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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纪律和定额为何物，把他们圈在厂里上班实在是为难他们了。厂长笑了笑，说，厂里有百分之六十是这样的工人，都是父母想让他们早点赚钱，通过各种关系送他们过来的，我找的是能治住他们的管理。厂长接着问，你会打架吗？你有势力吗？看你的样子好像在社会上混过，我要的是这样的人。厂长说的条件李红旗都符合，但厂长要他露一手本事看看，他怎么展示呢？强行逮住谁要别人扳手？无缘无故地按住谁暴打一顿？那像什么话。李红旗对厂长说，如果一定要考察我的本事，那就到西山路上去走一走吧。
西山这条路是没有公共汽车的。要说有车也可以，是开往乡下的八路车，实际是经过西山，并不是停靠在西山。对上班的人来说没有用，上班的人全靠两只脚硬走。但西山这条路有许多手扶拖拉机，运货，顺便也运人，只要你不怕尘土，不怕颠簸，不怕危险，它也是对外开放的。李红旗刚来西山的时候也是走路的，有一天走着走着突然有人叫他，李红旗，你怎么来到西山啦？你不是在南郊的吗？你怎么也走路啊？叫那些拖拉机送送你吧？这句话被路人听到了，路人奔走相告，于是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人叫李红旗，是有传奇故事的，现在落户在西山。这些话又很快传到了那些拖拉机手那里，拖拉机手们就知道，这个人是有身份的，是要照顾的，要用拖拉机送送他。
现在，李红旗和厂长走在嵌满陶瓷残片的西山路上，他们像散步一样慢慢往城里的方向走去。厂长莫名其妙，说，你不是要证明自己有本事吗？走路能证明什么呀？不会就这么傻走吧？李红旗模棱两可地应着，心里却在感受着身后的动静。他的身后，已经有隆隆的声音隐约传来，他脚下的路，也开始有点微微颤动。李红旗想，等有大团大团的黑烟滚滚而来了，手扶拖拉机也就到了，他要证明的东西也出现了。
厂长也好像感受到了身后的异样，正疑惑着要回头看个明白，一辆手扶拖拉机像鸟儿一样落在了他们身边。厂长惊讶，厂长不解，再看李红旗，他在微笑，在得意。这时候，那个拖拉机手开口了，说李红旗，你到城里去吗？我捎你一段路怎样？李红旗就客气地把厂长让上了拖拉机，自己也当仁不让地坐了上去。他们双双坐在车头两侧的“雅座”上，别看这是手扶拖拉机，在当时也是莫大的待遇，相当于专门接送的专车。他们迎着风，迎着尘土，迎着拖拉机喷出来的浓浓黑烟，威风凛凛的朝城里开去。
到了城郊结合部，厂长和李红旗下了车。他们不是真的到城里去，厂长是在检验，而李红旗则是在展示。他们还要回到厂里去。还是坐手扶拖拉机。这一回，坐在车头的李红旗翘起了腿，做出了一副享受的样子。他还把眼睛眯起来。他眯起眼不是因为有风有尘土，不是因为拖拉机的黑烟喷在他脸上。他眯起眼是在感受厂长，他感受到厂长也眯起了眼睛，厂长在眯眼的同时也在斜视着他。他在心里猜测着李红旗的内涵，或许，他在酝酿着自己考察的结果。
后来厂长问李红旗，他们怎么都叫你李红旗？李红旗不好意思地笑笑。厂长说，他们每天都送你来上班？李红旗轻描淡写地说，碰上就坐一坐，坐车总比走路快。厂长又问，他们凭什么对你毕恭毕敬的啊？李红旗说，这我哪里知道啊，以讹传讹吧。
李红旗这年十八岁，长得牛高马大，他母亲说他是奶妈的奶吃的，奶妈是海边人，奶水有力。他父亲说他是南人北相，这说法有点玄，好像深层次方面有什么名堂。李红旗觉得自己是练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他喜欢上了哑铃，练得昏天黑地，喝田七泡的酒，吞吃生鸡蛋，就像俗话里说的“庄稼灌了浆”“马吃了夜草”，身体就一节一节地蹿上去了。
李红旗被厂长留下来了，他的考察“业绩”非常好，厂长说，我挑的就是你这样的人。
厂长要李红旗管生产，具体就是管那些“童工”。厂长说，你了解他们，你和他们有共同语言，你管他们正好。厂长又说，这些人骨头痒得很，要经常的修理修理，不然治不了他们。李红旗知道这些人，都和他一样是一些不愿读书的家伙，实际上都没到做事的年龄，调皮捣蛋，点一点拜一拜，像放牛一样。他和他们形式上是差不多的，但本质上还有点区别，他们没有经过社会的历练，从内心到外面都是嫩的。
那些童工做的都是重活脏活。比如这个厂是做铁皮玩具的，那些童工做的就是铁皮抛光，就是把铁皮表面的污垢用布砂轮打干净。车间里马达轰鸣，布砂轮打得棉尘飞舞，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的，眼睛和鼻孔都墨黑墨黑，比西山路上的拖拉机手还要黑。李红旗的管理就是盯着他们干活，不让他们开小差。为此，李红旗经常到车间里转一转，不用多说话，他的名声就是话，他的块头就是话，他的脚步声就是话，他的眼光就像鞭挞。李红旗不在的时候，车间里也许是嘻嘻哈哈的，松松垮垮的，打打闹闹的，总之，是自由散漫的。李红旗一来，车间里就鸦雀无声了，只听见马达的轰鸣，只见得棉尘飞舞。
因为限电，李红旗管的这个车间都是做夜班。每天晚上，厂长也会到车间里来听听李红旗的工作汇报。厂长要听的汇报不是产量，也不是质量，厂长会问，今天有谁骨头痒了没有？被李红旗修理了没有？李红旗嘿嘿傻笑，说他们很好，很听话，很守纪律，干活很卖力气。李红旗不是说得好听，不是替他们打掩护，事情确实也是这样。在李红旗心里，他怎么会修理他们呢？他其实和他们是一样的，即便是待遇上不一样，精神上也是一样的。他非常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非常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所以，李红旗和他们混得像亲兄弟一样。他的业绩也是依附在他们的劳动里，他们好好地干活，等于他在厂长面前顺利地交差。当然，他也会利用自己的权力给他们一点点实惠。
李红旗的权力是向厂长争取的。厂长说，你要什么样的权力？开请假单的权力？还是发劳保用品的权力？李红旗说，这两个权力都太大了，我不要，我生受不起，我只要签签夜餐费的权力。一份夜餐费折合人民币两毛钱，不折合可以到食堂去吃一碗盖了咸菜的光面。厂里所有的经济都是厂长一支笔的，虽然李红旗的要求涉嫌到“谋权篡位”，但对生产有利，而李红旗从事的又是一种特殊管理，厂长还是答应了。
有了签夜餐费的权力，李红旗就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有了签夜餐费的权力，李红旗就把它创造性的发挥。他会在中班快要结束的时候到车间里转一转，鼓励他们再坚持一会儿，争取熬过十二点。李红旗不说自己的意图，这个题他不点破，点破了他就有点“吃里扒外”了。其实，他的“机制”就在这里。开始的时候，童工们不理解，觉得李红旗苛刻，比厂长更过分，像《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生产都做得严丝密缝了，气都透不出来了，还要人家顶一顶顶一顶，有点不近人情。但到了签夜餐费的时候，他们的嘴巴都咧开了，笑容拉到了耳朵后。中班十二点之前的算一班夜餐，超过一点点，李红旗就开只眼闭只眼，算他们突破了班次，宽容地签给他们两班夜餐费。这还不实惠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激励。他们高喊，李红旗乌拉，乌拉李红旗。而李红旗，也因此把车间管理得有声有色。
李红旗成了厂长的大红人。厂长有什么事都找他，生产的事找他，不是生产的事也找他，比如写通知写标语。李红旗习字的本事也用上了。李红旗习的是颜字，写通知最好，又稳重又清楚，写标语就稍稍显得正了点，标语讲究气势，讲究龙飞凤舞。但大字稀罕啊，所以，尽管标语写得不尽如人意，但有关于字的事还是非李红旗莫属。大家都觉得厂长对李红旗太宠了，具体表现在，李红旗的工资已调到三十一元了，比一般的新招工多出了五元，这个不得了。对于别人的眼红，厂长第一句话是，你们也试试？见别人哑口无言，厂长又说，李红旗是多面手嘛，这有什么办法，能者多劳嘛。这不，厂长又给李红旗派了新的任务。
厂长这次要李红旗再担负起冲床车间的管理。
冲床车间就是把铁皮冲成玩具胚子，一半的金鱼，一半的公鸡，一半的蛤蟆。这是个细活，又是个韧活，容不得出错，出错了就是废品，就没有用了。所以，冲床车间都是女工。李红旗觉得奇怪，问，女工也不自觉？厂长说，现在的女工都不愿意做夜班了，都想提前回家，拦也拦不住。李红旗说，你拦不住，我还拦得住的？我又不是三头六臂的门神。又说，男工不听话，我还可以动动武，揍他们一顿。女工要回家，我有什么办法，我要伸手拦她们，她们“非礼啊”这么一叫，我还能做人？厂长说，她们的问题其实就是个安全问题，她们怕的是走夜路。这条路，你又不是不知道，而你，正好夜路怕你。李红旗想想自己在厂里的角色，不禁也笑了起来，在抛光车间，他是修理他们的“打手”，在冲床车间，他马上又要变为护送她们的“保镖”了，都和名气有关，都和力气有关。但李红旗心里还是舒服的，因为这里面透着厂长的器重和欣赏，甚至还有厚爱。
西山这条路李红旗是知道的，当时所有的路都一样，都是“危机四伏”。一是没有路灯，天暗路也暗了；二是路上有人搜身，名义上是搜身，实际是摸奶，口袋摸摸，顺便把胸口也摸一把去；三是路上经常有露阴癖者躲在角落里，待女工走近，冷不丁的跳出来展示一下自己的身体。这三样每一样都和女工过不去，都好像是专门对付女工的，都吓得她们胆战心惊。
在抛光车间，李红旗利用夜餐费管理童工。在冲床车间，李红旗因地制宜用这些来管理女工。他会对女工说，你们要听话啊，要好好干，不然，我等会儿还有事啊，夜里你们自己回去。这句话和夜餐费一样有效，又是制约又是激励，女工们一个个都乖乖的。下了班，收拾好，她们都等在传达室里。等什么？等人多势众，等聚集起来的胆，但主要还是等李红旗。大家顶着夜色，靠着李红旗的一路招呼，一路呵斥，像通过封锁线一样，噼哩啪啦的往城里走。
但很快，李红旗发现，女工们的“早溜”不是安全问题，而是另有去处。
冲床车间的冲床一溜儿排开，冲床开起来的时候，像一个庞大的乐队在演奏，仔细听，节奏还很不错。李红旗置身在冲床车间，深感到生产的意义，生产的快乐。但是，他也发现一溜儿排开的冲床上，经常的会像掉牙一样缺人，有时候缺戴妮娜，有时候缺巫媚香，李红旗问她们去哪儿了？有说天热，换衣服去了；有说尿急，舒畅去了；都是些男人不可去查看的内容。后来老等她们不来，李红旗才知道，她们跑出去信耶稣去了。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没有什么好去的地方，能去信耶稣，李红旗觉得她们也和自己一样，还算比较自律的，已经不错了。但她们已经影响生产了。
工厂的对面弄堂里，有一个小小的聚会点。李红旗去看过，那实在是一个意思意思的聚会点，二十平方的农民小屋，挤了三十来个人。他们在那里老实地聆听来自天国的福音。
前面说过，李红旗的家教很严，与其家教相配套的还有，他祖母信耶稣，这就更强调了家里文明的气氛。一般信耶稣的信徒顶多也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做做普通文章，但李红旗的祖母不是。她的信奉是有程度的，有质量的，除每日坚持的三祈五祷外，她还一直沿袭着站着读《圣经》的优雅习惯。李红旗清楚地记得自己小时候跟祖母去做礼拜的情形。那些神奇的地方，那都是些响当当的去处城东的柯医生家，那是个老式的花园别墅；还有府前的银林牧师那里，他家里有一处洗礼池，每个月要进行一次施洗。耳濡目染，长此以往，李红旗对耶稣也是耳熟能详的。
现在，李红旗等于是把耶稣重新捡了起来。他想去参加那些女工的聚会，想和她们打成一片，这样他才能去影响她们，最终把她们争取过来，达到管理的目的。李红旗没有去想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争夺，他只知道自己这样做对生产有利，不能因为他的管理不善而让生产停顿起来。于是，他跟那个聚会点说，我可以给他们讲讲道！这里的聚会点本来就是比较简单的，没有“等级”和“规格”，水本来就很浅，也没见过严格意义上的讲道，属自发性质的相互勉励。所以，听说有人要过来讲道，很高兴。
这可不是开玩笑，像打战立下了军令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为此，李红旗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材料准备。李红旗的家里有许多“培灵”讲道的书，都是他祖母像宝贝一样收藏的，他就选取了其中的一篇，是多年以前一位叫陈彼得的牧师在厦门讲过的，叫《我们愿意见耶稣》。李红旗像一个负责任的老师，备课一样把这篇东西重温起来。
李红旗没想到自己在聚会点里也是那样镇定自若，这得益于他曾经在社会上的历练，和扳手过招相比，这样的场合实在是太“和风细雨”了，根本值不得一提。他拉开架势，先带领大家唱一首赞美诗：想主在十字架鲜血淋淋，满身受了伤痕刺痛我心，主爱长阔高深，引我归向父神，主啊祢替我死，我蒙主恩……赞美诗是这类歌曲的总称，不一定都歌功颂德，像这首就唱得唏唏落落，委婉凄凉。接着李红旗就开始讲道，他引用了《新约》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一段话作为开篇，说，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见耶稣……李红旗把道理从这句话延伸开去，立意放在“愿意”上，提出了一个态度问题，说不是从心灵出发的事情，一般都很难做好。大家听得如痴如醉。最后，他还为这个聚会点做了一段祷告，大意是，愿十字架永远驻守在这个小屋，愿宝血在这里得胜……一切都是按照城里的要求和规格。在西山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听到过这么正规的讲道？心悦诚服的同时，那些女工也跟着李红旗叭嗒叭嗒的回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可想而知，那些冲床车间的女工再也不脱岗乱跑了，她们非常听话和守时，努力勤勉地生产。她们要听道信耶稣，李红旗就给她们讲一课，李红旗把这个作为收买和征服女工的手段。当然，他不会把车间变成聚会点，他是车间的管理，这个度，他还是能够把握的。
西山这个厂李红旗呆了三年，根基很牢固。厂长对他很信任，因为他忠实地执行着厂长的指令，维护着厂长的尊严，既稳定了生产，又发展了生产。工人们对他也很拥护，因为他能在细微之处体恤他们，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总之，工厂前景很好，工人很有奔头。
1978年，上级局准备给厂里的工人转正。大家都是临时工，即使名义上是新招工，其实也是临时的，只是在两块五的粮补上稍稍有点区别。现在大家要转正了，大家都很高兴，用奔走相告来形容这件事，一点也不过分，好像这辈子甚至下辈子吃饭的事情就这样落实了。
但仅仅过了一天，大家灿若桃花的脸颊又苦丧了起来，原因是转正的文件里有这么一个精神，对大家很不利，弄不好会把大家的前途断送了。精神说，如发现有“假农民工”现象，转正一律停止。这可如何是好？
“假农民工”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厂征了一亩地，搭了两个农民工。农民工在厂里优惠得很，像老爷一样作威作福。他们若不来上班，工资还不能扣他们的，他们要是想上班了，工种还得让他们挑。主要还不是这些，关键是他们的工资高，高得吓人。高到什么程度呢？五十七元！相当于大学毕业的国家干部！厂长在这件事上做了手脚，把自己的亲戚当农民工安置到厂里，拿农民工工资！这和李红旗比起来，已有很大的差别，和那些临时工比，悬殊就更大了。要是在平常，工资多点少点也就算了，但现在，这悬殊威胁到了大家的转正！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情！
抛光车间的童工们情绪明显低落了，又自由散漫了；冲床车间的女工们又像掉牙一样脱岗了，不知跑哪儿去了。大家把自己的担心反映到李红旗那里，要李红旗出来主持公道，说李红旗，你是厂长的红人，厂长会听你的，你去和厂长说说吧。又说，李红旗，你是有影响的人物，是硬码的人，你说话有力，你会替我们说话的。李红旗虽然比较“社会”，也有所谓的“劣迹”，但心还是比较纯的，他觉得这么多大家看得起他，他就应该仗义执言。而这时，家教也像发酵一样起了作用，家教的精髓是诚实和正直，他觉得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