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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增进史学家与口述者之间的相互了解，这是口述史学方法的独到之处。至于技术手段的应用，当代口述史学家们一致认为：音像技术只是为口述史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它决不是口述史学发展的唯一条件。而且实际上，当代一些有成就的口述史学家并不是依靠录音、录像设备来提高自己的口述研究水平。例如，曾获普力策奖的美国口述史学家巴巴拉•；塔克曼（Ba…rbara Tuchman）就极力反对使用录音机进行采访，她认为用笔记录更有助于史学家从口述回忆中选择出重要的史料。 以重建大众历史意识为目的，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在验证不同口述者在反映同一历史事件方面的一致性程度以外，还要考察口述者在口述回忆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历史观的代表性范围。帕塞里尼认为：口述史料是否可靠，实际上取决于口述者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和分析是否能够代表特别是与其本人有血缘和政治联系的那些朋友或亲戚所构成的社会集团中大多数成员的文化态度和社会历史观。口述史料的代表范围越广泛，其可靠性程度就越高，因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往往总是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所构成的社会集团中所共有的情感、愿望、利益、心态等因素所组成的历史意识的发展方向紧密相连的。
《影像史记》 言说的魅力细节天堂：讲述与历史发现（3）（图）
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以“再现往事”为目的的早期口述史学家们过多地关注于对口传史料的搜集与抢救，导致60年代以前的西方口述史学只是停留在史料学阶段，而作为一种治史方法，口述史学的内在潜力还未得到应有的开发。 70年代以后，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从简单地确定人物、事件的存在形态，深入到探讨历史过程的参与者本身的历史意识，特别是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群众的愿望、情感和心态等精神交往活动当作口述历史研究的主题，这一研究视角的变化，无论是在史学本体论上，还是在史学认识论方面，都对历史学的发展和史学观念的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把口述研究的目的从往事的简单再现深入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把关注的焦点从“真实的过去”转移到“记住的过去”，不仅增加了历史认识的深度，而且扩大了历史认识的广度。 因为人们在口述回忆中所陈述的历史事件似乎只是“往事的再现”，但是口述者所流露出的情感或愿望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人们的情绪，也可以或多或少地反映人们对现实社会所持的态度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梦想。换句话说，口述者在口述回忆中为自己所树立的形象，既可以揭示过去，也可以揭示现实；既可以揭示已经发生的事情，也可以揭示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历史是现实的前身，而现实则是历史的延伸，而口述者本人既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口述回忆离历史事实越远，它所包含的口述者的现实态度的成份就越多。口述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同一历史事件的描述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恰恰体现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的某种历史继承关系。
《影像史记》 言说的魅力细节天堂：讲述与历史发现（4）（图）
《影像史记》 言说的魅力集体记忆：民间历史意识的重建（1）（图）
二十世纪末年，随着口述历史在纪录片中的广泛应用，随着抢救历史见证人意识的加强，影像叙事的手段得到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开始在银幕上面对面地聆听当事人的真实叙述。这其中，关于纳粹集中营的题材成为这种纪录片集中表现的对象。1997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生死线》（The Last Days）通过匈牙利籍的五位犹太人口述在集中营的经历结构全片。从他们在故乡的童年开始，直至被遣送到集中营，在口述中个人的命运缓缓展开。那些中性的历史影像经过与口述的交叉剪辑，仿佛是专为他们拍摄的，这部片子堪称口述史学在影像叙事中的经典之作。而莱兹曼拍摄《证词》时虽然可以找到大量关于20世纪上半期犹太人大屠杀的活动影像资料，但他没有使用，而是情愿使用采访当事人的手法，通过当事人的口头叙述将“历史再现于现在”。 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纪录片很多，大部分都使用了战后发现的电影资料：一层一层地码放的干枯的尸体，成堆的头盖、骨头、头发、眼镜，等等，可是莱兹曼没有使用这些影像。据纪录电影学者单万里介绍：在《证词》中，过去的事件是通过受访者时断时续的叙述而“再生”的，有时伴以火车穿越森林或者村庄的无声画面，远处掠过的绿意盎然的风景，火车到达的终点站，从火车站步行到屠杀中心的人群，空荡荡的毒气室……有些场面传达出了特别恐怖的气氛。莱兹曼在拍摄《证词》过程中的采访对象大多是像这位理发师一样的普通人，因为他认为，在施行种族灭绝行径的过程中，这些普通人都或多或少地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莱兹曼在历经10年的调查后找到了许多这样的普通人，将他们带到摄影机和麦克风前。这些人当中包括：铁路运输部门的官员，他们负责制定铁路运行计划，调度运载牲畜的列车，然后用这些列车将成千上万的受害者从许多城市和乡村运送到设在波兰和其它地方的毒气室；火车司机和机械工，他们当时都知道自己运送的是什么；将受害者赶上运载牲畜的车厢并将车门毫不犹豫地关上的人；将受害者驱赶上路的车站站长；亲眼目睹这一切却默不作声的铁路员工；在屠杀中心将受害者分类和执行屠杀的看守；在受害者进入毒气室之前为他们理发的理发师。莱兹曼想方设法找到了他们，并说服他们开口讲话。几十年来，这些人一直保持沉默，而现在莱兹曼告诉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向世人讲述自己在当时做了什么，怎么做的，为什么这样做。莱兹曼还对他们说，这是“历史”所需要的，也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安静与和平所需要的。（单万里《关于新纪录电影》） 口述历史的素材主要来自地方和民间，记录的是不见经传、甚或被视为社会边缘人的生活与思考。口述历史的采撰写访者可以是社区工作者，也可以是地方志的编纂者；可以是历史学家，也可以是自由职业者。口述历史内容可以与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交汇、交叉，也可以没有直接关系。口述历史可以反映出重大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以及传统历史研究顾及不到的方面，启发人们的思考。 口述历史建立在不同人文群体对过去的事情进行回忆的基础上。他们的共同回忆在西 方史学界被称之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也叫“大众记忆”（Popular Memory） 大众记忆可以通过口述表达出来，以录音方式记录下来，也可以借助多种流散于民间的文化形式保留下来。事实上，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口述者往往会拿出自己保存的文字物品等，帮助自己在脑海中唤起回忆的某些内容。
《影像史记》 言说的魅力集体记忆：民间历史意识的重建（2）（图）
对于口述材料蕴含的基于实际生活、良知和普通人思想情感的历史知识，史学者的一 个重要工作是对之加以发掘和客观再现。在这方面，科技的发展，录音机的普及及其性 能的不断提高，被看作是口述历史产生的一个重要物质条件。录音机的存在与应用较以往手段更为真实、准确地记录下采访的全部内容，使之成为采访者本人和其他研究人员 的第一手宝贵资料。此外，作为普及于20世纪的新的传播媒介，录音机与摄影照片、摄像机等都是不同于传统文字传媒的、作用于人的视听觉与思维的历史记录新手段。这些 产生于20世纪的新媒体可以相互配合使用，从而使历史调研的方式更为丰富充实，并且能够为后人提供更为真切、具体的历史调查素材。 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从文化研究角度对传统治学，也即历史研究的客观性 和文献考证，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通过特定理论方法训练的历史学家用来鉴别真伪 或者事物客观与否的尺度，已经使历史学家带有自身的主观色彩。进一步而言，当史学界自身的文化氛围受到社会重大事件的影响或冲击时，历史撰写便相应出现了新的变化 。这层变化无疑源于史学家自身的变化。与此同时，决定纪录历史“事实”的尺度又何尝不被文化氛围所包围着呢？不过对这些“事实”的不同阐释反映了不同理论的争鸣。再者，传统治学注重通过实际考察来证实和辨明历史事实的真伪。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不满足于以考察和收集“事实”为特征的传统史学态度，认为这种史学态度虽然注重实际，但他们的方法受局限于档案调研的特定模式，受局限于对作证据用的 文字资料的过分依赖。 相比而言，口述历史改变传统治学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口述历史使历史学家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历史学者成了采访者，“在重要方面具有专业知识的优势。同时又发现自己已然离开了办公桌，分享着在人际交往上的经历”＇4＇（P222）。从主观上讲，史学者要 积极发挥自己能动的思考作用，不断改进调研水平和采访工作能力。从客观上讲，史学 者要尽力减少个人先入为主的判断和偏见，并充分调动口述者展开回忆的积极性。具体 而言，史学者在每一个具体口述历史项目上都要有周密的设计、规划，如可以运用量化社会学方法等；同时又要留有余地，避免先入为主地用一种理论来直接概括一个社会群 体的思想。要首先关心这个人文群体如何表述自己的利益和理想，以及这个群体的价值 观和行为方式如何。与此同时，史学者要不断提高采访技巧，从而减少偏见，包括利用 一定时间去研究了解人的记忆特征问题，认真对待口述材料和提高口述历史分析技巧， 与历史见证人进行良好沟通，尊重被采访者的意愿，如不用其实际名字等等。 对话和记忆问题使德哈特自然联系到采访者与口述者双方的文化问题。换句话说，史学者自身受制约于一种特定的文化背景，而被采访者群体也有一种人文背景。对口述历史的历史阐释包括对形成文本的文化阐释。德哈特将这一阐释过程解释为历史建设过程。为了做好历史建设工作，采访者要善于克服自身文化的局限，将采访中出现的文化问题与其他已经成文的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例如，如何处理那些在采访中常常 出现的、看来似乎并不重要的信息呢？德哈特认为，采访者不能以先入为主的看法来轻 易否定一些看似不重要的口述内容。有时一方认为是无知、非理性的陈述，并且也得到社会舆论或其他文献证据的支持，经过采访后就不尽如此了。当采访者听到当事另一方的私下陈述和看到当事人写给立法官员的信件后，就会在比较中获得一种新的逻辑和理性。重要的是，口述证据与文献证据同样重要，而口述证据的获得会使人更加意识到所有证据都有局限性。 出现于采访中的记忆问题、先入为主的观念、说话人的特别用意等因素，都影响到口述历史的最后形式。德哈特在总结自己的采访工作时说，采访牵涉到如下几项因素：进行建设性采访来获得口述史构架，仔细分析关键内容，然后再将那些关键内容与文献资料的关键部分结合起来。德哈特总结道：“作为历史学者，我们要搜集到尽可能多的证据，同等对待文献和口述材料，对其加以比较验证。当我们将零星散乱的证据编织成一部统一连贯、寓意深远的历史时，作为口述史学者的经历会使我们更加意识到自己在历史建设中的行为的意义 。”
《影像史记》 言说的魅力《重庆大轰炸》（1）（图）
《重庆大轰炸》：一个口述史学的影像文本 中国在移动 绕过山口，眼前这座笼罩在雾中的城市是重庆。水陆入川抵达重庆停靠的最大码头是朝天门。现在这里是一个8万平方米的船型广场，层叠错落，依然保持着古渝雄关的遗风。旧时的朝天门码头，飘着高吭的川江号子，混杂着脚夫、水手和乞丐的喧闹。半个世纪前，重庆被定为“中华民国陪都”，政府、工厂、学校陆续西迁，重庆成了当时全国的中心，度过了它无比荣耀的8年时光。然而，陪都时期的重庆也是中国遭受日本飞机野蛮轰炸，损失最为惨重的城市。对于所有在重庆的人来说，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灾难岁月。 九•；一八事变后，一直隐隐笼罩在中国上空的战争阴云终于变成现实。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29日，北平沦陷，战火自北向南迅速蔓延。大多数中国人的苦难记忆是那时开始的。 胡品吉： 从上海到南京有几百公里吧，结果火车就走了三天多，才到南京，路上别说吃，就是拉屎、撒尿都没得法。当然，就这样，那个时候，你没吃东西，大便很少了，小便就是男的问题不大，女的很恼火。就这样，哦，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反正挤得很。 靳琪 “七七事变”就是我的生日，也是我的逃难之日，七号就开始逃难了，我舅舅把我们从老家接回来，就开始逃难，衣服没有两件换的。七月份从老家把我穿的农村的土布衫、短裤衩带出来，我们就开始跟着舅舅、外婆开始逃难了 杨鸿年 在温州是坐的汽车，到了金华才上的火车，火车嘛，就拉到九江，九江又蹬车赶火车，这样才到长沙，都是挤的人，没有座位，都是货车，都是蹲着挤上去的。 贺嘉寅 但是这个时候到重庆的交通已经是很困难的，我是坐的民生公司的民源轮到重庆的。我在武汉生长，离开武汉的时候，坐上这个船的，就大哭了一场，这就是从武汉到重庆，我是坐水陆的，要走两天半，一个轮船要走两天半。 1937年的11月，庐山上飘起了这年的第一场雪花，就在这个初冬的夜晚，左作孚被父亲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他父亲是国民政府海关中的高级职员，此时全家正在庐山休假，当天晚上，左家老少七口连夜下山。这一年左作孚刚满九岁。 左作枹 那时开饭开到舱里来吃饭，走廊上全是人，那栏杆上，拿绳子把人被裹卷上，然后就拿绳子吊在栏杆上，绳子上就是被裹，被裹里就装上人，就连栏杆人吊着人，地上睡满了，栏杆上也满了，出门都出不了，非常挤。 很少有人知道，几乎在同一时间，另外一支神秘的队伍正在悄悄行动。1937年11月17日凌晨，在严密的保安措施和新闻封锁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一千余名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穿过挹江门，在月光中登载装甲兵船“永绥舰”，撤离南京，“永绥舰”的方向是重庆。
《影像史记》 言说的魅力《重庆大轰炸》（2）（图）
三天后，国民政府对外宣布政府机关移驻重庆。 川东重镇重庆位于长江中游，层层叠叠的大巴山脉像一道天然的屏障，把重庆和长江下游隔开，长沙失守后，中国沿海各大城市相继落入敌手，重庆成为国民政府抵御日军的最后依托。 贺嘉寅 难民车的船就是这样的，不是按部就班地，尤其是在重庆到汉口，汉口到重庆最麻烦的，一下躲警报，一下白天开了之后晚上停。结果从汉口到重庆走了半个多月，到了重庆已经是10月份了。 靳琪 那个车我也觉得高不可攀，高得不得了，可能我人小，爬不上去，都是舅舅先把我的小姨推上去，然后再把外婆拉上去，然后舅舅把我抱起来，小姨就在上面拉，就把我这样拽上去，上去坐到火车上面，都不容易，在火车侧面，要从这辆火车肚皮地下爬过去坐那辆火车，还不知道这个火车什么时候开，只要一开我们就没命了，所以我们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从火车底下爬过去，到另外一辆火车上。 难民越聚越多，到了1937年年底，难民潮席卷整个中国大地， 一位正在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被汹涌的难民潮所震撼，他写道：“中国在移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移民，令人诧异。大批衣衫褴褛的人民，通过公路和山脉向西移动，这景象是游牧时代以后绝无仅有的。” 靳琪 我路上看到的那些流浪的儿童，在逃难的路上，就看到很多的伤兵，我很害怕，还看到这些小娃，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就是小娃儿，所以我很注意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的，像叫花子一样。头发也是短头发，手里边拿一个碗，一方面乞讨，一方面唱歌，可能边乞讨，边逃难，在唱歌。歌我还记得几句（唱歌）。 1937年，国民政府从战略考虑作出“厂矿内迁”的决议，华北、华东、华中的上千家企业开始沿长江向西部的重庆移动。 长江进入四川之后被习惯地叫作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