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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徊降鞑橛殖鱿至宋侍猓庵皇荍市的一个网吧。而且他在上网时不知用什么样的方式逃过了身份登记，还隐藏了IP地址。
我定下心来开始琢磨李舒然的话。
“想要了解变态者，不是靠看书，而是要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
这句话似曾相识，其中的含义我还是能够明白的。李舒然不是在教我如何研究犯罪心理，而是提醒了我。我记得曾经遇到过一个资深的心理医生，也说过类似的话，任何心理障碍者，想要治疗他们，技术性手段都只是辅助，最根本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爱”！
“爱”他，真正了解他的需求，知道他焦虑什么，为什么焦虑，了解他，理解他，才是抚慰他受伤心灵的唯一良方。
本案的嫌疑人，从法律上讲是个罪人，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只是个病人，在作案之前如果接受恰当的心理疏导，是完全有可能避免惨案发生的。
然而一切还是发生了，从第一起案子至今，已经过去了十几年。这十几年中，嫌疑人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无人知晓。如果真像李舒然说的，他是结婚后才恢复了正常，那么在每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他是否会因为曾经做过的事情，感到愧疚和恐惧呢？
“仅仅是因为他恨女人！”我又想起了李舒然的话，但是不对，如果真是因为恨女人，为什么嫌疑人会结婚呢？
我再次打开邮件，找到了李舒然在嫌疑人“仇恨女人”之前的限定词：“最初的动机！”
没错！最初的动机。我一边吃着张凡双给我带来的早点，一边摸索着李舒然的逻辑思路。嫌疑人最初是仇恨女人的，到最后爱上一个女人，而这其中的心理转变，都是通过那几年的屠杀来完成的。
我喝完最后一口豆汁儿，张凡双的笑脸出现在我桌前。她对这件案子持有厌恶态度。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一个学法律和传播学的人，即使接触过一些刑事案例，也多是书面上的描述，这可能是她第一次直面凶手，而且还是这么一个变态的凶手。没有一点儿“免疫”能力，确实很难一下子接受。好在案子还没有完全铺开，以她现在的工作范围，还没有深入案情中的必要。
我在想自己琢磨出来的李舒然的推理逻辑，觉得有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由爱生恨”的事倒是经常听说。可从痛恨所有的女人，通过屠杀，然后转变成爱上了一个女人，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我跟你说个事呗！”张凡双打断了我的思路。
“什么？”我看着她眨巴着眼对我说话，意识到她买来早点，也许另有目的。
“我认识个朋友，在《新报》做记者，专跑政法这一块儿，最近老是跟我抱怨说没什么素材——”她停了下来。
“然后呢？”我问道。
“然后、然后，他跑来问我，能不能有什么新闻给他！”张凡双有些不好意思，但她的暗示已经很明显了。
我有些为难。媒体接洽这一块儿本来就是由她负责，但工作组情况特殊，还是要为案子本身或者大局考虑，仅仅出于猎奇而对我们手上的案子进行报道，显然是不妥的。
“你怎么看？”我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而是反问了一句。
“我觉得关系还是要联络着，没准以后也需要人家的帮助，况且他也未必就说马上有什么案子可以让他来报，只是说想先了解了解，能够掌握些资料，时机到了，他们也不想落在别的媒体的后面。”
我觉得这事儿还算靠谱，但还是不能把话说满：“我得问问上面！”
“不急，”张凡双也笑，“我知道这不是社会新闻，随便来个人想了解什么就能了解什么！”
我也笑了：“《新报》？我怎么没听说有个《新报》？”
“不是我们这儿的，”张凡双补充道，“它是J市的一份综合性日报。”
因为我没有反对张凡双的请求，所以她显得特别殷勤，对案子的了解欲望也比前两天要积极，主动提出和我一起整理资料，反正她的工作还没有正式开展，我乐得这样。
下午去了看守所。周炳国最近在基层搜集素材，正在对罪犯入狱初期的心理状况作一些普及性的研究。
我在看守所会议室等着周教授。和狱警抽了两根烟，喝了一杯茶。约莫一小时，周教授走了出来。他依然神采奕奕，一头银发，个儿并不高，精瘦，由于注重锻炼和养生，所以容光焕发，颇有些仙风道骨的感觉。他在沙发前坐了下来，放下手上的文件夹，喝了一口杯子里的茶，看了我一眼：“还是那个J市的案子？”
我笑着点了点头，说：“不急，您先歇会儿！”我给老头儿递过去一根烟，为他点上。
“有时候你明知道有些兔崽子出去了之后，肯定会接着犯罪，但刑期一满，你他妈的还是得放了他！”周炳国在这个专业浸淫多年，在看守所一眼就能看出谁是真心悔过，而谁已经成了老油条。
“二八定律在这儿一样适用，百分之二十的罪犯，涉及了百分之八十的犯罪。法院宣判的时候就应该把心理评估纳入判刑的考量中！”周炳国是龙勃罗梭天生犯罪人理论的忠实追随者，后者认为先天因素是导致普通人成为罪犯的主要原因。龙勃罗梭从种族和遗传的角度分析，得出结论，基因是“罪魁祸首”，也因此饱受诟病。
“现在仅仅对累犯重判还不够，就应该从源头上堵住，如果天生就是个坏坯子，第一次犯罪就应该予以重判！”
我知道他为什么如此义愤填膺，就在前不久，一个因抢劫、强奸的罪犯，在9年刑满释放之后不到3个月，就连着抢劫杀害了4名女性。
我笑笑，顺着老头儿的意肯定了两句，当然也知道这只是知识分子过过嘴瘾而已。心理评估纳入判刑的考量，说说容易，但真要执行，还得考虑到方方面面。老头儿60多岁了，还是个理想主义者，这反而让人觉得他很可爱。
“我是没几年可以活了，如果再让我年轻20岁，我就着手建立所有罪犯的心理档案——”他喝了一口茶，然后看看我，“你说！”
我给自己点了一根烟，然后把李舒然的事说了一遍。
老头儿皱着眉头听：“你的意思是说，嫌疑人是通过屠杀，来完成从恨所有的女人到爱上一个女人的心理转变的？”
“我是这样想的！”
“有点儿意思，”周炳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但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李舒然，把嫌疑人归类为愤怒型杀手，不是一点儿依据没有的。判断性虐杀的根本原则就在于犯罪过程中有没有成功的性行为，因为性满足是他施虐的主要目的。我想他就是因为这个，才作出这样的结论。”
周炳国又停了一会儿，说：“有点儿意思，”然后他突然抬起头，“我建议你先去一趟J市，了解一下情况，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会去一趟。”看得出来，老头儿对这个案子，或者说对李舒然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回到办公室，我订了两张机票，张凡双和我一起去，我准备着随身要携带的资料，上网把李舒然发给我的邮件下载到桌面上，想想还是给他发了封邮件，把要去的事跟他说了一下，并留下手机号，希望到达J市之后能够和他有一次面谈。
一直到临出发，我都没有收到李舒然的回信。
第二章 连环套
飞机是第二天下午4点起飞的。J市没有机场，我们先到省城，然后转火车过去。如果没意外，9点前能够顺利到达。我中午就回到了家，洗澡换衣服。一点多钟出发。
出门的时候，大拇指让合上的铁门挤了一下，下楼恰逢一辆拖车拖着辆车祸后的小面包车驶过。小面包车被撞得已经不成样子了，像被揉成一团的废纸。我穿过马路，在对面打车，心里有种不祥的预兆，总觉得这次J市之行不会一帆风顺。
我这个人这方面的预感很准，2007年的时候我父亲病重，我在网上和同事解释请假的原因，把“私事”打成了“死尸”，结果一个星期之后父亲就去世了。这种预感很难说清楚，就像冥冥之中有人在提示，而且总是一语成谶。我不敢多想，心里却像有块儿没落下的石头。
到了机场之后，张凡双背着一个随身携带的书包，没有行李箱。这和带着大包小包外出的女生截然不同。我笑着提醒她：“我们可不是去一天两天！”
“没事，又不是去旅游！”张凡双满不在乎地回答道。
飞机上一路无话，到达省城，我开了手机，然后坐上机场到火车站的直通车。省城到J市很方便，机场的车直接开进车站，从专门为机场旅客准备的绿色通道进入站台，然后上车补票。不到一小时，我们就来到了J市，出了车站的大门，正准备打车去市公安局，电话响了起来。对方说是市局的老王，接着命令来接我们来了。
“不是说好我们自己去的吗，用不着那么麻烦！”
“来都来了，客随主便吧！”对方颇为诚恳地说。
我们和老王在车站广场的中央遇上了。他戴着帽子，昏黄的路灯下面大部分脸被阴影遮住，但仍看得出他的笑。老王中等个儿，30多岁的样子，领着我们走到停车场。那是辆普桑警车，驾驶座和后座中间拦着一道铁栅栏，既能坐人，也能装犯人。
“委屈了！”老王歉意地笑着说，“我们这小地方，公安局经费少。”
“没事，”我摆摆手，“都不是外人。”
老王热情地把我们的行李放在副驾驶座，然后开了后门，要我们坐进去。我说这怎么好意思，还真把你当司机了。
“局长说了，尽一切条件把你们招待好！”
我只得作罢，和张凡双钻了进去。车驶出了机场，往市区一路进发。J市果然不大，没过多久，就热闹起来，人流和灯火其实并不亚于那些大城市。“这几年建设得还行！”老王给我们一路介绍着刚开不久的大超市、J市最大的购物中心、八一广场上新落成的纪念碑。
J市政府别出心裁，为了宣传明年的龙舟赛，居然模仿奥运、世博，在广场上竖起了一块倒计时的电子钟，红色的数字，表示着离端午节的龙舟赛的日子。车一路前行，拐了几个路口又慢慢地开始偏僻起来。
“市局在新城区！”老王解释道。车子行驶在宽阔的直行马路上，城市的灯光依然在我们的周边闪耀，可是越来越不对劲儿，马路边上已经不见了新城区应该有的楼房，而是那些看起来很有些年头的低矮破落的民居，并且越来越稀松，原本还是一排连着一排，现在隔着几百米才能看到稀稀疏疏的灯火，剩下的全是黑魆魆的山脉。
我意识到这有些不合常理，问道：“我们这是去哪里？”
老王依然沉默着。
我又问了一遍：“我们这是去哪里？”
突然，老王猛踩油门，车加快了速度。
“我们这是去哪里？”我的语气严厉起来。
我看了眼张凡双，她面露惧色。我去开车门的把手，发现已经锁上了，拿出手机显示没信号，我看了看车顶，这车里装了干扰器。
“赶紧停车！”我几乎命令着说道。
难道我们被绑架了？这个想法让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普桑飞快地行驶在黑茫茫的旷野里，人生地不熟，被人绑架，难免凶多吉少。
我把头凑了过去，隔着铁栅栏问道：“你——是——谁？”
老王依然不说话。
“你要带我们去哪里？”我的语气平静了下来，手伸向随身挎着的腰包里。那里有一把加了六发子弹的枪。我从反光镜上看到老王没注意我们，甚至还点上了一根烟，我在想作战策略，是现在就把枪拿出来逼他停车，还是待会儿到了目的地再出其不意地袭击。
我凝视着他，以防有什么不测，他吸了一口烟，在反光镜里和我对了个眼。
很多时候，一对上眼就明白对方在想什么了。
我迅猛地掏出枪，想最后一搏，可已经来不及了。老王转过头朝着后座，向我们呼过来一口烟，再接下来我们就不省人事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从昏迷中醒来，努力适应着周边的黑暗，发现仍在车里。张凡双靠在我肩膀上。我不能确定目前所处的位置。从车窗看出去，只觉得我们应该在斜坡上。月亮从云后面稍稍探出点儿头，照亮了不大的范围，我终于看清了，我们在上山的小路上，一边是冰冷高耸的山体，另一边则是悬崖。
驾驶座上没有人，老王不知去向，我推了推张凡双，她也渐渐地从昏迷中醒了过来，问：“发生什么事儿了？”
我摸了摸挎着的腰包，已经不见了，手机也没了。张凡双也是同样的遭遇，老王在离开之前搜了我们的身。我开了开两边的门，依然锁着。张凡双已经快撑不住了，第一次出现场，就遇到这样的事儿。我虽说是警察，但做网监工作，其实只能算是文职，并没有和歹徒面对面交锋的实战经验。
我安慰张凡双先不要紧张，然后又观察了一会儿，猜测老王在哪里，他把我们带到这儿来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冬天的深夜，冷风飕飕，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被冻死在车里。
“必须得想个法子！”我跟张凡双说。周围黑漆漆的，身入险境，坐以待毙总不是个事儿。我侧过身子来，靠在张凡双的身上，尽量留出一段距离，然后伸腿猛地往车门踹去。车伴随着撞击，摇晃起来。我连踹了四五脚，车晃得越发厉害，门还是没动静。
我喘着粗气，张凡双没有崩溃到我想象中的地步，至少还能说话。“现在怎么办？”她问我。
我没回答，靠在椅子上，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些什么。车厢里越来越冷，刚刚尝试着踹开车门，又让我出了一身汗，静下来之后，反而像层冰一样贴在背后。
我继续观察着周遭的环境，车窗上结了一层水汽，雾蒙蒙的更看不清外面的状况了。周围死一样的寂静，我和张凡双越靠越近，寒冷让我们通过彼此取暖。我感觉到她在发抖，摸摸口袋，看看老王有什么给我剩下的，我摸到一个打火机。我尝试着点亮，微弱的火光，在黑暗中给我们带来了一丝温暖，我转眼看张凡双，她也好不到哪里去，眼睛一眨一眨的，已经快要哭了。我的手放在火上，稍微搓了搓，不像先前那么麻木，然后看到前排的铁栅栏从椅子后座的靠背上凸出来的一小截。
“你帮我拿着火。”
“什么？”
“帮我拿着火，别一直打着，我让你开就开！”
张凡双为我点着火，我凑过头去看着栅栏，沿着栅栏的边，摸它们的节点，都是焊死的。我不死心，顺着前座后背的皮革感觉到了一个缝隙，然后用力把它撕了开来。
“靠近一点儿！”
张凡双把火凑了上来，皮革内，镶在里面的两节铁栅栏中间有一个螺丝钉。
“有钥匙吗？”
“什么？”
“钥匙，或者指甲钳什么的。”
张凡双掏了掏自己的口袋，什么都没有。“钥匙在包里！”她沮丧地说。
包被搜走了。我有些失望，上下看着自己的身上有没有可以利用的工具。皮带？我一阵欣喜。皮带的前端有金属头，我把皮带抽出来，对准螺钉的凹槽。皮带头有些粗，在车门的铁皮上用力磨了磨，然后插了进去。皮带扣正好是个把手，我逆时针方向扭动，螺母松了。
一切比我想象的顺利，我分开铁栅栏，然后用力拉开一个口子钻到前座。前门也是锁着的，但这并不重要，我想车门打不开是因为上了电子锁，只要找到电子锁，我们就可以“突围”了。
我在公安大学电子信息专业念完本科，进了网监支队干了4年。4年里95％的时间在办公室度过，总共出过两次现场，一次是捣毁一个色情网站，另一次是同样也在本地的网络诈骗集团。都是在大批武警控制现场后，我们才进去收拾残局，而且还仅仅局限于那些电脑设备。
比起穷凶极恶的歹徒，我更擅长的是那些网络与数字连接起来的虚拟世界。我坐在前座，手顺着门沿摸索，在门顶的夹缝里摸到了一个小塑料盒，没错，正是这个小塑料盒控制着紧闭的车门。这些难不住我，我又摸到了连接盒子的电线。
“你到前面来。”我转过身对张凡双说，然后扒开铁栅栏留出足够的空间，让她能够钻过来。
我再次顺着电线寻找，电子锁的核心部分就在电线的顶端，它贴着边上的角落一直延伸到方向盘的下方。
“打着火，凑近点儿！”皮带，依然是皮带，我庆幸自己扎搭扣式皮带的习惯，这让我在最无助的时候，起码还有个工具，我用皮带头拧开了A柱上的螺钉，取下了外壳。电子锁就在里面，它的原理很简单，自动形成回路，接下来要做的稍微有点儿中学物理常识的人就可以做到，切断电线让它失效。
我把电线在左手手指绕了一个圈，右手用力一拔，线轻而易举地断了。我想，这事成了。我扒开门的保险，扳动把手，车门终于开了，从外面钻进来一股冷风，顿时让我打了个哆嗦。
“你先待一会儿！”为了确保安全，我必须先出去看看情况。
我小心翼翼地跨出车门，视觉在这起不到多少作用，月光朦胧，但也只能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