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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格雷根本没有那么说。他说话一向简略而含糊，他所表示的不过是：如果德国答应对法国和俄国保持中立，就是说对两国都不发动战争，静待各方为解决塞尔维亚事件努力的结果，英国将答应使法国保持中立。格雷在比洛称之为慢性病的“波斯尼亚问题”时期做了8年外交大臣之后，已把他那种尽量做到言之无物的说话方式锤炼得炉火纯青；据他的一个同僚说，他那种回避直截了当的说话方式，几乎已成为规律。那天被即将来临的悲剧弄得晕头转向的利希诺夫斯基，在电话中也就不难误解他的话了。
德皇紧紧抓住利希诺夫斯基的这个通向一面作战的通行证。现在是分秒必争的时候。已经大军辐辏，在无情地开赴法国边境。卢森堡的中立是由德国在内的5大国保证的，而第一个敌对行动就是夺取它的一个铁路枢纽站，并将按照预定时间表于一小时内开始行动。这必须停止，必须立即停止。但如何着手？毛奇又在哪里？毛奇已离开皇宫。于是派了一名副官，乘着汽车一路上响着刺耳的警报器，将他半途找回来。毛奇被找回来了。
德皇恢复了常态，这个尘世的至尊、军阀又心花怒放，有了一个新的设想，又筹划，又拟议，又安排。他给毛奇念了电报，并且得意洋洋地说：“现在我们可以只同俄国作战了。我们干脆全军挥戈东进！”
毛奇想到他神奇的动员机器将要倒车逆转，不禁愕然失色，他断然抗旨。毛奇这10年来，先是史里芬的助手，随后又是史里芬的继承人，他的工作一直就是计划这一天的到来，为这一天，已把德国的全部力量集中起来了，在这一天，要开始向最终主宰欧洲进军。这是个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几乎难以肩负的重任。
第四部分：巴黎和伦敦柏林（3）
他身材高大，魁伟，秃顶，现年66岁。他常常愁眉苦脸，使得德皇总是称他为〖HT5F〗悲伤的恺撒（也可称为“忧郁的古斯”，实际上他的名字是赫尔穆特）。他健康不佳（他每年都得去卡尔斯巴德治疗），和他伟大的伯父的影子，也许是他忧郁的原因。从坐落在柯尼希广场上的总参谋部红砖大楼——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的窗外望去，他每天可以看到1870年的英雄，与俾斯麦同是德意志帝国奠基人的他的祖先的跃马塑像。而他这个侄儿，则是个不高明的骑手，在参谋人员乘骑进行战术作业时，惯常从马背上摔下来。更糟的是，他是个主张信仰疗法的基督教科学派的信徒，此外，对于人智主义和其他的一些迷信也感有兴趣。身为一个普鲁士军人，有了这些不相称的弱点，也就被认为是“软弱的人”。更有甚者，他绘画，拉大提琴，口袋里常带着歌德的《浮士德》，而且还在着手翻译梅特林克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象征主义代表作家。写过诗，主要成就在戏剧方面。前期作品如《玛莲公主》、《盲人》、《卑丽亚与梅丽桑德》等，充满悲观的宿命论思想，表现出对资本主义趋于衰亡的恐惧。后期作品，虽出现乐观的因素，但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译者注的《卑丽亚与梅丽桑德》。
他善于反省，又是个生性多疑的人。1906年就任时，他曾禀告德皇：“一旦发生战争，我不知道将如何是好。我对自己很不满意。”不过不论在个性上或在政治上，他都不是个懦夫。
1911年，他深恶德国在阿加迪尔危机时的退缩，写信给赫岑道夫康拉德·冯·赫岑道夫（Conrad von Hotzendorff；1852—1925）奥地利元帅，奥匈帝国总参谋长。——译者注说，如果事情弄糟的话，他就辞职，建议解散军队，“并把我们置身于日本保护之下；这样我们就可以太平无事地去挣钱，索性做无能之辈”。他曾毫不犹豫地犯颜直谏，1900年他曾“相当蛮横地”对德皇说，他的远征北京之举是个“疯狂的冒险”。当提出要任命他为总参谋长时，他问德皇是否奢望“一张彩票中两次头奖”——这种想法肯定要影响德皇的选择的。他拒不任职，除非德皇丢弃凡进行军事演习都想得胜使演习弄成儿戏的恶习。出乎意外，德皇竟顺从了。
现在在这8月1日深夜，毛奇不愿再让德皇干预重大军务和任何既定安排。把部署到西线的百万大军，在开拔的关键时刻180度地转过头来调运到东线，需要更大的、远非毛奇力所能及的铁的毅力。他脑海中浮起一个幻影：整个部署垮了，一片混乱。这里是军需给养，那里是士兵，中间是丢失的弹药，连队没有军官，师部没有参谋，那些都作了精确安排的每隔十分钟将卡嗒而过某条指定的轨道的11万列火车，则是紊乱不堪；有史以来计划得最完善的军事行动就此荒谬地毁于一旦。
“皇帝陛下，”毛奇这时进谏说，“这不可能办到。成百万大军的调动部署是不可能临时急就的。如果陛下坚持要把全军带往东线，那这支军队将不再是一支枕戈待旦的军队，而将是一群带枪而没有给养供应的乌合之众。单单安排他们的那些给养，就花了整整一年艰巨复杂的劳动才完成的。”而毛奇最后一句关门的话则更为僵硬。他说：“凡事一经决定，就不能变动。”这句话是德国每次犯大错误的根源。正是由于这句话，发动了对比利时的入侵，发动了对美国的潜艇战，这句话在军事计划支配政策的时代，是必不可免的。
其实是可以变动的。德国总参谋部虽自1905年以来就在从事拟订首先攻打法国的计划，但在它的档案里却另有一份所有列车东进攻打俄国的计划。这份计划在1913年以前还年年修订。
“不要再筑要塞了，要多铺设铁路，”老毛奇下令说。他把战略部署放在铁路分布图上，并为后人留下了铁道是战争胜负关键的教条。德国的铁路系统是军方控制的，每条线路都派有一名参谋；不经总参谋部许可，不得铺设或改变任何线路。每年的战事动员演习，使铁路官员经常受到训练，并考验了他们根据线路被切断、桥梁被毁坏的电报随机应变，更动运输线路的能力。据说军事学院培养出来的脑子最灵的人，都被送到铁路部门工作，最后在疯人院归天。
毛奇“这不可能办到”这句话，在战后见之于他的回忆录之后，铁道兵师师长施塔布将军认为这是对他主管的铁路局的谴责，非常气愤，特为此写了一本书，证明这是可以办得到的。他以大量篇幅的图表和图解，说明他如果在8月1日得到通知，他可以在7个集团军中留下3个集团军守卫西线，把余下的4个集团军于8月15日前调运到东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这个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和天主教中央党领袖，提出了另一个证明。他说，在事发后半年里，毛奇本人曾向他承认，一开始就袭击法国是个错误，“应该先将我军大部分兵力派到东线粉碎那部俄国压路机，而把西线的军事行动限于击退向我国境进犯的敌人”。
8月1日夜，毛奇缺乏必要的勇气，死死抱住既定计划不放。“你伯父肯定会给我一个不同的回答，”德皇无可奈何地对他说。这一谴责“深深地刺伤了我”，毛奇后来这样写道：“我从没有自命可同这位老元帅相提并论。”但他当时还是继续抗命。“我坚决认为德法两国既然都已动员，要维持两国之间的和平是不可能的。但我这异议没有收到效果。大家愈来愈激动，只有我孑然一人坚持己见。”
最后，毛奇终于说服了德皇，动员计划不能变动，由贝特曼和雅戈参加的小组起草了一份给英国的电报，表示了歉意，说德军开向法国边境的行动已“无法改变”，但提出一个保证，在8月3日下午7时前将不越过边境线。这对德国是毫无损失的，因为时间表上并未安排在这时间以前越境。雅戈还赶紧给驻巴黎大使发了一份电报——巴黎已在4时颁发了动员令——指示他助一臂之力，请他“务必暂时稳住法国不动”。德皇还加发了一封给英王乔治的私人电报，对他说，因“技术原因”，要撤回动员令已为时过晚，但“如法国向我表示保持中立，我自当勒马不进攻法国，而将军队用于别处，但英国必须以海陆军为它担保。深望法国不必紧张”。
第四部分：巴黎和伦敦柏林（4）
现在离第16师向卢森堡挺进的规定时间7时只有几分钟了。贝特曼很激动，坚持在等候英国答复时，不管怎样都不得进入卢森堡。德皇没有征询毛奇意见，也立即命令副官用电话和电报通知设在特里尔的第16师司令部取消这一行动。毛奇又一次看到计划破产。借道比利时进攻法国，卢森堡的铁路事关至要。“那时，”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想我将五内俱裂。”
德皇对他的请求无动于衷，寸步不让，反而在给英王乔治的电报末尾加了一句“正在用电报电话命令我国境在线的部队停止行动，不使越境进入法国”。这里，对事实真相玩了一个微小的、但属重要的手法，这是因为德皇不能向英王承认他所企图的和正在阻止的正是侵犯一个中立国的行动。而且那也会流露他侵犯比利时的企图，而这会成为英国参战的原因，何况英国当时尚未打定主意。
“完啦！”毛奇在该是他的事业登峰造极的这天，不禁自我哀叹，并在回到总参谋部后，“凄惨失望之泪夺眶而出”。当他的副官将取消卢森堡行动的命令拿来要他签署的时候，“我把钢笔扔到桌上，拒绝签字”。这是动员令后的第一道命令，他知道签署了这道会使精心准备的一切工作化为乌有的命令，将被认作“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的证据。“这份电报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罢，”他对副官说，“我是不会签字的。”
晚上11时了，他还在苦苦思索，这时皇宫又来召见。德皇在宫中的卧室接见了他。皇帝在睡衣外面罩了一件军大衣，是特地为这次接见穿的。原来是利希诺夫斯基的电报来了。他和格雷进一步交谈之后，发现自己错了，现在伤心地来电说：“英国的积极建议已基本无望。”
“现在你可以为所欲为啦，”德皇说完就去睡了。毛奇，现时势必要指挥一场决定德国命运的战争的这个总司令，从此就永远心绪不宁。“这是我对战争的第一个感受，”他事后写道，“我一直没有从这次事件的震动中恢复过来。我的机体一定有所失灵，从此以后与过去就判若两人。”
他还可以加上这么一句，整个世界也是如此。德皇给特里尔的电话命令还未及时到达。7时整，部队按预定时间在这次战争中首次越过国境，这个荣誉属于一个叫“费尔德曼”中尉所率领的69团的一个步兵连。在卢森堡境内不远，离比利时的巴斯托尼仅约12英里的阿登山脉的山坡上，有一个德国人称为“乌尔弗林根”的小镇。它周围的山坡草地，是乳牛牧场；斜坡上的鹅卵石小街，即使在8月的收获季节，也不容许有一小捆干草失落在地，否则就有违这个大公国严格的市政清洁条例。小镇下面是个车站和一个与德国、比利时电报线路衔接的电报局。这就是德国的目标，费尔德曼中尉的那个连驾着摩托车按时占领了这个地方。
德国人对付不圆通的人有着毫不留情的才能，他们选中了一个当地名称和正式名称都叫做“三贞女”的地方入侵卢森堡。三贞女实际上代表着忠信、希望和仁爱，但是历史以其切合实际的联系，为这时机作了安排，使这三贞女在人们心目中代表了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
7时30分，第二批人乘着摩托车来了——他们也许是接到德皇的通知而来的——他们命令第一批人撤走，他们说：“犯了一个错误。”在这期间，卢森堡的国务大臣艾申已将消息电告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并向柏林提出了抗议。三贞女达到了她们的目的。午夜以前，毛奇纠正了撤出的命令，及至第二天8月2日终了时，按照德国动员第一天的预定计划，全部占领了这个大公国。
倘若德国人在1914年出击东线，而对法国采取守势，那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从那时起，史学年刊上对这一问题总是纠缠不休。施塔布将军表示，掉转头来攻打俄国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在“那一天”已经到来的时刻，德国人能否在精神上克制自己而不进攻法国，则是另一回事了。
7时整，就在德国人进入卢森堡的同时，在圣彼得堡，水汪汪的蓝眼睛眼眶发红，花白的山羊胡子颤动着的普塔莱斯大使，两手哆哆嗦嗦地向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递交了德国的宣战书。
“全世界将咒骂你们！”萨佐诺夫大声嚷着。
“我们是为了维护我们的荣誉，”德国大使回答说。
“这与你们的荣誉无关。上天自有公道。”
“是呀！”普塔莱斯喃喃自语：“上天自有公道，上天自有公道。”他蹒跚地走向窗口，倚着窗，不禁潸然泪下。“好啦，我的使命到此结束了，”说到这里，他就再也说不下去了。萨佐诺夫拍着他的肩膀，相互拥抱。普塔莱斯踉跄地走向门边，抖着的手好容易才把门拉开，出去的时候，低声地道着：“再见，再见。”
这一幕动人的场面是萨佐诺夫的记录留下给我们的，但有着法国大使帕莱奥洛格的艺术加工之处，那很可能是萨佐诺夫告诉他的。因为普塔莱斯的报告只是说，他曾3次要求对最后通牒作出答复，在3次遭到萨佐诺夫否定的回答之后，“我就按指示递交了照会”。
为何一定得要递交宣战书呢？海军大臣蒂尔皮茨海军上将在前夜起草宣战书的时候就曾忧心忡忡地问起这个问题。他想知道，如果德国不打算入侵俄国，是不是有必要宣战和担当战争发动者的臭名？他说，这些话他是“从本能而不是从理智出发”的。这个问题是极其中肯的，因为德国的目的就是想把发动战争的罪责强加在俄国人身上，好使德国人民相信他们确实是在为自卫而战，而且这样做更可以使意大利和三国同盟所规定的它应承担的义务紧密地联系起来。
意大利只是在防卫战争中才有参与其盟国作战的义务，并且早已动摇，存有离心，一般地都认为它一有空子可钻，就会溜之大吉。贝特曼颇为这个问题所苦。他警告说，如果奥地利在塞尔维亚问题上拒不让步，“那就难以把引起欧洲大战的罪责加在俄国人身上”，而且会“使我们在本国人心目中处于无法立足的境地”。可是，没有人听从他的警告。动员令下达那天，按德国外事工作规定，需要正式宣战。据蒂尔皮茨说，外交部的法学家们坚称：这样做在法律上是正确的。“在德国之外，”他黯然神伤地说，“决不会有人欣赏这种想法。”
然而在法国，对这种想法的欣赏却比他所知道的要深刻得多。
第四部分：巴黎和伦敦巴黎和伦敦（1）
主宰法国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打仗要有英国作盟邦。要保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它的英国朋友能够克服他们内阁和国内的不肯打仗和因循苟安的习性，法国务必要把谁是被进攻者，谁是进攻者弄得一清二楚，叫人没有任何怀疑。侵略的实际行动，侵略所招致的义愤，都必须让德国去做，去承担。法国政府期望德国会履行它的职责，而又唯恐法国的巡逻队和边境部队会过分情急而踩过界线，于是采取了一个大胆而异乎寻常的步骤。7月30日，法国政府下令在瑞士和卢森堡之间沿德国边境的所有部队后撤10公里。
勒内·维维亚尼总理是一个口若悬河的社会党雄辩家。他过去关心的主要是福利和劳工，而这次后撤便是他的主张。他是法国政界中的一个古怪人物，一个从未做过总理的总理，此刻还兼代外交部长的职务。他上任只不过6个星期，在下令前一天，7月29日，他和普恩加来总统刚从俄国进行国事访问归来。奥地利是等到他们两人行舟海上后才发出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的。他们得到这个消息，便立即取消了预定对哥本哈根的访问，匆匆回国。
在巴黎，他们获悉德国边防部队已在离边境几百米处布防，但对俄国和奥地利的动员还一无所闻。通过谈判谋求解决办法仍属大有希望。维维亚尼“则是惊魂未定，生怕一簇树丛、两个巡逻兵的相遇、一个威胁姿态，……恶狠狠地瞪人一眼、一句粗话、一声枪响，都可能爆发成为战争！”由于还有不动干戈而和平解决危机的一线希望，同时也为了万一战争爆发可以完全免沾侵略之嫌，法国内阁同意后撤10公里。命令用电报发给了各兵团司令，告诉他们此举的用意是为了“保证取得英国邻邦的合作”。电告英国和实行撤退，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