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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宗室公主为妻，以此来维持他们在朝鲜半岛的统治。
所以，1274年元朝第一次远征日本，正是高丽与元朝关系“蜜月”期前夕，“忽必烈遣木速塔八、撒本合持诏使高丽签军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
早在忽必烈即圣元三年（公元1266年），他就派出国信使，持国书往日本“喻旨”。那当然，大汗并非想真的招远怀柔与小国“共荣”，只是想把日本当成另一个像高丽那样的“仓库”。
由于孤悬海外，蒙古人对倭国不甚了解，又有高丽人说那里遍地金宝，很让忽必烈起垂涎之意，所以，国书辞意，看似帝王堂皇，实蕴威胁恐吓：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场，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而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特别是“以至用兵”四个字，剑拔弩张的恐吓，全然露于纸上。
好事多磨，坏事也多磨。大海波涛，元使一行竟渡了几次也没到达日本本岛。忽必烈又命高丽国王派人转送，“不得其要领而归”。元使又往，在对马岛为倭人所拒，只得捆上两个当地人当“生口”回来禀命。最后，还是由于懂日本话的通事曹介升等人引路，元使赵良弼一行才得达日本。当时的镰仓幕府根本不知道蒙古人是什么物种，无知者无畏，连见也不见，把赵良弼一行晾在太宰府。
见日本方面无回音，忽必烈大怒，于至元十一年夏下令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二人为帅，在高丽造战船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从合浦港出发向对马岛展开进攻。至于这次攻日本的“战绩”，《元史》的《日本传》中很含糊，只有这么几句：“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蒙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其实，这次攻击首战顺利，对马岛的倭军被全歼。蒙军在肥前遭到顽强抵抗，但一当摆出火炮轰击，手持大刀身穿大肥免裆裤的倭兵倭将登时就傻眼了——在此之前倭国从来就不知道世上还有火炮这种东西。日本这个国家挺有意思，总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良好实验场。七百多年后，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又让日本人开了眼。不知日后它是否还会有这样被“试验”的好机会。
蒙军在博多湾登陆后，连日奋战，上下皆感疲累。特别令蒙古兵将失望的是，日本这疙瘩根本不是传说中的“遍地黄金”。如此贫瘠海岛，腥风劣土，且日本人长像也不咋地，獐头鼠目，个头比蒙古人还矮。如此，元军贪欲一失，战斗力和求胜心立时下降。高丽将领劝忻都一鼓作气直杀太宰府，忻都不同意，下令全体士兵离岸上船，见好就收，准备班师。
不料，台风忽然在夜间来袭博多湾。睡梦之间，四分之三的蒙军与被击碎的船体一起，连绝望都来不及，就刹那间沉入漆黑的日本水下地狱。
消息传至幕府，忧惧不能进食的北条时宗喜出望外，连连叩头感谢上苍，嘴里不停地念叨：“神风！神风！”此役，日本称之为“文永之役”。南宋遗民闻知此讯，很是“幸灾乐祸”，作诗道：“涉险应难得命还，倭中风土索蛮顽。纵饶航海数百万，不直龙王一怒间！”（《元贼谋取日本》，郑思肖）
忽必烈有些郁闷，由于当时正处于进攻南宋的关键时刻，忽必烈腾不出手来再派大军进攻日本。而且，忻都在报告中掩饰败绩，吹擂元军把日本军打得落花流水，天气不好暂时撤军，已经大大地宣示了“国威”。
此后，高丽不敢“惦记”日本，日本反过来不断到高丽半岛沿岸骚扰。至元十二年，忽必烈又遣礼部侍郎杜世忠等人为使，再去日本宣慰。忽必烈原本以为上次元军的进攻已经使日本像高丽那样吓得腿软，国使一到会马上送表称臣。不料，元使一行千辛万苦到达日本后，将军北条时宗愣了，他不是吓愣了，而是糊涂愣了：蒙古人上次被“神风”送进海底都喂了王八，现在怎么还敢派人来！估计刚刚喝过几瓶清酒，北条一挥手，下令把这一群神色傲狠的元使皆押出去砍了。
消息传出，征东元帅忻都、洪茶丘二人立刻上表，“请自率兵往讨”。当时是至元十七年三月，元朝刚刚灭掉南宋，需要处理的事情千丝万缕，“廷议姑少缓之”。两个月后，忽必烈召见南宋降将范文虎，议征日本。
至元十八年正月，忽必烈设“日本行省”，以蒙古人阿剌罕为日本行省右丞相，以范文虎为右丞，并下令军在高丽的忻都、洪茶丘二人，共出兵十余万进讨日本。
对于蒙古人来讲，杀使臣是最不可饶恕的。花剌子模杀蒙古使臣，最终付出了国亡君死以及近千万的人命为代价。倘若元军二次征倭成功，估计“大和”民族现在只是一个历史名词。此外，忽必烈大举攻日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处理”那些刚刚投降的南宋“新附军”。近十来万人的士卒军将，杀起来不仅名声不好听，也很费事。所以，让这些人充当“主力”，在攻日本时消耗他们，可谓一举两得。可见，忽必烈这个蒙古帝君，还是一个阴险巨奸。
元军第二次海上征倭，规模比第一次大很多。除忻都、洪茶丘及高丽主将金方庆率领的左路军三万人外，还有由范文虎统率的江南军七万多人为右路军。他们由庆元（今浙江宁波）出发，有战船近四千艘，渡海远航，浩浩荡荡杀向日本。依据原先的约定，两路军应在阴历七月于壹岐岛合师，然后合军并力进攻日本。
蒙古将忻都贪功，自忖轻舟熟路，首先从合浦起航，拥千艘战舰打下壹岐岛。然后，他也不等江南军的到来，径自扑向博多湾。但是，元军忽然发现日本人早已在沿海滩头砌筑了层层石坝，战舰根本靠不了岸。无奈，元军只得强攻志贺岛，得手后却无任何便宜可占。由于补给困难，疫病流行，忻都只得又撤回壹岐岛，与范文虎的右路军会师，伺机再战。
范文虎方面，元军的“总司令”阿剌罕病死，军中无主。好大喜功的范文虎自专军政，不待新任“总司令”阿塔海到来，发号施令，过足了“一把手”的瘾。这位老范，乃南宋大奸臣贾似道的女婿，是个人品超差的“百败将军”，忽必烈选他当“副总司令”，其实是最大的一步臭棋。诸将陛辞时，忽必烈也有所表示：“有一事朕忧之，恐卿辈不和耳。范文虎，新降者也，汝等必轻之。”
所以，战争真正开始后，由于无所统领，诸将确实心怀鬼胎。范文虎草包自不必说，高丽将金方庆与老上司洪茶丘也形同水火，忻都本人也是贪功冒进之辈，没有一个能主持大局。双方合军后，进屯五龙山（今日本佐贺县西北伊万湾）。如果当时元军立刻进攻九州的太宰府，估计日本现在就是中国的日本省或海东省或东瀛省了。正是由于诸将意见不一，大家都表示“研究研究”再说，加上江南军远航疲惫，确实也要休整一下。
日本人方面，也是听天由命，一大堆矬子天天跪在地上叩头祈祷上天。
八、九月间本来就是刮飓风的季节，虽然有将领提醒范文虎、忻都等人，二人根本不听。当时，海上“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会青髯见于水上，海水作琉璜气”，飓风的征兆已经非常明显。为“保险”起见，他们还下令诸将把海船结扎在一起。这种联船法，对付一般的海风还尚可，遇到飓风，就等于是为自己做好了“连锅端”的物质准备。对于台风、飓风的心理准备欠缺，范文虎方面，这个草包还可原谅；但忻都上次吃过一次大亏，估计这蒙古人脑满肠肥喝酒太多，没长什么脑子，竟然也好了伤疤忘了痛。
于是，一夜飓风来袭，元军大小船只倾覆殆尽，特别是高丽人所造的海舟，大都是“豆腐渣”工程，拼木时为了省工采用“鱼鳞式”结构，大浪拍击即碎。范文虎江南军的战船质量不错，可惜多是平底河船，遭遇如此大风，也十损八九。“军士嚎呼溺死海中如麻”，范文虎等人也落水，被手下救起。
捡得一命后，元军诸将想到的只有两个字：逃命！“（范）文虎等诸将各自择坚好船只乘之，弃士卒十余万于山下。”也就是说，元军虽被淹死万人，其实由于水营靠岸，剩下的人还不少。如果以破釜沉舟之心背水一战，结果还真不一定。
诸大将虽然逃跑，元军士卒多有战心，推一名“张百户”为主帅，“号之曰张总管，听其约束”。由于人多食乏，元军体力消耗很快。大家于是伐木造船，准备乘这种“临时”船逃回。
风息之后，日本人来了精神，特别是“神风”再临，小矬子们觉得天神青睐，挥着大刀嗷嗷冲杀过来。元军体弱力疲，大部分战死，最终剩下两万多人，皆为倭人所俘。
于是，这大群元军俘虏被押至八角岛依次甄别，凡是蒙古人、高丽人、北方汉人，皆就地杀头，只留下几千新附军，倭人认为这些江南人是“唐人”，“不杀而奴之”，充当奴隶使用。
范文虎、忻都等人将残军回合浦，上报忽必烈说途中遇风，数将不听节制，暂时回军，隐瞒大败的实情。
不久，被倭人俘为奴隶的江南汉人于阊逃回国内，尽报实情，忽必烈这才得知，他的征日十万大军被范文虎等人皆弃于波涛狂浪之间，“得还者三人耳”，这三个人还在“青史”中留下姓名：于阊、莫青、吴万五。
此役，日本人称之为“弘安之役”。
忽必烈吃了如此一个大哑巴亏，很想三征日本。但不久元军发动对占城和安南的战争，内部儒臣派、财臣派内斗激烈，出现了阿合马被杀事件，使得元世祖暂时不得不放弃重新组织大规模的攻倭战争。至元二十年后忽必烈数兴征倭之意，皆半途而废。这种尴尬结局，正应了范文虎等人启航前翰林学士王磐的一番谏言：“日本小夷，海道险远。胜之不武，不胜则损国威。”
奇怪的是，范文虎事后并未受严惩，罢职而已。至元二十年，忽必烈还让他“立功自赎”，在扬州整治军械操练人马。
日本方面，举国若狂。“神风”两次救了日本，倭人们的脑袋瓜里再次使“神国”的理念悲壮地扎下根，觉得他们的蕞尔小岛是“天照大神”最眷顾的“神土”。这种盲目的“理念”，让他们的头脑一烧再烧，直烧到丰臣秀吉时代敢于主动出击明朝的藩属朝鲜。二战最后关头，日本人把他们最后的自杀性攻击飞机也命名为“神风”，透露出绝望中残存的希望。
宋遗民郑思肖听到元军败讯，仍旧大喜，作《元鞑攻日本败北歌》，此诗的前序简明扼要，除数字有出入外，简捷明了地勾勒了元朝二次征倭的史实：
“元贼闻其富庶，怒倭主不来臣，竭此土民力，办舟舰往攻焉，欲空其国所有而归。辛巳（至元十八年）六月半，元贼由四明下海，大船七千只，至七月半，抵倭口白骨山，筑土城驻兵对垒。晦日，大风雨作，雹大如拳，船为大浪掀播沉坏，鞑军半没于海，船仅回四百余只。二十万人在白骨山上，无船渡归，为倭人尽剿。山上素无人居，唯多巨蛇，相传唐东征军士咸陨命于此山，故曰白骨山，又曰枯髅山。”
此诗开头，即讲明倭国乃远方九夷之一，又相隔大海，不易攻取：“东方九夷倭一尔，海水截界自飞宇。”在描述倭国道远国瘠之后，诗人笔锋一转，指斥犬羊（元朝统治者）欲心过炽，徒取污辱与失败：
“厥今犬羊贪犹炽，瞠目东望心如虎。驱兵驾海气吞空，势力虽强天弗与。鬼吹黑潮播海翻，雹大如拳密如雨。七千巨舰百万兵，老龙怒取归水府。犬羊发怒与天敌，又谋竭力必于取。已刳江南民髓干，又行并户抽厂语。凶焰烧眼口竟哑，志士闷闷病如蛊。”
占城爪哇铩羽而归
占城，中国古书中又称日南、林邑、占婆，位于今天的越南中部。隋炀帝时，曾派大将刘方大败林邑国的大象军团，攻入林邑国都，吓得林邑国王梵志逃入海中。隋兵凯旋，缴获林邑国王家庙内纯金铸制的金人十八座，振旅而还。林邑国王待隋兵回撤后，忙上表称臣。唐、宋以来，林邑王对中原王朝很恭敬，贡献不断，每年都向中原帝王孝敬沉香、象牙、玳瑁、檀香、胡椒等土产方物。北宋时期，高产的占城稻种也传入内地，使得宋朝的粮食增产不少。
元朝灭南宋后，占城国王忙不迭上表称臣，贡献金宝，忽必烈遂设占城行省，并封其国王为占城郡王，授以虎符。占城王年老，其子补的（这名字真怪）专权，竟敢在中途扣留元朝派往暹国和马八儿国的国使船只。忽必烈大怒，于至元十七年底（1280年）派唆都率兵从广州出发，乘船进攻占城。相持日久，元军数次谕降，占城皆不听，并回信表示“刻期请战”。至元二十年（1283）年正月间，元军大举进攻占城，击败占城象军，杀掉数千占城兵将。占城国王弃宫殿而逃，临行烧毁仓库，并杀掉一直扣留的元朝使臣数人。不久，出于缓兵之计，占城国王派其舅宝脱秃花一行三十余人，携金银布帛往元营请罪，表示国王病重不能亲自来营，世子补的三日后会亲自向元将道歉。一连数日，宝脱秃花均派人来借口拖延，元将不知是计，呆在原地傻等，丧失了一举歼灭占城王室的大好机会。后来，长期居于占城的南宋人曾延等人来报，说占城国王正在鸦侯山一带招兵买马，修整残兵，准备与元军再战。元将这才醒过味来，派兵追剿时，占城国王已经聚拢了两万多军马严阵以待。
元军派万户张颙统兵进攻，山寨险峻，易守难攻。元军撤退时，又在密林中遇伏兵，死伤不少。元军主将唆都见情势如此，只得率军回国。元朝江南行省不知情，仍旧派军队来助攻，由万户忽都虎率领。这只军队到达占城野眉莲港，见元军营舍在撤退前已自己放火一把烧尽，方知唆都已经撤军。占城王国见好就收，派人持书献与忽都虎表示向元朝附降。忽都虎让占城国王父子亲自入朝谢罪并入贡，这位南蛮王爷表示国穷无物贡献，并声称“来年当备礼物，令嫡子入朝”，狠狠地忽悠了元朝一把。后来，元军想借道交趾再伐占城，“不果行”。
至于爪哇，即今天印尼的爪哇岛，“其人则丑怪，情性语言与中国不能相通”。但是，大元威名，声震世界，爪哇王在1280年和1286年曾两次派使臣来元朝，很想大打一阵秋风。不料，元朝的忽必烈不是爱面子的汉人君王，他惦记的是对方孝敬自己宝物，绝不会让对方“空手套白狼”，严命爪哇王亲自来大都入见。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使出使爪哇，见其国王后言语傲慢，责其献宝、称臣、遣质子往大都。本来想捞钱的爪哇王大怒，命人把元使按在地上在脸上剌花纹以示污辱。
不用说，忽必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元廷命福建行省集千艘战船、兵士两万多人，出征爪哇。此次出征，福建、江西、湖广三个行省皆出兵出船，在泉州集结后，大军扬帆直杀爪哇。不巧的是，爪哇王当时正与另外的葛郎国岛王对攻，并在战斗中被杀。爪哇王女婿土罕必者耶脑子活，忙派人怀揣山川户口来向元军投降，并要求元军帮助自己攻打葛郎国军队。元军大喜，立刻加入战场，葛郎国军队被杀、淹死近两万人，其国王也不得不出城向元军投降。元军“抚谕令还”，扣留了他的妻儿及百余人官属。
土罕必者耶见元军势盛，千恩万谢之余，表示说自己要回国都，准备正式的降表并搜罗宫内所有珍宝来献。元将不疑有诈，不仅马上放行，还派二百元兵护送他回城。不料，土罕必者耶狼心狗肺，边走边算计，一路派人秘密联络旧部，在半途中忽然变脸，杀掉护送他的元军将领数人，并掉转头带领爪哇军向猝不及防的元军发动进攻。元军这下亏吃大了，加上地形不熟，边打边撤，退到岸边后上军船撤退回国。
此次征爪哇，最倒霉的当属葛郎国，本来杀掉了爪哇王取得大胜，半截被元军横插一杠子，人马军资损失无数外，国王的妻儿百官还被元军在撤退时带走，真正倒了血霉。
于元朝而言，爪哇征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