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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警队没问题，当然这也是在预料之中的事儿，即使有问题，但鉴于这案子另有隐情，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在作秀？
但总比什么都不做的要好，死水微澜不如丢块石头进去，要更大规模地进行系统内部的调查，必须先得证明自己没有嫌疑。我相信这并不是周炳国的本意，他一定是在下个什么反套儿，再让他们钻进来，让真相离我们更近。
说实话，对于这点我还是有点儿兴奋的，在此之前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儿，现在又有周炳国撑腰，我相信接下来肯定还会有无法预知的事儿发生。
然而不知怎的，我太阳穴的抽动也越来越厉害，似乎这偏头痛还真的传染了。从下午一点多开始，这种疼痛愈演愈烈，原先每隔五分钟，紧接着频率越来越高，到了最后我什么都干不了，只能停下来专心应付。
在我的印象中，这样的疼痛好像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让我颇有些不知所措。它无从下手，既揉不到，也摸不着，用手指轻按痛处，却能够感觉大脑内部正在微微地抽搐。我心里默数着其间隔时间，几乎每隔五到六秒钟就会汹涌袭来。
我看了看四周，想用些什么东西捂在脑后，一无所获。人人都在忙自己的事儿。我起身走到门外，想去趟超市。我在超市买了瓶冰镇的矿泉水，敷在脑后，顿觉舒畅了不少。虽说依然疼痛，但因为沁入脑髓的冰凉，使得疼痛感没有那么强烈了。
回局里的路上，我改变了方向，走进值班室后的一个侧门，侧门后的小房间里有张床可以休息一会儿。进门的时候，正逢张凡双去洗手间，跟着我走了进来。
“你没事儿吧？”她问道。
“没事，就是有点儿头疼。”我笑笑。
她坐了下来，看看我，欲言又止，然后问了一句：“听说有人在跟踪你？”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和她提过我女友林慕的事儿，我抬起头来：“还不确定，但我觉得是。”
张凡双没说话，我其实知道她想问什么。
“有机会和你说吧！”
“什么？”
“有机会和你说说林慕的事儿吧，”我点了一根烟，“我想你应该多少听到过一点儿，我女朋友的死，是和我有点儿关系的。”
张凡双站起来：“你先休息会儿吧，别把自己的身体弄垮了。”
她走后，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脑子里又出现了那个淡灰色的发卡，它是如此的真实，如此地有质感。
我一边想着心事，一边对付着脑袋上的疼痛，越是接近睡眠状态，疼痛感就越轻，我保持着放手的状态，一边想事，一边对抗。林慕的脸庞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脑海中的，她扎着小辫子，头上有个一模一样的淡灰色发卡，再接下来我自己也分不清楚是现实还是梦境。
林慕孤独地躺在暴风雨中，凄惨寂寞，而我在一旁，就像与她隔了一层玻璃大墙，任凭我如何喊叫，她始终没有起来过……
我满头大汗地醒了过来，四周漆黑一片。我在黑暗中适应，才发现自己还躺在值班室的小床上，我摸索着墙，找到房间灯的开关。天已经黑了。
我翻看手机，上面竟有两个未接电话：闫磊和周炳国的，我看了看时间，凌晨两点了，我居然在这张床上睡了这么久。于是赶紧拨通了周炳国的电话。
电话响了一声就接起来了，是周炳国的声音，第一句话就是：“又发现一名死者，已经死了12个小时了。”
死者叫何久安，40多岁，是中午在家睡觉的时候遇害的，之所以到了半夜才被发现，是因为他的老婆带着孩子回老家，半夜12点多的火车回来，然后就看到了坐在卧室床边椅子上的老公已经死了。这个现场和死者冯天天的死亡现场很相似，额骨左处有创口，照样用胶带绕在面部，绕了五圈，法医现场勘察证明死亡时间在下午一点到三点之间。何久安的家也是两室一厅，格局与冯天天家差不多，凶手依然用木棍击倒受害者，绑上电线窒息致死，而且现场同样“干净”，凶手制伏受害者的范围只局限于卧室门口到床边一点儿狭小的面积。
这样看来，凶手也是作了准备的。
我到的时候，他们照惯例在调取小区的监控录像，我对此不抱太大希望。既然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露出马脚的可能性更低，他正在成为一个“熟练工”。果然，上次还采到一枚指纹，这次只提取到半枚。除此之外，在卧室的床单上，还有一滴类似墨汁的印记。
周炳国和一群搞勘察的继续在现场寻找痕迹，想必这案子太大，须他亲力亲为。他们穿着工作衣、戴着手套，照相、提取证物，忙得不亦乐乎。法医官杨静静正在卧室，我看见她弯腰在尸体旁观察。
凌晨三点了，因为一辆接着一辆的警车开进小区，对面楼里的灯亮了很多盏，即使那些没亮灯的房间，我怀疑在窗户后面也贴着一张张看热闹的脸。
这边的邻居更不在话下，警察一家家敲开门一边作着解释，一边面无表情地做着询问工作。
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何久安的身份。何久安是个下岗工人，现在在家附近的印刷厂里做搬运工。其实也就是个临时工，按件取酬，把一捆捆印刷包装好的书和报纸搬上卡车。
这活儿无须坐班，在家等电话就行，遇害当天他搬完将近一吨重的书刊之后，一身臭汗，所以回家洗澡睡觉，凶手就是在这个时候钻进来的。
这身份似乎和案子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事到如今，死了N个人，从高知女性到医生，从刚刚牙牙学语的婴儿，到公安局宣传科的副科长，何久安的社会地位和离奇程度，貌似是最没有含金量的。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凶手把案子推向又一个高潮的关键点是。死者和那个看上去奇奇怪怪的公安局局长同名，都叫何久安。
这问题就又大了，简直是“连升三级”。谁要认为这事和局长无关，那这个人肯定脑子有病。反正我没那么傻，第一反应就是凶手的目标是何久安，因为何久安的保卫措施、反抗能力显然要比眼前这个瘦了吧唧、头发就快秃光的下岗工人强得多，所以才杀鸡儆猴，敲山震虎。
我想得知消息后的局长何久安，比死去的何久安脸色一定不会好到哪儿去。这是赤裸裸的挑衅，简直是无法无天。
我走上去，先和周炳国、闫磊打了招呼：“你们怎么也不叫我？”
“我听张凡双说你病了，干脆让你休息会儿。”闫磊说完，转头继续自己的工作。我有点儿尴尬，只好把话题转到案子上来，问：“凶手是怎么进来的？”
“门没有损坏的迹象，窗户也是好的，但有个气窗开着。”闫磊指指厨房的上方。那里有个窗户开着，不大，但能够勉强钻进来一个身材不算太胖的人。
何久安家是一梯多户，环绕式的，所以厨房窗外是个天井，从天台爬下来，外面根本看不见。凶手就是利用这个视觉盲点，在大白天钻进何久安的家伏击他的。
“在这个时候弄出这么些事儿来，妈了个巴子，让我逮着他，非弄死他不可！”闫磊骂骂咧咧地说道，“龙舟赛倒计时临近尾声，案子不仅没破，反倒又出了一条人命！”
闫磊说这话的时候嗓音很高，貌似是说给大家听的，是啊，局长危在旦夕，你个刑警队长究竟是干什么吃的？周炳国不说话，他听着闫磊抱怨，眼睛突然闪过一丝光芒，开口问道：“你刚刚说什么？”
闫磊吓了一跳：“我说非弄死他不可，我是说着玩儿的。”
“不是，后面那句。”
“我说什么了，”闫磊迷茫着双眼，“我说又出了一条人命。”
“前面一句，前面一句你说龙舟赛倒计时临近尾声了？”
周炳国迅速转身，走进卧室跟杨静静说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又走了出来，对大家说：“我知道这个神经病要跟我们说什么了。”
周炳国一字一句地把自己的答案公布出来：“他正在用龙舟赛的倒计时进行谋杀！”
我和闫磊都吓了一跳。一时半会儿还没明白过来，不知道周炳国这个推理从何而来，他接着解释道：“冯天天的面部被绕了九层胶带，作为个子、体力、性别都比冯天天更为抗击打的何久安，面部却只绕了五层，这和他们遇害时的倒计时正好符合，难道只是巧合？”
周炳国的分析有道理，虽说听上去不可理喻。是啊，难道只是巧合？
警察办案可不能都用巧合来解释，必须有科学的论证。大胆假设，小心推理，犯罪分子无论强奸、抢劫、谋杀还是偷窃，都有其内心的动机，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会有其一套自有的奇怪逻辑。
“那他想对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抛开所有刑侦学学到的知识，在这里分析一个精神病的心理。
“我不知道。”周炳国说道。
每个人都在埋头苦思，最显而易见的答案其实大家都清楚，是在对抗政府，但是谁都没有说出来，一来太大，即使说出来也无从下手；二来这个反社会人格的变态，再离奇的作案手法现在也只是单个刑案，一旦上升到政治角度，破坏重大赛事那就要另说了。我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如果凶手真的是按照龙舟赛的倒计时在杀人，那么显而易见这事肯定还没有结束，还有倒数四天，这四天他会做什么不知道，在哪儿不知道，是谁不知道，但如果我胆子大一点儿去猜测结局，高潮部分一定会放在开幕的那一天。
鬼知道他接下去会弄出多少骇人听闻的事情来，这就要上升到反恐行动了。
在这个当口，没有十足的证据，谁也不敢往自己的身上揽这个活儿。就在我们继续想的当口，杨静静走了出来，说：“我有些自己的推测。”所有人都把眼睛望向了她，等着她给出一个明晰的方向线索来。
“凶手是个左撇子，身高在一米七四到一米七八之间。”
后者没有新意，前者却是条崭新的线索。“并且他在刻意隐瞒自己是个左撇子。”杨静静又补充道。
她说完这话，我不自觉地看了看闫磊，然后脑袋中马上就提出了质疑。能够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应该是两名受害者的棍击伤都在左额。然而这也只能说明凶手用右手顺向挥打的可能性较大，杨静静之所以提出这个推理，一定有她的道理，果然，她咽了口唾沫，然后娓娓道来。
“两次都是一招制敌，干脆利落，我不得不说这个挥打动作，他作了反复练习，如果你是个习惯用右手的人，”她接着说道，“用木棍挥打人的头部会采用什么样的姿势？”
她把右手举到半空中，然后从斜上45度用力挥打下来。“这个才是最顺手的，因为用力的方向都符合关节屈伸，”她左手从右肩关节开始，顺着手臂往下摸到肘关节和腕关节，“肩膀带动手臂，再到手里的棍子，半个身体的力量都可以集中起来，冯天天棍击伤就显示出这样的特征，这也是这种姿势最普遍的伤口形态，冯天天的眉骨自上而下豁开。但是何久安的伤口却是不一样的，他的眉骨不仅骨折而且略微上移了，也就是说凶手是这样——”
她又把棍子放到了斜下45度的位置，然后自下挥了上来。
“不是说不可能，但问题，这种挥手的姿势显然不利于用力，对于一个练习了很多次，准备好要一招制敌的凶手来说，我相信他不会去冒这个险，因为没必要，自上而下顺向的挥打，能够把力度掌握到最好。所以我认为他不是顺向击打，而是用左手反向击打，击中受害者的左额部。”她又把左手横过自己的身体，“就像这样。”她的手臂横过前胸反向挥舞过来。
我把手举了起来，尝试着模拟杨静静的动作。
“反向击打，从人体生理学构造，关节屈伸，还有肌肉牵引力的作用，一定是手横过身体，与肩膀平行的时候是最能够集中力量的。”我尝试着用行动来印证她的手法，果然，不在平行的位置上，怎么样都不顺手。
“那为什么会出现两个不同形状的伤口呢？”我问道。
“因为身高，”杨静静继续说着，“冯天天只有一米六二，而何久安虽瘦却有一米八六，凶手的身高介于两者之间，所以在反向击打时，两个受害者的伤口着力方向，一个是自上而下，另一个恰恰相反——当然，我说的这种只是常理下的推论，供你们参考用。”
我仔细消化着杨静静的话，想了一会儿基本明白，杨静静用比较专业的术语来解释这个现象，所以有点儿绕，说得通俗一点儿，就是通过常人抄棍子挥打别人时所顺手的姿势，来判断凶手是个左撇子，并加以隐瞒，因为顺向挥打，怎样都比反向要得心应手得多，按照她的说法，凶手没必要来冒这个险。
第六章 老A
杨静静所说的这些，给了我们更多凶手的信息。我继续琢磨着她的话，似乎找不出什么破绽，凶手很有可能就如她所说的。
我们继续在房间里观察着，按照杨静静分析的现场，模拟整个过程。我走近地上有血迹的卧室门口，卧室在一条过道的顶端，我左转正对着卧室门，有了一个新的答案，凶手不是在门外，而是在卧室里等着受害者进来然后挥打棍子的，因为卧室门外，我的右手边紧靠着墙，根本没有空间挥起棍子。
一切都如她说，似乎换了别种可能都是不成立的。我抬眼看了下杨静静，她正在低头整理着资料。说实话当时我突然就对她刮目相看了，必要的时候，理论知识还是很有用处的，这些玩意儿，任凭经验再丰富的刑警，靠自己去推理，是永远也推不出来的。
我回忆着在冯天天家时，是否也符合这个结果，但是想了一会儿，觉得有些不对。法医解剖和现场环境放在一起考虑，有个不起眼又很简单的破绽露了出来。更要命的是，如果这就是真相，那么和这个房间有着相同格局的冯天天的家，也该证明凶手是在卧室里袭击她的？
周炳国看我在卧室门口不停地比画，感到好奇，走了过来，我跟他说了我的想法，他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
“何久安还好解释，凶手先进来躲在卧室里，但冯天天呢？她是晚上两点遇害的，从卧室出门遭到袭击才合理，否则就说不通了，凶手难道是一直躲在卧室里不动，等她半夜起夜回来才下手？或者趁着冯天天去厕所，然后躲进卧室？”我问道，这话的意思是在反对杨静静的推理。
“你说得没错。”周炳国看着我。
“是吧，我就说有问题。”听见周炳国也支持我的看法，我心里更有底了。
“不是，我没说你，我是说法医说得没错。”
“什么？难道说凶手躲在冯天天的卧室里，等着她起夜回来？”
“冯天天不是半夜两点遭袭的？凶手在她出去跑步时，就潜入了她家，等她一回来洗完澡回卧室的时候就遭袭了，那时候应该是在晚上11点多钟。”
“可验尸报告明明是说，她的死亡时间是在两点以后？”
“因为冯天天遭袭了之后，没有马上死亡，两小时之后，她才被封上封箱带窒息而死的。”
我接着消化周炳国的解释，这点倒是可以说明凶手不是爬进厕所的时候，恰逢冯天天起夜。但问题是，现场既没有强奸、侮辱尸体，也没有翻动过的痕迹，那么这个神经病难道坐着看昏迷中的受害者两个多小时才下手的？我把这个问题抛了出来。
“他可以做很多事儿，”周炳国接着说，“而且我相信这两小时所做的事情，对他来说，比杀人本身更有意义，它是和尸体摆放的诡异姿势成为一体的。”
“那他究竟在干吗呢？”周炳国欲言又止，他走到床边那滴墨汁的边上，看了看若有所思，然后抬起头，“现在还不好说，等我找到更多的证据，再来说明。”
周炳国照常卖着他的关子，我们也不好强求什么，心里却像被吊着似的难受。大伙儿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准备收队。我磨磨蹭蹭地跟在周炳国的身后，想趁没人的时候，再问问他的猜测。下了楼，我站在一边看着他们一个个上车，自己站在街的一边抽烟，周炳国站到我的身边，我刚想问他，不料他倒先说话了。
“有机会，从侧面查一查闫磊。”
我有点儿不舒服，尽管系统内部人作案，已经被提上了桌面。可怀疑对象如果成了闫磊，那么必然是最糟糕的一种局面。我们岂不是一直在与狼共舞？我又琢磨了下闫磊，年龄和身材都和周炳国所预判的相符，他不会毫无缘故地怀疑自己人。
如果抛开一切作案动机和离奇程度，闫磊真的是凶手，这必然是我有生以来看到过的最大的黑色幽默，凶手一直是在自己查自己？怎么可能会有结果。
我在想周炳国为什么突然一下子提出了这个怀疑，想必是和杨静静的结论有关。闫磊也是个左撇子，而且要不是中午吃饭的时候碰到手了，我们都还意识不到。
现在我们坐在车里，已经和周炳国分兵两路，他和张凡双去局里整理资料，而我则跟着闫磊去趟印刷厂，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何久安的家离工作地点不远。按照他的身份，很有可能是下岗再就业，由街道的劳动介绍所介绍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