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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审讯笔录怎么办？”乌兰诺夫嘿嘿一笑，而娜斯佳却从这笑声里捕捉到了某种不祥的意味，“该不会蹲在地上写吧？”
“我们不做笔录，通常只有侦查才做笔录。我和您就只是随便聊聊，看能不能找到我感兴趣的问题的答案。”
“可形形色色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了不止一次了，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说了。我跟您说不出任何新鲜的了。都一个礼拜过去了，您不去寻找罪犯，反倒问题提个没完，这是什么，一种新的工作作风？”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您这不过是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耍嘴皮上，”娜斯佳轻声细语道，“说到工作作风问题，等见了面我再跟您说吧。那么，什么时候，在哪儿？”
乌兰诺夫说定了时间和地点。从他的声音里，娜斯佳听出他并不情愿，但公正地说，也没有什么不满意。一个疲惫不堪的人自然了无意趣。这是怎么回事，是精神负担过重的结果还是另有原因？她想弄清这个问题。就让多岑科调查金钱动机吧，而她要研究感情问题。她对此类动机更感兴趣。
“依我看，您的计谋太复杂。您就不能想个简单的吗？”
“可以。这当然可以。但计谋只有复杂才有意义。不能让他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天呐。您说的这都是老生常谈！当然不能让他知道了。”
“您没听我说完。一个人，当他感到用以形成完整画面的信息不足时，就会对所发生的事虚拟和构想出自己的方案。你我想出的这条妙计，使他不可能构想出任何一种哪怕多少合乎逻辑的解释。他会饱受折磨，会绞尽脑汁儿，可还是想不出任何合情合理、符合逻辑的解释，于是，他会对自己思维是否正常产生怀疑。而这会使他日常行为反常。这，将起到销毁金属的腐蚀和锈蚀作用。”
“可假如他终于想出了答案，而他又觉得这种解释理由充足了呢？观察表明，他远非什么蠢货，而且，他有一定的想像力。”
“要的就是想像力。如果他对所发生的事有其自己的解释，那么，他必定会把臆想当做十足的痴人说梦。迫害狂，物质化了的绝对恶的理念，黑暗的势力，外来人——一切的一切，无奇不有。就让他任意构想好了。反正这会以某种方式在他的行为上反映出来，从而破坏他与他人的关系。他的每个举动都会被人当做是疯子的举动，因而他周围的人会有相应的反应。请你相信我，我们已经仔细分析了他的生活，并且描绘了这个对象的心理肖像，您已经有过多次机会来确证我们这些心理学家的高度职业水准了。”
“那好吧，就算您暂时打消了我的疑心吧。但我还是要请您牢记，在我们生存的全部岁月中，这是一次最大的行动。这事涉及到很大一笔钱，假如我们搞不到这笔钱，那我就不得不认为，正是您使这一行动破产的。请您不要忘记我的话。”
“不会的……”
我并不是十分想与这位来自刑侦科的娜斯佳会面，可这次会面毕竟也有一些值得答应的因素。第一，有她在场，他们未必敢杀我，假定他们不会提前动手，那么，我肯定能及时赶到会面地点。那么，至少在与这位奇特的女士谈话时，我可以不必精神紧张，而能够全身放松，像军队里人们常说的那样，可以“轻轻松松地抽支烟了”。第二，这次会面必然会拖延回家的时间，而这同样基于如果回家是必不可免的假设。在家我当然生命无虞，维卡不会动手杀我，更不会往茶里下毒药。她专门雇了个人来杀我，现在，她正在等那人履行合同。可无论如何和她呆在一起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种考验了。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这是冲什么来的？天呐，要知道我是那么爱她，一点儿都不愿得罪她，一点儿都不愿意剥夺她。可我也并不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如果她已经这样决定了，这也就说，她认为这么做对。而我丝毫也不愿弄清我与她的这层关系。我愿意承受来自她手中的一切，哪怕是死亡也罢。
我约定在地铁口旁边的农庄广场与那位女士会面。如果下雨，我们就在车里坐一会儿；而假如天气没变化，那我们可以在露天咖啡馆里喝杯咖啡。不知道她得迟到几分钟？能够准时前往事务性会面地点的女人，显然还尚未降生呢。
可使我吃惊的是，娜斯佳没有迟到，而且，当我走近农庄广场时，她已经等在约好的地方了，尽管离约会的时间还有大约十分钟。而我之所以为自己预留了十分钟，正是为了防止万一在里日区发生“交通堵塞”的，雨没下起来，我下了车，提议和她在路边那十分洁净，但桌腿儿稍有些弯的桌前坐一会儿。
在此之前我曾经见过娜斯侄三四次，跟她说过话，可我以前居然没发觉，她的穿戴好不奇特呀。她身上惟一贵重一点的就是脚上这双旅游鞋。这双旅游鞋或许和她手上那枚订婚戒指一样值钱。其余衣服——牛仔裤、短上衣和脖子上的围巾——都是毫不起眼的暗色调的廉价货。我听说警察们工资微薄，凭那点儿工资能穿什么好衣服？说不定她为了买这双“旅游鞋”攒了整整一年钱呢。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您的节目是怎么回事？”她问。
“没什么，”我一耸肩，“又能出什么事儿呢？”
“我看了今天的节目，跟以往大不一样。”
“这是直播，”我解释道，“它跟预先录制剪辑的片子比，总是不大一样。”
“从今往后将总是那样？”
“我不知道，一切取决于能够取代奥克桑娜做节目的记者究竟什么时候能来。”
“我不明白，亚历山大·尤里那维奇，”她问道，“我想弄清的是，既然您能十分出色地搞直播，那您又何必非得要有一位记者不可呢？”
我不喜欢她的这个问题。什么叫做“我能出色地搞”呀？今天的直播简直糟透了，根本不符合这一节目的一贯宗旨。假使我们的编导维佳还活着的话，他会为我做出这样的活儿而把我的脖子拧断的。我把与电影制片人的谈话弄得那么糟糕，即使非专业人员也看得出来，对此，任何以压力和心情抑郁为由进行辩解都是徒劳的。我已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我认为没必要在直播过程中进行任何修正。有何必要着急呢，既然没了维佳和奥克桑娜，这节目最晚再过一星期使会完蛋，而我本人呢，也会在此之前就死掉的。因此“在那之前”怎么样，又有什么要紧，反正我人已经都死了。别看我现在还能活动，还在出气，还能进食，还喝带酒精的饮料，我还在说话，还能给人以一个正常男子的印象，可是，如果说对一个人来说，“明天”甚或“过一小时”这类概念压根儿就不存在的话，这样的人难道你还能说他是活人吗？
“您瞧，”我十分客气而又不耐烦地说，“一个主持人应对自己的交谈者有足够的了解，以便能使公众对他的谈话产生兴趣。假如这节目一周只有一次的话，那我就有足够时间深入了解这位嘉宾，预先想好转播的步骤。可是，由于这节目天天有，所以，在一周之内与五位嘉宾认识并准备好谈话，这在我来说从体力上是绝对做不到的。而之所以要有一位记者也还是为此。记者的职责是与未来节目的嘉宾见面，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趣味和习惯、观点和问题。在此之后，在汇集了必要的材料以后，与导演一起坐下来准备节目。谈话的步骤都是预先计划好了的，没意思的话题被删掉，而对有趣的问题加以突出和强调。主持人只是在最后阶段才开始介入。奥克桑娜是个难得的天才，她能及时准备好所有必要的材料。至于她是怎么做的，我就不知道了。可事实总归是事实。要想取代她，仅有一个人是不够的，至少必须有三个人。这事不那么简单，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因此，在新记者的工作尚未上路以前，我就只能搞直播。”
我觉得我的样子已足以令人信任了，尽管维卡总是说我连撒谎都不会。可我是不会对这位来自彼得罗夫卡的女士讲我们节目的真实情况的……
“我正在力图汇总维佳和奥克桑娜在临终前几天内的所有活动，”娜斯佳说道，“我这里还有几个空白点。对您的同事，您或许还能想起些什么来吧？”
“不，我所知道的和能想起来的，已经都告诉您了。”
“这么说，您无可补充了？”
“您瞧，连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也无法推测，这些日子里他俩究竟在哪儿。他们都以为他俩是在班儿上。可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根本不在演播室，而他们，比方说，奥克桑娜吧，离开是为了执行什么任务，这一点任何人都说不清楚。”
“这一点安德烈耶夫应该知道。”
“可您现在怎么去问他？”她叹口气道。
“那是没法儿问了，”我迟钝地肯定道，“遗憾的是，我也无法为您提供任何帮助。维克多曾经有个单独的速记本，上面记载和收集了和材料有关的所有信息，那本上肯定有记载，能告诉我们记者到哪儿去、为什么。”
“对奥克桑娜居然会有这么严格的监督吗？”娜斯佳惊讶地问道。
“目的不在于监督，而在于能以此准确反映依据具体内容收集材料的各个环节。倒是对司机应该实施监督，其目的是为了能准确了解他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您跟司机谈过了吗？”
“当然谈过。可在我们感兴趣的这段时间里，他根本就不在场。但他既没跟维佳，也没跟奥克桑娜在一起。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我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您的那几位同事，除了与您的节目有关的工作外，还对某一别的问题感兴趣。说不定是商务？”
“很可能，”我同意道，“可我对此一无所知。”
谈话进行得毫无成效，萎靡不振。娜斯佳显然不急于到哪儿去，至于我吗，那就更不用说了，我又能有什么急事呢？急着到坟墓里去吗？有意思，我的维卡究竟订了个什么约定？说不定，她已要人在三天之内把我给干掉，公墓里人家已经判我缺勤了吧？
我努力不引人注意地扫视着周围，说不定受雇的杀手就躲在附近某个角落里，等着我和刑侦科的女侦探分手吧？周围人很多，而我又不知道那受雇的杀手长什么样。嗨，算了吧，叫他见鬼去吧。要知道或迟或早，他总会找到我的。人们还不曾想出过摆脱杀手的虾办法呢，这个，甚至连高官显贵直到总统也难免不被人刺杀。
“您住的地方远吗？”我忽然问道。
“您住的地方远吗？”乌兰诺夫忽然问道。
“很远，”娜斯佳道，“在谢尔科夫路。怎么？”
“您如果愿意，我送您回家？”
“那好吧，”她诚恳地说，“可这多不好意思。这不会使您为难吧？”
“不会，”乌兰诺夫不知为何开心起来，甚至他的脸色也开朗了，“我反正要到那个区去一趟。两人做伴路上更快乐一些。”
娜斯佳惊奇地瞥了他一眼。这个乌兰诺夫好不奇怪呀。一会儿垂头丧气，一会儿突然又客气起来，笑意盈盈，主动提出开车送我，还装出一副需要有伴儿的样子。他的样子绝对不像是独处时会寂寞的人。再不，他不过是采用如此简单的办法好转换话题？也罢，不妨顺着他，反正从他那儿也得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不知为什么，娜斯佳在看过今天那一期“素面朝天”以后，断定乌兰诺夫一定有什么心事，自信她能要他说出来，可显然，她失算了，不但白白耗费了自己的时间，而且也徒然地打扰了另一个人。
“谢谢，”她点头道，“我十分感激您。”
一上车，乌兰诺夫又沉默寡言、郁悒不安起来。刚才那活跃的表情连一点儿踪迹也不剩了。不，他实际根本不需要什么旅伴和谈话对象，这是确切无疑的。既然如此，那他干吗还要送她呢？
“乌兰诺夫，您难道从未感觉到您的节目并非一切正常吗？”娜斯佳试探着问。
“不，”乌兰诺夫又疾速地说，“我的节目能有什么不正常呢？请您把话挑明了说吧。”
“那好吧，您的两位同事死啦。这不是什么病态的想象，而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爆炸装置放在了安德烈耶夫的车上，是他私人的车，而不是您的‘跑车’上。换句话说，罪犯的目标，极有可能正是安德烈耶夫——‘素面朝天’的编导。我认为那些人之所以希望他死，不一定与他在电视台的工作有关，可如果这样一来，那我们就得承认，他除此之外肯定还在从事某种活动，尽管有关他在这方面的活动，不知为什么，无论是您还是您这个组里的其他任何人，都一无所知。要不就是即使有人知道也不说，而这，您得承认，也是不可理解和值得怀疑的。假如那些罪犯想要杀死的，不光是安德烈耶夫，而且还有邦达连科的话，那他们就必须知道，编导和记者此时乘此车一块儿出行。这样一来，我就得推论，在您身边，在您的演播室里，一定有人或是与维佳的车打过交道，或是向有心者透露过有关维克多和奥克桑娜的信息。您更倾向于以上哪种推测？”
乌兰诺夫没有马上作答，娜斯佳感到他在心里重复着她说的话，力图周密思考和理解他听到的话。
“哪个都不喜欢，”这位电视节目主持人最后终于开口了，“我看不出什么人会有必要非把维克多和奥克桑娜杀死不可，无论是单独杀死他们中间的某一个，还是把他俩一块儿都干掉。您为什么不能设想是罪犯自己搞错了呢？维佳的那辆车再普通不过了，日古利七型，连颜色也是最流行的——白色。或许爆炸装置不过是搁错了车罢了？”
“这种可能性我们会考虑的。此刻，当时在附近的所有车主都正在接受审查。乌兰诺夫，您能否告诉我，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之间的关系是否密切？”
乌兰诺夫阴沉地笑了。
“是啊，可那又怎么样？奥克桑娜未婚，而维克多则刚离了婚。他们亲近一点儿又能碍着什么人呢？”
“哦，这您可就错了，”娜斯佳笑了，“身份证上的钢印与嫉妒权之间可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老实说，嫉妒，一般说也与任何权力无关。一个合法丈夫可以心平气和地看着自己的妻子有外遇，如果他喜欢这样的话；而一个被抛弃的露水情人，可能直至死都为嫉妒和绝望所折磨。”
“也许吧，”他冷淡地说，“您喜欢运动吗？”
“我？”娜斯佳吃惊地瞥了乌兰诺夫一眼，“不，您怎么想起问这个？”
“没什么，我见您的旅游鞋好漂亮呀，看得出是精心挑选的，十分贵重，可不是随便弄到的。一个现代警察买得起这玩艺儿吗？”
“瞧您说的，这是丈夫从美国带来的，是给我的礼物。要是我才不会买这东西呢，这玩艺儿对我来说的确太贵了。”
她不光是不会买这么“扎眼”的旅游鞋，而且，连穿都不会穿的——如果不是被逼无奈的话。娜斯佳喜欢穿廉价而又舒适的衣服，不要什么名牌，只要能不妨碍运动，可是或许只有她的一双脚，是她全身最弱的部位。她的脚每到傍晚，尤其是热天，就会肿胀，而要是穿着带有精致鞋带和高跟的皮鞋过一天，那对她更会是一种折磨，所以，为了身体的舒适，她不得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违反常规。她坚决不穿阿列克赛给她带来的旅游鞋，理由是它们贵得太扎眼，总是固执地只穿运动鞋。这双运动鞋是她亲手挑选的，十分舒适，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已经穿惯了，况且，它不会令任何人感到扎眼。可遗憾的是，任何东西都有其极限，而她喜欢的这双鞋也难逃劫运。前天，这双鞋穿帮了，而且，要穿帮就一块儿穿帮，破得不能再穿了。那双鞋经受不住每天每日的蹚水而行，而在四月份下过大量的雨加雪之后，这样的积水到处都是。娜斯佳沮丧了半小时后，不得不叹口气，从衣橱里拿出装新旅游鞋的红蓝色的纸盒。
但是，乌兰诺夫先生有点不大愿意继续讨论其两位同事被杀的原因。在他看来旅游鞋倒是个相当有趣的话题，抑或是更加安全的话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兴许马上会把话题转到娜斯佳丈夫身上的。
“您丈夫是商人？”他问。
她竭力压制住笑意。
“不，是个学者。出国讲学去了。”
“讲政治学？”
“讲数学。”
“真的？我还以为外国人之所以看重俄国学者仅仅是为了政治学和经济学。俄国学者到国外，只会讲为什么我国的改革只会空转，讲从发达的社会主义过渡到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有多么艰难。”
娜斯佳再也憋不住，索性哈哈大笑起来。而乌兰诺夫甚至连一丝笑容也没有，他的表情仍然阴沉沉的，还有些心不在焉，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但他故意继续谈话，以便不至于显得忧心忡忡。那么，乌兰诺夫先生，您究竟在为什么而忧心忡忡呢？莫不是在为维克多·安德烈耶夫和奥克桑娜·邦达连科的死而忧虑吗？啊，是的，如若不然，那您肯定会心境怡然地继续讨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件事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