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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俄＇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
译者：张冰
1
我死于昨天。前天我还好好的，如在那天前的许多年、整个一辈子那样。而从昨天开始，我死了。鬼才知道如今我该怎么活好。况且，我还能活吗？
在昨天以前，一切的一切，多少还算得上合情合理，尽管不能说称心如意。我曾是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一个温暖的、组织严密的志同道合者集体中工作，挣的钱如果不能说多的话，至少也还算得上体面。我娶的女人曾经被我狂热地爱过，之后又被我温柔地爱过，到后来，我终于明白，自己已被牢牢地拴在她身上了，以致爱也好不爱也罢，欲也好无欲也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和她已经共同生活了十二年，我真诚相信，我还会跟她一块儿生活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我有过诤友和腻友，还有过许多泛泛之交，也有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熟人。总之，一个有着正常需求的正常男人所需具备的一切，其中包括虽非最贵但却好用的汽车和舒适的两人用的足够宽敞的住房，我都具有。
当然，我的工作并非一切顺利而简单，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居然会有人不喜欢我们做节目的方式。他们竭力向我们施加压力。这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一周前，悲剧发生了：我们这个节目的编导维佳·安德烈耶夫和记者奥克桑娜·邦达连科死了。他们同坐的那辆车爆炸了。
当然，我们这个节目的全体同事，受到长久审讯，被折磨得要死，上百次地反复询问同一类问题。对警察，我们大家说的全都是一套话，因为比那更多的我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可在那时，我还曾活着。即便难受、受苦，但毕竟还活着。
可从昨天起，我的生命中断了。因为发生了一件事，它让我懂得：留给我活着的时光已经不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一般说我根本就无法哪怕是大致弄清，留给我的时间究竟有多少。我还能苟延也不知是两小时、两天还是一个月。一切的一切，都随时可能终结。而我的妻子与此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从奥克桑娜死时起，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在这一个礼拜里，她临死前准备的节目，全都播放完了。我们这儿暂时还没有别的记者来取代她，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得采用直播方式了。活着的电波中的一个活死人……可笑吧？但愿没有人会发现这一点。
娜斯佳每次走进局长办公室时，都会有一种十分喜悦的感觉。对这种感觉，她无论如何也无法习惯。“这可真是的，”她心里窃笑着想，“当你拥有时毫不珍惜，一旦失去才哭泣不已。几乎有十年之久，我来这里，每次都能见到科洛布克，便以为一切就该是这样，事情根本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可后来科洛布克走了，来了位新局长，而我的生活也变成了一连串的考验。如今科洛布克又回来了，又在这里和我们、和我一起工作了，而我直到此刻才明白，假如你有一位好局长，那该多么幸运啊。”
她本不愿接手电视工作者谋杀案。她知道得很清楚，电视如果不是危险易爆的信息，就是大钱，再不就是两者的相加。况且，即便问题涉及到信息，那一般说，这信息反正也是与金钱有关的。有人拿了某人的钱，他把钱给偷走了，或转到瑞士银行自己的账户上了，或干脆以体面而又寻常的受贿方式拿走了。一说到“钱”这个词，娜斯佳就感到脸红。
“素面朝天”既不是信息节目，也不是专以揭露丑闻为目的的节目，它的记者奥克桑娜从不追赶“热点”，也不“即时”采访那些刚刚散会的国家杜马议员。这些议员们往往还在为辩论而激动不已、愤愤不平，所以对自己所说的话控制不严，因此，嗣后从这类话里，往往不难膨胀出一个招人喜爱的小玩闹来，从而打破有关政治家的幻想，促使他与周围的人发生争吵。总的说来，这个节目是非常平静安详而又充满善意的：在节目编导和记者被暗杀后，娜斯佳特意看了几集这个节目，以便能对它形成一个总体印象。此节目的特邀嘉宾看上去也都既严肃又体面，主持人看来也并不想用一些刁钻古怪的难题从四面八方把他们给“包围”起来，甚至与此相反，他似乎总是竭力为嘉宾们能从最好的方面来展示自我、表达其观点的非规范性和深度、道出出乎意料而又有趣的观点创造机会和可能。这里的问题不一定出在某种威胁性信息上。这么说，是与金钱有关喽。可娜斯佳对于与金钱有关的犯罪讨厌到了病态的地步。早在大学时代，经济学就是她极不喜欢的一门功课。她更感兴趣的是复仇、嫉妒和妒恨——总之，是人的情欲，而非经济上的贪欲。可遗憾的是，在刑事侦查这一行当里，当划分任务时，个人的趣味和嗜好从未被当做一种充足理由。
唉，没办法呀，还是得搞电视案。米沙·多岑科在娜斯佳的请求下，从家里拎来一大摞《电视园地》杂志，她母亲一份不拉地买了一大堆。这种杂志整整有一个栏目是讨论电视节目收视率的，娜斯佳指望能从这里面找到哪怕一个足以成为推理之出发点的线索。而线索居然真的给她找到了。原来，“素面朝天”这一节目，居然从未进入“收视率最多”的数十个节目榜里。
“有意思，那他们的钱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娜斯佳若有所思地问多岑科道，“如果说这并不是一个最普及的节目，那也就是说，它在播出时的广告费用不会很高。况且，要求插播广告的需求量也不会很大，根据意图，它至少应当存在三到四个月，而后就关闭，可它们已经存在了两年多了。”
“说不定它们是靠预算支持的呢。”多岑科道。
“怎么会呢？如果这是，比方说，政府观点的传声筒，或公然支持总统的话，我倒还能理解。而这……这节目不赖、很好、很专业，不刺激观众，可就是——该怎么说好呢——也许，该说没劲儿吧。它缺乏一种特殊风味，为了这种风味一个人会一下班就往家跑，为的是一定能来得及观看它。况且，这节目播放的时间也不太好，15点40到18点。上班族还没回到家呢。”
“或许，这场凶杀案完全出于个人动机？”
“要那样就好了，”娜斯佳叹口气道，“我就喜欢个人动机。至少，我能理解和分析这类动机。至于为了金钱，那可就无聊透顶，叫人头疼了。米沙，咱俩分下工好吗？”
“以老实人方式还是以哥们儿方式分？”黑眼睛的大尉笑着说，“如果以老实人方式，那您接金钱案，我接情杀案。因为您比我大，也比我更有经验。我太小，还没长到能调查金钱案的地步。”
“不不，我的小朋友，”娜斯佳扑哧一笑说，“让我们以绅士方式分好了。女士应与情感打交道，而男士当然是和钱啦。这是您我有幸生于其间的社会主义的法则。您敢说我年龄偏大，我比您可大不了几岁。您也别指望您，米尤卡，顽固地不愿与我以‘你’相称这一点会把任何人搞迷糊了。”
的确如此，而且，任何人，其中包括米哈伊尔本人，也无法解释这一事实，在严重暴力犯罪科的所有同事中，娜斯佳是多岑科对之以“您”和本名父称相称的惟一一位除了局领导以外的同事，他的这种做法迫使娜斯佳本人也不得不对局领导表示应有的礼貌。而此二人在年龄上的差异并不很大，大约相差六岁吧，娜斯佳警衔也只比多岑科高一级罢了，喏，你就瞧着吧……
工作日将近结束时，娜斯佳桌上的内部电话发出了蜂鸣音。
“寂寞了吧？”话筒里响起了伊戈尔·列斯尼科夫打趣的声音。他是娜斯佳的同事，今天在行动小组值班。
“你不在总这样呗，”娜斯佳反应很快，“正等你用什么让我开心呢。”
“那好，既然这样，我问你一个问题：在一个心理分析医师那里，究竟什么东西会被盗？”
“在哪儿？”她惊奇地问道。
“心理分析医师。”伊戈尔·列斯尼科夫耐心地重复道。
“什么样的心理分析医师呢？”
“这有什么区别吗……任何一位。比方在一个抽象的心理分析医师那里。”
“私人开业的吗？”
“差不多是吧。”
“那八成是钱。这类医师的咨询费高得很。可你怎么想起这个的？”
“是出警中看到的，我们刚回来。你想的范围太窄，娜斯佳。珍宝一件没丢。”
“那主人是怎么说的？”
“他什么也不说。东西一件没丢。”
“这么说，他在撒谎？”
“他当然是在撒谎。他很清楚人家偷走的是什么，只是不说而已。这不，我希望你能告诉我，罪犯很感兴趣，而主人又不愿对他的来自警察局的好叔叔们承认的东西，究竟会是什么呢？”
“让我想想，”娜斯佳答应道，“而在这段时间里，管区里还发生过什么别的事没有？”
“我会都告诉你的，”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咕哝道，“给我一杯咖啡？”
“这你就错了，伊戈列克，当代男士通常要就要一杯酒的。”
“值班时只能喝咖啡。给不给喝？要不，咱另找个地方？”
“你来吧，我这就烧水。”
所有同事，只要他不犯懒，都喜欢找娜斯佳喝杯咖啡、抽支烟。第一，娜斯佳几乎总是呆在办公室，这对一个侦查员来说一般并不正常。第二，她那里总是备有上等咖啡，因为尽管娜斯佳在警察局所挣的工资微薄得可笑，可她总是只买上等好咖啡，为此而不惜在其他许多方面，比方说吃饭，有时甚至在连裤袜方面节省开支。第三，在她那里，任何时候都可以抽支烟，跟她一起抱怨生活上的种种不便，发泄一番对局长瞎指挥的不满，心情愉快地侃一会儿。不十分喜欢交际而喜欢独处的娜斯佳，有时对同事的这种做法很恼火，可她明白，假如她彻底改变这种处境，其结果只能是一个：那就是会出现好多与她为敌的和潜在的“好心肠的”人。你总不能把人家给推开，更不能把人家都给得罪了吧，即使你很想这么做也不能。
伊戈尔几乎是一转眼工夫就到了——至少按娜斯佳的概念说是这样。如果是她，从值班室到办公室这段路，至少要花三倍的时间。娜斯佳每次见到列斯尼科夫就会止不住在心里感到惊讶，一般说最“狡猾”的猎色之徒往往都是那些外表出众的男士，而像伊戈尔·列斯尼科夫这样的美男子难能可贵地成为用情专一的模范丈夫——你根本不可能诱惑他使他偏离夫妻恩爱的正道。许多在彼得罗夫卡工作的年轻姑娘，都对伊戈尔·列斯尼科夫暗自倾慕，可是，她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以从他那里得到些许青睐而炫耀。列斯尼科夫对人并不十分热情，平常总是少言寡语，脸上总是很严肃，有时甚至阴沉沉的，跟谁都不套近乎，不套交情。有关他的私生活，同事们所知道的，就只是他是二婚，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但他具有很强的自制力，而且，如果他想使交谈继续下去的话，他会变得非常可爱迷人，以至谈话对手会觉得无论如何无法对他撒谎。他居然会从“值班室”打电话过来，据此可以判断，那位心理分析医师家里发生的盗窃案，某些地方使他很感兴趣，如若不然，他是不会向娜斯佳提任何问题的。医师的诊所可不是什么特列季亚科画廊或珠宝库，而行窃案也自有管片民警，或至少如果判明丢失的是贵重金属、宝石或古董的话——也会有行窃科的同事管，无论如何也不会找到“凶杀”组的头上。而列斯尼科夫，根据娜斯佳的印象，也不是一个好奇心重、求知欲十分旺盛的人，他极少对别人的秘密感兴趣，因此，推断他只是出于一个值班员的好奇心是没有根据的。这么说，这件窃案有些蹊跷了……
“别兜圈子了，伊戈列克，”娜斯佳给他倒满一杯浓咖啡，说，“你怎么对这桩窃案这么上心？”
“窃案本身倒没什么，很正常，”他含糊地说，“只是那主人我不喜欢。他不知为什么十分惊恐。而且，矢口否认有任何东西失窃。”
“或许是你有点夸大了？看见自己的屋子被人翻过，任何人都会害怕的。即使什么东西都没丢，总归不好受，总归会惊慌的。万一那窃贼明天又来了呢？况且，一般说，对别人财产失窃的事感兴趣，这不是你固有的性格。还有什么，为什么不都吐出来呢？”
“不，没有了，”伊戈尔·列斯尼科夫懒洋洋地耸了耸肩，“今天不知怎么有点累。往常这时我还精神饱满，情绪愉快，像个婴儿，可今天却觉得，好像我已经值班值了两昼夜多了。您那件电视狂的案子怎么样了？有进展吗？”
“很难啊。收集了一些材料，受害人在临终前的十天当中，什么时候，在哪儿跟谁在一块儿，喏，这不，翻跟头打滚儿地，正想拟出一份准确的所有事件发生顺序表来。顺便问一句，你以前看过这个节目吗？”
“什么节目？”
“素面朝天。”
“不，没看过。”
娜斯佳瞥了一眼手表。
“想看吗？巧得很，这节目三分钟后开始。为了能了解这个节目，我特意跟科洛布克要了一台小电视。不然，节目播放时，我还在班上。”
“好吧，”列斯尼科夫点头道，“趁现在没人叫我。”
可是，跟往常一样，他的话又招了邪了。娜斯佳刚把一台老旧的“希利亚利斯”牌黑白电视机从立柜里端出来，插上电源，中校库金就从值班室打来电话。“娜斯佳，给我把列斯尼科夫快撵走，我知道他到你那儿去了。让他给我快点儿跑，发现一具死尸。”
伊戈尔一口气把剩下的咖啡喝尽，气喘吁吁上楼去保卫纳税人的安宁去了。娜斯佳只得一个人测览新的一期“素面朝天”。
可从第一分钟起她就开始警觉起来。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主持人好像换了个人儿似的，就连特邀嘉宾的样子，也不敢恭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朋友和同事的死居然令亚历山大·乌兰诺夫如此失常，以致面对镜头也把握不住自己了？噢，不，不像，悲剧发生后已经又播放了五期，每次娜斯佳从荧屏上看到的都是一个平静安详、充满善意、聪明睿智、全然不带任何刻薄和做作的、机智的主持人呀。
这次的特邀嘉宾是一位名气不大的电影制片人。至于他制作的那些影片的标题，娜斯佳连听都没听说过。制片人在咕哝着什么莫名其妙的话，不时在脱口说出一两句明显的蠢话时打个结巴，而乌兰诺夫却根本就不帮他的忙，而是表情有些漠然地看着这位电影工作者如何笨拙地想要使自己显得聪明而又独特。当然尽管我们得承认，他也并未妨碍这位制片人。看起来，主持人作为一个人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坐在那儿，好像是一台没心肝的机器人，机械地提出头脑里随便想到的头一个问题，然后便开始表情漠然地等待谈话对手马马虎虎地回答问题。
在主持人和嘉宾面前的茶几上，放着几只巨杯，上面写着广告词“别拉因”。制片人端起杯子，颤颤巍巍地啜了一口，不小心呛了一下，于是，便开始长久而艰难地咳嗽起来。镜头知趣地挪到了一边，于是，整个荧屏立刻被乌兰诺夫的脸给占满了。这张脸正以冰冷的好奇心关注着咳嗽不已的对谈者。娜斯佳恍然大悟：这是在直播。如果是录像带的话，那么，一些冗长而又与信息完全无关的场面早就会被剪掉的。那么，在此之前也是这样？
一切都清楚不过。以前的节目都已上了录像带。如今，在编导和记者死去后，工作方式不得不改变了。以前剪辑过的片子都已放过了，上礼拜新拍的录像带根本来不及剪辑。在那辆被炸毁的车里，人和录音带录像带一起都烧光了……以后节目备用的全部素材，统统被毁掉了。如今乌兰诺夫不得不在一段时期里从事直播，直到新材料准备好为止。
然而，即使考虑到是为了应急，他的表现也还是很反常。的确，他肯定很难过，或许还很痛苦，可这首先理应对他的反应和运动机能产生影响，而无论如何也不会影响到他的技巧和这个节目的整个精神呀。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技巧这玩艺儿不会因酗酒而挥霍。而且，显然，任何人都未改变这个节目的理念。那他为什么根本不帮自己的嘉宾，好让他们的样子多少能比较体面一些呢？
节目播放完了，荧光屏上闪烁着一组彩色广告的画面，娜斯佳在自己那堆文件里摸索了一会儿，找到了演播室的电话号码，沉吟了几分钟后，毅然拨了号码。
“我是卡敏斯卡桠，”当她听到话筒里传来乌兰诺夫的声音时，便自我介绍道，“看来咱们还是得谈一谈。您什么时候方便呢？”
“非今天不可吗？”
“是的。当然，明天也行，如果您很忙的话。”
“好吧，就今天吧。您该不会非要我到您的彼得罗夫卡去吧？”
“不必。我们可以在中间地带，比方说，从市中心到奥斯坦基诺中间的某个地方。”
“那审讯笔录怎么办？”乌兰诺夫嘿嘿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