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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名士自风流。哭庵怜才好色，出于天性，故能至老而不衰。其昵友樊樊山每每取笑他“贪财，好色，不怕死”，又有促狭鬼将三事并为两案：一为“贪财”，二为“好色不怕死”。说哭庵“贪财”，是因他月收入高达千元光洋（民国初年，普通百姓平均月收入不及五元），却依然经常哭穷。说哭庵“好色不怕死”，则事例比比皆是，已无烦一一枚举。其实，哭庵是怕死的，他怕冷枪，怕流弹，怕乱匪，怕冤狱，所以他要躲，直躲进风月场温柔乡去，耽于女乐，以安孤心，以慰惊魂。他成长于幸福的家庭，从小受尽呵护，鲜尝痛苦，应该说，他的性格比一般人更脆弱，因此一旦直面惨淡的人生，他便无可奈何，为之束手裹足。作为一位真情至性的天才诗人，他爱美，爱艺术，爱那些名已喧腾而身犹卑贱的女伶，又有什么可奇怪的？这种异常强烈的爱使他忘记了乱世的苦雨悲风，也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每每用真情去爱，爱得轰轰烈烈，而真爱能使懦夫变为勇士，所以他敢去抚尸痛哭，不怕可畏的流言，不怕夺命的疫病。从这个角度说他“好色不怕死”，大抵还是对的。他爱女伶，固然有好色的一面，但其情至深，其意至诚，对美丽的女伶尊重有加，并非居心玩弄，从未使出猥亵强求的霸王手段来。一事能狂便少年，其心之癫痴，亦说明他为人真挚，不耍贼奸，比那些道貌岸然、心实龌龊的家伙不知要强出多少倍。你也许会说，一个堂堂七尺的男儿，他理应深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这话当然是不错的。哭庵早年目睹国土凌夷，也曾上书言战，辞锋勇锐非凡，披肝足以见胆；他还曾横渡海峡，到达台湾，拟参加刘永福的黑旗军，抗击倭寇。但谁也不理睬他，于是几声“奈何”之后，他便一任颓放而不可收，将“爱国主义”移情而为“爱帼主义”，沉醉其中，难以自拔。
在封建社会，国家只是帝族的私产，人民只是皇家的奴婢，主子嫌你忒多事，你还能不敛手抽足，识趣而退吗？哭庵是寒了心的，那时无数士子也都寒了心。若超越历史的固有时空，站在今人的立场，以今人的眼光去打量，用现代的头脑评议：我们既要赞许一些人为国家大政、民族大义浴血牺牲，也应准许一些人为自我本色、艺术本真而苟全性命，只要他们不曾背叛良知，出卖灵魂，就恁谁也没有资格谴责他们的生活方式。清末民初的史料中，涉及哭庵笔墨不少，常有其同时代人在肯定他天纵诗才后，即笔锋一转，骂他“色中饿鬼”啦、“花间老蝶”啦、“丑态百出”啦、“文人无行”啦、“不知人间羞耻为何物”啦，诸如此类。哭庵好涵养，所有诟谇他都照单全收，一一笑领了，并不计较，也不反驳。应该说，他心中了无障碍，活出了自己的本色天真，根本不在乎那些伪君子的詈辞。
三尺积尘依然掩不住血光泪光熠熠然的近代史，多少英雄豪杰才子佳人联翩而至，复活于眼前，可谓“惊才绝艳”，非此四字不足以形容。以后人的眼光来看，乱世固然是悲哀的，又何尝不是美丽的？哀感之后的顽艳，何等凄其！
哭庵殁于一九二○年，终年六十二岁。有好事者代鲜灵芝撰成一副语气戏谑的挽联：“灵芝不灵，百草难医才子命；哭庵谁哭，一生只惹美人怜！”是啊，哭庵的生命已被死神卷走了，惟独三副热泪仍长留人间。“不知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西风？”自古才子就是这样问的，却至今仍无答案。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倘若还要继续问下去的话，后人的问题就会提前浮出海面：“寄迹于这等人间，托身在如此时世，你们为什么而哭？或者，你们为什么不哭？”你我该怎样回答呢？
乱世出英雄
？ 李大星
少年时读旧小说，常见“乱世出英雄”这句话；看样板戏，《沙家浜》里草头司令胡传魁也昂昂唱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那时琢磨不明白：为什么乱世反倒会出英雄呢？按说，从理论上讲，该当政治清明的太平盛世才本是英雄辈出的。乱世之时，民不聊生，斯文凋弊，英雄当是不大适应的才是。
当然，这是少年之见，而且是呆少年之见。英雄的确需要培育，但他们更缺乏的却是那有些宿命成分的机会。从培育上说，即便在所谓乱世，也并非是书生们凭断烂史乘所臆想的百姓们整日价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那般的情景。当是时，老百姓包括那些英雄们，照旧得先吃饭，而且还得过日子——平平常常的日子。阮小二可以打鱼度日，樊哙可以屠狗为生，破落皇胄刘玄德也能织席编履养活自己。连“不能自食”的韩信也还有机会到南昌亭长家去吃蹭饭，而一位洗衣服的漂母大妈也可以凭打工所得给这位比自己更穷的“王孙”几十天饭吃。天下归谁，说到底，原本是可鄙的肉食者们的事情，“乱哄哄你方唱我登场”，老百姓其实顾不了那许多。再者，那乱世也并非一蹴而就的，是渐渐地变来的。任何制度即便在其走向终结时，也有它合理性成分的惯性作用。而且这种并非占主流的合理性成分往往愈是到最后愈趋向于完善。因为任何统治者原本是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即所谓“失去自己的天堂”，他们当然都会竭力维护现行的制度。再说，世事如浮沤，变幻无常，其实，那身在其中的人或阶级其实谁也并不像后世如我们这样清楚地知道某朝某代的究竟起始，所以林教头思量待雪晴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破败草屋过冬，原是平民们的平常心态。上述所谓完善云云，大约也是一种合理——事情总是在向完善的顶级发展，发展到最顶级时，理论上应当是最完善的。尽管这最完善也同时孕育着终结的危机。举最切身的例子，机器化或曰科技化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方便和愉悦，但也同时潜在着莫可测知的危机，比如高智商机器人对人类的反控制（不能简单言之为失控，因为即便人类主观上想控制，有时也未必能控制得了，这还不包括少数譬如黑客乃至极端分子的主观操纵），比如克隆对生物界的巨大影响（一如双刃刀，有有益的一面的同时就有有害的一面）。
仍旧回到原来的话头，由于上述的合理性成分的惯性作用，所以那时我们的英雄们在吃饱了饭之后，也还是有条件被培育出来的。而且因了愈到最后愈趋向于完善，其被培育的数量应该并不在少数。
再说机会。按照理论上讲，应当是处于非乱世的时代才会为英雄们提供更多的机会为是。但这“理论上”又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也即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乃至社会原本是不错的。纯粹的计划经济比之那并不纯正的市场经济而言，起码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从某种意义上，它可以无视惟利是图的选择，可以将发放的银子摊铺在众多的项目上，尤其是那些似乎看不到所谓现世和实时的回报的冷门上而无所顾念。在这里，不妨荡开来说一件事。翻阅报纸知道，目前中国从事体质人类学工作的学者在生老病死和转行等等境况之余，仅剩下五个人了。这个专业听上去比较的陌生，说白一点，就是研究古尸的。这个专业在建国后的初期，便已经取消了专业，而取消前也似乎不过复旦才仅仅拥有。表面上看，古尸的研究似乎确实也并不是什么当务之急的事情。但是，在世界而言，中国是古尸“资源”最为丰富也最为完好的国家，许多古尸的存在状态很是独步，这是我们分量并不怎么宏大的值得骄傲的地方之一，当然也是境外势力目灼灼格外关注的地方。但这项其实即便是很功利地看来也是有着“广阔前景”的项目，经费的划拨不但数目十分的可怜，而且还需要层层的程序。当然，还有那面临断绝的最后五个人。真的到了断档的那一天，就算我们发掘出可以震惊世界独步天下的绝无仅有的稀世的新鲜的古尸来，也只有睁睁地眼看着任它烂掉。这是并不危言耸听但却令人心惊肉跳的事实，当然的确也是一种均衡下的筛选，也许还是不得不如此的“聚点”。但是它其实是很可以用“计划”的杠杆得出不一样的均衡来的——只是，那已经不是本文所能关涉的事情了。
收回话头。计划的经济本来是可以那样的优越，只是这计划、比例究竟该怎样确定，则的确是个问题。如果能按发展的真正需要、自身规律，以及相关的一些协调因素去确立相关的指标，同时又有相应的修正机制（如监督、反馈、否决、弹劾等）来保护、制约，将人为的非理性因素消除到最小，则计划经济是应当比市场化的经济要更为合理——当然，这种合理就像民主并非是最好的政治形式一样，只是相对而言“好”的形式而已。只是，即便如此，上述的一系列“如果”在现实社会中的实现其实还是大有难度，几乎是难以做到的。比如，对发展中的所谓需求、规律，我们究竟又能知晓多少？知晓的这些究竟又有多少是真正符合客观的？以这样一种水准和程度自然是不大好与那显得有些虚无的“真正”合拍，不大好去“按”了。
所以，所谓“理论上”有时是不大好“理论”的。比如中国古代的选士制度，是在那样的制度下发现人才也就是广义上的英雄的主要方式。其前期的推举制（如举孝廉），后期的科举制，都有相应的措施，而且也确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相当的人才。只是，不论是推举制还是科举制，其最致命的一个弱点就是人为因素的介入，这人为的介入如果仅仅回桓在点个特异姓氏的人来做状元、找个年少清俊的后生做探花，似乎还无碍大局。但问题的关键当然不仅仅于此，症结的是缺乏相关制约的机制，这就使得它不论在程序上多么地盘根错节，繁复有序，公正性却总是要大打折扣。因而，在推举时期，便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抱朴子·审举》）的泛滥；至魏晋以降的九品官人法，则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极致。到了科举时代，以考试定优劣，似乎客观的因素在增强，引来众士子的踊跃，唐太宗李世民“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乃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的窃喜之叹（见《唐摭言·卷一》）。但就是这位大唐天子的后裔、号称中兴之主的玄宗当朝时，以“野无留才”而阻直谔之士的欺诈贺表（《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三上》），铨选文士不用长姓名者以求选事神速的荒唐之举（《旧唐书·卷一百六》），却确有发生。于是士子们只有不如归去而遁隐这一条途径以消遣自己的失望了。
仍旧说机会。既然有这样的技术上的问题，因而非乱世在实际上是不好说一定能保证给英雄们以机会的。而乱世则却相对为他们漏出了机会。因为，乱世由于政权的松弛，反倒为各色人等提供了不拘一格、不受限制的机会，也就是说，由于制度上的疏漏，壁垒悄然坍塌，英雄们尤其是那些非主流的英雄们出头的路径不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都堵塞不住了，起码不能完全堵塞住了。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于是，如陈涉这般的佣耕村夫，如韩信这样的无行贫士，如刘邦一般的酒色亭长，如张良那样的破落贵族，都可以借乱世而头角峥嵘，甚而出将入相，夺取天下，圆一回“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梦。而当并非乱世的太平盛世之时，冯唐只能易老，李广终究难封，贾谊屈于长沙，梁鸿窜于海曲，而这原本都是非无圣主、岂乏明时的也么哥。所以，“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便是他们不得已的结局了。
如此说来，似乎还是乱世才能出英雄了？当然不是。中国语言的简洁或曰简单，往往使得某些词语容易生发出意内言外的阐释，一如侯外庐先生所说的那样，可以在主词之后加上相反的述词代替原来的述词，而其实已经在改变主词了。本文却无意变换什么述词，不过只是在陈说原来的述词而已，也即：乱世其实是可以出英雄的。而已而已。
两个聂鲁达
？ 王 璞
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六十七岁；与之前的六十来位获奖者相比；年龄不算小也不算大；可是大家都说了太晚了。这个奖早就应当颁给他了。这个奖现在才颁给他；是这个奖靠他而生色；而不是他因这个奖而添光。的确；早在得这个奖之前二十年；聂鲁达就完成了他最好的作品；早在得奖十年之前；大家已经庆祝过了他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印行一百万册。他五十岁的生日会；成了全世界大诗人的盛会；尽管他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但是各种政治观点的诗人在他诗歌的旗帜下都能济济一堂；这是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诗人能做到的。
据说；不久前广州的大学生发起了一场净化精神运动；他们到处张贴一些手抄的诗歌以取代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和标贴；其中主要是聂鲁达和墨西哥诗人帕斯的诗。我不知道他们抄录的是聂鲁达的哪些诗；对于聂鲁达这类多产的大诗人；选诗是很不容易的。钱钟书在《宋诗选注》里说：“在一切选集里；老是小家占便宜；那些总共不过保存了几首的小家更占尽了便宜；因为他们只有这点点好东西；可以一股脑儿陈列在橱窗里；读者看了会无限神往；不知道他们的样品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大作家就不然了。”因为；几首诗很难体现他创作的全貌。这话放到聂鲁达身上特别合适；他的诗太多太丰富；即使读一整本；往往也只能认识他的一部分。
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就读过聂鲁达的诗；那时候国内译介的聂鲁达；主要是他的政治抒情诗；流传最广的是长诗《伐木者醒来吧》。我记得我曾背诵其中这样的诗句：“我不过是一个诗人；爱你们大家/流浪在我所爱的世界上。/在我的祖国；矿工被监禁；/军人指挥着法官。/但我爱我的寒冷的小小的/祖国；直至深深的根子。/如果我得去死千百次；/我愿在那里死去。/如果我得诞生千百次；/我愿在那里诞生。”它们呼应了我那中学生式的爱国主义激情。在班级的诗歌朗诵会上；我以这样的句子赢得喝彩：“给和平予早晨的城市；/这时候面包醒来了。/给和平予密西西比河；根子的河。/给和平予我兄弟的衬衫。给和平予书籍；仿佛一个空气的印记……给和平予西班牙游击战的/破碎的心。”
如此这般；我感到自己似乎是一个行将加入解放全人类大军的战士了。
所以我一直把聂鲁达看作一位政治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