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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夜募兀俊�
“我？”娜斯佳哈哈笑了，“瞧您说的！谁见了我会相信我知道什么是神经官能症呢？您看，我像一只灰鼠，连两个和一个半都分不清，整个一个什么都不懂，我也不会满世界去张扬，说我曾听过一个国内著名专家讲授精神分析课。且在大学学了整整一年的司法精神病学。跟您说实话，我的这个病就是不向戈托夫齐茨咨询我也了解得很清楚，我只不过是想验证一下，顺便也测试一下他罢了。”
“关于这些病症，您并不愿意对我讲，我这么理解没错吧？”
娜斯佳突然停住了脚步。但扎托齐尼却仍然慢慢地向前走，甚至连头都不回。娜斯佳定了定神，快走几步，赶上了他。
“怎么回事？为什么您这么不喜欢我这个问题？”
“问题提得很没有分寸。”她冒失地把刚想到的第一句话说了出来。
“很好，”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笑了笑说，“这样一来，您就让我得其所哉了。您想必这样想：不要探究我的心理，扎托齐尼，没有你我也能对付。你算老几啊，凭什么我要把自己的不幸跟你说呢？对吧？”
“不，”她手足无措的同时也有些气恼，“不是这么回事。去年冬天，您就清楚地向我表明，您不是一个我可以向他诉苦的对象。而对我来说，一件事向我重复两次实无必要，一般说，我这个人还算通情达理。”
“您可不算通情达理，您是很好记仇的，”将军纠正她说，“远的不说，就说那个冬天吧，我不是已经跟您解释过，我当时的所作所为是迫不得已嘛，是为了服从整个行动的利益，而那次行动，是针对您的局长梅里尼克的么。可您却不认为有必要原谅我，生了气，而且直到现在还气鼓鼓的。这不对，阿娜斯塔霞。你得学会原谅朋友。但是，既然您还没有学会这些，那我们还是回到戈托夫齐茨案上来吧。从您严谨的表述可以断定，您应该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谈到。”
“是的，”她承认，“我所说的有关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一切，应当在其状态得到极大改善的情况下来理解。我想，在正常状态下他确实是个好专家，并且会有助于情报分析室的工作。而他想要凭匆匆忙忙给我下诊断来博得好感的可笑的做法，只能说明在目前情况下他的判断力确实很成问题。”
“就是说，您预计在他因妻子之死而产生的抑郁状态过后……”
“我指的是别的，”娜斯佳打断了他，“问题并不在抑郁状态，而在于恐惧感。对此应该受到责怪的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怎么回事？”扎托齐尼不慌不忙地问，“是不是你们和侦探怀疑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这一下把这个倒霉的精神病专家给吓坏了？”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对他一直很小心，态度很温和。可那些负责检查戈托夫齐茨是否可靠的人太笨。对外监视组恐怕连一个干练的专业人员也没有。反正他们的行动非常拙劣粗暴，以致就连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也能当下就把他们的形象描绘下来，试想，一个总是感到自己正在受监视的人，他自然会脱离常规。得知自己正在被跟踪，而又不知道是谁以及为什么——就连敌人你也未必会喜欢给他这样的消遣。”
“真是没用的东西，”扎托齐尼气忿地骂道，“你告诉我这一点很好。明天一早我就打电话给‘对外监视组’的头头。为了使谈话更具体，我要拿走他们那儿所有负责对戈托夫齐茨进行检查的人的照片，让那个头儿用手指把那些跟踪过他的人指出来。这对那些不好好工作的人是个教训，怎么，戈托夫齐茨吓得够呛？”
“那您以为会怎么样？当然吓得够呛了。他是一个普通人，从未有过任何犯罪记录。我可以跟您说得更多一点：他断定自己准是发疯了。当一个人知道任何人也不可能去跟踪他时，他又能有什么想法呢？他什么也没偷，没杀死任何人，跟刑事犯罪团伙连边都沾不上。所以，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断定自己患了迫害狂症。比这更糟的是：有人撬开他家门，溜进他家里，却什么都没偷。这对您来说难道不说明什么吗？”
“您认为这也是我们的人干的？”
“我敢肯定。既然他们负责对他进行检查，那他们完全有可能想要翻一翻他的文件。于是就翻了。可此人如今已吓得魂不附体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因为既不能对他讲实情，又想不出能让人接受的解释。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这一切还要持续多久啊？我们这儿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实施高级专业培训？”
“或许得等到您，阿挪斯塔霞，当了内务部长以后吧，”扎托齐尼笑了笑说，“不能实现的事就不要去幻想。只要我们的国库还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我们这个部门的情况就不会有改变。我们必须忍耐并与现实妥协。”
他们坐在一根倒木上，看着马克西姆。他时而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时而做几个俯卧撑。娜斯佳默默地抽着烟，想着心事，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手里拿着秒表注视着儿子。
“我们可不可以重拾去年冬天的话题呢？”他突然问道。
娜斯佳正陷入沉思中，以至于没马上弄明白他的话。
“回到哪个话题？”她不解地问。
“就是您调工作的事。”
“谢谢，”她微微一笑，“可我现在已经不想调了。正如通常说的那样，勺子在吃饭时才显得重要，送红鸡蛋也要赶在复活节，凡事都有个时限。戈尔杰耶夫回来了，我也就再没有更多的要求了。”
“那您就准备一直戴着少校肩章呆到退休了？”
“啊，您是说这个……有什么办法呢，看来只能这样了。继父认为我应该试试报考高级警官学院的研究生院，答辩后留校任教或搞研究，这样就极有可能晋升上校。”
“那您对这一计划怎么看呢？”
“老实说，不太喜欢。我绝不想当老师。至于科研嘛……还凑合，科研很有趣也很有益，可您知道吗，科研工作者我可已经看够了，他们的科研探索，除了欺凌和侮辱外，什么都得不到。我可不想处于他们的地位。”
“但为了肩章上的星星，屈辱也是可以忍受的。”将军眼睛望着别处说道。
“您这么认为？”
“我知道是这样。”
“无论如何，我不能这么做，也不想。肩章上的星星，这是你们男孩子们的玩意儿，而对姑娘们来说，名誉更重要。不管为了什么星星我也不会去忍受欺凌，忍受侮辱。”
“要是您把这类虚荣统统抛开呢？”将军问，“如果我给您一份非常好也非常有意思的工作，您会去吗？”
“需要抛弃戈尔杰耶夫和小伙子们吗？为什么？”
“为了肩章上的星星，为了它们这些可爱的胎痣。到我这儿干一段，您就能得到中校军衔，如果不喜欢干了，再回市刑警局。我保证，到时候只要您一要求，我就放您走。我现在需要一名优秀的分析专家。”
“如果您需要我，就不会放我走了，”娜斯佳笑了，“您在糊弄小傻瓜。”
“我们可以订个君子协定，”扎托齐尼笑呵呵地反驳说，“除了您以外，我再找一个聪明点的人，您用一年的时间教会他干分析工作，给自己培养好接班人——然后您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获得自由，到市里与犯罪作斗争的战场上去驰骋了。”
“老实说，我为什么不愿意呢？”娜斯佳在心里问自己道，“伊万所提建议正是我以前梦寐以求的。我可以单搞分析工作，再不必因为自己只是偶尔才做点纯刑警工作而且并未尽全力而有负疚感，也不需要在任何人面前替自己辩解，不需要忍受刑警局楼道里别人的斜眼，也不用听别人在背后议论，说什么戈尔杰耶夫为自己的情妇创造了温室般的条件。作为上司的伊万并不比科洛布克差。当然他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扎托齐尼是个很严厉、很冷峻甚至有些残酷的人，他对我也不会有所宽纵，而且我根本也不需要他对我宽纵，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聪明人，而且无疑很正派。我干吗非要死死咬住这个位置不放呢？我已经当了快五年的少校了，要是搞得好的话，一年前就应该得到中校军衔了。但问题并不在于我特别需要这些肩章，而在于，其他长官和同事往往就是根据这些肩章，确切地说，就是根据这些肩章的及时更换来评价我的头脑的呀。一直停留在少校级别上吗？得，准是傻蛋，准是个百无一用之人，再不就是你个人问题方面准有些不正常吧。那好吧，就让我们看一看你个人问题方面有什么问题吧！啊！原来是这样，因为与犯罪团伙有联系而被停职并受审。爱德华·杰尼索夫就是卡敏斯卡娅的一个朋友。而如果档案上什么都没查出来的话，那又怎么样，档案里无记载的，其中可能的原因还少吗。而事实上她肯定有污点，被揭穿过，所以才没给她晋级，才没给她照例该得的军衔。”
“让我考虑一下，”娜斯佳郑重地回答，“这个建议出乎我的意料，我没准备，不能马上答复。”
“考虑一下吧，”扎托齐尼同意了，“我不会催您的。”
一小时后，娜斯佳回了家。经过这段散步以后，她情绪饱满，精力充沛，甚至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这种感觉是过去所没有的。由于血管问题，她总感到有些虚弱，经常头晕，还发生过因闷热而昏迷的情况。她笑眯眯地哼着小曲，开始愉快地打扫房间。同时自己也有点奇怪，被丈夫抛弃，工作也不顺利，可还在唱歌并对生活充满欢欣。这可不是好兆头，真的不是好兆头。
当她已经吸完尘，正准备完成擦窗户的英雄壮举时，电话铃响了，是季马·扎哈洛夫打来的。
“你在干什么？”他笑嘻嘻地问。
“在做家务。”
“你还要干很久吗？”
“就看想不想干了。我可以马上结束，也可以一直干到晚上。干吗，有事吗？”
“想求你允许我到你家坐坐。得好好谈谈。”
“那你就求吧。”娜斯佳答应了。
“我请求。”
“我允许了。你可开车来，本该如此。”她故作宽厚地答应着，并且哈哈笑了起来。
大约过了四十分钟以后，季马手捧一只大蛋糕来了。
“谢谢。”娜斯佳一边道谢，一边接过这个带有鲜艳图案的大盒子。
“这不是送你的，而是要送给成为你丈夫的那位非凡的幸运教授的。”扎哈洛夫一边脱鞋，一边回答。
“那只能扫你的兴了，教授不在家。”
“可他总归会回来的吧？”
“恐怕不回来了。”
“那是为什么？”德米特里注意地看了她一眼，“你们怎么了？吵架了？不过，对不起，这不关我事。”
“这确实不关你的事，”娜斯佳说，“因此我把这个蛋糕拿到厨房，烧壶茶，我们可以痛痛快快品尝这块甜点精品。”
“等等。”
季马拉住娜斯佳的手，让她转身面对自己。
“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是要干预别人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们确实是吵架了，那么我最好还是离开这里。”
“你不是要和我谈谈吗？”娜斯佳有些讥讽地提醒他。
“谈话即使是在大街上也无妨。对这种事情我太清楚不过了，事情往往是这样，丈夫和妻子吵架而出走，过后当他回来时，发现自己家里有别的男人。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这个男人是谁，是亲戚、同事、邻居，还是儿时的朋友，都无济于事。我自已经历过这种事儿，所以一清二楚。处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想不这么想——婊子！我刚出门，她就已经勾搭上了别人，难怪总埋怨我，寻找同情。她甚至可能是有意找碴儿和我吵架，好把我赶走——的男人还没有生出来呢。总之，阿霞，哪怕你的教授回来的可能性只有一丁点，我想我还是走。我们还是开车找个什么地方，哪怕是到索柯尔尼克公园，到那儿去散散步，谈一谈呢。”
“他是不会回来的，”娜斯佳小声说，“而且我也再不想谈这件事了。你就干脆相信我好了：他是不会回来的。”
“怎么，有这么严重吗？”季马同情地问。
“我已经说过：不再谈这件事了。”娜斯佳恼怒地重复了一遍，“我们去厨房吧，我把茶烧上。”
她对不得不向季马讲与丈夫吵架的事感到有些不快，可是不知怎么话就说到那儿了，不讲也不行，否则就得撒谎。本来可以编个谎，比如说他出差了。但娜斯佳确信，即使是最无害的谎言也能把人置于极为尴尬的境地。比如说，万一此时有人给阿列克赛打电话，那么就不得不当着扎哈洛夫的面，告诉打电话的人，说阿列克赛在茹科夫斯基街。或者还有其他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妈妈和继父突然来了。这样的事他们碰到过，尽管次数很少。但是要知道，这类不易发生因而不被人注意的事情往往就会在最不恰当的时候发生。
“这么说，你这是在守活寡了。”德米特里说。他环顾了一下厨房，在餐桌旁比较舒适的位置坐下，“你们经常这样吗？”
“这是第一次，”娜斯佳叹了口气说，“季马，我已求过你不要再提此事了。”
“可是，阿娜斯塔霞，和你在一起真是太难了。不管说什么、问什么，总是要碰到你禁止讨论的话题范围。不能提到丈夫，不许讲我们浪漫的过去，不能涉及性。可是你让我们说什么？”
“可以说说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她笑了，“关于她可以随便说，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地说。”
“好吧，那我们就谈谈尤丽娅。我在‘格兰特’侦探所里稍稍刺探了一下，那里有一个小伙子我很不喜欢。”
“是谁？”
“问题就在这儿，正如同《黑桃皇后》中小有名气的格尔曼所唱的，我不知道他姓甚名谁。”
“既然如此，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你可以去打听吗？”
“阿霞，事情没那么简单。我在这个侦探所里已经出现得太频繁了，那儿本应没我什么事。如果我判断正确的话，这个小伙子已经明白我伸长鼻子到那儿是冲他去的。也就是说，我再不能到那儿去了。我没必要给你讲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每个侦探都能凭心灵感觉得到什么时候该从他所侦查的团伙中开溜。这是一种感觉，仅此而已。总之，情况就是这样。今天我想从远处把这个小伙子指给你，以后你用自己的方式和手段去查他吧。而我要溜到一边，否则就只能坏事。”
“好吧，”娜斯佳同意了，“你把他指给我。可是他怎么让你这么不喜欢呢？”
“我完全是偶然地发现他在翻侦探所主任的卡片。平时只有帕什卡才能接近这些卡片，你大概能记得他，我们去过他那里，就是那个令人讨厌的一头金发的家伙。”
“我记得。”她点了点头，往怀子里倒着咖啡。
“帕什卡给我看了这些卡片，并且告诉我，那里记载着侦探所和雇主签署的所有合同的情况。因为侦探这一行的原则就是要绝对保密，‘格兰特’每个具体办事员都只知道他所承担工作的雇佣合同的情况。各种谣传都是禁止的，我指的是议论别人的事情。只有帕什卡能接触到这些卡片。除他之外，别人都没钥匙。而他自己的办公室他并未特别加锁，所有的秘密文件都放在铁皮保险柜中，这些卡片也放在那里。其他东西都是公开的，供大家查阅。就算他外出一整天，他也从来不关门。而且当所有房间都不空闲的情况下，甚至还允许别人用他的办公室接待客户。简言之，我昨天在事先没有通知而且没有任何事由的情况下去了那里，好像是正巧路过而想起上次把打火机忘在了帕沙的桌子上吧。我来到主任办公室，尽量不惹人注意地悄悄推开门，却看到了‘出乎意外’系列组画中非常美妙的一幅。小伙子吓得要死，脸都白了。而我却像所有模范话剧院的大演员一样，不好意思地道了歉，说着有关打火机的谎话，并很快在桌子上找到了打火机，然后马上就开溜了，以免打草惊蛇。我装作没有什么特殊的发现，而实际上打开的卡片盒就在那人身边放着。因此，我既不能向别人打听他的名字，也不能在那里等帕沙。不能再惊吓这小伙子了，你明白吗？如果我在较显眼的时候再出现在侦探所，他就会惊恐异常，怕我把这事告诉帕沙，怕我问他拿卡片盒干了什么勾当。”
“这我明白。”
蛋糕很新鲜也很柔软，所以，娜斯佳费了很长时间，希望在她所有的刀于中，能选一把比较锋利的。可是她家里现有最锋利的刀子还是不够快。她刚一动刀，蛋糕表面浇的糖皮马上就出现裂缝，切出的块很不均匀。
“对不起。”她一边把一块切好的蛋糕放到季马的盘子里，一边道歉，“我的水平就这样。”
“算了。”他宽厚地笑了笑说，“反正到肚子里都揉成一团了。但是一般来说，从你家里这些怪物似的刀子来看，你这个主妇可不怎么样。真不知道你丈夫怎么容忍你的。”
“这不已经不再容忍了？”娜斯佳突然恼怒地顶了他一句，“我已经一再请你不要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