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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飞快地热了饭，在随后的几分钟内，一声不吭、津津有味地吞咽着菜花。
“列什，你好像跟我讲过，我记得，你在美国时，曾几次被人邀请上电视。”
“是啊。”他点头道。
“转播还是直播？”
“有转播也有直播。使你感兴趣的是什么？”
“主持人的表现。我想知道，主持人的表现在直播和转播时有什么不同。”
“阿霞，主持人的表现不取决于此，而取决于嘉宾和规定。喏，当然还有节目的理念。如果整个节目是丑闻性的和揭露性的，那主持人就总是委婉而又带挑衅性的，他应当使他的客人成为反面主角，因此，他的提问会非常之快，不让客人有时间想一想，会抓住客人的话柄，借机发挥。曲解客人说的所有的话，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节目究竟是直播还是转播，对他来说不具有任何意义。他在以上两种场合下都是会这么做的。”
“对你也是这样？”
“差不多吧。所有主持人都想使我显得像是一个稍稍有些怪的天才，在俄国不受重视和承认，但又没有足够的勇气迈出坚决的一步，跟自己可恶的祖国斩断联系，从而跨进一个普遍幸福的美好国度。我只要刚开口说我在俄国早就获得了承认，得到了院士资格，有自己的科学学派，领导着一个庞大的实验室，他们就装作没听见，立刻打断我的话，问我，我在美国做一次两小时的讲座所得到的酬金，要在俄国，我得工作几年才能挣到。真的，讨厌之极。”
“那你怎么还同意上电视呢？好吧，头一次是你不知道实情如何，可后来你满可以拒绝嘛。是不是？”
“原则上说是可以的。但我没拒绝。”
“为什么？”
“第一，每次都心存侥幸，或许这次不一样，我不过是不走运才碰到上次那位主持人，而这次话题和上次不同。”
“第二呢？”
“第二，请我举办讲座的那所大学的董事会，也与这些节目利害攸关，这一点他们已经毫不含糊地暗示给我了。在他们那里，大学之间也有类似的竞争心理，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要让别的大学知道，我是为他们办讲座来的。我是不会拒绝我的雇主的，现在回答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对电视访谈这么有兴趣？”
娜斯佳把碟子放进贝壳形托盘，把碗和糖、一大托盘饼干、一盒袋装橙茶摆上了桌。她一声不吭，竭力想要聚精会神，整理一下心中模糊的感受，好形成多少有因果关联的语句，但说出口来还是不理想。
“你知道么，列希克，使我不安的是乌兰诺夫。这节目变得面目全非了，因为它的主持人变化太大。我弄不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两位同事突然死亡令他心里发生了震动，还是他本人与凶杀案有牵连呢。”
“阿霞，你忘记还有第三种解释，可实际上是第一种方案，因为它最重要。那就是钱，也许，乌兰诺夫的观点和节目的头儿们观点不同，而现在他有机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而且，凭这个他能挣到钱。”
“请你解释一下！”娜斯佳刹那间忘掉茶已经凉了。
“你不常看这个节目，所以，你没注意到这个节目的广告部分。而我却可以十分准确地告诉你，近几天中，广告部分明显增加了。如果说以前节目开始前的广告不足1分钟，那么现在广告的第一个部分将近有两分半钟。这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这很平常，”她拖长声音道，“这就是说，观众对这个节目的暴露性语调反感了呗。”
“而且反应很大，”阿列克赛应和道，“你习惯于用莫斯科的尺度来衡量一切，因此你觉得‘素面朝天’根本没人看，除了领退休金者和家庭主妇外。你的根据是大量上班族6点以前还在班上，而7点以前是在路上，但这只是对莫斯科和彼得堡而言。可在外地，上班族在路上根本不需要花费那么多时间，而且工作时间也不都是从9点到6点，大多数人的作息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能跨钟点看这个节目。而且，在莫斯科的茹科夫斯基区，这个节目很受欢迎，而这个区差不多就是整个莫斯科了。在我们那所学院里，每天的话题都不外乎乌兰诺夫和他的例行嘉宾。人们讲述片中成功的对白，哈哈大笑，赞叹不已。就连从前根本没听说过有这么个节目的人，也开始看这个节目了。于是广告商当下就明白，这个节目观众的数量急剧上升。而这，就会有效果。登广告的事是由该频道一个专门部门分管的，而乌兰诺夫和他的演播组，作为一个流行节目的作者和制作人，他们当然也能‘抽点’份子钱。”
“可如果他以后就这么表现的话，谁会到他这儿搞直播呀。人们就不怕吗？”
“噢，上帝与你同在，”列沙哈哈一笑，“你自己不是已经给我说过上千次了，为什么犯罪现象总是无法杜绝。因为每个罪犯都知道得很清楚，他所做的事是错误的，但他却相信或至少是抱有侥幸心理：自己是不会被抓住的。而在这种事上也同样如此。每个人都有可能知道乌兰诺夫对其节目的特邀嘉宾是怎么办的，但与此同时他却深信，在他这儿不会发生类似的事，他会比主持人本人及以前所有嘉宾都更聪明的。那帮人绝对是一帮蠢货，智力有限，才气一般，而他呀——你就瞧好吧！他会给所有人都露一手的，也会给我们这些电视观众露一手的。他们的思维过程再简单不过了，实话对你说吧。”
“这么说，你认为，从前这个节目还通过别的方式捞钱来着？”娜斯佳若有所思地说。她即刻又自言自语地回答道，“是啊，显然，事情正是这样。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在时，他们曾有别的生活来源，而如今他俩一死，这一来源同样也要长期存在下去，而乌兰诺夫为了能持续航行下去，不得不走一条陈腐的老路，那就是揭露丑闻和展览‘黄色’。得，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该节目广告时间的需求量明显增加了。列沙，列什？”
“什么？”
“为什么人都喜欢读到或是听到有关别人的坏话，诸如他们是罪犯、受贿者、贪赃枉法之徒以及他们有罪或哪怕是愚蠢呢？这一点我永远也弄不明白。可要知道，大量的大众传媒工具就是靠着这种心理才得以兴旺发达的。印刷物全登载一些不可思议的胡编乱造之作，讲述血腥谋杀、吃人生番、系列强奸、外星人、预言家——而人们会入迷地吸收这类信息。一份每页都讲述什么人受贿或滥用职权的杂志，销量会达到最高程度。我不否认这些事也该写，可人们为什么喜欢读这些东西甚于世上的一切呢？这我可就弄不明白。”
“你也不会弄明白的，”丈夫笑着说，“你不具备那种素质。快喝茶，已经凉透了。有关丑闻欲，我和你下次再谈。”
“为什么不现在谈？”
“因为现在已经晚了，该睡觉了。”
“不，列沙。”娜斯佳拖长的声音里含着埋怨。
她很想和他再聊一会儿，最近一段时期以来，这还是头一次，聊天非但不令她感到沉重，反而感到有趣。她感到大脑里有什么东西变得稍微清晰一些了，接下来的推理和逻辑结构的大致轮廓已经开始显现了。她多么愚蠢啊！要知道从前也一直都是这样，和列什卡聊天，有助于她思考、回忆什么，构造新的猜想。她怎么会把这个给忘了呢？
“不能‘不，列沙’了，该睡觉了，”齐斯加科夫严厉地说，“在你犯困之前，你还是先看一下表吧。我不知道明天你怎么样，我可是4点半就得起床。确切地说，不是明天，已经该说今天了。”
“为什么你要起那么早？”娜斯佳吓了一跳，“出什么事了？”
“一位著名数学泰斗要从尼德兰来，而我作为接待方代表得有所表示，亲自到舍梅季耶夫机场迎接。此外，阿霞，我要提醒你，这位教授是来参加国际会议的，而不是单单为了喝几口水的。”
“这有什么含义吗？”
“这意味着要开国际会议了，在莫斯科城外一家膳宿旅馆进行，今后一星期内我不在家。所以，你下班回家就别想有热饭吃了。”
“这太可怕了，”娜斯佳开玩笑道，她笨拙地想要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我会饿死的，而你呢，又得在我的葬礼上花费一笔钱了。”
“你死不了的。良好情绪会支持你的。我看得出来，我的在场使你如何恼火。这不，这一礼拜你可以好好歇口气了。”
她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二十二年，他们共同生活了已经二十二年了。从十五岁起，从九年级开始，今年两人已经年满三十七岁了。确切地说，列什卡已经三十六岁了，而她呢，还要再过两个月才是生日。在这二十二年当中，齐斯佳加夫已经学会绝对无误地猜透她的内心。她为什么要让他生气呢？要知道列什卡什么错也没有呀。而且，除她本人以外，谁都没有错呀。
“列沙……”她明白，必须慢慢地寻词觅句，好消除紧张感。
“睡吧，睡吧。过一礼拜后再谈。”齐斯加科夫疲倦地说。
娜斯佳此刻才发现他脸上的表情是多么倦怠。多少日子以来他一直被疑心和不知情折磨着，他很想搞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而她却一味搪塞，回避解释，一言不发，即使说话，也无助于消除疑心，消除忧虑，减轻内心的痛苦。
但这一切都属于昨天。躺下入睡前她心情很沉重，感到自己对丈夫是有过错的，但她却无法战胜自己，向他彻底说清，在他不在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不能，就是这样，早晨起来时，她已下定决心彻底调查一下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乌兰诺夫和应邀参加“素面朝天”节目的那些嘉宾。因此，等她一结束对戈托夫齐茨的访问后，立即坐上近郊电车，动身去找那位不巧与不可预料的乌兰诺夫进行直播的电影制片人去了。
………………………………………………
那位姓多罗甘的电影制片人，住在莫斯科郊外，由于奇特的巧合，他恰好住在齐斯加科夫准备在未来整整一星期里参加的那个大型国际研讨会所驻的城市里。娜斯佳惋惜的是她没有好好计划一下上午对此人的访问：他本可以跟列什卡说一声，搭他们的便车到这里，要知道他的车反正是要把那位数学界泰斗送到这里来的。可是，当她离开戈托夫齐茨以后，直到中午时分，才得到那位制片人的住址和电话，因此，她得先乘电车，然后再换乘公共汽车到那里。
生活中的多罗甘与电视上出现的那位浑身冒汗、惊慌失措的人很少有什么相似之处。这是一个快活的、胖胖的老头，头发浓密拳曲，有洪亮的男低音，连一秒钟也无法安安静静地呆在一个地方，总是在大房间里走来走去，像一把机械扫帚一般。他精力充沛，而且，说话时总要加上一些逗笑的俏皮话。
对娜斯佳的到来，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亲自和她约定了时间，还告诉她怎么走。
“我已经猜到您来这儿是为了什么事了，”门刚一打开，他就欢快地说，“请进，把外套脱了吧……您还记得那个辉煌影片《副官阁下》吗？”
“不管穿不穿外套，我都再也不去达尔察了。”娜斯佳笑着援引了影片中的对白作为回答。她也同样喜欢这部影片。
“噢，我看出，您对电影经典很懂行啊。那更好，”多罗甘欢快地说，“来这儿吧，请进。我们马上喝咖啡，你是不是喜欢更强烈一些的饮料？”
“不，咖啡就好极了。”
“那好，那好，不知为什么，我刚才就想，你喜欢的正是咖啡。多放些，我猜？”
“你猜得很准，”她惊奇地说，“你还能猜出什么？”
“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我不是魔法师……”
“您是不是刚开始学呀？”娜斯佳这回说的是《灰姑娘》里的一句台词。
“啊哈，我是个只做过二十来部侦探片的电影制片人。这能说明什么吗？”
“只能说明，您对侦探的事了如指掌。”
“对，从前我当过一段时间电影剧作家，可惜，就是我这颗脑袋，”他形象夸张地揪着自己的头发，把一络络头发扯向四面八方，“臆想出一些法律的忠实卫土形象。我笔下的这些士兵，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忒爱喝咖啡，而且，是烟不离嘴。的确，我笔下的英雄从来没一个女的。”
多罗甘让娜斯佳坐在一间宽敞的客厅里，随后去厨房煮咖啡，与此同时，他的内心独自一刻也没中断过。公正地说，他在做这一切时，根本就不需要提高嗓门，因为从客厅到厨房并没有门，只有一个穹形的宽大口子，能自如地从一个屋子到另一个屋子里去。
“这不，人们总是对我说，您各种影片里的那些侦探，全像亲兄弟一般相似，我回答说，在我眼中他们恰好是这样的，您知道创作圈里的这段开场白吗？‘在我眼中正是这样！’想要跟这争论是毫无益处的。后来，当我不再写剧本，而搞起了电影制片，有幸比过去更频繁地与警察打交道时，才发现，不是所有警察都喝咖啡，有些警察根本无法忍耐咖啡，警察当中几乎半数以上不抽烟，可我仍然还是死死揪住臆想出来的形象不放手。说来您都不相信，当我看见一个与我从前创造的警察相仿的侦探时，我会高兴得像个孩子。喏，怎么样，让我高兴一场，对我说，您会抽烟，这样我会十分幸福的。”
“我会，”娜斯佳朗声答道，“如果您肯把烟灰缸拿来的话。”
多罗甘从厨房里钻了出来，做戏一般挥动着手。
“我根本就不认得您，可我已经开始崇拜您了。烟灰缸就在窗台上放着，自己去拿，哪个都行。咖啡马上就好。”
几分钟后，他端着一个印有土耳其人、里面搁着两只小陶碗的托盘走进来。
“请。我们将吃些什么呢，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
“您不是说您已经猜到我是为什么事来找您的了吗？”
娜斯佳小心翼翼地给自己斟上咖啡，生怕弄脏木桌那光滑的桌面。每逢倒液体时她总要出点问题，所以，到人家家里做客时她总是十分担心会弄脏别人的家具或桌布。
“我要尽量强化这个场面的戏剧性，和您马上着手练一练，让我们搞清楚，我猜出的是什么，而您又对什么有意，我们相互设置心理圈套——一切都按体裁法则进行。不然就太枯燥无味了。”
她好奇地瞥了这位制片人一眼，尽管她对有孩子气的成人非常反感，但对坦诚的多罗甘却出乎意料一下子就喜欢起来。
“不，伏谢沃洛德·谢苗诺维奇，我可不愿跟您强化什么场面的戏剧性。我想听您给我讲一讲乌兰诺夫这个人。”
“怎么，您怀疑他杀人了？”
制片人的脸上现出绝非做作的惊奇，娜斯佳忍不住大笑起来。
“什么杀人？”
“杀他的同事呗。他的两位同事死了，其中一个是节目编导，另一个好像是记者吧。电视上播过，我听说了。”
“关于这件事，您知道些什么吗？”
“一般说，不知道。”
“喏，您瞧。因此，最好还是请您谈一谈乌兰诺夫吧。您是怎么跟他认识的，怎么上的节目，他的表现怎样，他的样子如何，他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等一等，等一等，”多罗甘皱起了眉头，可笑地嘶哑着嗓门说，“既然您不怀疑他，那这一切又能与谋杀案有什么关系呢？”
“伏谢沃洛德·谢苗诺维奇，您违反体裁法则了。”娜斯佳温柔地说。
“啊，是的，说得不错，提问题的该是您，而我呢，不过是个普通的凡人，我的任务就是回答问题。不，您还是得承认，要知道跟一个深知体裁法则的人交谈，这对您来说要容易得多，是吧？”
“是的，”娜斯佳同意道，“但这只在一种条件之下才是对的，即那人不违反体载法则。”
“啊呀，好一个您呐！也罢。这么说，事情是这样。我之所以被邀请上这个节目，与一部俄芬合拍的、关于国际黑手党的影片有关。给我打电话的是维佳·安德烈耶夫，他说他是‘素面朝天’节目的编导，说他们想跟我找点儿材料。我自然同意了。”
“为什么要说‘自然’呢？”
“这又有什么！影片需要打广告呗。我们拍了一千六百万米的胶片……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这部影片永远也不会在大屏幕上播出的，这部影片不适合发行，发行部门需要的是三千万百万米的胶片。目前，电视台对我们这个项目同样不感兴趣，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录像带发行渠道来销售。我们必须预先了解对录像带的需求有多大，不然我们就会破产，简单地说，我同意了，于是，安德烈耶夫告诉我，说记者奥克桑娜·邦达连科马上会找我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就是发生那事……”多罗甘若有所思地端起了杯子，规规矩矩地抿了一口，“很久以前了，您瞧，是在3月上旬吧。奥克桑娜来了，和我谈了好久。”
“谈什么？”
“什么都谈！哪年出生，哪年受洗，哪年结婚，在哪儿上的学，得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