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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魔法师英娜·帕施科娃被杀案的调查进行得并不很顺手。案情进展得疲疲塌塌，慢慢腾腾，时有间断。但从另一方面说，我的好先生们呐，你们自己不妨瞧一瞧，这案子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才好呢？同时归侦查员奥布拉兹佐娃经手的案件，有18件之多。她这还算是走运的呢，有些侦查员经手的案件，已达30件之多了。现在，你倒是算一算，一昼夜有几小时吧。您算清了吗？从这里面，还得减去睡觉，从家里到班上，然后从班上到家里的路程，减去吃饭及其他小事，其中包括定期做妇女咨询这项工作。这样一来，一个工作日剩下的时间就不足10小时。结果是，平均每天用在一件案子上面的时间只有半小时。可在半小时中您能做多少事呀？这是指在理想状态下。让我们再看一看实际情形怎样，您把嫌疑犯押上来审问，跟他折腾了两个小时——喏，您瞧吧，您的时间超额支出了，这两小时您要办四件刑事案。不难理解，谁都不会把工作日分割成一块块的，谁都不会每30分钟办一件案子的，由此可见，有些案子根本连摸都甭想摸。办案时间不是按几天算，而是按几星期算的。英娜·帕施科娃凶杀案就正是这样。手扪胸口说句实话，最令塔姬雅娜·奥布拉兹佐娃激动不安的，是那些上当受骗的人，他们完全信任地把自己最后一笔存款交给了那些骗子，而不是那个可疑的许诺能去毒眼祛邪，还夫妻以相互理解的爱情的女魔法师。
可现在情况不同了，当凶杀案里闪现出了亚历山大·乌兰诺夫的身影时，尽管此刻还隐隐约约，但也足以令塔姬雅娜身上的某种意识苏醒过来了。也许是她对一味因循感到内疚了，也许是兴趣冒头了，或许是别的什么，反正，她开始着手工作了。她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要侦查员们寻找帕施科娃在医学院时的同班同学。如果据推理判断，早就该做这件事了。英娜是六年前从大学毕业的，三天以后，一份她可能与之说过话的人的名单放在了塔姬雅娜的桌上。又过了一天，侦查员们把另一份比前一份更短的名单交给了她。在帕施科娃那些如今尚在莫斯科可以联系得上的所有同班同学中，能清楚记得英娜的，只有五个人，而这五个人中，又只有两个能多谈一点有关英娜的印象，其余的则只会说，她“是一个好漂亮的小丫头，就是很不好接近”。于是，塔姬雅娜决定跟这两人好好谈一谈。
可是，她的算盘又落空了。那两个证人，确切地说，是一男一女，是不久前刚离婚的一对夫妻，他俩大学毕业后，与帕施科娃没有任何联系，对于她的遭遇，一点儿都不知情。关于大学时代的事，他们都很健谈，讲得也很详尽，但却没有任何有趣的内容，就只是对死者的个性做了一番评价而已。他们说，英娜的性格压根儿不封闭，并不难相处，她只是装样子，好不让别人总缠着自己而已。她对神秘论、魔法、灵魂学和彼岸力量很感兴趣，可是，由于在大学医学生中，这只能惹人耻笑，所以，这小姑娘便竭力掩饰自己的嗜好。跟朋友在一起时，她很活泼，很好相处，喜欢跳舞，甚至可以玩一整宿后，在一大早精神饱满、精力充沛、没有丝毫倦意和醉意地赶去上课。这对夫妻证人早在参加高考时就和英娜认识了，所以，他们三人一同度过了六年的大学生活。这两人的爱情发展得很快，并且就当着英娜的面，以结婚的方式导致了合乎逻辑的结果，但英娜却从未妨碍这一对幸福的恋人，相反，他们三人已经习惯总在一起，所以，一旦英娜不在场，两人好像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一旦他俩吵架，她就是他俩的“姘妇”；当女友找到机会在外面和情人过夜，她就在“父母”面前为她打掩护；如果他俩或是钻进某个空住宅，或是在城里漫游而逃课时，她会把自己的笔记让给他们抄。这一对未来的夫妻始终感到奇怪的是，一个如英娜·帕施科娃这样漂亮的小美人，竟从未有过恋爱。可从所有迹象看，英娜自己根本就不把这当回事，也没有为此而痛苦。只是大约在五年前时，有一次，她一连几天都不见人影，后来又出现了，说她堕胎了，他们才明白，他们的女友毕竟还是体验过性生活了。可接着又惊讶她如何能把这样的事瞒得滴水不漏。
“你们猜不出她跟谁有过恋爱吗？”塔姬雅娜问。
“嗯……猜当然是猜过。可还是猜不出，英娜到了哪儿也没说。老实说，我们也没太认真注意她。”
“英娜为什么必须得——如你们自己所说的——掩护你们，好不让父母知道呢？”
“噢，他们是一对医学上的冤家对头！我和瓦洛佳都出身于医生家庭，是祖传医生。而我们两家的祖辈曾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我父亲曾经把瓦洛佳母亲的论文给枪毙了，从那之后两家之间开始了一场漫长的争吵，弄到写匿名信的地步。无论是他的父母，还是我的父母，都决不允许我俩结婚的。所以，我们总是三个人一起玩，好让人家看不出我们有任何恋爱关系。我们结婚一年后，还把结婚这件事向他们隐瞒着。只是到我快生孩子时，才告诉他们。”
“那么，你们被原谅了？”奥布拉兹佐娃好奇地问。
“哪儿的事啊，他们能原谅吗！”女证人从心底发出一声感叹。“您知道，跟常见的情形一样：冲突已经持续了那么久，以致冲突已绎成为目的本身，开始独立存在了，而且，它并不在互相仇视的双方的脑袋里。冲突存在着，并使他们的行为乃至他们的一生都屈从于它。我们被可耻地赶出了家门。可是，谁知道呢，或许他们对。我们的婚姻还是破裂了。”
塔姬雅娜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了。一切都再简单不过了。三个年轻人，其中两个是小姑娘，在高考中认识了。随后，小伙子和其中一个姑娘恋爱了，但是，为了不致惊动双方父母，再没有比三人一起去玩更方便的了。实际上，一对相爱的恋人完全为对方所吸引，他们根本就顾不上他们的女友，而女友像一道屏风给他们打着掩护，他俩无论到哪儿都要带上女友以便避人耳目。而英娜呢，根据现有情况判断，并未因此而生他俩的气，要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同样需要他俩，其目的不过是为了不致感到自己完全孤独。而之所以会这样，并不是因为这对恋人也有同样的兴趣，而是因为实质上英娜对他们来说根本上就无所谓。倒也是，屏风是用什么做成的，是用丝绸还是用硬纸板，那又有何区别呢？只要它能行使其功能，为他们挡住闲人的耳目就行了。在此情境下，就是挡住其父母的耳目。但是，和他们在一起，对英娜也有好处。这样就不会有人对她像对一个腼腆的女孩那样了，她属于一个氏族，这氏族虽然小得可怜，它统共只有三个人组成，但在这方面，这氏族和其他所有氏族是一样的，这样她就感觉不到自己是遗世独立的人了。他们在一起相处就像朋友，而这两个朋友是不会取笑她的。可大学毕业后他们不再需要英娜了，这对秘密夫妻反正终究得合法化。因此，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对英娜在上五年级时，究竟为了谁的缘故而堕胎的，老实说，根本一点都不感兴趣。得，堕胎就堕胎呗，你倒想想看，多么了不起的大事。
“据你们看，帕施科娃在大学学习期间的恋人，究竟是谁呢？”
“我真的不知道，就是说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叫什么。他不是我们的人，不是大学里的。我们领到文凭后，英娜说，她想去给个什么人看她的文凭。又说‘我还得上他那儿通过寄宿学业呢，得让他知道一下’。这不，当时我和瓦洛佳断定，她可能爱上了一个医生，这医生准是对她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他们肯定在这一点上发生争执了。”
“那么，帕施科娃的能力究竟怎样？”塔姬雅娜又问道。
“一般吧，”女证人耸耸肩道，“英娜很努力，拼命学科学，不像我和瓦洛佳。我俩更关心的是对方，而英娜呢，则是医学。她没当实习医生这才怪呢。我俩就甭提了，我俩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傻乎乎地走上了父母走过的路，对医学一点都不感兴趣，所以，只要一有机会，就逃课。我后来又上了会计班，现在在一家公司工作。瓦洛佳也很快就脱离了医学，尽管也没像我似的走得太远，他搞的是医学工业，是生产设备的。可英娜……她喜欢医学，本应成为一名医生的。”
又过了一天，塔姬雅娜·奥布拉兹佐娃又得到情报，是关于英娜何时在哪儿上的寄宿学校，此外，还有当时诊所所有医务人员的名单。她一眼看到的第一个姓氏，就是医学博士B·M，戈托夫齐茨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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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杜马议员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戈托夫齐茨，随着侦查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细节被发现了。由于此案归内务部和检察院监管，所以，按惯例，成立了一个专门侦查小组从事调查，这下戈尔杰耶夫上校总算多少松了口气。现在，在他的分局里，只有上校科罗特科夫和列斯尼科夫大尉正式经管尤丽娅·戈托夫齐茨案，而阿娜斯塔霞如无特殊必要，则可以不动。由于每天都得听取破案进展汇报，所以，谁都根本不可能偷懒。这样做所产生的结果是——材料收集得一天比一天多，文件卷宗眼看着膨胀起来，可正如人们常说的，越是深入林子越……这您自己也知道。每天都出现越来越多的嫌疑犯。
首先，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国会内部，还领导着一个人数不多，但非常活跃、影响很大的小组，这个小组正竭尽全力从事某种院外斗争，后者所提出的税务法方案，得到了那些背后有大型财团、其中包括犯罪团伙支持的议会的支持。戈托夫齐茨坚决反对一系列税务优惠的特权政策出台，凭借她手中掌握的事实，她证实，迄今为止，这样的优惠被人专门用来达到个人发财和欺骗国家之目的，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今后情形会根本改观。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国会方面的战友告诉科罗特科夫，说曾经有人几次想要收拾尤丽娅，并持续不断地对她进行恐吓，他们无法说出行贿的具体人名：所有此类行动都是匿名和藏在幕后进行的。至于说这些人所实施的恐吓，则有十足的物证，多系暗中投放的信件，戈托夫齐茨曾把这类信件给她的同事看过，并且，曾当着众人的面，当场把信撕成碎片，以表明自己的无所畏惧和蔑视。
第二，研究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新闻工作的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列了一张表，表上载有尤丽娅所写的二十六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戈托夫齐茨以极其辛辣的口吻，点了一些相当有势力的名人。而且，她不单单点了他们的名，还公开谴责他们玩弄花招，滥用职权。在报社工作的这十年当中，她为自己赢得了无所畏惧的真理探索者的牢固名望，实话说，恰好是这一点，使她被当选为议员成为可能。她的名字在人民当中家喻户晓，她作为一位勇敢的记者受到人民的尊重。
死者家里的那些文件，经仔细研究，未能得出任何结果。由于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当选为议员后，就离开了新闻工作，所以，在这堆文件里，未能找到任何有趣的写作新文章的素材。倒是发现一些未发表的文章底稿和修改稿，无论是侦查员，还是侦查小组组长格梅里亚，都万分仔细地研究了这些草稿。
“被戈托夫齐茨在报上当众痛骂过的人，肯定会报复的。”他说，“而另外一些人，即她刚刚打算就其写文章的那些人，肯定会保护自己的安全。这两件事完全不同，但我觉得，第二种动机远比第一种更重要。当然，据我所知，死者已经停止为报纸工作了，可要知道，她完全有可能把材料转给别的记者，而有关人士也完全有可能关心，如何才能使知情过多的人的范围能不进一步扩大。除此之外，莫名其妙的撬窃案，也就顺理成章了。或许那帮家伙找的正是这类材料，而由于没找到，才把尤丽娅本人给杀死了。”
“可他们在那里有什么可找的，鲍里斯·维塔利耶维奇，”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忍不住打断他说，“文件并没有藏在保险箱里，不过就在柜橱隔板里的一大堆东西里么。他们为什么不把它搬走呢？”
“如果你真的不明白的话，我不妨解释一下。女主人到了家，发现门已被撬，于是她明白，家里进了盗贼。她一一察看了自己的家，不用费事就可以察觉，究竟丢失了什么。于是，她当即向警察局报了案。接下来事情就太简单了，简直像幼儿园里的新年枞树。如果能确证真的有材料，但却留在原地未动，反而还是要从速解决过分好奇的戈托夫齐茨，那么警察局，也就是你，列斯尼科夫，和我们所代表的检察院，便会久久地绞尽脑汁去想，究竟是谁杀死了我们这位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你得仔细看看这都是些什么文件。文件里没有任何足以使我们立案的东西。你明白吗！没——有。文件里有老生常谈，有愤怒的谴责，有尖锐的言词，其中包含接近克里姆林宫人士的原话，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冲这些话，市民是会掏钱买报的，因为他们习惯于相信印刷出来的话，正因为如此，文章的发表才会对有关人士构成危险，因为他不会容忍自己光荣的名字被丑闻玷污。他不愿弄出丑闻。至于说刑事案，那这里却没有它的气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况且，类似这样的案子，你我找到的还少吗？问题就在这里。所以现在，凡是这些文件提到的那些人，我们都同样应该怀疑。而这样的人我们这儿已经有多少了？”
“四个。”列斯尼克夫叹口气。
“问题就在这儿，”格梅里亚训斥道，“罪犯可不是傻瓜。除此之外我还要告诉你：假若到最后才发现，窃贼进屋时把门撬坏是故意要引人注意的话，我是不会感到吃惊的。我完全相信，窃贼本来可以用一套钥匙来开锁，可他打消了这种想法。知道这是为什么？”
格梅里亚并没等侦查员回答，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说话方式。他喜欢把修辞设问当做一种教育手段，广泛用来向自己的孩子讲解中学教学大纲。
“或许只是为了让女主人能发现屋里有人来过。他们早在那时便已策划好了谋杀尤丽娅·戈托夫齐茨的行动，他们知道得很清楚，知道你和我会把盗窃案和谋杀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如果我们得不到有关企图盗窃的证明，我们便会首先把戈托夫齐茨谋杀案当做议员被害，其次当做记者被害。小偷进屋是事实，但实际上并未偷走任何东西，这样便能把我和你的脑袋搞晕了，我们便会以为作案动机是自私，便会把死者的丈夫列为怀疑对象，认为他企图偷盗她的宝物，也就是说，罪犯想预先把我们的调查引到企图窃取财产方面来。”
“那他们又为什么没有拿走屋里任何东西呢？”伊戈尔困惑地问，“东西都在明处，你只需伸手拿就是了。假如戈托夫齐茨夫妇发现东西丢了的话，一切就可信得多了。”
“你还嫩了点儿，”格梅利亚重重地叹了口气，“你有孩子吗？”
“有，一个女孩。”
“多大？”
“小得很。才两岁半。”
“得，等你的孩子长得稍大一点儿，学会如何骗她的爸爸妈妈时，你就该明白了。说什么孩子不会撒谎，这只是童话。只有特别聪明的孩子才不会撒谎，因为他们竭力想要学会像成年人那样思考问题。一般孩子都会撒谎，撒谎撒得你连想也想不到会不相信的地步。孩子的谎话里并没有你我这种成年人的逻辑，我们永远也弄不明白。至于溜进议员家里的那些小愉，他们所想的，与我们相比，比我们先进一步。实际窃案和随后对女主人的谋杀都太简单了。正当看起来似乎什么都没丢时，随后却发生了议员被害案，初看上去，议员的皮包里什么也没丢，而你我便会像疯子一般，到国会和新闻界翻箱倒柜搜寻，只是到后来，过几星期或几个月以后，我们才会有一个总体思路，即破门撬锁和谋杀，二者之间或许有某种联系。于是，这一猜测令我们如此骄傲、如此高兴，觉得自己聪明、富有洞察力，于是，一头扎进对抢劫者和强盗的调查中去，开始怀疑死者的丈夫觊觎某些对公众隐瞒起来的珍宝或金钱，而调查这种设想，那才叫名副其实的受罪。我们喜欢这种设想，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有前途，觉得它能给我们以希望，因为它是如顿悟一般出现在我们脑中的，在找到它之前，我们已经经历了长久的磨难，在别的方向上进行了毫无结果和意义的搜寻。我们坚定不移，不肯在我们选择的道路上后退一步。然而，时间在流逝……不，伊戈尔，策划这一阴谋的那个家伙鬼得很，对我们的心理摸得很透，弄不好，他本人就是个侦探或侦查员，虽然只是从前干过而已。他一切都预计到了。他甚至想到，即使是为了不再把谋杀案当做一次政治事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