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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我延安》，并成为《民主东北》的一部分。该片于1947年夏成为布拉格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放映节目，创作者也是1946年组建的东北电影制片厂。 中共中央挥师西柏坡后，在那里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并留下了今天看来最为完整的影像，质量保存也是最为清晰。从前线赶回来的将领们会前的讨论，中共五大书记依次走进会场，整个过程都体现出拍摄者的有意记录。毛泽东走向主席台时弯腰与前排人打招呼是一个生动的细节，身穿黑色棉袄的毛泽东已经显露出胸怀全国的王者风范。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共和国的新闻纪录片（2）（图）
等到中共展开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决战时，电影队的使命已经相当明确，就是要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见证中共一统天下的转折点。从这时期拍摄的一批纪录片来看，如《解放东北的最后战役》、《东北三年解放战争》、《解放天津》、《北京入城式》、《淮海战役》、《毛主席、朱总司令阅兵》，以及《百万雄师下江南》，场面无非是冲锋陷阵，限于技术原因，战争的残酷和宏大难以记录下来。但影片却成为这场波澜壮阔内战的珍贵影像资料。 在有关南京解放的场面中，许多人已经知道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飘落、红旗插上总统府的镜头是导演刻意重现的。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细节，或者说，作为一种意象性的表现，这一再现无疑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在当日隐约的炮声尚未平息的现场，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的内战错综复杂，即使国共双方高层亦有相当戏剧性的变化，如此简陋稀缺的影像器材难以全方位记录这一宏大曲折的历史进程。影像的历史作用是记录那些闯入镜头的瞬间，无论是人去楼空的西柏坡窑洞，还是毛泽东在西苑机场的阅兵，都已经衬托出一种人心向背、新生在即的氛围，一群身穿土布军服与一群美式军服在身的将军的较量已经分出胜负。 遗憾的是，这时的摄影机只能随军前行。解放西北、进军西南、渡海作战、进军西藏，一批纪录片如《红旗漫卷西风》、《大西南凯歌》、《大战海南岛》、《解放西藏大军行》等，只是粗线条地勾勒出中共统一江山的历史进程。而中共中央决策层方方面面的细节没有捕捉下来，相对于战场，那些窑洞土屋中的运筹帷幄，那些处于剧变中的日常生活，甚至领袖如何驾驭一个新生的国家可能更具历史感。 宣传机器 北平解放后，中共接管了北平的国民党中央电影摄影厂，并缴获了大批中央电影摄制的影片，成立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开始有计划地拍摄中国建国初期的始建工作。这一时期留下的《烟花女儿翻身记》、《踏上生路》是反映封闭妓院、改造妓女游民的事件，前者似一个舞台剧，许多故事和场面是妓女们搬演的，已经有点剧情片的味道。其间共和国最大的事件是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有了相当完整的影像资料。作为全民动员的政治军事事件，自然需要广泛的舆论宣传，所以诸如高层决策、进军朝鲜、民众援军、战场实况等都拍摄记载得非常详细。 50年代国家铺设铁路，修复海港，恢复石油生产，重建煤矿、钢铁厂，兴修水利，都以新闻片的形式成为那个时期珍贵的影像记录。其中《胜利之路》、《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是纪录片中的代表作。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共和国的新闻纪录片（3）（图）
1953年7月7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成立，关于创作指导思想，当时中宣部、文化部领导有过指示，强调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指出：“新闻纪录片必须描写实际存在的东西，描写确实发生的事件，不能捏造事实，否则将使新闻纪录片在政治上丧失威信。”最后一句话相当有力量，也相当清醒。今天看来，如果这种提醒以后成为新影长期的指导思想，其成果将难以低估。 综观50年代到60年代，新影拍摄的大批纪录片，几乎所有历史重大关头，和共和国的新闻焦点都有了影像记录，如《伟大的土地改革》、《第一辆汽车》、《鞍钢在建设中》、《长江大桥》、《通往拉萨的幸福之路》等纪录片，这其中《万象更新》记录了北京、天津、上海工商业资本家接受改造、走向公私合营道路的情景，年轻英俊的荣毅仁的讲话，相当富有感染力。另外两部纪录片《亚非会议》和《祝贺》相当精彩，前者记录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的过程，由于台湾间谍的破坏，摄影师郝风还不幸遇难；后者记录了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情景，在片中毛泽东的风采和魅力非常传神。作为一部彩色纪录片，这是毛泽东神态最动人的一次记录。 这一时期最遗憾的是对中国日常生活的忽略，民生状态的影像资料几乎没有。相反一些剧情片反而相当生动。作为历史研究，那时的生活细节只能从那里寻找了。有限的几部生活记录，如《平凡的人》、《邻里之间》、《失物招领》，由于类似表扬好人好事的命题作文，离深厚的现实也相去甚远，只能从一个侧面看见那时期的现实。 至于反映十三陵水库建设的《劳动万岁》、《上海英雄交响曲》、《百万农妇站起来》则是全面展开新中国建设场面的纪录影像，为纪念建国10周年拍摄的影片《第十个春天》，传神地表现了新中国的阳光明媚，镜头里的那些纯净笑容感人至深。 但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劫难，影像记录开始严重缺席。严重的天灾人祸几乎无一记录。除了到处热火朝天的炼钢景象和放卫星的新闻，背后的饥馑、困境、眼泪和愤怒都看不见。在强大的国家叙事统领下，底层的呼号相当微弱。 60年代几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依然成为纪录的重点，中国运动员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纪录片《征服世界最高峰》、首次核试验成功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审判、改造以及释放遗留侵华日本战犯的《正义的审判》和《人道的宽待》，包括八一厂1966年12月摄制的《欢呼我国发射导弹和武器试验成功》，1968年12月摄制了《我国成功的进行了一次新的氢弹实验》，1975年12月《我国又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这些影片所记录的重大历史时刻的瞬间、细节已经成为共和国历史的重要影像见证。 关于十年动乱的影像记录，今天只能像人们日后利用里芬•；斯达尔拍纳粹的影片一样，进行反向利用，我印象最深的一些片断是在工体批斗蒋南翔等人的镜头；清华学生砸烂、推倒清华园牌匾、焚烧书籍字画和寺庙雕像，集体批斗刘少奇的惨烈场面。由于政治原因，文革期间所有影像资料不能公开。但仅从这些有限的镜头来看，关于文革历史，影像记录已经相当丰富，可以想见，一旦开禁，汇编这批材料，创作文革题材文献片将是中国纪录片的又一个收视高潮，当然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而已。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共和国的新闻纪录片（4）（图）
《新闻简报》 关于共和国的影像史，还有一类影片是不能忽略的，这就是卷轶浩繁的《新闻简报》 《新闻简报》创刊于1949年，从1950年到1952年称《新中国简报》，1953年到1954年叫《新闻简报》。后来，根据主题不同还相应叫做《新闻周报》、《新农村》、《农村简报》、《少先队》、《体育简报》、《科学珍闻》、《解放军简报》、《今日中国》、《人民世界》、《国际新闻》、《国际见闻》。从题目上看，基本上类似于今天电视台的新闻专题栏目，在电视诞生之前，它们承担着中国历史的影像记录的功能。许多新闻纪录片的主题都是“形象化的政论”，与当时党报的社论是互为补充的。当时中国每年的规模是年产新闻片和纪录片250集。据高维进统计，从1949年到1966年，完整的纪录影片有长纪录片239部1506本，短纪录片2007部3632本，新闻期刊片3528本。从1967年到1976年，新影厂和八一厂共摄制长短纪录片509部，连同新闻期刊片2037部。这其中并未包括未成片的影像资料。另外，从1958年春天起，全国各省、自治区（除西藏外）大跃进式新建电影制片厂，最初有条件拍摄的只能是新闻片、纪录片。仅1958年全国就有31个电影制片厂生产新闻纪录片，1958年、1959年两年产量几乎等于前八年产量的总和。 这些影片已经很难从艺术上进行衡量，而只能从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进行“观看”。撇开意识形态不说，这些影像资料仍然建构起一个50年的影像中国。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共和国的新闻纪录片（5）（图）
影像生成后的“见证”功能和对整个社会文化带来的影响及其历史价值而言，最重要的一个差别在于摄影家在关注什么，他是将后人的视线引向了时代表征性的对象还是引向了自身。《新闻简报》造成了一种中国纪录片的修辞形式和言语形式。 “用取景框呈现的影像来记录事件，力量是惊人的”，但必须警惕的是“影像的重建和再制”。因而也可能被用来解读和扭曲历史，毕竟，影像是可以重新拆解和组合的。事实上，在《新闻简报》里，许多新闻事件和人物经过了被图像化、偶像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重新描绘、美化了历史。 关于这些纪录片和新闻片，需要研究的是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影像本身与政治叙事的反讽性。电影拍了什么？怎么拍的？如何解说？得出怎样的结论？第二，只有细节才能真正体现一个社会的真实。在没有细节的影像叙事中，真相是被遮蔽的。这些没有细节的宏大叙事是如何诞生的？第三，历史与影像的共时性研究，当历史发生时，影像在说什么？影像永远站在它应该在的地方，而在它不该在的地方缺席。这些影像到底是历史的“在场者”，还是历史的“缺席者”？研究新中国大量的《新闻简报》，必须放在一个更大的视觉文化体系的变迁中来解读。这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视觉文化的产物，是一种国家偶像的塑造，一个新生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不惧外侮，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崇尚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提出了一些今天觉得滑稽的价值观，这和当时意识形态部门倡导的文化策略直接关联。经由这样的影像还原出来的中国，真实的并非生活、社会的原生态，而是我们的真实地心态、环境和行为方式，它构成的反讽力量也许将成为我们不再重新幼稚的醒世恒言。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安东尼奥尼的《中国》（1）（图）
“被误解的马可波罗” 看安东尼奥尼晚年的影片《云上的日子》，我能够感受到他的痛苦，这位毕生在探究真相的导演，直到晚年仍无法释怀纠缠一生的困惑，对政治、人生、爱情，还有那些森林般生长在心灵边缘的欲望，他都设法通过影像加以探讨。 好奇是一个导演的天性，当1972年，整个中国推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兴奋是显而易见的。今天，我们已很难了解当初中国政府选择他来中国的详细理由，也许意共左翼的背景是唯一的理由吧。 1972年，对中国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和美国接触，以牵制苏联——在毛泽东的晚年清醒状态下做出唯一的一项划时代的决定后，周恩来抓住机会把中国推向世界。在首都机场，周恩来打破外交礼仪的陈规，撇开他的随从疾步迎向走下舷梯的尼克松，这次握手双方以跨越太平洋和飞越四十年来概括。这一年，乔冠华在联合国的笑声被西方誉为“震碎了议会大厅的玻璃”。 而正是这一年春天，安东尼奥尼接到了来自中国的邀请，通过一位政治立场接近的西方著名导演拍摄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介绍中国。对于周恩来来说，就像乒乓球外交一样，是当时政治步骤的一招。可惜，安东尼奥尼“辜负”了中国人民的期望。 《中国》的首播权被美国广播公司购买，率先在电视上与美国人见面，并被评为1973年在美上映的“十佳纪录片”之一，总统尼克松据说两次调看此片。不过后来的结果超出了安东尼奥尼的控制范围，台湾电视台多次播放此片，以此作为反共的重要教材，这一切激起中国政府的强烈愤慨，《中国》被定性为“一个公开反华、反共、反革命的作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阴谋”。 1974年，围绕纪录片《中国》，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几乎酿成政治事件和外交事件。这一年，作为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的一个重要活动计划之一，《中国》被安排到凤凰剧院上映，惊动了包括中国和意大利两国的外交官员，来自中国政府的抗议使得意大利政府极为惶恐，虽然极力阻止这部影片上映，当仍然没能如愿，超越政治的艺术节还是促成了影片的公映。多年以后，一位意大利电影评论家阿贝尔托•；埃科这样写道：“焦虑不安的安东尼奥尼再次忍受着他的非常个人的自相矛盾的戏剧性事件带给他的痛苦——这位怀着爱慕和尊敬之情前往中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艺术家，发现自己被指责为受苏联修正主义和美帝国主义雇用的法西斯主义反动文艺家，引起八亿人民的憎恨。”不知道安东尼奥尼是否知晓，更强大的舆论压力则来自中国国内，这一年，从中国的权威报纸《人民日报》到各地报刊，一场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席卷全国，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特地结集部分文章出版，题为《中国人民不可侮》。 意大利评论家将安东尼奥尼比喻为“被误解的马可波罗”，和一千多年前的马可波罗把中国描绘成人类的天堂一样，安东尼奥尼同样是怀着好奇和热忱来到中国的，在埃科看来，“那些在电视上看到这部片子的人记得，这部片子从一开始就怀着热忱投入到中国的大事中去了，电视的正义之举最终向数百万观众展示了一个实在的中国，一个摆脱了西方宣传模式的充满人性和祥和的中国，尽管中方指责这部影片充满不可理喻的敌意，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这种误解是根深蒂固的，作为一个享誉世界的现代主义电影大师，一位对西方现代工业深怀质疑的艺术家，他眼里的中国显然具有一种人类标本的意义。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安东尼奥尼的《中国》（2）（图）
“人总是放在第一位” 在片子的开头，安东尼奥尼这样概述他见到的中国：“中国正在打开大门，但仍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大部分地方仍然不得而知，我们到这里只是瞧一眼而已。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所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安东尼奥尼的低调可见一斑，他只是透过镜头“观察中国人的面目、姿态和习惯”。 他和摄制组一行9人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和河南林县农村待了22天，拍了这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纪录电影。关于《中国》的主题，安东尼奥尼后来是这样解释的：“这部影片的主题是‘人’。我们进入中国，就是记录那里的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然后才是这些人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我尽量去攫取的正是中国工农的日常生活状态。在我的影片中，人总是放在第一位。” 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天安门，镜头里出现的是衣着单一朴实的青年女子，一位神清气闲的长者在打太极拳，人们在王府井路旁歇息，长城上是写生的学生，天坛上游人如织，北京的日常生活恬淡而悠闲；在上海，拥挤的马路上人们被电影的摄影机所吸引，表情好奇而惶恐，这组著名的长镜头记录了马路上的行人、茶馆里的饮茶、饭馆的吃相，安东尼奥尼的摄影机随扬子江水，缓缓流动着，静静捕捉着河岸及船家人的生活。解说词惜墨如金，背景音乐是铿锵激昂的样板戏，提示着很强的时代感，安东尼奥尼的影像本身在深刻地传达人和时代的关系，传达那种蕴藏在平静表面下的神秘和力量。 在苏州的一家叫做复兴回民面店，据称这是整个城市最好的一家饭店，安东尼奥尼的镜头里是：吃面，抹嘴、抽烟、老人喂孩子，在解说里，他平静地说：“他们的生活条件与我们的相差如此之远，使我们感到惊奇。”惊奇之余，安东尼奥尼试图为他在中国所看到的一切找到一种富有意义的关系。比如，传统和现实，比如生与死，比如动与静。 在观察中国传统针刺麻醉的段落中，安东尼奥尼不惜笔墨，详尽纪录了整个治疗过程，他特地用了几个他喜欢的带关系的长镜头把针刺麻醉这门传统的医术与医院环境的关系；与接受麻醉的人的关系微妙地建立起来。这显然已不仅仅是对一项神秘的东方医术的展示，而把这项古老的医术与现代中国人生活联系了起来。 在上海城隍庙的段落中，安东尼奥尼把他的形式风格——环境与人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