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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拉，不行，”她坚决地说，“快把这个念头打消。”
“你怎么了，娜斯佳？我们会很顺手的，连根毫毛都伤不着。”
“说了，不行。千万要那么做，不然到死我们都不能原谅自己”。
“算了吧，你，”尤拉失望地挥了挥手，“你总是在飞的时候把翅膀折断。你今天脾气很糟，不太讨人喜欢，你去睡一觉，明天我们再谈。”
塔姬雅娜不慌不忙走出妇科诊所，她今天已经是第三次来这了。她步履艰难，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表情忧愁痛苦。坐地铁下车，她又换乘公共汽车。汽车站离家很远，塔姬雅娜慢慢走着，贪婪地呼吸着充满温暖的春天气息的空气。“新区的惟一优势，”她想，“有害气体比莫斯科中心少，虽然也能吸到一些。”快走到商店时，她更放慢了脚步，想是不是要买点东西回家。好像冰箱里满满的，所有必备食品都有。但要是漏掉了什么呢？偏偏又是某种好吃诱人的东西呢？怀孕期间，塔姬雅娜被突如其来的想吃到某种美味的渴望折磨着，一忽儿想吃海带沙拉——虽然过去吃过两次并不觉得可口；一忽儿——就像前不久——馋冰激凌馋得要命，平时她可对它敬而远之。
她走进商店，几乎一下就看到了那个目光善良的记者。现在她记住了他的姓——卢托夫。他正在奶品部买酸奶和布丁。塔姬雅娜决定不跟他打招呼，就停在靠门口的柜台旁。
“塔姬雅娜。”她听到了他的声音。
培姬雅娜回转身，礼貌地笑着。
“您好。您又来看望母亲？”
“是呀。我常在她这过夜。真让人感到惊奇，过去从没在这碰到您。您还好吧？”
“不太好，”她发愁地叹了口气，“健康出了问题。”
“您到底怎么了？”他同情地说，“病情很严重吗？”
“我担心出事。您知道吗？我这样年龄第一次生孩子是很危险的。况且又是超重，心脏不好。医生嘱咐我多加小心，情绪一旦稍有波动就会致命。简而言之，重重厄运降临到了我头上。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
“好了，好了，塔姬雅娜，”卢托夫温柔地安慰她，“别那么说。顺便问一句，您考没考虑我的建议？”
“我……您知道，我不知怎么对这件事不太上心。我身体状况很糟，全部心思又放在孩子身上。对不起，我并不想伤害您。”
“看您说的哪的话，”他友善地微笑着，“您要原谅我才对。您处在这种状况下，我还拿这些无聊的小事来烦您。您大概需要找一个好医生吧？我可以帮忙，我在医院有关系。”
“噢，不，谢谢您，我有这样的医生。但即使他也说对我的心脏无能为力。我得加倍小心，不能闹情绪，不能哭，不能神经质。反正不小心谨慎，就得死掉。”
她迅速掉转身，向出口走去。卢托夫没有追上去。
“我们有个好消息：塔姬雅娜面临着失去孩子的危险。所以我们只需做点手脚，就能促成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
“要是那样，就不用费力了，静等事态发展吧。”
“假如没有自然而然发生呢？突然她很顽强地顺利分娩呢？医生说她千万不能激动，发神经，受到惊吓。生活充满了意外，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能发生意外——惊吓到她或使她心情不好。她的状况会很糟，头晕，心脏病发作。这时就会出现一个带着注射器和药的医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盯住她。”
“好呀，你还指手画脚。头不在，你觉得自己有权了？过两天他回来就会对你发号施令的。”
“那可要好几天，亲爱的，不会太早。既然我现在说了算，你放老实点，照我的命令办，一个钟头后让医生带上药做好准备。至少三个人，三班倒，不能掉以轻心。在塔姬雅娜家附近昼夜监视。她一出门，就寸步不离跟上她。你们要是错过机会，我把你们的脑袋拧下来。”
今天娜斯佳总算在莫斯科自己的住宅过了一夜。公公的病情稳定了，挪到了普通病房，不允许昼夜看护，再说也没这个必要。
娜斯佳觉得房子像废弃没人住的，很陌生，特别是与刚刚修葺一新、窗明几净的斯塔索夫的家相比。“有什么办法，”她想，
“斯塔索夫有两个得力的家庭主妇，而这个家里只有她一个，既懒，工作又得从早忙到晚。可是这并不能算做理由，我确实做得很不像样。”
没有东西做晚饭——她已经一周多没在家住了，什么吃的也没买，而冰箱里剩的，要么过期了，要么能用也不卫生。油，色拉油，柠檬，像通常所说的，熬不了粥。“博士肠”残骸痛苦和孤独地抽搐着，甚至有些发绿，满脸愤懑，怪没人及时吃掉它。惟一可做的就是用凝乳熬养麦粥了。列沙怎么教她的了？好像热水和养麦的比例是二比一，用小火煮。好吧，我来试试看，可不要饿死呀。
把水坐到炉子上，娜斯佳进房里换衣服。她还没来得及脱下羊毛衫，电话铃就急促地响了起来。原来是她的大学女友打来的。她们很少通话，但这些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女友列娜嫁给一个出色的律师，但娜斯佳不认识他，也没同他见过面。
“娜斯佳，对不起，我没提前跟你打招呼。我需要你的帮助，”她说，“你还在刑侦处工作吗？”
“还没被赶走，”娜斯佳笑着说，“你遇到什么难题了？”
“我需要找一个人，你能帮忙吗？”
“要着你找他的原因。”娜斯佳谨慎地回答。
她不喜欢这样的请求，因为她知道即使最好的朋友也会以这种方式使你陷入复杂的境地。
“这……不，不是这样。我不想说……”
列娜不吭声了，娜斯佳觉得她好像在哽咽。
“怎么回事，列娜？”她惊慌地问，“你在哭吗？”
“瓦吉克死了。”女友在话筒里痛哭失声。
瓦吉克？这是谁？啊，对了，这是她的丈夫，娜斯佳想起来了。那可真不幸！
“请原谅我，”列娜尽力止住哭泣，继续说，“我不想对你说，一说我就想哭；但不说你又不会明白。”
“没关系，不要道歉。他是怎么死的？”
“汽车……他失事了……车毁人亡。现在，对不起……”
话筒里传来抽泣声，深深的叹气声。
“好了，”列娜已经平静些了，“我好了，从出事，每次都这样，一说到它，就会流泪。怎么能不说呢？给他打来的电话，我能怎么回答呢？说他出去买面包了？好了，别烦你了。总之，这是一场恶梦，但我挺过来了。瓦吉克随身带的材料也一起烧毁了，但家里还有一些。不全，但毕竟还有一些。他在‘戈尔什泰因股东集团’律师事务所工作。他们和国外合作伙伴经常有业务往来，瓦吉克没能办完的案子显然转交给了伙伴。但有些任务他是单独接的，独自完成的，瞒着所里，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这和你要找的人有什么关系？”
“完成这些任务的酬金很高，因为保密性极高。而我现在手头拮据……我决定做瓦吉克没来得及做完的事。我指的是这些保密的任务。我好歹是个学法律的，干吗不试试呢。于是我钻进他的材料堆，找到一张寻找居住在俄罗斯的继承人的定单。他的确没完成定单。我想借助你的帮助……这没有一点坏处，是吧？”
“是的，”娜斯佳同意她的看法，“一切都很合理。那为什么你断定你丈夫没完成这定单？我和你动用我们全部的聪明才智，找到一大群有关的人，突然却发现这个信息毫无用处，因为瓦吉克已经找到了继承人，并得到了酬金。”
“不会的，我敢肯定。他完成的定单都封好在档案袋里——他是个非常有条理的人，每张纸都放得很整齐。我找到的那些纸张放在档案袋里，是当前要处理的，还没有封。怎么样，娜斯佳？你知道，钱可是很有用的。”
“那当然了，列娜，没有钱太难过了。你说，都有了哪些情报。”
边用肩夹着电话筒，娜斯佳边认真记录女友口述的话，并随时补充一句，她明天应给谁打电话，应去哪，才能尽快找到多年前离开莫斯科的那个人的亲属。
放下话筒，她来到厨房，糟糕地发现做养麦粥的水快烧干了。她重重地吁口气，只好从头再来。往锅里倒上水，这次比上次多，坐在火上，就去洗淋浴了。
任热水起劲地冲洗，她咀嚼着列娜说的话，多么奇怪的人啊！差不多世纪初，还是在革命前，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带离了俄罗斯，躲开了布尔什维克的进攻，不想与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亲戚有来往；在西方成了一个大企业家。积攒了大笔财产，九十二岁的高龄就要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时，突然在弥留之际想起儿时的玩伴是同一曾祖的兄弟，是同龄人——他依稀记得好像是同龄人。兄弟留在俄罗斯——因为不赞同亲戚对历史前景的悲观看法，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据我们所知，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九十二岁高龄的加籍俄人德姆科韦茨被儿时兄弟的回忆熬煎着。同时一大群亲戚聚集在他的床榻前，准备瓜分他的遗产。不知为什么他极其厌恶他们，他对所有人直言不讳地说，他想着他们，就遗赠给他们一点点（维持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其余的留给俄罗斯的曾祖兄弟的后代或他自己，如果他死不了的话。当然怀疑警察在其临死时会做出蠢事，但医院没有证实这点，亲戚没有及时出手，结果遗嘱已定好了。不得不履行死者的遗愿。假如俄罗斯继承人在死者死后一年仍没找到，那么所有遗产将留给加拿大的继承人。遗嘱做了这样的规定。并且，明智的德姆科韦茨，预见到寻找兄弟一家的重重阻碍，专门在遗嘱中指出，他的律师找到俄罗斯继承人，就会得到一大笔酬金。老人希望律师把地球翻个遍，不要在太阳下打盹。
这些律师求助列娜的丈夫共同寻找，答应给一笔可观的奖金。如果列娜赚到这笔钱，而几百万美元的好运又落到那个俄罗斯继承人身上，这有什么不好呢？皆大欢喜。当然，除了加拿大的亲戚之外。
沉浸在自己想法里的娜斯佳又忘了熬粥的那点水。突然想起后她吃了一惊，痉挛地用长绒手中搽干身子，披上睡衣，冲进厨房。水早已经开了，但幸好还剩下很多。
她好不容易等到粥熬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娜斯佳美美地喝粥填饱了肚子，钻进被窝，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醒来后她有种奇怪的感觉。她一点也记不起都梦见了些什么但却有一种感觉……无法说得清。常见到这句话“她感应到了”。你读到这句话，会觉得是骗傻瓜的神话故事，可现在娜斯佳觉得这却在她身上应验了。她感应到了。
这她连想都不敢想。
“没有的事。”洗漱时，她使自己确信。
“这不可能。”她想。她手里拿着颤动着的、发出震耳嗡嗡声的咖啡磨。
“这是我的幻觉。”她往咖啡磨里加着水。
“这是偶然，仅仅是一种巧合。”把香啧啧的咖啡倒人了陶瓷杯子。
“命运不会送来这么好的礼物，这简直太容易了。”吞下两口热乎乎的咖啡，她无精打采的身体为之一振。
“应当得到命运的赏赐。而我却没得到过。”吸完早起的第一支烟，她舒服地使劲伸了第一个懒腰。
“我干吗这么苦恼呀？”她大声地说，从自己的声音里她感到了信心，“应当先检验再确定。就这么办。”
伊拉已经忧伤两天了，房间里再也听不见她银铃般的嗓音。她一字不落地听塔姬雅娜和斯塔索夫讲完未婚夫的诡秘行径。这个打击使她难以承受。
“为什么你们两个都认为他是故意诽谤斯塔索夫呢？”伊拉擦拭着不断涌出的泪水，说，“他只是认错人了。这种情况每个人都可能碰到。”
“伊拉，他没认错人。我的衣服和丽塔的西装他描述得一点不差。在饭店见到有人跟我面貌相仿，又是和一个长得很像玛格丽特的女人在一起，并且穿的衣服也说得一点不差，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这样的巧合，”斯塔索夫大概是第二十次耐心地对她说，“我知道你很喜欢他，你爱他，但有什么办法，孩子，应当面对现实。他今天给你打电话了吗？”
“打了。”伊拉抽泣着。
“约你了？”
“没有。他有事离开几天。”
“你可以相信他再不会给你来电话了，”塔姬雅娜插嘴，“你有他的电话吗？”
“没有。”
“他姓什么，你当然也不会知道了。”
伊拉心情压抑，默默不语。塔姬雅娜知道自己的亲戚在想什么。我们都是事后聪明。如果这个人每天都陪着你，干吗要给你电话呢？如果他含情脉脉地望着你的眼睛，献上一束束名贵的鲜花，带你去豪华饭店，向你求婚，承诺去迈阿密度假，干吗要知道他的姓氏？突如其来的幸福会使人感到飞上了九重天，连自己姓什么都会忘得一干二净。伊拉又那么痴情……那么忠贞。真不忍心看着她痛苦。
“听我说，娜斯佳要介绍男友的事怎么样了？”当伊拉出屋的时候，斯塔索夫小声地问。
“她要把米沙介绍给伊拉，”她说，“米沙小伙子不错，是单身，人聪明，外表又帅。你是不是觉得应该让伊拉解脱出来？”
“唔……能不能使她走出低谷，试试总可以的，”斯塔索夫含糊地答道，“万一他们很合得来呢？”
秘密商谈被打断了——伊拉走了进来。她无力地坐在电视前，开始不断地“在频道上跑马”。塔姬雅娜最不能容忍她的这个坏习惯，但今天也耐着性子，什么也没说。
“莉丽娅好吗？”伊拉突然问，眼睛仍盯着屏幕，恰好电视上正播放又一轮德克萨斯式的审判。
“她很好。”斯塔索夫说。
“你们要去海边吧？”
“当然，我已经答应她了。”
“玛格丽特也一同去吗？”
“不，她不和我们去。”
“难道她真的会为了什么西装去打小孩子的主意？这我不能理解。”
“伊拉，别把她和你比较。玛格丽特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她善于社交，经常在电影圈里混，对于她来说，一千美元的西装好比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她的成功、她的身价。——她从来没给自己买过这么贵重的西服。但请你相信，她没料到莉丽娅哭得那么凶。她以为女儿只不过是在生闷气，想常见到我。当莉丽娅开始无休无止地号啕大哭，玛格丽特也不知所措。可没退路了——说出的话泼出的水；西服也已经挂在柜子里。上帝与她，玛格丽特同在，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不管怎么说，这太残酷了。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孩子，”伊拉仍按刚才的姿势坐着，说，“即使对一个大人也不能这样做。”
她又哭了起来。这次哭声很低，只是泪水如注。斯塔索夫和塔姬雅娜只能看到她的肩膀在耸动。他们没有安慰她。有什么用呢？她很痛楚，这很显然。但每个人的痛苦都应当自己去承受、去习惯、去克服。
他跟在她身后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塔姬雅娜，看来，的确身体很糟，因为一个多小时才走了不远，还不时坐在长凳上休息一会。在这个新区尾随她很困难，得保持一段距离。人不多，街道上还没有亭子和长椅，视野开阔。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塔姬雅娜很走运，马上需要救护，这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会第一个出现，成为附近惟一的一个医生。
塔姬雅娜停了下来，一只手扶着树，另一只手擦拭着额上渗出的虚汗。站了一会，又继续前行。他很欣赏这个拖着笨重身子的病歪歪的女人的顽强劲儿：尽管很虚弱，却仍坚持出来散步。
她走到拐角，拐了进去。这是她的老路线。他知道再往前是一条笔直的街道——不能走得太近了。应当等她再走远一些，免得被她发现。
他放慢脚步，这时从塔姬雅娜拐进的街道传来自远而近的马达轰鸣声，紧接着是刺耳的急刹车声和女人的尖叫声。他像箭一样冲向拐角。
他们等待的机会终于到了！塔姬雅娜双手捂着腹部跪在车道上。她前面停着一辆敞开车门的红色的“日古利”轿车。一个穿着紧绷得令人不可思议的弹力裤的女郎，朝塔姬雅娜弯着腰，好像要扶她起来。几个行人包围了出事地点，感叹着，摇着头。
他快步奔到跟前，推开女郎，伸手拉住塔吉雅娜的手腕。
“我是医生，”他尽可能让他的声音听上去使人信服，“发生了什么事？司机在哪儿？”
“我就是，”穿弹力裤的女郎尖声尖气地说，“这不能算到我头上，这里不限速——她想抢在我车前过马路……”
“车开得像发了疯！”旁观的人群中有人愤怒地说，“怎么不感到差耻！怕赶不上自己的葬礼呀？！”
“可这儿连个人行道都没有，”女司机为自己辩解，“我怎么知道她要过马路？”
女郎和行人对骂着。围观的人见没什么意思，没人送命，就悄悄地散去了。
“车伤着您了吗？”他摸着脉，很正规地问。脉搏还算正常，就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