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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让我来悄悄调查一下私人侦探这一方案？”她问。
“可以，”戈尔杰耶夫点了点头，“但不是悄悄的，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游击习气，它除了害处以外就只能制造一大堆误会。你去和科罗特科夫说一说，让他向格梅里亚提个建议，由他来调查这一方案，而由你来具体实施。一般说别人的工作我是不会去掺和的，特别是床第之事，但你得告诉我：你确实觉得这一方案值得调查，还是因为扎哈洛夫？”
娜斯佳脸红了。科洛布克是从哪儿知道的？这差不多是五年前的事了，况且就只那么一次。在那以后她和季马再也没有相遇过。
“你脸红什么？”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惊奇地说，“你还想瞒我，是吧？调查法国佬那会儿，扎哈洛夫眼睛死盯着你，就连瞎子都能看得出来。瞧他看你那眼神儿，怕不是垂涎三尺吧！你别以为我老了就不再是男人了。这种事，我一眼就能瞧得出来，我的嗅觉还是很灵敏的。我想，或许是他，非常乐于有机会与你再度相处，而既是这样，所以也就特意引起你对这一方案的兴趣，因为离开他你是无法对付这个难题的。是吧？你的老领导说得对不对？”
“不对。”娜斯佳坚决地回答道，“可要是一般地说，也对。扎哈洛夫确实是在追求我，但第一，他根本不是认真的；第二，想要引起我对某一方案的兴趣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采用什么方式都不可能。哪怕他在我脚下堆满昂贵的鲜花也不可能。我或是有兴趣，或是没兴趣，在这个问题上，哪怕多么漂亮的王子也无济干事。”
“嚯，我的天呐，咱们的女警察独立性可真强啊！”处长噗嗤一声笑了。“我看的确已经不再流鼻涕了，无论怎样，开始会动脑子了。”
“我正在努力。”娜斯佳笑了笑。
“好吧，继续努力吧。”戈尔杰耶夫说。
遵照科洛布克的吩咐，她跟尤拉·科罗特科夫谈妥了，尤拉嚷嚷了一通，说什么撒谎固然不漂亮，而把别人的功劳算到自己头上就更不漂亮了。可万一根据娜斯佳方案所进行的调查有了积极结果了呢？所有的表扬和奖励会给谁？会给他，科罗特科夫，因为是他构想并提议对这一有成功希望的方案进行调查，随后又成功地组织实施了调查。
“你算了吧，尤里克，”娜斯佳劝他，“我可没有这种虚荣心。”
“可我有良心。”他还是固执己见。
可他到底还是作了让步。
侦查员格梅里亚对这一方案比怀疑更甚：“政治家被杀通常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他生气地对科罗特科夫说，“而女议员戈托夫齐茨就是一位政治家。所以，首先要调查她在议会里因为税收问题而与人的冲突。至于那些私人侦探，你不妨在业余时间搞些调查。都明白了吧？”
科罗特科夫并未因此失去信心，因为他和娜斯佳不一样，对上司的语调毫不在意，也不怕引起别人的不满。他是一位普通的四十岁上下的刑警，他首先想到的是破案，而不是谁拿斜眼看他了，或是哪句话说得不合适了。最重要的是，格梅里亚已被告知，现在他可以采取任何行动，而不必担心别人指责他擅自行动和游击习气了。
昨天晚上，星期六，娜斯佳还曾甜蜜地幻想明天要睡他个昏天黑地。也就是一直睡到十点，如果走运的话甚至可以睡到十一点。她仍然鼓不起勇气和阿列克赛谈，没有丈夫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对其往事而滋生的不自在感和羞耻感不知怎么竟渐渐淡化了，好像一切本就该如此：她孤身一人生活着，而列什卡则在莫斯科郊外，在茹科夫斯基街。这样倒好。这样倒更符合习惯。她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胆怯的想法，想把所拥有的一切统统抛开，什么也不改变，什么也不必跟列沙说，既不道歉，更不解释。如果到最后他还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同她分手的话，那也好，事情本该如此。就其天性，她生来就不适合于家庭生活。而刑警局这种工作，就其自身而言，也与正常的家庭关系相对立。
但幻想和通常一样，照例无法实现，星期六晚上十点半左右，扎托齐尼将军打来了电话。
“戈托夫齐茨案怎么样了？”他问，“你有什么可以向我汇报的吗？”
“不太多，”娜斯佳道，“只是一些个人印象。”
“而我也没有太多的要求，”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笑着说道，“其余的一切没有您我也了解得到。明天见。”
他既没问，也没求，他这是在下命令。“为什么我要甘愿忍受来自他的这一切呢？”娜斯佳不住地问自己。可实际上，任何人，甚至就连心爱的丈夫也不能如此粗鲁随便地逼迫她星期天早上六点钟就起床，可扎托齐尼却不然，对他来说，只需随便说上一句——“明天见”——就够了。她尽可以恨得直咬牙，尽可以嗔怪地请求他把见面时间不要定为七点，而是定为哪怕是九点也好（而，毫无疑问，她得到的只能是拒绝，因为扎托齐尼将军的习惯并没有改变），她尽可以诅咒世上的一切，但她还是不能不天不亮就起床，然后去伊兹麦洛夫公园。
周六到周日之夜，总的来说娜斯佳过得还算平静，只是不知怎么有点迷迷糊糊。好像也没有感到烦躁，可也未能好好休息。临睡前她洗了个热水澡，想暖和并放松一下，给房间里通了通风，服了三片缬草酊，然后就钻进了清洁干爽的被窝里。她把两个枕头叠在一起，用暖和的被子把自己包裹严实，蜷成一团，这时她才发现，自己出于习惯躺在了沙发床的边缘，尽管现在就只她一个人，睡的地方足够宽敞的。她舒舒服服地往床中央挪了挪，可她非但没入睡，反而毫无来由地开始逐项罗列没有丈夫的所有好处和不好处来。最主要的不利事实是使阿列克赛受了委屈，因此再不想和她共同生活了。当然，这是她的过错，有错的就只是她，她本不该那么做。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该欺负别人，如果他不是罪有应得的话。娜斯佳绞尽脑汁想呀想，再也找不出一个负面因素了，这让她感到有点可怕。她一个人住一套房子，可以不开口，不和任何人交谈。当她在心里希望丈夫沉默时，她希望的难道不就是这个吗？是的，现在已经实现了。再不必因耽搁下班未能及时打电话通知丈夫而解释和道歉了。再不必在自己不想吃饭、一点食物也不想下咽时，强迫自己吃下列什卡做的晚饭。想来想去，全都是好处，真是个大傻瓜，干吗当初要听从别人的劝说而愣要嫁人呢？真不该嫁人啊。
她气恼地翻了个身，感到身边空荡荡的有点不太习惯，她沮丧地想：“一个人睡觉真是太滋润了。地方有的是。要不然的话，列什卡总是把我往墙上挤。真好笑，我这么生气是冲谁呀？冲自己，不会冲别人。反正再也没有人可以惹我生气了。”
她带着这个念头睡着了，过一段时间又醒了，并对自己感到吃惊。怎么会只有一个缺点呢？这根本不可能。大概她确实是累了，跟往常一样，一连串长长的节日后一周，是非常沉重的，所以脑子不太好使了，于是才会列出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来。应该把一切从头好好想想，或许那样一来，着重点分布会和现在完全不同。
她在黑暗中微笑了一下，又开始列举阿列克赛不在身边的好处和缺点。但结果让她沮丧极了，因为和刚才的一模一样。“我还是休息不够。”娜斯佳沮丧地想，“满脑子都是一些荒谬的念头，一锅粥似的。我还是再睡会儿，然后再试试。”
可第三次尝试也未能给她带来任何新结果。一夜就这么过去了：只睡了一个或一个半小时，然后是反复衡量好处和不足，接下来又睡了一小会儿，如此这般。早晨六点起床后，娜斯佳对过去这一夜很不满意，觉得收效甚微。既没有好好地休息，也没有产生什么合适的想法。精神压抑、无精打采的她来到伊兹麦格夫公园和扎托齐尼将军见面。
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是由马克西姆陪着来的。尽管他俩都穿着同样的红色运动服，但从远处看，仍然还是觉得他们不像父子俩。娜斯佳每次都对他们父子俩长得绝对不一样而惊奇。将军本人瘦瘦的，个子不高，一双虎目炯炯有神，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而马克西姆则长得很壮实，宽宽的肩膀，不久前刚刚减过肥，一年前还是胖乎乎的，显得有点笨拙，深棕色的眼睛，表情严肃得可怕，极少表现出对人的亲切与和蔼。
“您好，娜斯佳姑姑。”马克西姆嘟囔着说。他和娜斯佳一样，都属于典型“夜猫子”，不喜欢起早，但和娜斯佳不同，他还没学会如何克服因早起而产生的不快。
“你们干吗？”娜斯佳很惊奇，“又在锻炼身体吗？”
“是啊，”将军点了点头，“马克西姆开始状态不佳了。去年高考前，他每天还锻炼，可现在上了大学后变懒了，觉得最可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可以游手好闲了。昨天我让他做俯卧撑，结果并不乐观，他只做了二十五个就完蛋了。这样能有什么用？”
“那您自己能做多少个呢？”娜斯佳感兴趣地问。
“我嘛，阿娜斯塔霞，每天三百个，所以，我为我的儿子感到羞耻。我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不应该对他放任自流，但最主要的是及时察觉。马克西姆，开始锻炼吧，我和阿娜斯塔霞在你旁边遛一遛。”
小伙子无奈地挥了挥手，深吸了一口气，慢步跑向林荫深处。
“您太严厉了，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娜斯佳摇了摇头，“您十八岁的时候大概也就勉强能做二十五个吧。”
“连十个都坚持不下来。”将军笑了，“我小时候长得最小、最瘦，总是挨邻居孩子们的打，他们经常抢我的夹肉面包，抢大人给的看电影、买冰淇淋的零钱。等我到了十八岁，那时候对体形并不看重。那是60年代中期，当时，要想成为现代的时髦人物，得熟读好多诗和吟游诗人的歌，得出外旅行，得在篝火旁弹吉他唱歌，得去彼得堡看白夜，得有成为地质学家的理想。您不会记得这些的，您当时大概也就只有五六岁吧？”
“是的。这些事儿我是不知道，但从父母嘴里听了不少。”
他们顺着马克西姆跑步的方向沿着林荫路默默走了一段。娜斯佳并不想说话，所以扎托齐尼不急着提问她反倒很高兴。看样子今天天气暖和、阳光灿烂，公园里的空气也很湿润、芬芳。娜斯佳想，要不是自己总这么忙，又具有这么一种发自天性的病态的懒惰的话，她本可以从生活中得到许多小乐趣的，喏，比方说，早晨在郁郁葱葱的林荫道上散步，享受清晨凉爽清新的空气。每次休息日早起和伊万散步，她都气恼得恨不得要掉泪，但后来又每次都对他能把她拖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感到高兴。
将军的声音打断了她安详惬意的逻思。
“身体不要前倾，马克西姆！双肩放松！对，就这样，好样的。怎么样？阿娜斯塔霞，我等着听汇报呢。你对戈托夫齐茨印象如何？”
“印象很复杂，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可对我说的话，您得宽容一点，要给以理解。他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妻子死了，所以他目前的行动和以前的他相比有点不太正常，而这是十分自然的。他现在很消沉，也很抑郁。据我观察，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基本上不出家门。应该看到，只有工作才能使他摆脱这种抑郁状态，这也正是他的可敬之处。他热爱自己的工作，与这份工作休戚与共、息息相关。这或许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惟一剩下的东西了。他死死地抓住它，就像抓住一个使他能不致沉没在苦海中的救生圈一样。”
“他有一个儿子，他对儿子的事讲得多吗？”将军问。
“一般不说。有一次我问起他的这个孩子，他说，儿子在英国学习，住在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亲戚家里。他没叫儿子参加葬礼，怕孩子受到伤害。就这些，再就一句话也不说了。（。电子书。整*理*提*供）怎么，他儿子有什么问题吗？您听到别的什么消息了？”
“没有，没有，我得到的信息和您一样。关于孩子，戈托夫齐茨并未撒谎，一切正如他对你所说的那样。可能他认为儿子已经彻底脱离家了。孩子将在英国上学，中学毕业上一所有名望的大学，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有钱，足够支付儿子受教育的费用。既是这样，指望小戈托夫齐茨居然想要回到俄罗斯是可笑的。戈托夫齐茨呆在这儿干吗？没有妻子，没有孩子，剩下的就只有他的职业。对不起，我打断您了。请继续说下去。”
“作为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人，他很想给人留下好印象，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搞清楚了。确实，妻子死后，对他来说工作摆到了首位，所以，他非常希望能被接受到您这里来工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继续当个体开业的心理分析医生的话，就意味着他还得呆在作为诊室的自己家中这个封闭的圈子里。而他希望能改变环境。当然，他也可以到哪个诊所、研究所或是什么中心去工作，比如去戒毒中心或者自杀未遂者疗养中心什么的，这类五花八门的中心莫斯科多的是。但也许他对到内务部工作更感兴趣，这个地方更吸引人，也更有前途。我认为这些情况对他有利。”
“好。还有什么情况对他有利？您也知道光有工作愿望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能力。”
“是啊……”娜斯佳犹豫了一下，“我毕竟不是精神病专家，因此，对他的职业水准，未必能给一个足够可靠的评价。我曾和他谈过我自己的一些问题，可以这么跟您说，他非常迅速而又准确地做了分析。别的精神病专家通常决不可能像他这么快这么自信地做出诊断，这是另一个问题。一般神经科医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作出诊断，而病人头一次应诊就作诊断的事是从未有过的。而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却毫不犹豫，一开口就说我得的是神经官能症。起初我对此有点警觉，但后来我找到了答案。”
“是吗？什么答案？”
“对他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让您喜欢，您是他将来的雇主。他又不傻，他知道得很清楚，我一定会把同他见面时的印象报告给您的。他所想的当然不是您个人，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况且他并不认识您，他所想的，是那些能决定是否邀请他到内务部工作的人。和其他不在司法部门工作的公民一样，戈托夫齐茨分辨不清，在内务部机关里，哪些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哪些是基层工作人员；也分不清楚什么侦探、特警；谁是长官，谁是巡逻兵。对他来说，我们这些人都一样，全是一样的警察。而且，戈托夫齐茨肯定就连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市刑警局的高级警探，也就是我，会跟部里有组织犯罪局的局长，也就是您，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所以，他真诚地想要给我留下好印象，以为我和您是一个单位的，彼此认识，所以您笃定会跟我谈到他的情况，并征求我的意见。正因为这样，他才急着给我下诊断，以此表明他能非常轻松而又迅速地分析别人的灵魂。就好像魔术师在惊异的观众眼皮底下，从帽子里变兔子一样。”
“对不起，难道他就不怕这种匆匆忙忙就下诊断的做法会让我们对他的职业水准产生怀疑吗？”扎托齐尼有点怀疑地问，“要不就是他把我们大家都当做没文化的白痴，搞不清神经科医生一般不会在第一次应诊就下诊断这种常识？”
“您看，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我不是已经请求您保持宽容了嘛。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推理完全正常。他看出我在讲自己病症时没有骗他，这就是说，我确实有这类病。这么一来难道不是说，我，一个警察局少校、刑警局高级侦探居然跑来跟您说，根据一位有经验的专家的意见，我得了神经官能症？我当然不会这么做。关于神经官能症，就是对我严刑拷打，我也会保持沉默的，因为这对一个警察来说，是不适合的。而我要跟您说的是，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是一个非常好的专家，仅此而已，而对于他那个可爱的小把戏，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知道。”
“那么您呐？要知道，您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魔术、是骗局。为什么他就不怕您对此作出应有的判断，并给戈托夫齐茨教授一个不敢恭维的鉴定呢？”
“我？”娜斯佳哈哈笑了，“瞧您说的！谁见了我会相信我知道什么是神经官能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