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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不达，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崇祯的性格和清朝的雍正颇相似，勤于政事而人不够通达，对臣下过于苛刻。如果崇祯和雍正一样，继承的江山是康熙那样留下来的全盛帝国，他未必不是一个有为之君。一个人身体健壮抵抗力强时，对体内一些毛病可以放手去治甚至下猛药也无妨，而对奄奄一息的人救治方案得格外谨慎。崇祯面临的不是雍正那样没有根本危机的帝国，但也采取和后来雍正一样的刚猛之法，是他执政的失误。
一位号锁绿山人的明朝遗民在《明亡述略》中评价崇祯，“庄烈帝勇于求治，自异此前亡国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无知人之识。君子修身齐家，宜防好恶之癖，而况平天下乎？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这番话很有道理。崇祯刚即位能清除阉党，很有一番励精图治的样子，天下人对他寄予中兴大明的厚望。可到后来觉得外臣不可用，又重用太监，如开门投敌的曹化淳。经过他父亲、哥哥的那些年折腾，有能力而又正派的文臣剩下不多，又因为他的刚愎、多疑搞掉不少，如文震孟去职，袁崇焕被冤杀，卢象昇孤立无援战死疆场，重用的都是温体仁、杨嗣昌这类治国御敌没本事、搞权争却手段高明的大臣。远因和近因交杂在一起，明亡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孟子说过：“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宋代的皇帝即使逃离到海上，还有那么多人跟随保卫。而明代李自成陷北京时，大半河山还姓朱，可皇帝身边只剩下个太监了。崇祯帝自杀时身旁没有陆秀夫，这是他的那些老祖宗造的孽，是朱元璋等人让文人变成奴才的报应。——反正做了奴才，那就做三姓家奴吧，主子姓朱还是姓李甚至姓爱新觉罗有什么区别呢？
普天之下并非王土
当明朝灭亡后，黄宗羲隐居乡间著书，拒不出仕。但仍然有人苛求他为什么不学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还要活在大清的治下。黄宗羲辩解道：“田出于王以授民，故谓之王土。若后世之田，为民所买，是民土而非王土。”
苛求黄宗羲的人，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土地制度是会变的，在周朝时，由于技术、制度等许多原因的限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表述，可能还是一种产权现实。明清之际远不同于周朝，明清的土地产权已很明晰，自己靠买来的田养活自己，当然不是新政权的恩赐。
2006年6月上旬，我去太原公干，顺便拜谒了心仪已久的晋祠。走过号称中国现存最早的立交桥鱼沼飞梁，我在宋代兴建的圣母殿前徘徊良久，仰着头看大殿走廊上方悬挂的一块块不同时期的牌匾，大多数内容是颂扬三千年前一段史实：“桐叶封弟”。如：“三晋遗封”、“桐封遗泽”、“惠洽桐封”等等。
这个典故稍有些文史知识的中国人应当熟悉。《史记•；晋世家》是这样记载的：“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予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这个典故引起我对中国土地制度的一些联想。
太史公这段话叙述了两次土地流转。一次是通过战争的形式，“唐”这块地方被周王室收回去；一次是成王与弟弟两个小孩过家家，假戏成真，通过分封的形式，又把这块土地给了唐叔虞。
如果用现代法律的、经济的眼光来分析这段史实，晋祠所在的这块土地的流转究竟是所有权转移，还是使用权或是其他权的转移？用武力抢夺固然是财产转移的一种非常古老的形式，而分封也很古老，它属于哪一类财产转移？
我想是不是可以将成王封唐叔看成一次赠予的行为？成王的戏言，是一种赠予的口头合同，而桐叶代替珪成为双方履约的凭证。这一赠予合同的内容和履行，是有着礼制的严格规范。《汉书•；地理志》说：“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成王封叔虞为第一等“公”，所以封地是方圆百里。而接受赠予是有附加条件的，即诸侯必须定期向王室上贡，王室受到战争威胁时，诸侯要起兵勤王。所以春秋战国时，楚国贡包茅不入，齐国带头提议伐楚；周幽王能烽火戏诸侯，以博宠妃褒姒一笑。
那么，由此能不能说在周朝就真的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周朝版图内的所有田土、山川、滩涂等等都是周天子的私有财产，他有任意处置权？一般人是这样认为的，海外史学家唐德刚也说，周朝封建之时（此封建非我们常说的五大社会形态之一的“封建社会”），“土地属于天子或诸侯，大贵族可以将土地‘封’与小贵族，但不得买卖，百姓黎民更不得私有”（《晚清七十年•；自序：告别帝制五千年》）。但另一位研究土地制度非常有成效的史学家赵俪生则认为远古的周朝，还没有后世那么纯粹的土地国有制或土地私有制，他说：“井田制到头来只可能是不完整的公社所有制和不完整的‘王’有和贵族所有制的混合体。”（《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他认为周天子裂土封侯，“远远不是像后世那样按清楚不移的顷亩分授，而是极其粗略地按‘族’的居地划线（如‘少昊之墟’、‘殷墟’、‘有阎之土’、‘相土之东都’等）。由此可见，当时土地的‘王有’、‘君有’或者‘国有’，很大程度是名义上的，而实质则仍然属于一个古老的共同体”（《有关井田制的一些辨析》）。
唐、赵两先生的论点，我比较认同赵先生所说。具体对照“桐叶封地”这段史实，我们就发现，封地的界线也是很模糊的。“河、汾之东”究竟指哪些地方？汾河从南向北流，在新绛拐了弯变成由东向西，在河津注入黄河。那么字面上的理解，“河、分汾之东”则是汾河以东、风陵渡至河津黄河段以东到太行山以西这片广袤的地区，何止方圆百里？可见经济制度包括土地制度在内必然受制于生产力水平和技术。也就是说成王只能粗略地将一块封地送给弟弟，不可能将田亩、人口登记造册，产权明晰、数目清楚、界线明确地将土地所有权转移给唐叔。自然不可能按照现代产权制度的概念去理解，认为封地内所有的土地都是唐叔虞的，只能是象征意义上属于他。比如，在那些被晋国君主又转手赐给贵族的“公田”之外，小老百姓在荒凉的地方自己开垦一小片“私田”究竟属于谁的呢？《诗经》、《左传》中不乏“公田”、“私田”的并行记载，《孟子》中说道周朝井田制盛行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土地所有权真正公私分明应当在秦汉废封建、置郡县以后，赵俪生把汉代的土地所有制分为“国家所有、土地大量私有、土地小量私有”三种状态，若从所有制来说，也就是公有、私有两种并存，这应当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其中宗族集体拥有少量的族田、坟山，但这种集体所有本质上是私有。
那么此阶段土地流转有哪几种形式呢？凭借手中的暴力非法或合法抢夺，仍然是重要的方式，比如政权没收私人土地。同时也有封赠，当然不是周朝那种模糊的土地、人口捆绑在一起的赠送，而是田亩比较精确地授田给农民，或者奖赏给大臣。另外一种常见的土地流转形式就是买卖。
自从秦汉土地国有和土地私有之间界线分明以后，朝廷当然不可能像周朝那样分封了，一个人通过买卖得来的土地凭什么被皇帝赐封给另一个人？那么朝廷要赐封土地或授田，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战争过后人口大量死亡，土地大量闲置，可以将这种无主地收为国有，然后再行分配或赏赐；二是利用政权的力量没收大量土地归朝廷所有。也就是说，在承认私人能拥有土地的前提下，一个政权并不自然拥有土地，他只能先“化私为公”，然后才可能再“化公为私”。比如朱元璋将大富翁沈万山找个理由充军，沈家大量的动产、不动产归朝廷没收，土地所有权发生了转移。
一旦承认土地可以私有，中国历朝历代凭借政权的力量来主导、左右土地流转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为缓和社会矛盾，抑制土地兼并可能引起动荡；同样，朝廷要想大量赐给功臣宗室土地，也不是很容易的。明朝万历帝宠幸郑贵妃所生的第三子朱常洵，而不喜欢长子朱常洛，在大臣的苦谏下才很不情愿地立长子为太子，封第三子为福王。郑贵妃和福王要求得到补偿，请求赐田四万顷，最后讨价还价变成两万顷，这依然是个惊人的数目。周天子能把河、汾以东的土地给弟弟，产生不了什么社会震荡，反而几千年后三晋乡亲还在传诵唐叔虞父子的德政；而明天子要赐田万顷给心爱的儿子，却不能随心所欲。因为周朝的土地国有、私有之间并不很明显，除了当时地广人稀的原因外，周王封地给弟弟并不会产生现代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转移，所以可以将土地、人口模模糊糊地打包在一起，说弟弟，这个礼物送给你了，包里大多数人并不会感觉到自己切身利益受损害。明代的土地公有和私有界线分明，不像周朝那样模糊，朝廷没有那么多的公田赐给福王，就必须先“化私为公”，就如万历帝早年没收了死去的老师张居正大量良田，赐给弟弟潞王。可到了福王就藩时，没有张居正这样的大臣有大量的田地可没收，那么就只能侵占普通农民和小地主的土地了，这样就必然激发社会矛盾。
承认土地私有必然就会承认土地买卖合法，土地买卖合法就可能引起土地兼并。中国历代王朝在大的政治制度没有改革前，解决土地兼并的办法只有一条：暴力。像王莽这样的野心家兼理想主义者，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干脆恢复过去的王田，让朝廷拥有所有的土地，然后进行合理分配。他忘了时势异也，自秦汉后私人拥有土地所有权已十分明确，怎么可能开历史的倒车回到西周时期？
朝代更替后，通过战争减少人口，用政权力量没收一部分土地重新分配，人与地的关系出现一种较为理想的平衡状态。但私有的土地一旦参加交易，就必然会重新出现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到一定的程度就不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了，会产生失地流民，引起社会动荡。
第二编 文臣之辅政千古文人策士梦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执绋，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娱笑於曳木者之前，徙曳木者以为良，而曳木之职荒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
千古文人策士梦
陈平原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千古文人侠客梦》，文弱书生，幻想着纵横江湖、策马中原，大致是难以实现的白日梦，而做辅佐圣君、成就大业的策士，则是千古文人更为现实的一个梦。
大到开国君主，小到帮会头目，一般说来得有流氓性格、赌徒气质，而饱读诗书的士人，大多不敢出头造反，他们最好的选择是因人成事，傍一个有政治前途的主公，当一个摇鹅毛扇的军师，主公成功了他则可宣麻拜相。
真正的文人，多数是没有胆量和气魄做英雄的，他们顶多是做英雄身旁的策士。
大多数书生，有自知之明，不去当那个领头的英雄，而是在波谲云诡的大变革中择良木而栖，倚明主而仕。
选择主公的重要性，对立志当策士的书生来说，不亚于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子选择夫婿，要把一辈子的幸福托付，最怕遇人不淑。
张良遇上刘邦，算是君臣风云际会，成就了一段历史佳话，而范增碰上了那个只有匹夫之勇、妇人之仁的项羽，最后只能生闷气，背疽发作而亡。
不过即使找对了明主，当稳了策士，也未必有好下场，就以明朝开国三大策士：李善长、刘基、宋濂为例。这三人性格、特长不一样，辅佐朱元璋的重点也有差别，李善长管行政，刘基出奇谋，宋濂掌文翰。其中李善长跟随朱元璋时间最早，出力最多，下场也最惨。
《明史•；太祖纪》载：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春，“（太祖）道遇定远人李善长，与语大悦，遂与俱功滁州，下之”。《明史•；李善长传》则是这样写的：“太祖略地滁阳，善长迎谒。知其为里中长者，礼之，留掌书记。”可见这次君臣相会决不是偶遇，而是李善长策划已久的投靠。朱元璋此时才二十六岁，只是郭子兴麾下一员初露锋芒的将军，当时天下板荡，群雄并起，比朱元璋兵士多、地盘广、声势大的人多了去了，但李善长相中了朱元璋，可见他目光如炬。“跟对人”是策士最重要的一门学问，张良跟对了范增没跟对，两个智商、谋略差不多的人功业判若云泥。
李善长认准了朱元璋是可以成大事的明主，一见面就给朱元璋打气，以汉高祖的伟业激励这位起于阡陌的穷小子，对元璋说：“秦乱后，汉高祖以一介布衣起事，为人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妄杀人，五年内就成就了帝业。今天元朝的政治已经紊乱，天下土崩瓦解。主公是濠地的人，距离高祖故乡沛县不远。山川的王气，公应当承受。效法汉高祖所为，天下就可以平定。”
这一碗米汤灌得好舒服，元失其鹿，天下人逐之，可最终谁能捉住那只鹿呢？李善长归依朱元璋，固然有他对朱元璋的观察和对天下群雄的分析，但也有赌博的成分。最大也是最险的一次赌博，是他刚到朱元璋军中，据《明史•；李善长传》记载：“郭子兴中流言，疑太祖，稍夺其兵柄。又欲夺善长自辅，善长固谢弗往。太祖深倚之。”此次谢绝朱元璋顶头上司郭子兴的橄榄枝，说明他看出了子兴不能成大事，冒了一把险，这种坚决的态度当然让朱元璋很是感动。果然不久郭子兴亡故，几个儿子也先后阵亡，郭子兴和小张夫人所生的宝贝女儿，也成了朱元璋的妃子。
在诸文臣中，李善长从龙最早，因此他的前程和主公捆绑得最紧密。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已经打败了陈友谅，在长江中下游站稳了脚跟，李善长率领群臣劝进，朱元璋没有同意，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李善长再次劝进，朱元璋终于不客气了，进位九五，李善长自然是开国第一文臣。事实这个人也有萧何之才，李善长当年主动追随朱元璋得到了回报，晋封为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爵位为韩国公，子孙世袭，颁发免死铁券。
和李善长的主动积极相比，刘基和宋濂观望了许久，而且摆足了架子。朱元璋攻占了金华后，听说隐居在家的刘基、宋濂的大名，史载“以币聘。基未应，总制孙炎再致书固邀之，基始出”。如果说李善长是稳定后方的萧何，刘基就是足智多谋的张良，他对朱元璋的认识始终比李善长更为清醒。《明史》说李善长“习法家言”，而刘基则是个谦谦儒生，还受一些黄老术的影响。更近于法家的李善长，为了目标不择手段，可以主动去拜谒朱元璋，毛遂自荐。但这类功名性太强的法家知进不知退，难有好下场，商鞅、李斯都是如此。
刘基初次拒绝朱元璋的聘任，是中国传统策士一种自涨身价的公关方式，就如躲在战火纷飞的南阳等着被请出山的诸葛亮，一定要摆出“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姿态，让刘备三顾茅庐。刘基看起来没有李善长那样积极主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和宋濂都是元朝的进士，都当过元朝的官员，后看出了元朝气数已尽，和宋濂回乡隐居。
但对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隐居永远只是一种暂时休整，当策士、建功名才是他们永远的梦，有机会他们一定会冒出来的。只是李善长是一介布衣，就如当时在上蔡的李斯一样，是厕中的老鼠，为了跑进谷仓中，没有资格矜持，因此主动将热脸贴过去，和主公共命运。而刘基当过前朝的官，更能看清楚新旧权贵本质上没什么差别，只是在历史的潮流下，不得不弃旧从新。因此，他对新主公，能在心理上冷静地保持距离，最后功成身退，告老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