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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罗甘不说话了，大约是在关注煮咖啡的过程吧，娜斯佳为活动一下久坐软椅酸麻的后背，站起身来，她一转身看见安乐椅上方悬挂着一幅瑞典著名女演员的油画肖像。画布下角那潇洒的英文签名说明这是赠给这位制片人的一份礼物，原来这位女演员曾与之有过一段轻松愉快的合作。“也是，”娜斯佳笑着想道，“他拍过的演员还这么有名呐，或许他在自己那个圈子里还是很有名气的呐。可我，您瞧，又落后于生活了，居然从未听说过他。”她沿着墙壁踱起步来，扫视着书架上的书籍。雷娜·克莱尔的《电影艺术沉思录》、让·萨杜里两卷本的《电影艺术史》及国外剧作家的书籍——看见这类书，她心里就变得温暖惬意。在娜斯佳度过童年的那幢房子里，书架上也曾放着这一类的书，也是出版于60年代的同一类书。刹那间她又想变作一个小女孩，回到从前住过的那幢房子里，好让妈妈从厨房里走出来；好让她的心里不致那么空虚郁闷；好让一切都跟从前一样；好让一年当中不要有长达三个月的冬季；好让她不要经历她所经历过的那种恐惧和绝望；好让她能和列什卡跟从前一样，一连数小时、数昼夜地聊呀聊；好让她不那么怕动身到父亲那儿做客……
可是，多罗甘走出厨房了，她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了。
“我依然不明白，”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下子便介入到情境中去，说，“为什么剧作家不能写一个好剧本呢。让她把所有小说读一遍，不是就弄不混书中人物了吗？”
“嘿，你可是个理想主义者，”伏谢沃洛德·谢苗诺维奇摇头说道，“我不是对你说过，我不想拍五部电影吗，说过吗？”
“说过。”她边倒咖啡边说道。
“难道我说过，我有能拍五部电影的资金吗？我说过这种话么？”
“没说过。”
“您瞧，五部电影——这是一个大工程。说得夸张点儿，是个系统工程。换句话说，是一种美丽而又无法实现的幻想。要想把这种幻想付诸实现，必须找到拍摄第一部影片的资金，拍好它，卖好它，从中获得利润，好向投资者证明，试产品是成功的……您知道什么叫试产品吗？”
“尝试制造的最初成品。对吗？”
“对。就这样，试产品成功了，设计很有生命力，那就可以着手烤第二张馅饼了。我不可能跟人订购五部脚本，您明白吗？我只能订购一部。但如果只写一部剧本，那她便会只读一本书。假设我要求在动笔之前，先把托米林娜写的所有小说都读一遍的话，他或许会把我打发得远远的；或许索要达到天文数字的稿费，因为读书需要时间，还需要付出精力牢记细节；或许要求参与整部系统工程。但无论是第一种、第二种还是第三种，我都不能接受。”
“有关第一种和第二种，我同意。只是第三种不明白。您为什么不让同一个剧作家搞这整个系列呢？”
“我可以这么做，可以。但事先许诺，这我做不到。电影制作这是一种生产，而不是一个养老院。参与影片制作的人，应当是能以最好方式制作这部影片的人，而不是与制片人关系亲密的人。其实，这一点我已经告诉过您了。我可能根本就不喜欢这位剧作家和人作方式，他可能不遵守期限，可能与导演和我没有共同语言。是呀，最后，可能连原作者也不喜欢剧作家对其作品所作的改编。比方说托米林娜太太把她一部作品的电视剧改编权卖给了我们，而我们拍了部电影，电影拍得很成功，可塔姬雅娜·哥利戈利耶芙娜却说，我们把她的构思给搞糟了，她不愿让我们把她其余的孩子也给糟蹋了。这下可完了，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改编其他四本书的权力我们已经永远得不到了。从托米林娜那里把五本书的权力一下子买断，这我做不到，我没有这么多钱。换一个剧作家，同样我也做不到，因为我和他就五本影片的改编问题签有协议，一旦破坏协议，我得交纳违约金，而我连交纳违约金的钱都没有，这样一来我还能剩下什么呢？幻想破灭。剩下四本好书和四部拍不成的好片子。所以，我需要托米林娜，需要她本人。我求求您啦！如果您不反对，我这就给您跪下好吗？”
“我试试看吧，”虽然半分钟以前，她还不打算给他任何许诺，但娜斯佳仍出乎意料地说道，“可您自己也得帮帮我。”
“您只管说吧，亲爱的！您是我所崇拜的！说吧，我能给你帮什么忙？”
“您给乌兰诺夫打电话，要他邀请塔姬雅娜上节目。”
“天呐，我怎么就役想到呢，您在这儿碰到了难题呀！”制片人摊开双手说道，“您不是正在调查电视节目制片人凶杀案吗，您和乌兰诺夫接触频繁，您难道以为他会拒绝您？”
“他当然不会拒绝。他能跑到哪儿去。但我不愿意从我这方面采取行动。对他来说，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应当仅仅只是流行侦探小说作家，而根本不是我的女友，更不能是内务部门官员。我的话您明白吗，伏谢沃洛德·谢苗诺维奇。”
多罗甘把杯子往里推了推，双手交叉叠放在胸前。可这种纪念碑一般的姿势他保持了还不到十秒钟，就又开始指手画脚的了。
“我可不可以告诉乌兰诺夫我们准备根据托米林娜的五本书改编五部影片的计划？我得挑起他的兴趣，告诉他，为什么托米林娜对节目有好处。假使告诉他她既是个侦查员，又是著名作家的话，兴许会更好……”
“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做，”娜斯佳打断他道，“侦查员，这个词儿干脆提都不提。顺便告诉你，丹尼姬有另外一个姓，托米林娜只是她的笔名而已。”
“您说什么？”多罗甘惊奇地说，“居然是笔名？我可真的没想到。”
“这一点同样也不能告诉乌兰诺夫。只能说她是一位女作家，写过二十多本畅销书，而您想根据它们拍几部电影。”
“可如果他不感兴趣呢？”
“给他钱。”
“怎么给，请问，以什么形式给呢？”
“直接给。您就说事先做广告对您关系重大，情愿把邀请托米林娜上电视当做拍广告。在那儿工作的都是少男少女，这种事一说他们就明白了。只是不要让乌兰诺夫与丹尼姬直接见面，让他俩都蒙在鼓里好了。”
“只能这样了，”多罗甘突然高兴起来，“现在连您也在讹诈我了，而我又是多么软弱无能呀？请，警察太太，说了5分钟话，喏，您就瞧吧，您已经掐住我的脖子了。”
“那是，我是警察嘛。”娜斯佳一笑。
“你们那里全都这样？”
“因人而异。我不过是个小巫，要是您遇上大巫，您就瞧着吧，我可以认为我们已经谈妥了吗？”
“可以，”制片人长叹一声，“只是您跟塔姬雅娜说话小心一点儿，好吗？”
“我会小心的。”
离开多罗甘家后，娜斯佳没去公共汽车车站，而是去了与之完全相反的方向，即国际研讨会将要进行的那家旅店。她还没有想好自己为什么要去那儿，只是感到自己对丈夫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
她没费事就找到了掩映在树林后面的那家旅店，而这里的好几条路中，只有通向旅店的那条路是认真铺了柏油的。娜斯佳想起来，这地方原来是“特殊人物服务部”，只有皇帝身边的亲信才能到这儿来领疗养证。因此，这儿的路才铺得这么好，墙高，还没有岗亭。肩宽背阔，身穿蓝军服的小伙子看过工作证后，一点头，放娜斯佳进去了。
娜斯佳慢腾腾地沿着两边栽了白桦树的林荫道，向一幢漂亮的小楼走去，那楼装了镜子，镜子里映出一片蓝灰色的春天的天空。快走到建筑物门前，娜斯佳找条椅子坐下来，拿出一支烟点上，从这里可以很好地观察楼房的入口。一些衣着体面的太太和身着敞怀短大衣或做工精致的皮外套的绅上们，时不时从她身边走过。娜斯佳听到他们用各国语言谈话，心里纳闷，这些人穿得这么厚，难道就不怕热，此时莫斯科人早已穿风衣和薄外套了，而这些数学家们倒好像是到北极来了，难道外国人至今仍相信童话，说什么在俄国，大白熊就在大马路上闲逛。
从楼里蹦出一位身着超短裙和紧身羊绒衫的年轻姑娘。当她从娜斯佳身边跑过时，突然刹住脚步，说：
“哟，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
娜斯佳一抬头，认出她是齐斯加科夫领导的那个实验室的办事员加洛奇卡。
“您好，加丽娅。”
“您是在等米哈伊洛维奇吗？”
“是的，他在这儿吗？”
“我马上告诉他。他在大厅里和兹韦基齐教授说话呢。我这就来！我马上就……”
加洛奇卡脚上的鞋跟又高又厚，两条腿细溜溜的，飞快地飘进楼里去了。刹那间，连娜斯佳也嫉妒起她来。她自己，哪怕穿着轻快舒适的旅游鞋，也跑不了她这么快、这么轻盈，这样的高跟鞋，她只在极端必要的场合下才穿，而且，穿上也走不快。
齐斯加科夫出现在台阶上，身后站着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白发男子和一位戴眼镜的优雅太太。娜斯佳不觉忸怩不安起来。好一个傻瓜，她跑到这儿干吗来了？她能告诉列沙什么呢？说她有错，说她看他，说他的所有疑心都毫无根据？这样的话在家里说是相宜的，而在这种场合却极不合适。这里的人都忙得很，在于正事，而不是在哭哭啼啼。再说他的样子也……列什卡穿着名贵西服，表情严肃，再怎么说也是个院士，写过十多部科学论著，一个大型国际研讨会组织委员会主席。而她呢——穿着牛仔裤，廉价的外套，旅游鞋，连眼睛也没描过。居然是教授夫人。
阿列克赛对同伴说了句什么，那些人微笑点头。他不慌不忙走下台阶，朝娜斯佳走来。
“出什么事了？”他边走边问道。
“我……”
她突然感到窘迫，感到极不自在，并在心中狠狠责骂自己。说什么呢，她该跟他说什么好呢？我真是的，居然选择这么个时间来跟他说明关系。跑到天涯海角来，为的只是向丈夫表白爱情。真是一场闹剧，除此之外没别的可说。
“我来办事，发现离这儿不远，于是，就顺便过来看一眼。请原谅，我不想打断你和客人的谈话，我不过是想坐在椅子上歇一歇，如果不是你那位加洛奇卡看见我的话，再过几分钟我就准备走的。”
“我在问你，究竟出什么事了？”齐斯加科夫语气生硬地说。
娜斯佳看了一眼丈夫的目光，她从里面看不到她已经看了二十年的那种温情和甜蜜的嘲弄。这不是家里那位心不在焉的列什卡，那位关怀备至、殷勤体贴、理解一切、宽容一切的丈夫。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的男人，他的淡黄色的头发已经有一半发白了，他个头高挑、气势威严，穿着从英国精品店买来的、深灰色的、笔挺的西装，表情冷峻，眼神淡漠。不，无论如何她也不会向这个男人倾诉她来这儿的目的。他现在顾不上这些。他很忙，她跑到这儿来是多么愚蠢啊。要知道还在昨天，当她试图消除两人紧张关系时，他却说：“过一礼拜再谈。”
“实话说，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真是来办事的，是来询问证人的。下一班电车差不多要过一个半小时后才来，于是，我只是想消磨时间，到旅店里走一走，瞧一瞧你们开会的地方罢了。请原谅，亲爱的，我真的不是想打搅你。我这就走。”
她站了起来，可阿列克赛使劲抓住了她的肩膀。
“加洛奇卡当着众人大声说我妻子来啦。现在，我得把你介绍给客人们。”
“列什，不必了……”
“这是礼节，走吧。”
“列什卡，我这样子……不方便吧。”
“就这么着吧。你来这儿时就该想到这一点。可现在已经没退路了。他们在看着我们呢，等着我把我的妻子介绍给他们。我无权不礼貌，无权违反规矩。走吧。请你不要装出一副有错的表情，客人并不一定知道咱俩的一切都不正常。”
“可咱俩的关系是不正常啊，”娜斯佳飞快地说，“我正是为这才来的呀。”
“等我回家，会给你机会讨论这件事的，现在什么都说不清楚的。”
他拉起她的手，领她快步走上台阶。
“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我的夫人，”他把娜斯佳领到那位白发老者和戴眼镜的太太身边，用英语说道，“娜斯塔霞，警官、侦探。阿娜斯塔霞，来认识一下，这位是罗赞纳·帕特里尼亚尼教授和米兰·兹韦基齐教授。”
两位教授礼貌地笑着握了握娜斯佳的手。在接下来5分钟的上流社会式讯问过程中，她勉强才能站住，随后，他和教授们礼貌地告辞，借口说她还得去赶电车。
“您难道没有汽车？”罗赞纳吃惊地问。
“我不会开车，”娜斯佳撤了个谎，“我没有执照。”
她没必要解释，远不是每个警察都买得起汽车的。她家里是有一部汽车，但那是列什卡的，他亲自开车，而娜斯佳忍受不了开车之苦，只是在别无办法的紧急情况下，才会坐下来操纵方向盘。
“西方所有警察都会开车。一个人如果不会开车，就不能进警察局。怎么，俄国没有这样的规定？”
“没有。”
“这可真怪，”罗赞纳困惑地拖长了声音说，“考虑到你们这儿的路这么远……这就更奇怪了。这下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报刊说俄国警方无力对付犯罪了。如果你们警察的生活水平这么低，那就不奇怪了。”
娜斯佳又迷人地嫣然一笑，转身快步向大门走去，心中在压抑着沸腾的怒火。这个来自富裕国家、保养得面目姣好的女教授，怎么可能懂得俄国警察？总的说来，她对我们的生活又能有什么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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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所有病都有危机期，人在过了危机期以后，或是痊愈，或是会向相反方向急剧恶化。看样子我的情形正是如此。
今天我又看见他就在我身旁。他和我那么近，我的脸上甚至能感觉到他的呼吸，他是什么人？是啊，除了是那个雇来的杀手外，还能是谁！就是我那位亲爱的夫人雇来的杀手，看起来，她是等得不耐烦了，等不到把我干掉的合适机会，于是决定加快事件的进程。今天是礼拜六，她从一大早起来就在为参加柳巴尔斯基家的纪念日而忙活。
“我还是希望你能改变主意去他家。”吃早饭时，维卡说道。
“根本就不想，”我愉快地说。“你想去你去。”
“萨沙，你冷静点儿，玩笑归玩笑，你这样做太不体面了。柳巴尔斯基一家是我们的朋友，今天四点多我们到他家去。”
“你去吧。我留在家。维卡，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得够多的了。你跟我说话，像在跟一个不懂事的小孩说似的。假如你身上母性的本能过强，到孤儿院领一个孩子来养着吧，至于我，你就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从我这方面说，这很残酷。我们俩至今没孩子，但这不是维卡的错，而是我总在说，我们还得等一等，条件还不具备。条件的确还不具备，和一个孩子生活在一起，身边就有一个疯母亲，这太危险了。其次，我们刚搬来时，总觉得只要再过一两年，我们就可以喘口气了，不必总是为了挣钱而忙忙叨叨，也不必为缺钱而犯愁了，到那时我们就可以自自在在地生活了。在这类谈话中，奏第一把小提琴的，当然是我。喏，你瞧，奏出好听的调子了。话说回来，假如维卡怀了孕，我们也不会想到要堕胎的。可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孕……也罢，不然她如今能这么自在？没孩子的牵挂，才能全身心投入这位外省来的罗密欧的爱情，不必为家里只有孩子一个人而揪心，或是为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来而操心了。如此看来一切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她的眼角已经涌出了泪水，但维卡竭力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只是更紧地抿紧嘴唇。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啦，萨沙，”她稍顿了一下又说，“我有时觉得你八成是疯子。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别说蠢话了。”我厌烦地说。
刚起床就和维卡拌嘴是我不愿意干的，于是，我扭转话题，谈起一件根本无关紧要的事，随后，我声称我打算今天在家呆一天，做些家务活儿。
“你最好去逛逛商店，”我好心地说，“我开洗衣机，同时，吸吸尘土。我想我们已经一个月没打扫屋子了，土都埋到脑门上了。咖啡壶也该清洗了，澡盆和便桶也一样。顺便说说，如果你打算到柳巴尔斯基家喝酒的话，我建议你去一趟美发店，你头上的白发太显眼，该染一染了。顺便也修修指甲。”
我说这一套当然是违心的，我只是不想出门而已。可这一点又不能告诉维卡……
她一甩门到商店去了。其实，我一大早就犯混，也该着这样。家务活儿有半天就能干完，我干起家务来出乎意料地勤快。维卡是3点多回来的，我一眼就看出，她还是去了美发店。手上，新涂的指甲油晶光闪闪，头发也比早晨黑了一点儿。她一句话也没说，也没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