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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廷宿卫中级军校秦长卿深知阿合马奸谋，“慨然上书发其奸”，被阿合马立即下令逮捕入狱，酷刑折磨而死。秦长卿上告信中有两句写得特别好：“现其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蓄逾公家资，觊觎非望，其事似汉董卓”。
纵观阿合马搜刮手段和内容，无外乎以下几点：其一，滥发交钞。忽必烈继位后，所颁定的中统交钞是以丝为本，交钞二两合银一两（银五十两为一锭）。1261年底，发行中统元宝钞，分为十等，以钱为准，一千文钱（一贯）相当于一两交钞。南宋灭亡后，元朝用中统钞倒换南宋的会子、交子，使币制达成统一。1273年以前，中统钞发行量相当有节制，每年不过十万锭。阿合马大权在握后，为了敛财，滥发钞币，自1276年开始，中统钞的币量每年都是大几十万锭，最高达一百九十万锭，如此，势必造成“物重钞轻”，最终使得“公私俱弊”，使元朝经济产生了严重的混乱。其二，阿合马大兴“理算”（又称“打勘”、“拘刷”），以检查清理政府财政收入为名实现敛财目的。其实，反贪反贪，越反越贪；理算理算，越理越乱。理算之法使得元朝各级官吏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最终吃大亏的还是基层官员和平民百姓。其三，阿合马大搞官卖垄断，对银、铁、盐等实行垄断权，又命官府括民铸造农器，使得农器品质相当粗劣又价格昂贵。同时，他巧立名目，增加各种税目，任意提高税金，甚至连死人也要收丧葬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无后来者。
阿合马致怨满天下，竭力排毁汉法以及儒士，使得儒臣与太子真金对他恨之入骨。但是，只要老皇帝忽必烈在位一天，真金太子不敢拿他怎样，最多是“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有逸史讲真金太子曾在朝上当面殴打阿合马，似乎不是实情。真金自幼受儒家教育，温良恭俭让，不可能在父皇面前做出如此“失礼”的举动。
对于阿合马被杀的过程，《元史奸臣传》中这样写：
十九年三月，世祖（忽必烈）在上都，皇太子（真金）从。有益都千户王著者，素志疾恶，因人心愤怨，密铸大铜锤，自誓愿击阿合马首。会妖僧高和尚，以秘术行军中。无验而归，诈称死，杀其徒，以尸欺众，逃去，人亦莫知。（王）著乃与合谋，以戊寅日，诈称皇太子还都作佛事，结八十余人，夜入京城。旦遣二僧诣中书省，令市斋物，省中疑而讯之，不伏。及午，（王）著又遣崔总管矫传令旨，俾枢密副使张易发兵若干，以是夜会东宫前。（张）易莫察其伪，即令指挥使颜义领兵俱往。（王）著自驰见阿合马，诡言太子将至，令省官悉候于宫前。阿合马遣右司郎中脱欢察儿等数骑出关，北行十余里，遇其众，伪太子者（王著徒众）责以无礼，尽杀之，夺其马，南入健德门。夜二鼓，莫敢何问，至东宫前，其徒皆下马，独伪太子者立马指挥，呼省官至前，责阿合马数语，（王）著即牵去，以所袖铜锤碎其脑，立毙。继呼左丞郝祯至，杀之。囚右丞张惠。枢密院、御史台、留守司官皆遥望，莫测其故。尚书张九思自宫中大呼，以为诈，留守司达鲁花赤博敦，遂持梃前，击立马者坠地，弓矢乱发，众奔溃，多就禽。高和尚等逃去，（王）著挺身请囚。
《元史》的《裕宗传》中也记载：“盗（指王著一伙人）知阿合马所畏惮者，独太子尔，因为伪太子，夜入京城，召而杀之”。种种记载，都讲真金太子与阿合马被杀案无牵涉。但是，“元之旧史，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是盖当时史臣有所忌讳而不敢直书之尔”。其实，杀阿合马的真正幕后指挥者，肯定是真金太子及其汉人高级幕僚，否则，张易那么一个枢密副使级的高官不会参加此事（虽然《元史》称其是被“矫旨”所骗）；王著一个千户，也没那么大能耐熟门熟路计划周详地杀掉当朝宰相。
真金太子之所以下决心杀阿合马，也与这位权臣先前诬杀御史中丞汉人崔斌有关。崔御史曾上章弹劾阿合马，阿合马很恼怒，便公报私仇，把崔斌排挤出中央后，仍然捕风捉影寻个罪名置崔御史于死地，使得太子及其手下诸臣忍无可忍。所以，王著等人挺身而出，杀阿合马事成或不成，均不会真正把真金牵入案中。
大都乱起，中丞也先帖木儿跳上马，“驰奏世祖”。当时忽必烈正驻跸于察察脑儿，距上都不远。听闻自己手下“财神”宠臣阿合马被杀，“闻之震怒”，即日回到上都宫城，下令枢密副使孛罗等人率兵飞奔大都，“讨为乱者”。
阿合马已死，王著被擒，剩下的高和尚等人本来就是棋子，很快被悉数擒获。此时，忽必烈并没有意识到阿合马之死是真金太子及其汉人幕僚策划，还令太子名义上主持会审王著案件。当然，太子本人不办案，实际的主审官是孛罗。
孛罗不傻，自然不会跟“储君”真金过不去，加上他自己也憎恶阿合马的跋扈，心中对这位回回人的死亡，只有暗喜而已。
案件迅速得以审结，“诛王著、高和尚于市，皆醢之，并杀张易。”“醢之”，即把尸体剁成肉酱，此诏肯定是忽必烈亲自指示，可见当时他对宠臣被杀一事的悲愤。而且，张易是否主动有预谋参加杀阿合马行动，并无确凿实据，杀掉如此高级别官员，实是老皇帝震怒下的诏令。
王著临刑大呼：“王著为天下除害，今死矣！异日必有为我书其事者！”要仁得仁，可见王义士事前早已作好舍生取义的心理准备。王著被杀时，还不到三十岁。
阿合马死，忽必烈“犹不深知其奸”，估计只是知道这位宠臣贪污多，念其旧功，下令中书省不要深究他的家人。待孛罗面见汇报工作，忽必烈询问案件详情。孛罗对王著、高和尚等人之事简略带过，倒大谈起审案间“讯得”的阿合马罪状情实。所谓“墙倒众人推”，阿合马已死，孛罗在推审中又深刻感觉到太子真金的倾向性，自然把阿合马多年来的所为“实话实说”。这可不得了，听完整件事情后，忽必烈激恼无比，拍案大怒：“王著杀掉他，干得好啊！”
于是，忽必烈下诏严审阿合马案，一定要把阿合马党人都从朝中清出。
抄家之后，金山银山不说，阿合马家里有小妻五十人，侍妾四百多人。四五百美女，日御一人，这位西域回回一年也轮不过来。生于花剌子模的阿合马吃羊肉长大，荷尔蒙水平高，性欲浓，加之印度、波斯等地的动植物春药，使得他权力欲以外又添勃勃的性欲。其实，权臣家中的金银美女不会招致忽必烈恼恨，阿合马最主要的罪状如下：
其一，阿合马爱妾有一人名叫引住，家里私藏两张鞣制过的人皮，全须全尾，“两耳俱存”，审问半天，也不知受害者是谁，引住招供说：“诅咒时，置神座其上，应验甚速。”其二，一位陈姓画师为阿合马画两幅帛画，“画甲骑数重，围守一幄殿，兵皆张弦挺刃内向，如击剌之为者。”其三，有位名叫曹震圭的人为阿合马“推算”过生辰，妄言休咎。其四，算卦人王台判为巴结阿合马，妄引图谶，称其有九五吉相。
忽必烈作为笃信密宗和萨满教的蒙古人，最相信“怪力乱神”，认定阿合马有诅咒自己早死之事。于是，在下令把四个人剥皮以外，又下诏捕诛阿合马在朝中位列大官的子侄，没收全部财产。这还不解恨，忽必烈命人把阿合马尸体从坟墓中挖出，在通玄门外戮尸，然后纵放皇家猎狗群扑而上，把阿合马尸身吃得一块不剩。“百官士庶，聚观称快。”
此次交手，真金太子派获得胜利，“沙汰省部官阿合马党七百十四人，已革者百三十三人，余五百八十一人，并黜之”，“置黑薄以籍阿合马党人之名”。由此，阿合马家族不仅灰飞烟灭，其党羽也皆上了“黑名单”，大有永世不得翻身之势。
飘飘然之余，真金太子及其幕僚忽视了一个事实：阿合马擅取敛财近二十年，没有忽必烈背后撑腰，他可能这样为所欲为吗？行事太过，老皇帝能不产生想法吗？
5肆无忌惮的短命鬼——卢世荣
卢世荣是出生于大名府的汉人。阿合马掌权时，卢世荣行贿得官，为江西榷茶运使。贪污了几年，被人告发丢官。
阿合马被杀后，元朝大臣“讳言财利事”，朝廷收入大减，使得忽必烈日感不悦。畏兀儿人桑哥时任总制院使，就向忽必烈推荐卢世荣，说此人“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
忽必烈亲自招见卢世荣，“奏对称旨”。老皇帝不放心，让卢世荣与右丞相和礼霍孙当朝廷辩，“论所为之事”。卢世荣乃阿合马爪牙，巧言能辩，又精熟蒙古语，在辩论中滔滔不绝，说得和礼霍孙及右丞麦术丁等人理亏辞穷。老皇帝看在眼中，喜在心里，立命他为尚书右丞，并罢去和礼霍孙的右丞相职位，起用先前被阿合马排挤出朝的安童为右丞相。安童平定西北诸王之乱时，因蒙古贵族内讧被当作俘囚送往叛王海都处，此时被放还不久。
安童回朝后，虽然他属于真金太子的儒臣派，也感受到老皇帝对钱财的渴恋，于是他“配合”卢世荣一起进行经济改革，整治钞法，禁止私下贸易，并对金银重新定价。
说句实话，卢世荣所采取的措施，起初非常有利于民，诸如减免江南农民的租课，给内外官吏适当加俸，收赎江南失业贫困人民因贫困而卖出的妻儿，免除民间包银三年，等等。不久，针对钞法虚弊，卢世荣又提出要仿习汉唐两朝，在天下括铜铸至元铜钱，并在国内推行新的绫券，与纸钞同步使用。看到卢世荣献上的崭新绫券样币，忽必烈大喜，马上说：“便益之事，当速行之。”
见忽必烈如此支持自己的“改革”，卢世荣胆量倍增，脑子天天转得飞快，不久又上奏新的经济改革方案：
于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今国家虽有常平仓，实无所畜。臣将不费一钱，但尽禁权势所擅产铁之所，官立炉鼓铸为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盐课，籴粟积于仓，待贵时粜之，必能使物价恒贱，而获厚利。国家虽立平准，然无晓规运者，以致钞法虚弊，诸物踊贵。宜令各路立平准周急库，轻其月息，以贷贫民，如此，则贷者众，而本且不失。又，随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于各都立市易司，领诸牙侩人，计商人物货，四十分取一，以十为率，四给牙侩（经纪人），六为官吏俸。国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粮馈，惟资羊马，宜于上都、隆兴等路，以官钱买币帛易羊马于北方，选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骨酥酪等物，十分为率，官取其八，二与牧者。马以备军兴，羊以充赐予。
忽必烈闻奏，连连点头称善，尤其卢世荣所奏出官钱买马让蒙古人蓄养而后政府收利一事更是赞赏有加，“此事亦善，太祖时欲行之而不果，朕当思之。”
听皇帝如此说，卢世荣喜出望外，忙叩头言道：“为臣行事，多遭人嫉恨，日后必有上言说臣坏话的人，为臣十分害怕，请陛下做主。”
忽必烈闻言，忙为卢世荣打气：“你别害怕朕对你有什么不利，还是小心爱卿你自己的饮食起居吧。善跑猎犬，狐狸肯定不喜欢，主人又怎能不喜欢！爱卿所行之事，皆出自朕意。现朕为你增加从人侍卫，爱卿可小心自卫门户。”不仅言语上支持，忽必烈还亲自下旨安童给卢世荣增派侍从，可见这位财臣当时在忽必烈心目中的地位。
卢世荣为了增加自己在朝廷中的力量，奏升六部为二品官衔。而后，忽必烈又依从卢世荣所奏，罢停行台，并改按察司为提刑转运司，兼任钱谷财赋之事。不久，卢世荣又设立“规措所”新机构，选取的官吏皆是些“善贾”的买卖人。忽必烈阅奏，不清楚“规措所”这个新增的秩五品机构是干什么的，卢世荣忙解释说此所用以“规画钱谷”。老皇帝立刻批准成立。
得寸进尺之余，卢世荣又上奏：“天下能理财者，从前皆奔走于阿合马门下，现在他们都被划入黑簿中，怎能因一人之故而尽废其才。为臣我想从中择选一些有用之人，又怕有人说我是任用罪人。”
忽必烈觉得卢世荣言之有理，表示“可用者用之”。
于是，昔日与卢世荣同甘共肥的一帮阿合马死党，纷纷得到重新的擢用。
卢世荣的理财改革，真正实施之后，好多事情根本行不通。皇太子真金就明白表示反对，“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卢世荣）实国之大蠹”。
从前推荐卢世荣的桑哥，听闻真金太子如此说，也急忙中止了与老卢的密切联系。
元上都平面图
忽必烈对卢世荣百依百从，“你办事，我放心”，于是老皇帝又去上都巡游。元朝在忽必烈时代实行两都体制，一般来讲，每年三月份至九月份，忽必烈住在上都（开平），其余时间，则居于大都处理公务。这种体制，取源于辽朝皇帝的五都“纳钵”（捺钵）。由于同为游牧民族，蒙古人把契丹人的这种四季纳钵制加以引用，只不
过是由“五都”改为“两都”。满清帝王在承德修建避暑山庄，也类似这种“两都制”。
“（卢）世荣居中书（省）才数日，恃委任之专，肆无忌惮，视丞相犹虚位也。”大臣有人与卢世荣意见稍不合，即被诬“废格诏旨”，旋即被杀。如此一来，“朝中凛凛”，丞相安童等人见卢世荣作为一个汉人，如此擅权越职，非常不满。而且，“经济改革”实施数月，安童等人发现根本不起效应，怕日后对自己有所拖累，就派御史上章弹劾卢世荣，罪状大抵如下：
“（卢世荣）苛刻诛求，为国敛怨，将见民间凋耗，天下空虚。考其所行与所言者，已不相副：始言能令钞法如旧，弊今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今百物愈贵；始言课程增至三百万锭，不取于民，今迫胁诸路，勒令如数虚认而已；始言令民快乐，今所为无非扰民之事。若不早为更张，待其自败，正犹蠹虽除而木已病矣。”
忽必烈在上都接到御史大夫转呈的奏状，自然非常恼怒，即日派人带诏旨命右丞相安童召集官员大臣，研究对卢世荣的弹章。而后，又命人把卢世荣押上都审讯。
经过审讯，卢世荣主要罪状如下：第一，不经丞相安童同意，私自支钞二十万锭；第二，擅升六部为二品；第三，未与枢密院商议，擅自征调行省一万二千人置济州；第四，擢用阿合马党人，害公扰民。
元大都平面复原图不久，皇帝和众臣廷对时，已为犯人的卢世荣在忽必烈面前“一一款服”，其实，他这招儿装可怜也是想自揽责任为老皇帝“遮丑”，因为他罪名中的第二项和第四项都是忽必烈照准的。别说，这招儿起先还管用，忽必烈没有立即杀掉卢世荣，只是下命：把他收押下狱。
由于得知真金太子深恨卢世荣，推荐老卢上台的桑哥也“钳口不敢言”，没有“挺身”而出搭救老卢。
延至年底，忽必烈见敛财无方，愈想愈气，就问身边蒙古大臣对卢世荣的看法。大臣自然厌憎这位敛财损人的汉人，忙回禀说：“近日听新入中书省的汉官议论，他们说卢世荣已经认罪，件件罪名属实，却仍旧被养在监狱里，白白浪费粮食。”
又老又胖的皇帝闻言很是上火，立刻下令把卢世荣押到闹市开斩，并派人把老卢一身上下百多斤肥肉割下，带到御苑去喂驯养的飞禽和水獭。
阿合马便宜了狗肚子，卢世荣养肥了禽獭，二位“财神爷”的下场真可谓殊途同归。但阿合马荣华富贵十九年，卢世荣从上台到被处死才一年的时间。
卢世荣被逮治，也触发了元廷中儒臣和财臣之间的更加尖锐的矛盾。相互斗争之下，真金皇太子反倒成为牺牲品。真金太子生母察必在1281年病死，忽必烈便于两年后立弘吉剌氏南必为皇后。由于年岁已高，忽必烈非重大事不见群臣，南必皇后频频现身。为此，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曾经有人封章上奏：“帝（忽必烈）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南必）不宜外预。”此种腐儒之见，在从前的汉族朝代尚可容忍，但对于蒙古帝王来讲，却是令人大恼火不可恕之事。
阿合马党羽塔即古等人得悉此事后，认为有私可乘，便借理算为名突然封存御史台奏章，把此事上报给忽必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