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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办完事，去向局长汇报时，已经很晚了。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戈尔杰耶夫气咻咻地很紧张，虽然说起话来仍和往日一样平静，声音不大，但他的眼睛却灼灼有神，而他那副他不时用牙咬的眼镜框，也像是随时都会嘁里喳啦折断一般。
“你有什么事吗？”他简短地问道。
“想报告一下戈托夫齐茨议员被杀案的事。”
“说吧。”戈尔杰耶夫一点头说。
“她已经看出丈夫有点不太正常。在家里被盗后他心情很慌乱。于是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雇了私人侦探了解情况。”
“居然弄到这个地步了？她怀疑什么？”
“这我还不知道。确切地说，她还没把这一点告诉给私家侦探。任务是这样的：要他监视与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有交往的所有人，要他尽量弄清楚，她的丈夫是否参与了罪恶勾当。可她究竟指的是什么，就不知道了。也许她的确在检查她说的那些方面，也许是别的什么，可您知道最有趣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科洛布克咕哝道，“说吧。”
“在签合约时她就被预先告知，根据事务所的规定，如果在执行顾客任务的过程中，发现犯罪已经实施或正在准备实施的话，就必须把材料全部转送到法律保护机构。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完全同意这一条。她所提出的惟一条件是，这些材料或是由她亲手转交给我们，或是在‘格兰特’事务所侦探与警员交谈时，必须有她在场。”
“这的确很有意思。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是怎么想的？”
“万一突然发现她丈夫与某种坏事有牵联的话，她想与他拉开距离。她想要大家知道：她完全不知情，而当感到事情不妙时，是她第一个敲响了警钟，并且为弄清真相而雇了侦探。但她并不想对广大公众隐瞒这一真相。”
“真有你的，”上校咕哝道，“我也是这么想的。看来，她这位丈夫真有点背景，这么说，也许是他或他的帮手，嗅出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活动了，连忙封住了她的嘴。我记得，在帕莫琳娜·莫洛佐娃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那么，那个私家侦探找到什么了吗？”
“据他说没找到。他们根本还没来得及展开调查，总共只有十二个人，刚向顾客交了报价单。”
“他们是不是在撒谎？”
“这谁知道。或许是撒谎吧。总之，他们心里想什么，谁能看得清。可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这些帮凶是从哪儿得知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收集材料，并且找了私人侦探所的？我们只有两种推断，而这两种推断实质上是一个：或是‘格兰特’里有他们的内线，此人知道戈托夫奇茨与事务所签订了调查其丈夫交往圈的合约；或是某个有关者凑巧是个大笨蛋，他感到有人盯梢，惊慌了，于是，开始调查，是谁以及为什么，在他身后窥伺着他。于是，为了弄清这件事，还是得同‘格兰特’打交道。可以把这位知情人引出来，然后，盯他的‘梢’。了解一下他在‘格兰特’究竟是干什么的。但要了解与事务所订约的顾主的姓名，就只能找内部人员，找‘格兰特’里的人，您看呢？”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又不是小孩子，”戈尔杰耶夫阴郁地说，“你还有什么方案？”
“尤拉·科罗特科夫善于和议员们打交道，让他本人向您报告吧。我今天还没见到过他。”
“列斯尼科夫今天在于啥，我能知道吗？”
娜斯佳知道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今天几乎什么工作都不干，因为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生病的孩子身上了，所以，想找一个最圆滑的借口，可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没等她回话，便走到窗前，一声不吭，又把眼镜框塞进嘴里咬。
“必须干点什么，娜斯佳，”他最后终于说道，“我们的压力很大呀。”
“是哪方面的？”
“你是怎么想的？一桩电视工作者被杀案尚未破获，又出现了议员的尸体，这两件事都不值一提，应当彻底忘掉吗？明天，理事会要举办新闻发布会，那些记者和我们的上司，又该唧唧喳喳地碍我们的事儿了，说我们办事不力。你自己也知道，对我们自己的上司，我倒并不怎么担心，可要知道他们没准会对我们吹毛求疵的呀。必须准备好哪怕一个说法，可这说法就是找不到。我不想责备你，可要知道，对电视你根本就无可奈何。”
“我来不及，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娜斯佳暗自承认他说得对，幽怨地说道。
“大家全都来不及，”上校严厉地说，“可大家还都在干。你也要加把劲儿才成。可不要让我为难。”
“为什么让你为难？”她没明白。
“因为我看出，只要你在梅尔尼科夫手下工作，就不大自在。我不想推卸我的过失。当然，我可以安慰你的是，这对事业是很必要的，必须这么做，这么做合理，但你为此付出的太多。我的过错是这是我允许了的，我不想为自己辩解。可我不能总是一味对你宽容。打起精神来吧，不要再心不在焉的了，该好好干活儿了。我的话听见了吗，娜斯塔霞？”
“听见了。”娜斯佳低声道，“我会干好的。”
她感到害羞，害羞得很。科洛布克说得对，她不可原谅地放松自己了，变得委靡不振，慢慢腾腾，总是在寻找各种借口，以便能不和任何人交往，看不见任何人。或许她该看看医生去了？显然，在这件事后她的神经出问题了。医生，她极有可能需要看心理医生，或心理分析医师。归根结底，为什么就不呢？这既有益又使人愉悦呀。
“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让我做做戈托夫奇茨丈夫的工作吧。”
上校戴上眼镜，仔细端详着她。
“你还有别的想法吗？”
“他给人的印象是丢了魂。很为自己的心理是否健康而担心。他总觉得有人在监视他，把这当做是行将发疯的征兆。”
“那以后呢？你是不是认为，他就是在发疯状态下杀死妻子的？”
“不全是这样。精神病患者通常不会怀疑自己的健康。假使一个人开始怀疑，那就几乎可以肯定他没病。但戈托夫奇茨也完全有可能杀死妻子，而此刻又在为把不可调和的事搀和在一块儿而准备充分的理由。别人谁都不可能，而他却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如何伪装精神失常者。他完全有可能极为内行地做这件事，而不必等到逮捕，等到对他进行嗣后的法庭心理检测时，而是从一开头，即从我和列斯尼科夫开始介入时起，就装疯的。”
“那么私家侦探所呢？留待以后？”
“那倒不必，我们来同时做这两件事吧。如果丈夫是因为妻子开始调查他的第二重生活而把她给杀死的，那么，这就可以纳入同一类案件中去。可如果他杀死她与她的侦探活动完全无关的话，那么，无论如何这事反正也得调查清楚的。当然啦，这样一来，花在‘格兰特’事务所上的时间就白白浪费了，可不这样又不行，你说是吧？以上我们所做的任何一种工作，百分之九十五都不会有结果的。”
“你的兴奋是不是有点儿病态，”戈尔杰耶夫不满地嘟囔道，“一会儿抱怨来不及调查电视人被杀案，一会儿又说要同时调查戈托夫齐茨和私家侦探。玩得转吗？”
“不，”娜斯佳实实在在地笑了，说，“伊戈尔从一开始就对我说，他不喜欢戈托夫齐茨，而我却认为这不重要，我如今越来越认为我同样也不喜欢这个心理医生了。”
“不管喜不喜欢……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吗？”
“知道。‘睡吧，我的小美人儿’。”娜斯佳引用民间口头文学道。
“是呀，”戈尔杰耶夫疾步在办公室来回踱起步来，然后，停在长写字台前坐着以便讨论的娜斯佳面前，浑圆的大肚子直冲着她，“现在我全明白了。你总是臆想出各种各样的小寓言，以便能调查电视人案。当然，探索戈托夫齐茨的内心，要比调查在电视演播室工作的财经机制愉快得多。我像父亲一般温柔地爱着你，但一切都有个限度。对你那位心理医师，你想怎么办都可以，但对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被杀案，得有个了结了。明白吗？”
“明白，”娜斯佳叹口气道，“看起来，这件凶杀案我是躲不开了。”
“正是这样，”戈尔杰耶夫肯定道，“休想躲开。”
“让我再次回到我们的计划上来。您确信谋杀是必要的？”
“绝对必要。我对此一天比一天更确信。这已经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但这却引起了警察局对我们这个对象的注意。您就不怕吗？”
“我的天呐，如今谁还会害怕警察局呢？这简直太可笑了。其次，行动机制确切无疑会是这样的：由于缺乏逻辑关联，而会使他们困惑，从而做出完全不可思议的解释。您放心好了，警察局永远也对付不了这件案子。在任何甚至最顺利的条件之下，无论是我们的目标还是英勇的俄国警察局，都不可能把一个心理失衡的人和一具躺在他身边的死尸联系起来的。”
“您的推理好不有趣！这怎么不可能呢，既然他们已经这么做了！他们已经讯问过他了，而这完全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他比别人都更近。”
“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如此啊。他们竭力想要找到关联，可他们永远也找不到。他们会绞尽脑汁，会发疯，和我们这位上校一样。他们永远找不到根本没有的东西。根本没有关联。我们的整条妙计就建立在这之上。”
“我只能相信您了，但我之所以这样的惟一原因是，从前我们所有计策都成功地取得了效果。可您这次想出的这一招，却让我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要强调这个词儿——极大的。”
“有我们从实施这一计划所应得到的钱那么大吗？”
“我很欣赏您的幽默感和在如此紧急情况下仍能开玩笑的能力。目前我还看不出我们有什么理由高兴，而且，我要再次提醒您一句，计划破产的责任将由您全部承担。由您个人负责。”
“我的记性好得很，对我没必要重复第二次的。”
………………………………………………
娜斯佳吃了一惊，戈托夫齐茨家里的电话又没人接。难道真的没人给他打电话吗？她坐在这儿已经第三个钟头了——电话铃连一次也没响过。
她带了一些照片来，带了整整一摞，其中，还有“格兰特”私家侦探所同仁的照片。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久久端详过这些照片，然后充满自信地从中取出两张来。
“喏，就是这两个家伙近来总在跟踪我。其他人没在这里面。”
“‘其他人’是什么意思？”娜斯佳不解地问，“他们一共有几个人？”
“四个，这里只有两个。”
“您没弄错，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
“不会错的，”戈托夫齐茨冷冷地说，“最初常常出现在我眼前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人，只是后来这两个家伙才出现。您为什么不信我的话呢？您为什么认为肯定是我弄错了呢？我对人的外貌有很强的记忆力。您是不是以为我是个疯子，所以，我说的每一句话您都要反复掂量十次以上呢？要是正常人您准会一听就信。”
“或是根本就不信，”娜斯佳反驳道，“您用不着生气。我不怀疑您说的是实话，但在这种情况下仅仅这样是不够的。我此刻需要的不是真相，而是真理。”
“您知不知道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呢？”心理医师挑起了眉头。
“差别巨大。应当说，能看出此中差别的不光是我，还有整个世界哲学。真相，这是您的感觉和观点。当您不是在说谎，当您说话真诚时，您说的就是真相。但却根本没必要要求这种真与真实现实相符。真理则是实际存在的状况。您或许干脆就不知道它，或是理解得不正确，也可以自愿陷入迷误之中。您要明白，我没有理由怀疑您的真诚。但我却有理由怀疑您会不会犯错误。”
娜斯佳当然是在撒谎。她有理由怀疑死者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的真诚，而且，她的怀疑有充分的理由！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她突然问道，“您的电话为什么不响？”
戈托夫齐茨的脸变得煞白，双手十指拧绞在一起，抖抖索索地握紧了。
“没人打呗。这有什么不寻常的吗？您不会把这也当做是刑事犯罪吧？”
“他怎么会这么想？”娜斯佳想，“很平常的问题。您家里有什么地方不大干净吧，戈托夫齐茨先生。”
“只是我得打电话给办公室，我还以为，说不定您的电话坏了呢。因此我才问的，”她抚慰地说道，“这么说电话是好的？”
“是的。”
“我能用一下吗？”
出现了一段尴尬的停顿。戈托夫齐茨眼望着别处，随后，又将目光转向娜斯佳。
“您是对的，我把电话掐了。如果您想打，我这就接上。”
“为什么要掐了呢？”
“我不想跟任何人谈话。”
“可要知道早上我给您打过电话，电话是通的。”她说。
“在您来之前我又掐断了。可您干吗总这么盯着我？”他又发火了，“我是个正常人，我知道警察局随时会找我的。如果我不去接电话，您便会以为我躲起来了，兴许还会断定，万一是我把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给杀死的，或无论怎样和这事有牵连。可是，只要您在这里，我可以放任自己不去接电话，您应当理解……我很难过。我的妻子死了。我无法同任何人交流，这有什么不对吗？您到底怀疑我什么？”
他提高嗓门，疾速而又愤激地又说了一大通。娜斯佳一边听他说，一边想：“不，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问题不在于您难不难受。问题在于您是在害怕。怕得要命。而使您害怕的究竟是什么呢？这才是我想知道的。一个刚刚悲惨地失去了妻子的人，往往会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搞得痛不欲生，以致其他情感全部迟钝了。而您呢，尊敬的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一切都是‘恰恰相反’：不知什么东西居然会令您如此恐惧，以致您都没有精力为您的妻子悲伤了。除此之外您居然还对我怀疑您感到惊讶。我要是处在您的位置会比您更持重一些的。”
等到他正义的怒气宣泄完并且平静下来以后，娜斯佳再次打开封套，把相片摊在桌上。
“让我们再瞧一瞧，或许您能回想起除那两人以外的什么人来。”娜斯佳说。
戈托夫齐茨抿着嘴唇，但没吭声。他一张张翻检着照片，否定地摇了摇头。
“不，再也认不出什么人来了。喂，您怎么，难道这两个还不够？您还想要我做什么？您有他们的照片，这就是说，您认得他们，知道他们的名字和住址。那您就去吧，把他们都逮住问问，他们为什么要跟踪我，还有谁参与了这件事？”
娜斯佳叹了口气，把相片整理好又放回封套内。
“问题在于，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已经跟这两个人谈过话了。他们承认他们的确盯过您的梢，但却不知道有谁也参与了这件事。所以我才不得不得出结论，那就是您弄错了，当然，这结论不会使您宽心的。”
“也就是说……”
“跟踪您的就只是这两个家伙，再没别人，其他的一切都是您的错觉。”
“不，不是错觉！”戈托夫齐茨再次提高了嗓门，“不要把我当傻瓜！我看得很清楚，记得也很清楚。他们的照片不在这里面，但有过这些人。您听清楚了吗？有过！有过！我的神智完全清醒！”
他腾地一下站了起来，随后又同样腾地一下坐了下去，就好像他的双腿突然瘫痪了似的。此刻，他用一双可怜巴巴、惶惶不安的眼睛望着娜斯佳，那眼神酷似一条不知主人因何打它的狗似的，但这条狗却懂得：主人既然打它，那就是说，它犯了错，因为主人永远是正确的。
“如果不是这样呢？”他的声音降低到了咕哝的地步，“我的神智已经不清了吗？我疯了？我产生错觉了？”
娜斯佳一声不吭地观察着他。这是怎么回事？是在努力做戏吗？还是这位心理医师真的“晕了头”？要是一个正常人，兴许早就会问，“那两个家伙”到底给刑侦科的侦查员说什么了，他们为什么要跟踪，总之，他们是些什么人；而这位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呢，看样子，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感兴趣的，是自己的恐惧和他心理健康的状况。
“他们是什么人？”他到底想起问了，“他们对您说什么了？”
“说了好多有意思的话，”娜斯佳一笑，“您是否知道您的生活方式令您的夫人很不安吗？”
戈托夫齐茨的脸色顿时变作土灰色，眼睛刹那间更深陷在眼眶里，尽管他的样子即使不这样也够难看的了。
“您为什么说这个？什么生活方式？”他嘟囔道。
“您的生活方式，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不大喜欢，她雇了一个私家侦探，专门盯你的梢。”
“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完全可能。喏，这不是照片吗，上面就有您认出来的那两个家伙。您不是认得他俩吗，认得吗？”
戈托夫齐茨默默地点了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