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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末，他被选为当年度广安十佳青年之首。
我很希望读这本书的朋友能够注意到文章中反映出的人们观念和态度的变化。我认为能够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不是文章中提到的经济的力量，起根本作用的其实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大环境。过去的年代里也有人挣了钱，但结果如何呢？不仅没有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化，相反，还自己落得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最后搞得人财两空。
正是对改革开放的由衷的感谢，所以，在缴纳税收、在支持家乡建设、资助公益事业、发展教育、繁荣文学艺术等等许多事情上，我都主动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和力量。不管这个力量是多么微薄，我都非常愉快，并且，由于自己能够尽这么一份力量，每当想起这一点，我的心情都异常地宽慰和轻松。这种良好的心态，是任何吃喝玩乐都不容易调整出来的。
因为这让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对社会、对人们有用的人。
许多报纸和刊物都已经介绍到了这些内容，我不准备在此多说。这里，我还想告诉您1992年以来，《四川日报》上的几篇文章，以及其他报刊都谈到的：刘延林和他的“川惠集团”是当地妇孺皆知的“积极纳税户”、“先进私营企业”、“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我之所以要这么做，主要的想法就一点：报答改革开放。
知恩报恩，从古至今都是一条做人的起码准则。我是在中国农村里长大的人，不管怎样强调观念新，一旦涉及到处世为人，我的骨子里流淌着的依然是传统中国农民的血。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起了主导作用。
毅力很重要。
吃苦耐劳和拼劲也不可少。
但仅仅是这些，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市场经济了。
现在有不少人迷信“发！发！发！”，我不相信这个玩意儿。我的公司，就是凭自己累死累活干出来的。我在办公室挂了一副对联：“黜虚名以求实效，存实绩而图奋进。”就是信奉干了才能发。
1992年6月，我从广东回广安县，路过重庆，看见某厂职工上街游行请愿，原因是他们的工厂要破产。我当时挺纳闷：破产了说明没有搞好，还请什么愿，还不如靠自己的双手找事干实在。
真的，朋友，求人不如求自己！这是我最真诚的知心话。所谓求自己，具体地说，就是找能够有效地发挥自己能力的事情来干。
人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坏毛病，大多是闲出来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能闲，太闲了肯定出毛病。
只要实实在在地干了，绝对不会是什么也没有。
《人民日报》1994年6月10日登载了一篇文章，是写我的，标题很明白：《活得累一点好》，是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赖仁琼写的：
刘延林赴美考察之后，又在旧金山注册了一个公司。这位昔日的打工仔如今已经成为拥有亿万资产、9个分公司的大老板。忆及创业的艰辛，刘延林无限感慨：“如果说我在事业上取得比同龄人更大的成功，除了善抓机遇，敢冒风险外，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吃的苦、受的累比他们要多得多。”
事情就是这样，劳累和价值是相等的，只要你动了脑筋，不会白劳累，同时，也不会有人白给你价值。
我很赞同有句话，叫“体现自己的价值”，但我觉得还应该加几个字：“用自己的行动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1993年5月，新华社电讯稿中有篇文章，题目是《他从小平故乡来》，是记者罗志安写的，他也谈到这一点：
当29岁的广东省惠阳市川惠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延林自己驾驶着他那辆价值几十万元的日本新型豪华“凌志”轿车，奔驰在惠州大地上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颇有名气的“阔老板”竟是10多年前来自邓小平故乡的一位打工仔。
……然而，又有谁知道，“阔老板”成功的后面，刘延林付出了多少心血，流了多少汗水，忍受了多少屈辱，经历了多少艰辛！
我在这里想要重复的不是如何吃苦耐劳，如何忍辱负重，是想向您建议，请您再回过头去留意《人民日报》那篇文章中的“善抓机遇，敢冒风险”，还有新华社电讯稿里的“付出了多少心血”。
同样都是吃大苦，耐大劳，为啥有的能成功，有的不能成功？或者换句话来说，为啥有的能够碰到机遇，有的却不能够碰到？
假如您信命的话，那么，我们能不能这样说，除了命，区别就应该是我想建议您再次留意的那些地方。
尽管不是空话不是废话，我也不希望聊得太多，我不愿意影响你读后面的内容。现在我再选一段《希望导报》的话来结束这段开场白：
刘延林，皮肤黝黑粗糙，身子精壮结实，虽然穿上了西装系上了领带，但整个形象依然很质朴。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农民，在广东大亚湾经济区，在蔚蓝色的海洋依托下，干出了一番令世人瞩目的业绩。
一个农民的儿子，由打工仔而小老板，而大富豪。
由穷而富，或由富而穷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
我还是想谈谈整个的详细过程。我说过，仅仅是过程意义不大，我希望能谈出自己的观念、思索、见解、眼光，甚至具体操作方法，这样，这个过程的价值才会增加分量。
第一部分 零也要起步 起步才有希望第一次外出打工还是个黄毛未褪的小孩（1）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是把玩和炫耀这段人生，还是从中领略经验体会，实际上是能否成大事的两种态度。
我第一次外出打工还是个黄毛未褪的小孩，第一次就挣回一笔“巨款”，那是个什么数字？整整70元。
这笔钱使一个7口之家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在我心里埋下雄心壮志。
《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采访我时，我说道：“可以说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是希望当老板的，特别是现在许许多多‘下海’的人，追求的目标就是当老板，但是当老板很累……”
“您是老板呀，难道您不怕累？”那个记者抓住话题追问，当记者的大多数都会盯住他认为感兴趣的话。
我回答的是心里话，可以说是我对生活的态度，或者说是我的人生观吧，我说：“人还是活得累点好！”
“新鲜。”他笑了笑说，“时下，不少人在感叹活得太累，您倒相反，有意思。”
我们俩就人的生活态度，还谈了不少。后来，他写那篇对我的专访，便是以《活得累一点好》为题目，发表在1994年6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
我有时候就想：像我这样一个原本很普通的人，能取得今天的一点成功，要是说和同一代的人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我吃的苦多一些，受的累多一些。我这人从小就不怕苦、不怕累。直到现在，我还把苦和累当成一件乐事和好事。苦，可以培养人的勇敢精神；累，能够磨炼人的坚强意志。除了吃苦、受累，我还希望过得紧张，紧张使我感到充实。
就说紧张吧，我们这样的私人老板，真是够紧张的，自己办公司，啥事不管？我的工作时间，每天从来不是8个小时，至少要翻一番！我是早已经习惯了，闲了反而不舒服，不过人不是机器，这要会利用时间才行，会利用时间是一门学问，要不然你就是钢筋铁骨，长期这样也吃不消。
我不管再紧张，也会抽时间，忙里偷闲，去跳舞、卡拉OK，使绷紧的神经放松放松。
我的车上总有几盒CD唱片和录音磁带，传统歌曲、流行歌曲都有，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盒，上面有我非常喜欢的歌——
我想要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在我疲倦的时候
我会想到它
我想要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在我受惊吓的时候
我才不会害怕
……
现在，我已有一个舒适的家。按照我们中国现代的标准，我的家算得上是豪华的，有花园、游泳池和中央空调，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别墅，有世界名牌轿车……报纸、刊物上的文章，也称我是“大老板”、“大富豪”。但是，每当我听到台湾歌星潘美辰的这支歌时，无论我默默地听，还是低声跟着哼，不知不觉地双眼湿润起来，甚至落下泪珠。这支歌总是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少年时代的贫困日子，我是多么想有一个舒适温暖的家啊！“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因为家庭贫穷，生活困难，逼迫我过早地离开了学校，挑起生活的担子，小小年纪不得不离乡背井，远走他乡。我虽然有家却要离开，有家也不能回！
1978年我14岁，由于交不起仅仅只要两元钱的学费，被关在了学校门外。其实，我不能继续上学，还因为广安在遭受过1976年的大灾荒之后，没有恢复元气，吃树皮、观音土，成群结队外出逃荒，甚至饿死人的惨景，使人们心存余悸。我们是一个有父母和兄弟姊妹5人的7口之家，父亲肩上的生活担子十分沉重，家里不仅没有大米下锅，就是糠菜杂粮也不够吃，全家受到饥饿的威胁。求生是人的本能，不能坐着挨饿等死！为了找碗饭吃，我只好离开家，跟着姨父到很远的河南去求一条生路。
那个时候，才开始提改革、开放，而我的家乡是个又封闭又偏僻的农村，还是人民公社时代的思想观念，农村的经济好像是一块铁板，死死的。社员要到外边去做工，可不像现在这样是正大光明的，那时仿佛在做地下工作一样，一点儿不敢声张，是秘密行动，生怕给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试想“文化大革命”中，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连“资本主义尾巴”都要割，何况是外出去做工挣现钱哟！
姨父是烧砖瓦窑的手艺人，在农村叫“五匠”，他敢偷偷地到外边挣钱，已是不安分的人了。我这样小的年纪也跑出去挣钱，在四乡八里是绝无仅有的，当然，并不是我有什么先见，看到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实在是肚子饿逼出去的，起决定因素的是我胆子大，敢干，不甘心困死在山村。
第一部分 零也要起步 起步才有希望第一次外出打工还是个黄毛未褪的小孩（2）
我要去的河南，在我心目中，是个非常遥远和神秘的地方，根本不晓得它在东南西北！反正是迷迷糊糊地跟在姨父的屁股后面走，步行，坐火车，搭汽车，几天之后到达了目的地──河南省邓县。好陌生的地方啊！说话的口音大不同，有些话还听不懂；吃的主要是面食，对吃惯米饭、红苕的我，很不习惯；连气候也不同。我离家的时候，四季常青的家乡，已经桃李盛开，山花遍野，是暖和的春天了。可是邓县，还是天寒水冷，湍河、白河上结着薄冰，在温和气候中生活惯了，乍一到冰冷的地方，很不是滋味，冻得一身都不自在。特别使我不习惯的是，没有一个熟悉的小伙伴，我得像个小大人那样生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初次走出家门，我第一次尝到了孤独和寂寞！
姨父把我带到了一家砖瓦窑上。我那样小的年纪，在砖瓦窑上干活，干的是非常重的活路。我那阵儿身高不到1。5米，体重六七十斤，又瘦又小，不像现在膀大腰圆，连肚子也腆了出来。在窑上干一天活下来，浑身没有一处不痛，一躺到用麦草铺的床上，动也不想动了，可是不动咋个行呢？对东家来说我是打工的，对姨父来说我是学徒。姨父答应带我出来找饭吃，已经是不容易了，我离家的时候，父母亲一再叮咛我：“要孝敬师父，要勤快！”师父师父就等于“父”啊！所以我一刻也不敢懈怠，只有咬着牙干，从窑上干完活下来，还要洗衣服、煮饭、打水、扫地……
白天过于劳累，加上气候冷，刚到的一段时间，晚上反倒睡不着，有时睁着眼等待天明，寒冷的夜实在太长、太难熬了。经常在似睡非睡、半梦半醒中回到家，见到了亲人。我被冻醒或惊醒后，真想放声地大哭一场，但是不能呀，即使是哭也得把头蒙在被窝里偷偷地哭，生怕惊醒身傍的姨父……我特别能忍耐，受苦受累甚至受气我都不在乎，什么样的困难环境我也能适应，我的忍耐力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因此，我说艰苦困难对一个人来说，是件好事，能磨炼人。
在瓦窑上的辛苦劳动中，在苦苦的思念家乡和亲人中，我度过了自力更生的第一年，终于盼到了年终，我可以回家了……
一年的辛辛苦苦劳动之后，姨父给了我70元钱。我直到现在也没搞懂，是给我的报酬，还是偿金？不过我是非常满足了。70元可不是一笔小数，那时候的大米才一角多钱一斤呢！我回家过年的心境，就像是腰缠万贯的富翁一样，我从来还没有经手过这样一大笔钱啊！
我们家乡，把过年称为“年关”，对有钱人是欢乐的日子，对穷人却是一大关口。有70元钱帮助家里过“关”，全家人的欢喜是可以想到的，像庄稼丰收了一样喜悦。我更为能自食其力而高兴，我过了一个最愉快的年！
对于靠流汗水挣工分的农民来说，我仿佛一下子长大了，成了称职的“主要劳动力”，我心中升起一种男子汉的自豪感。
就是这70元钱，不但解决了家中的一些困难，也在我的少年心中，荡起了无限的希望，我想：只要敢去闯，只要肯干能吃苦耐劳，是可以挣到钱，可以改变穷困日子的。这种想法激发出的美妙幻想，使我在刚刚开始的生活道路上，出现了与众不同的走法，这个崭新的走法可以说是演出了一出叫人哭笑不得的悲喜剧，但也可以说是打破了家乡人的贫困僵局。
外出打工是件十分艰难的事，并不像人们想像的到处有活干。
外出打工能挣钱糊口。更重要的是增长见识，打开眼界，于是就能从祖祖辈辈过日子的方法中挑剔出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也会由此找到一种坐在屋里找不到的，新一点的生活方法。
这次出门，我和徒弟做了乞丐，是好心人的收留，使我们没有成为异乡饿鬼。
新的一年，1979年开始了。
我决定再次去河南邓县。这次不是跟着姨父去，是自己去。假如我始终跟着姨父，顶多从一年挣回70元，增加到700元、7000元。姨父走的依然是“老路”。我自己出门了，而且带着一个个子比我高一头，年龄比我大四五岁的徒弟。他姓陈，是我的邻居。他那时还没有从两年前广安的大灾荒中喘过气来，生怕再挨饿！一听我在河南一年就挣到了70元钱，何况他是个成年小伙子呢，说什么也要跟着我去。我这人从来就抱着“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挣”的思想，去就去吧！现在想起来，我是年幼不知道社会的深浅和生活的艰难；他是饿慌了，饥不择食。我们这一对畸形的师徒，便这样结合成了。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很荒唐，其实，年轻人的荒唐说不定就正孕育着新的萌芽。
那阵儿的我，以为自己是长硬了翅膀的鸟，高飞远走都不成问题了。脑袋中想的尽是什么“有志不在年高”呀！“甘罗十二为丞相”呀等等从大人们那儿听到的故事，总之我想的净是好事儿，给我的这次外出打工，绘制的是一幅美丽的蓝图……
邓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南阳地区，南边同湖北省襄樊地区接壤，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文荟萃、兵家争战的地方，有许多三国时代的遗迹和故事，诸葛亮就曾经隐居在南阳卧龙岗，“三顾茅庐”之类的故事，在老百姓中耳熟能详，家喻户晓。
我第二次到达邓县后，首先要解决的是找到活干，我和徒弟两张嘴等着饭吃。头年我跟着姨父来还不觉得什么，这次到来以后，我才感到事情不简单。我们走村串户，到处去揽活。不知是我们这一对反常的师徒组合令人难以信任，还是生活在捉弄我，人们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在盘问我们一通后，不是摇摇头，便是干脆说：不需要！我们挨家挨户去请求别人雇佣，要点吃的。我一下子感到了，一个人连出卖劳动力也困难啊！说不清跑了多少路，说了多少好话，仍然没找到活干，几天下来，带的盘缠早已用尽了，走在路上我们终于好像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得照顾我的大同伴──徒弟，谁叫我当师父呢？这才叫害死人啊！
正在这生死攸关的节骨眼儿上，我们来到一家急等着点火的瓦窑，那里正需要烧窑的人。
东家瞪着两眼，盯住我们看了好一阵，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