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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侦科工作的这些年中，她有机会看到许多死了亲人的人。这些人的表现各各不同。有的人僵直呆立如石化了一般，有的人犯起了歇斯底里，还有些人尽量保持自制力。但像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这样的人，对娜斯佳来说，是极其罕见的一种。手扪心口说实话，可以说是根本就没见到过。
鲍里斯·戈托夫齐茨被吓坏了。而且，他的恐惧是如此强烈、如此明显，以致他都感觉不到丧妻之痛。他连一分钟也不肯消停，连续不断地变换姿势，把手指弄得“啪啪”响，手里始终在把玩着个什么东西，而他的目光是内敛的。看起来他甚至并不怎么注意他的谈话对手。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您妻子的尸体是在奥斯特洛维佳诺夫街上被发现的。您知道她到那个区是干什么去了吗？”
“不知道。一般说，我甚个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那是在莫斯科城南，在‘孔科沃’地铁站旁边。那里还有一个大的商品市场。”
“不知道。说不定她是到市场买什么东西去的吧……”
“在她留下的物品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新买的，就只有一个提包。这条街上有没有您的熟人或亲戚？”
“我不是说过我不知道吗？你们到底要我重复多少遍呢！”
“需要多少遍，就重复多少遍。”列斯尼科夫突然语气严厉地说道。
娜斯佳责备地瞥了他一眼。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人的妻子被人杀死了，他的反应当然不可能那么适当。对于一个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即使他表现得无耻、粗鲁、愚蠢或记忆欠佳，都是可以原谅的。但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是如此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中，以至于根本未发觉侦查员态度严厉。
“请您尽量详细谈一谈昨天的情况。您和尤丽娅·戈托夫齐茨到过哪儿，做过什么事？你们到过哪儿，谁给你们打过电话，电话里又说过些什么？”
“一切都跟平常一样。我们和每天一样，7点半起床。吃过早饭，聊了会儿天……聊的是……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没发生任何异常。10点钟我开始接诊，尤丽娅回到自己房间准备她在杜马发言的讲稿。随后，大约在2点，我们吃了午饭，下午4点又有人来咨询。病人离开时，尤丽娅已经不在家了。从那以后就再没见到过她。喏……”
戈托夫齐茨又把指头弄得“啪啪”响，并且掉转身子。
“早上接诊时有人给您打过电话吗？”娜斯佳问。
“不记得了。我的办公室有电话，可是，在我和病人谈话时，通常我的电话总是挂断的。这一点你们能理解吧。”
“是啊，是啊，当然啦，”她急忙表示赞同，“那你们的另一部电话呢？”
“卧室和厨房里各有一部。可平常在我接诊时，尤丽娅总是把电话音量调到最低档，不让电话铃声传到办公室去，她甚至在屋里走动时都蹑手蹑脚的。在谈话过程中只应有我和我的病人。整个世界里只有两个人。你们明白吗？如果病人感到身边有第三者在，会妨碍他谈话。任何无关的嘈杂声都不应有。”
“这么说，您也不知道，在10点到2点之间，是否有人给您或您的妻子打过电话？”
“有人给我打过电话……我已记不大清楚了。尤丽娅总是把要转告的话记在纸上，在接诊后转给我。”
“这么说，昨天吃午饭时，她向您报告过什么人给您打过电话？”伊戈尔追问道。
“是的，是这样。”
“至于谁给她本人打过电话，她没说吗？”
“我不记得了。或许吧……我没认真听。”
“为什么？”
这个问题再普通不过了，但心理医生却没回答，只是含糊地耸了耸肩。
“吃午饭的时候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告没告诉您她下午的计划？”
“没有……好像没有……我没在意。”
“您当时有心事，心神不安？”
“我？不。您此话怎讲？”
“这么说，您平常就不怎么认真听您妻子的话了？”
这话从列斯尼科夫方面说当然显得有些唐突，可这一情况毕竟有必要了解清楚。也许这个家庭里关系并非那么和睦？而国家杜马议员被杀也不是政治性案件，而是一件十分普通的日常生活案件？
戈托夫齐茨把目光转向列斯尼科夫，眼神突然变得专注而又尖锐。
“您这么说该不会是有所暗示吧。我和您，伊戈尔·瓦连金诺维奇，已经打过交道，在小偷撬门溜进我家那次。我想您一定还记得这件事吧。当然，撬窃事实本身使我不得安宁，尽管什么东西也没丢。可这件事使我很不安。”
如今坐在娜斯佳对面的，完全是另外一个全身紧张而又严肃的人。也是，他居然想得起列斯尼科夫的名字，但娜斯佳记得很清楚，这一次伊戈尔根本就没对他说出自己的名字和父称。他只说“列斯尼科夫中尉”和“卡敏斯卡娅少校”。
“你妻子是否也对撬窃的事很不安？”娜斯佳问道。
“是的。”
话说得很肯定，但不知为何似乎不大确信似的。
“您家里有没有属于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文件和证明？”
“当然有。”
“能让我们看一看吗？”
戈托夫齐茨疾速从他坐的椅上站起来。娜斯佳直到此时才注意到他的相貌：一个身材高大的美男子，刚过四十多岁的样子，头发浓密，梳理得十分整洁，脸上的线条粗犷严峻。可是，不知怎么显得神经过敏，使他看上去矮小萎琐而又忙忙叨叨。而且，娜斯佳必须克制自己不看他的秃顶。“要知道这可太奇怪了，”她暗自笑道，“为了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出一种与其真实现实无任何共同之处的外部形象，别的演员会情愿献出自己的半生的。也是，心理状态对一个人外貌的影响有多大呀！如不是亲眼见到的话，连我也不会相信的。”
“拿到这儿来还是就在原地看？”
“就在原地看吧。”伊戈尔道。
死者的文件在客厅柜橱的小抽屉里。戈托夫齐茨默默取出文件放在沙发上。
“请看吧。”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平常在家时在哪儿办公呢？”伊戈尔问。
“这要看是什么时候了。如果我在接诊，她就在远离办公室的卧室里，这我告诉过你们……”
“是啊，是啊，”列斯尼科夫连忙点头道，“其余时间呢？”
“在这个客厅或是厨房里。”
“这么说，卧室和厨房里也可能有部分文件？”
“可能吧。看一看？”
“请。”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丢下两人走了出去。
“您是怎么想的，打算就在这儿把所有文件都看了？”列斯尼科夫怀疑地问。
“当然不，得带走。但第一次看得有主人在场。或许需要他解释一番。有什么必要以后每过5分钟就把他拽到电话机前来呢！”
“你疯啦！”他惊叹道，“这儿的工作够两天干的了。”
“别夸大其词。”娜斯佳蹙着眉头端起一个硬塑文件夹，“今天先快速大致分一下类就走。你不是有急事吧？”
“孩子病了，老婆急得很，好几天没合眼。要我哪怕回家那么一次，好让她喘口气儿。”
“那你走吧。我一个人对付得了。真的，伊戈尔，走吧，放心，尊敬的心理医生不会把我给吃了的。”
“可万一是他把自己的妻子……啊？你就不怕与凶手面对面？”
“瞧您说的！”娜斯佳扑哧一声乐了，“第一，这样的场合我已多次经历过了。目前还皮毛未损。第二，即使他真的是凶手，那也几乎可以肯定，促使他杀人的原因不在这些文件里。因此，在我翻寻他妻子的文件时，我对他是不会构成危险的，因为我正在搞的调查不会对路。在这件事上，他是我的第一个朋友和可靠的助手。”
列斯尼科夫瞥了一眼手表。
“7点半了，我走你真的不生气？”
“是的，不生气，真的。快走吧，明天见。”
厨房里传来移动椅子的声音和壁柜门“劈啪”的开合声。
“去看看他在那儿究竟在翻找什么。”娜斯佳小声说道。
伊戈尔哧溜一下走出房间。的确，怎么可以让主人一个人呆着呢。你怎能知道，他打算交给刑侦科侦查员的，是被杀死的妻子的全部文件吗？或许他还想隐瞒点什么呢？
响起了椅子倒地的“劈啪”声，娜斯佳吓了一跳，连忙跑进厨房。地板上乱堆着文件夹、单张的纸和翻倒的凳子，房主人一声不吭垂手站在地上，看样子对所发生的事似乎感到莫名其妙。
“我来帮帮您，”娜斯佳俯下身去开始拾文件，“伊戈尔，你走吧，我俩能行。”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蹲在她身边，却连一份文件也不捡，就只是看着娜斯佳，等她把所有文件都捡起来，列斯尼科夫身后的门“啪哒”响了，但主人连动都不动一下。
“请您原谅，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理解，您会觉得我在此时此地讯问您不合适。而且，一般说我的在场也会使您感到窘迫。可我们得破这个案子，因此，很遗憾，您还必须得在一定时间内容忍我们对您生活的打扰。”她尽可能委婉地说道。
“需要多长时间？”戈托夫齐茨问。
“我想不会很长，可这事难以预料。要看我们是否走运了。”
他慢慢站了起来，把翻倒在地的凳子扶正，坐直了。
“我们就在这儿谈一会儿。您不反对吧？”
“好吧。您要点茶？”娜斯佳问。
“好的，谢谢。”
她打开电热壶，就势环顾了一下。厨房很漂亮、很宽敞，墙上嵌着家具，是严丝合缝按照墙的尺寸做的。娜斯佳打开橱门取茶糖，一眼看出，这壁橱不是用整个木头，而是用薄板条做的。换句话说，家具很不错，可还不是最贵重的。大概值六七千美金吧。整木做的家具比这贵得多，大约两万，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这家透着富足气息，但还不算讲究和排场。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想您所遭遇的不幸能够告诉我您的心情了。可我总觉得似乎还有些别的什么。难道是我错了吗？”
戈托夫齐茨抬起浑浊的、再次转向其内心的眼睛望着她，随后吃力地懦动着嘴唇说：
“不，您没有错。可如果我告诉您究竟是什么使我不安的话，您一定会以为我疯了。我不愿意这样。”
“可毕竟……”
“您要我说？”
“是的，我要。”娜斯佳坚定地说。
“我觉得我就要疯了。”
他停顿了一下，或许是在等待对方回答。见对方不说话，便又重复道：
“我觉得我就要疯了。”
“您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我有迫害狂症状。这是精神极度压抑的标志。”
“我们来通俗点儿，好吗？您精神压抑有什么表现吗？”
“我总觉得有人在监视我，觉得我不在家时总有外人进来翻寻我的东西和文件。凭理智我也懂得这是不可能的，可又总是能找到能证明这一点的各式各样的证据。大概，或许正是为此，｜Qī＋shū＋ωǎng｜无怪乎人们都说，经常和精神失常者打交道的人，或迟或早，自己也会变得和病人一样的。我身上发生的恰好就是这样。”
“妙极了，”娜斯佳不无惊恐地想道，“马上就能判明他有心理疾患，在急遽心理病态状态下完全有可能杀死自己心爱的妻子。可我这个白痴，居然会把伊戈尔放跑了，而和他面面相觑。哎，卡敏斯卡娅，瞧您做的好事吧！生活什么都没教会你。”
“让我们按顺序说，”她尽量冷静地说，“有人在监视您这种感觉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发现我身边总有同样一些人在跟踪我，在各种地方，在城里的各个角落。”
“不同的人还是同一个人？”
“不同的人。至少有三个。或许四个。”
“您相信自己没有弄错？您能认得出他们吗？彼此相似的人有很多，您信不信？”
“我对人的相貌有良好的记忆力。我看得很清楚，尽管穿的衣服不一样，可面孔是一样的。”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可要知道这种现象是绝对可以解释的，您别忘了，前不久还有人想偷盗您的家呢。您能肯定您什么也没丢吗？这说明窃贼没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他们没来得及在预定时间内找到，所以，只得藏起来。可既然他们没找到，所以，他们还会继续尝试的，因此，他们监视您这是很自然的，他们想知道您什么时候不在家，好采取下一步行动。您觉得这种解释合理吗？”
戈托夫齐茨更加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至少，他的眼神已经不像几分钟前那么浑浊了。
“这么说您认为有人真的是在监视我？”
“当然啦。这再清楚不过了。”
“您想说这不是臆语？不是狂躁症？”
“我想不是，”娜斯佳撒谎道，其实她根本不相信这一点，“如果我的解释您觉得满意的话，我们就得回到撬窃这件事上来。罪犯在您家里翻找什么东西呢？”
“可我已经告诉过伊戈尔·瓦连金诺维奇，我不知道。打破脑袋也想不起来。”
“您绝对肯定什么东西也没丢？”
“绝对。”
戈托夫齐茨急躁起来，刹那间，娜斯佳真的感到恐惧。如果他真的是个疯子，那该如何是好？他马上就会发狂，抓起刀子把她大卸八块，好在刀子就挂在她身边，一伸手就能抓到。不，不能冒险。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有敌人吗？”她把谈话转到另一个方面。
“敌人？”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嗫嚅道。
“是啊。嫉妒者、不怀好意的人，或受过她的气的人，一切对她不怀好意的人。”
“她是个记者……您应能理解，任何记者都肯定有敌人。就是他对之写过公正报道的人也一样。尤丽娅的笔锋很尖锐，风格很尖刻，我想她得罪过的人肯定很多。莫非人们就是为此而把她杀死的？我有点不敢相信，人们会为了记者所发表的文字而把他们杀死。”
“记者和您我一样也是人。随便以什么理由都可能导致杀人，记者被杀完全不非得是因为他们写了东西的缘故。而您的妻子同时还是一位议员。她没对您讲过议员群中有过什么冲突的事吗？”
“噢，没有……可我并不十分了解。可如果情形十分严重的话，我肯定能记住那么一件两件事的。尤丽娅，您没看见吗……她是个……很有韧性的人，如果您能理解我所指的是什么就好了。无论咬住什么都不撒嘴，同一句话总是叨叨个没完。情况愈严重，她的话也愈多……讲呀讲……是的……请您原谅……”
他在片刻之间闭上了眼睛，随后又睁开了。
“总之，我肯定会记得的。”
“好吧，既然这样，那就请您帮我整理一下她的文件吧。我不再用说话来折磨您了，您今天大概已经把所有这一切都告诉给侦查员了吧？”
“没有，我不和侦查员说这些。”
“那是为什么？”娜斯佳惊奇地问。
“是这样，他让我明天去一趟。您知道我和他是在太平间认尸体时见的面，他问我尤丽娅昨天什么时候到哪儿去过，我晚上是在哪儿过的。或许我的样子非常糟糕，因为他对我动了怜悯之心，说明天再来问我。”
娜斯佳暗自笑了。侦查员格梅里亚是个好人，可平常并不以同情受害者见长。他不过是个多子女的父亲，爱不够自己膝下那四个孩子，而总是把自己的家务看得比公务更重。他甚至及时从刑侦科调到侦查处，因为不愿冒险，不愿（呸呸，莫遭毒眼）让妻子成寡妇，要孩子做孤儿。的确，在如今这个快乐祥和的年代，侦查工作并不比侦探工作更少危险性，但格梅里亚不知怎么觉得这样心绪能更平静一些。也许正是为此，由于他急着看孩子、回家，急着参加家长会，于是，才只同死者丈夫潦草地聊了一会儿就完事儿，的确，他是有不对的地方。
在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帮助下，她在一小时里把死者的文件分了类，大致把它们分成“个人”、“家庭”、“记者”和“议员”几大类，分完就走了，丢下戈托夫齐茨独自悲伤。
“奇怪，”在人挤得满满的地铁车厢里颠簸时，她想，“我在他家里呆了这么长时间，而在此期间电话居然连一次也没响。没朋友和亲戚，也没病人打电话安慰，表示同情。总之，没一个人这样做。莫不是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掐断了电话，以免干扰？”
走到自己家门前时，娜斯佳忽然涌起一个胆怯的想法：如果列什卡不在家就好了。这一念头刚一出现，她就被吓了一跳。难道她两年前做出的结婚决定错了？难道说婚礼刚过了才两年，她就明白，她根本不需要什么丈大，甚至像阿列克赛这么出色的丈夫也不需要了？不，不，让这样的想法滚蛋吧。这样的念头无权闯入她的头脑。列什卡最好、最聪明、最宽容、最善良，是最关心人的丈夫。
她感到自己这是在强迫自己相信，然而，当她推开家门，看见屋里的灯光时，便感到万分失望。丈夫在家。还得和他交流。自己得说点什么，听听他回答什么问题……或许全部问题仅在于，一般来说她谁都不需要？列沙是好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