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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在号召海外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时，他拿出了一份光绪帝给他的“密诏”，内容是要他与林旭、刘光弟、谭嗣同等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并表达了“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就是仍想在变法维新的道路上走下去的想法。关于这份密诏，史学界早已有公论，即它是康有为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伪造的，其据以伪造的底本，是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在历史上，凡是涉及到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失势派为了斗争的需要，总是拿出一份或真或假的所谓“密诏”来，以示合法，并借以作为号召的旗帜。这种行为有一个专用的中性名词，称之为“矫诏”，如果称之为“伪造”，则显然带有贬斥的感情色彩；两者虽然都具有无中生有的相同性质，但后者听起来似乎是怀有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而目前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康有为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矫诏”，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奇怪的倒是《康文》将这件史学界早已有了共识与定论的事情作为康有为及其弟子精心编造的谎言、并作为被《温故戊戌年》最新揭穿的又一个“神话”提出。
《康文》揭露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的另一个“神话”，是康有为与汪康年争夺对《时务报》控制权的斗争，即康有为“试图通过权力，把创办多年、影响巨大的民报变成官报，把老百姓的喉舌变成政府的喉舌，最终达到自己把持的目的”。在这里，《康文》模糊了、或者说是未能深究一个基本事实，即作为民报的《时务报》究竟是不是一份现代概念中的“民报”或“老百姓”的报纸。
《时务报》是利用最先由康有为主持创立而最终被两江总督张之洞宣布解散的上海强学会的余款创办的，而上海强学会的创办活动经费又是靠康有为出面求助于官方的公费拨款和私人的捐款等多方筹集的。这一事实表明，从经费的来源看，《时务报》从开始就具有一定的官助性质；而作为上海强学会主要创始人和筹款者的康有为则拥有对该笔款项所办事业的一定发言权。
《时务报》的创办是由上海强学会创始人之一的黄遵宪提出的。黄氏因“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亦以报馆为倡始”（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源委记》），便与汪康年（曾为张之洞僚属，受张之洞之命接收并掌握被解散的上海强学会的余款）商量，又邀请梁启超参加，一道筹办《时务报》；而康有为也想“改办报以续（强学会）会务”便派梁启超赴沪参加《时务报》的筹备工作。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旧历七月初一日），《时务报》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五人创刊于上海，汪康年为总理（经理），梁启超为主笔。
《时务报》创刊后，在汪康年、梁启超的共同配合主持下，发表了许多极有影响的好文章，成为了维新运动的重要喉舌。尤其是作为康有为弟子的梁启超，更通过自己的生花妙笔和宏文伟论，将康有为的变法理论广泛传播；汪康年也在该报上发表了十四篇极有影响的文章。一时间，《时务报》的代销点多达一百零九所，遍布全国七十个县，期发行量最多达一万七千份。包括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等人在内的许多地方大员都非常重视和极力推荐这份报纸。但是，《时务报》经理者内部和谐合作的蜜月并没有维持多久，实际上，自创刊时起，承袭于强学会时期的维新派（以康有为为首）与洋务派（以张之洞作为幕后主使）的矛盾与斗争已经显露端倪。梁启超秉承康有为的意志，比较激进，主张《时务报》以孔子纪年；汪康年则禀承张之洞洋务派的思路，比较保守，主张以广译西方报刊文章为主。最后在黄遵宪的调和之下，才将该报办成人们所看到的既有较多迻译文章又每期必有论说的《时务报》。
由于汪、梁两人的政治观点与办报宗旨大相径庭，以及两人对《时务报》控制权的争夺，有着张之洞作为强力支援的汪康年兄弟逐渐把持了《时务报》，梁启超则于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应聘前往长沙担任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但仍继续为该报写稿。一八九八年三月，梁启超指责汪康年独断专行，将该报据为私产，办成“为汪氏一人一家所开之生意”，并表示从此辞职，不再为汪氏当“雇工”。在汪氏兄弟把持下的《时务报》从第五十五期以后，译文大增而论说锐减，逐渐失去了原来极具战斗力的气象。因此，康、梁等人便试图夺回《时务报》的控制权。同年七月，康有为代宋伯鲁草拟了《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折》，得到朝廷的批准，并受命为该报督办。掌握了《时务报》经济权的汪康年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则釜底抽薪，以“商款仍归商办为由”，于该年八月将该报的经费改办《昌言报》继续出版；这时，“百日维新”已经进入到最后关头，一个月之后戊戌政变发生，接着康有为等人流亡海外，《时务报》则因此停刊。
康、汪两人对于《时务报》控制权之争，确实是对喉舌控制权之争，但决非如同后世有人所做的那样是“把老百姓的喉舌变成政府的喉舌”之争，而是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与喉舌控制之争。在两江总督张之洞的遥控干涉之下，《时务报》何时真正成为过“老百姓”的喉舌？在中国又何时有过真正成为“老百姓”喉舌的报纸？正如《康文》所说的，“其实只要查阅当年的《时务报》，我们就能看到那真实的一幕”。
《康文》提及的另一个“神话”，即所谓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原来剽窃自廖平的《辟刘篇》与《知圣篇》”说，其实也暗藏着维新派与洋务派之争。
康有为原来所治为古文经学。一八九○年春，康有为于广州拜访廖平并读到其《辟刘篇》与《知圣篇》后，认为今文经学的“三统”说和“三世”说是“通经致用”也就是能够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极佳武器，便改崇今文经学，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作为后来改制变法理论依据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两书。正如他的学生梁启超所说的：“今文学运动的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康）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也。（康）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学。”“然（康）有为之思想受其（廖平）影响，不可诬也。”（《清代学术概论》）“康先生之治《公羊》、治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廖平）。”（《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一持平之论，得到了后世康有为研究者、廖平研究者乃至廖平后人的认同。例如廖平之孙廖宗泽所撰《六译先生年谱》中说：“康（有为）得先生改制之说而倡之，并引《公羊》、《孟子》自助，以为变法之据。天下群以作俑归先生……闻北京政变电讯……谓朝廷株连甚广，外间盛传康说始于先生，请速焚有关各书。”（见廖平之女廖幼平所编《廖季平年谱》，巴蜀书社，1985年）廖平研究者陈德述在《廖平学术思想研究》（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一书中说：“康有为承袭廖平的学说时，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又都有自己的见解，多有与廖平不同之处……而且对于证明刘歆伪学提供了新的证据的观点加以说明，从而看出康有为对廖平学说的发展。”继承发展与抄袭剽窃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一言以蔽之，廖平的书是纯粹的学术（经学）著作，而康有为的书则是披着学术著作的外衣借古喻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政论性著作，两者的性质旨趣完全不同。原书仍在，有兴趣者自可查阅比较。如果真要究本穷源，廖平的学术思想也不是他自创，而是受到其授业老师湘潭王运的影响。他的《辟刘篇》一书中的“观点”，除“《毛诗序》之伪则为廖平的创见”外，其余“多数是综合了（已往）今文经学家已有的意见”（中国孔子基金会编：《中国儒学百科全书》，第89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这种转相承袭，本来就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常见不怪的通病。须知，在始终强调与统治者保持高度一致的专制禁锢语境中，无论是在思想史上还是在学术史上，又有多少真正属于原创性的东西呢？在与封建政治密切相关的经学史（与神学史无异）领域尤其如此。如果套用一句现代的习惯用语来说，在中国经学史上始终存在着政治上的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从学术史（经学史）的角度看，无论是廖平的《辟刘篇》与《知圣篇》，还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大都缺乏缜密论证，牵强附会论断甚多，学术价值低下，但康有为将其作为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则另有其中的重要意义在。
康有为从未否认过自己受到了廖平的影响。而这件公案之所以被后人热炒，仍然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的斗争。廖平是张之洞的门生。廖平曾经两次参加院试均落选，第三次参加院试时，其试卷的破题因违背了八股的格式，考官只看了开头的三句，就将其弃置不取；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细心披阅，反而将廖平取拔为院试的第一名。廖平终生都将张之洞视之为恩师，并受到张的器重培养。在戊戌变法以后，张之洞日趋保守，张、康之间的关系也如同水火。为了打击名重天下的康有为，康氏抄袭剽窃廖平学说的传言便在张派人物的推波助澜之下产生，并愈演愈烈。这一涉及到晚清政治斗争的历史公案，在《康文》的笔下又作为新的问题和“神话”提出，并以此对康有为的学术乃至做人的品格进行质疑，确实使人惊讶。
正如《康文》所说的：“我们可以说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温故戊戌年》一书的结论。”既然如此，又怎么能够根据这本文学作品（据《康文》说，这是一本“历史报告文学”作品）所提供的“莫须有（或许有）”证据来“重新认识康有为”并对其进行大加讨伐呢？实际上，无论是在《康文》所说的历史教科书中，还是在专业研究者的学术论著中，从来就没有人如同《康文》所说的，认为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惟一主角”。在严肃的史家眼里，康有为不是神，也从来没有人将他当神看待；康有为本人及其弟子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如同某些专制者一样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他人禁言而为自己造神。实际上，由于康有为晚年未能与时代的发展潮流同步，对其的批评甚至批判仍然多于褒奖，对康有为进行严肃的研究与公允的评价，“三十年”来“海峡两岸历史学家们”从来就没有“沉默”过，更没有“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一）过去的神话”，当然更不是“从《温故戊戌年》开始，我们才重新认识康有为”。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反而对康有为感到同情，感觉到学术界对他的评价太理性化、太政治化从而太苛刻了。不管他自己、他的弟子或者是其他人是否将他（自己）看成是圣人，他当然不是一个圣人。但是，他的经历、他的理想、他的作为，与先秦的那位孔圣人何其相似：他们同样有着自己的不愿屈从于主流权势的自由意志，他们同样而因此如同丧家之犬到处流浪去兜售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论他们的政治观是维新、是改革、是进步、是保守、是复古、是倒退，他们毕竟有着自己的思想、理想与自由意志并为此热血沸腾地奋斗和惊天动地过。虽然这种兴奋不免有着中国古代士大夫的过于天真和不合时宜，在虽已日薄西山但犹作困兽斗的专制政治的强力下不堪一击，从而碰得头破血流，但毕竟曾经像人一样活着过。这些，难道不能使那些为了个人的功名富贵或者仅仅是为了活着便唯唯诺诺、浑浑噩噩地屈从于主流权势并与之保持高度一致、活了一辈子都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自由意志的人感到脸红和汗颜？从这种意义上看，康有为又是一个“圣人”。中天的太阳也有垂薄西山之时，驰骋沙场的斗士也有人老体衰之日，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当一个斗士老了时，还能要求他怎样？
出身于官僚贵族之家颇有资财的康有为晚年在西子湖畔建造别墅，有什么证据说他享受的是“世界各地华侨捐给保皇事业的巨款”（康有为晚年生活巨大开支的来源，可参看清史研究者马洪林所撰《康有为大传》第570页，辽宁出版社，1988年。这里不赘）？在一夫多妻尚为法定制度下的康有为边写宣传众生平等的《大同书》边纳小妾的陈年老帐（其实对这件事最早提出批评的还是康有为的弟子陆乃翔、陆敦靧为自己的老师所撰《新镌康南海先生传》，见1929年万木草堂刊本，第48页），较之大力宣扬“天下一家”、主张男女平等“天下都是兄弟姊妹”、让他人夫妻之间禁欲如果不禁即“点天灯”及“五马分尸”而自己却妻妾成群、将妇女作为纯粹纵欲宣淫的性工具、稍不顺眼就对其“云中雪飞”（太平天国“斩首”之专用黑话隐语）的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似乎也够不上值得翻出来言说的罪恶。既然对这些农民革命的领袖人物多年来都是歌功颂德的齐声大合唱以至形成了时代最强音，对一位晚清遗老在当时尚属“合理合法”的些许家庭小事或“作风问题”，又何必兴师动众地大加谴责？有兴趣的人如果将道学家的目光从晚清遗老的身上往后世稍微移动，多关注一下那些贪赃枉法、用纳税人的钱建别墅、嫖娼妓、拥小蜜、包二奶但又一本正经、道貌岸然、自认为代表民意而神圣得不得了的“人民公仆”，将他们的“神话撕开一个口子”，揭穿他们“掩盖了的一切对他们不利的事实”，不是更能“窥见某些历史的真相”和更具有值得言说的现实意义吗？
《杨联陞为什么生气》一文质疑
？ 周一良
谢泳同志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掌握丰富的资料，分析深入透彻，且富于同情，我读后常常深为感动。但这篇《杨联陞为什么生气》（载《书屋》杂志2000年第10期），我却有不同看法。
此文根据赵俪生先生的书，似乎杨联陞是一个毫无礼貌、不近人情、甚至自命为美国人的“高等华人”，我想这中间是有误会。大概赵先生和谢泳同志都不知道杨联陞是个有病的人。一九五八年，他开始患精神病——抑郁症，犯病后脑子活动无法控制，烦躁不安，没有一刻安宁，身体虚弱无力。严重时甚至立下遗嘱想自杀，必须进医院进行电疗。一九五八年犯病后到一九五九年四月份才开始好转。以后每一两年病一次，一般少则三五个月以后好转，长则经年，大体上三年里面有一年是在生病。
杨联陞是很好客的，差不多每周都有两三次招待客人来吃饭，来客的留言簿三十年中就有十六本之多。但是，当他生病的时候就绝对不会请客人来。据道申同志所抄录的留言簿来看，一九八七年一至四月留言簿全是空白，这恰是赵先生访美的时间。以后的五月、六月、八月、十二月共只有四次来过客人吃饭。道申同志从日记中查他父亲的诗词，一九八六年有诗十三首，直到一九八七年七月五日，才又有一首，中间全是空白。这些情况都说明一九八七年四月赵俪生先生去美时，杨联陞很可能尚在病中，或者大病初愈。
今年四月中旬，恰巧道申同志的儿子华岳赴美留学，于是叫他到祖母那里查阅他祖父的日记。华岳电话报告说，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这一天的日记是：“不知所云的某君由旅馆来电（71岁，可能认识蒋浮萃），不能吃外国饭，旅馆七十五元一天太贵，应来三个月，已去（华岳注：英文，猜可能是地名），想退款回去，想去（华岳注：英文，可能也是地名）。认识山东大学某公□□□□□□（华岳注：有半句看不清），气一女士照应不力。”日记一侧有“爱莫能助”四字，字体、墨迹与当日日记不同，显然是日后加上去的。
杨联陞的日记，不像李慈铭那样是预备给后人看的，可信程度应该较高。首先，他似乎不知道来者就是山东大学的赵俪生；其次，两人那一段极不愉快的对话不见于日记中，这有几种可能：或者杨故意不记，或者杨因病中，神经不健全，因而没有记，而事后追记的“爱莫能助”四个字和赵俪生书中所说又似乎有矛盾。总而言之，杨联陞当时是不是这样生气恐怕还是个问题吧。
谢泳同志怀疑杨联陞那一席话，是他回想起清华做学生时期，左派学生和右派学生之情况而引起的，这种解释我也有所怀疑。
据我所知，杨联陞作学生时，政治倾向是中间偏右。到美多年以后于政治更不关心。在他心目中，业务高于一切，他一九七三年回国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