没有您我就装不上这个衣柜？您准是想，我只不过是个扫院子的，其实，说正经的，我们都是干木工的材料，干过木工活儿。兴许您不信，就是这些家具，什么柜子啦，食品橱啦，打我们手里一过才这么油光瓦亮的；再不就是那些细木料活儿，什么红木的、胡桃木的，都是我们干的。还可以打个比方说，早先也有人给我提过好几门亲事，全是体面人家的姑娘，请您原谅我这么说，都从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全都是因为我好喝酒，还非得劲儿大的不可。”
马克尔推过一把扶手椅，扶着安娜·伊万诺夫娜坐下。她哼哼卿卿地揉着摔疼的地方。马克尔重新组装碰散了的柜子。上好项后，他说：“行啦，现在就差上柜门了，您就是送去展览都行。”
安娜·伊万诺夫娜不喜欢这衣柜，它那样式和大小都很像灵柜台或者皇陵，使她产生一种迷信的恐惧。她管这衣柜叫“阿斯科里德陵”，实际上她指的是奥列格的坐骑，也就是只会给自己主人带来死亡的那种东西。安娜·伊万诺夫娜是个胡乱读过不少书的女人，在这里她把两个有关联的概念弄混了。
自从跌了一跤之后，安娜·伊万诺夫娜肺病的征兆开始显露出来。
一九—0年十一月的整整一个月，安娜·伊万诺夫娜卧床不起。她得了肺炎。
翌年春天，尤拉、米沙·戈尔东和东尼娜将分别在大学和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尤拉将是医学士，东尼娜是法学士，米沙是哲学系的语言学土。
在尤拉的心灵里，一切都被搅乱、被颠倒了，一切都是非常独特的——他的观点、习惯和禀赋。他极端敏感，他的见解之新颖是无法描述的。
不管艺术和历史对他有多大的吸引力，尤拉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时并未踌躇。他觉得，正如天赋的乐观或者生就的郁闷不能成为一种职业一样，艺术在这个意义上也难完成它的使命。他感兴趣的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应当从事对公众有益的工作。就这样，他选择了医学。
四年前还在读一年级的时候，他在大学的地下室里作了整整一学期的尸体解剖。他经常沿着一道曲折的扶梯下到地下室里。头发蓬松的大学生几个人一起或是单独一个人呆在解剖室的深处。有的一面翻看封面快磨破的教科书，一面默记着什么，身边堆放着骨骼；有的在角落里不声不响地作解剖；也有的在谈话，开玩笑，追赶在停尸间石板上逃窜的老鼠。在这半明半暗的解剖室里，那些身份不明的赤裸裸的尸体，年轻的自杀者，几具保存得很好、尚未腐烂的溺水的女尸，像磷火那样刺目。注射过明矾的尸体显得很年轻，造成肢体丰满的假象。尸体被剖开、支解和制成标本，但即便分成多少段，人体的美仍然不变，因此，当一具美人的尸体被粗野地扔到镀锌桌上的时候，仍然能引起人们的赞赏，他们并且把这种赞赏移到她被切下来的手臂或手上。地下室里弥漫着福尔马林和石炭酸的气味，从那些直挺挺的尸体的不可知的命运直到盘踞在这里的生与死的奥秘，到处都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仿佛这里就是奥秘之家，它的大本营。
这种奥秘的声音压倒其余的一切，折磨尤拉，妨碍他解剖尸体。可是生活当中还有许多事同样妨碍他。对此他已经习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