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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虽然出身在一个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辈已经衰落，家中的进益甚至不能维持生活。从6岁开始，他就随两位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搬迁漂泊。而且家中的变故也尤为剧烈，在9岁到10岁间，其生母和嗣母先后去世。幼小的他带着两个弟弟在亲族人的帮助和接济下靠借债、典当度日，受了不少屈辱。这种家庭境状与毛泽东那个向上走的家庭也大为不同。周恩来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还提供了一个细节：少年周恩来在家中墙上贴了一张纸，按封建家庭的习俗，“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幼承家计的经历使周恩来积累了一定的办事和协调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柔中带刚，愈挫愈奋的心理品质。当年南开中学的校董严修便称赞周恩来有“宰相之才”。明乎此，有助于理解周恩来后来成为国务活动家的角色定位。
走出淮安的周恩来，常常被浓烈的怀乡思亲之苦所折磨。1916年秋，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余幼失怙恃，依于从父，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首我伯叔而已。乃境遇所困，卒难遂愿。”有年除夕，同学们大都回家，他的这种感情更难抑制，写道，“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父母双亡，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翻阅周恩来的旅日日记，这种怀乡思亲的文字更是俯拾皆是。如他在1918年2月12日日记中写道：“想起来这个年，我们家里可以说是难堪极了。东西南北，分散各处。比着说，还是我处境稍优呢。扪心自问，我实在是不安，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了。”与之比较，走出韶山的毛泽东体验到的主要是一种摆脱了束缚的自由感，以及探索外部世界的乐趣。他很少写家信，假期更愿意与同学一道去游学，而不是首先想到回家，尽管他对父亲尤其是母亲也怀有很深的感情。
不同的家族传统精神和家庭生活境遇塑造了不同的基本性格。如果说走出韶山的毛泽东时常表现出一股英雄之气的话，那么走出淮安的周恩来则更多地表现出“服役”的精神。这种“服役”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家族伦理情感渴求的一种转换。在南开求学期间，周恩来说过：“人之立于世，既不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要必有赖于公众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所以他在学校总是甘于默默地为公众做“服役”的事情，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正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所说的：“课外事务，则如蹳集。东南西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视之以为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存于中。”毕业时，《同学录》中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与“服役”精神相应照的，是那种谦抑虚受的品性。他从不锋芒毕露，而是事事处处想到”藏拙”。他和张瑞峰、常策欧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大家公认他出力最多，但周恩来却坚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1916年初，他在送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这与毛泽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差别是很明显的。毫无疑问，毛泽东、周恩来在早年就怀抱救国救民之志，但他们的文化性格又各有特色，这正是他们能够引发研究者无限兴趣的一个原因。
一个人的性格除了受家庭背景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所以，尽管毛泽东、周恩来性格的基本特征分别偏于“刚”和“柔”，但是后来长期政治生活的锤炼也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性格结构，因而构成十分复杂的多侧面的性格统一体。毛泽东曾以“虎气”和“猴气”自喻，而日本学者梨本佑平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周恩来的体内，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他有时也是“尖锐严厉的”。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刚柔相济之人，毛泽东刚中带柔，周恩来柔中带韧，这正是他们能够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大业的性格基础。
二、 人生哲学的传统基因
毛泽东、周恩来都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并从中获益甚多，特别是他们的人生哲学带有明显的传统基因。
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核心观念莫过于“内圣外王”。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推崇传教兼办事之人，把学问与事功的结合视为理想的人生境界。
“内圣外王”的概念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中的“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但它并不是道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而是儒家着力发挥并实践的人生理想。荀子说：“圣者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两者尽，是以为天下极矣。”由此可见，“内圣”指人内在的涵养和操守，即对人伦关系和准则的领悟和把握。后来宋明理学家将其发挥为对天命之性的保持，对气质之性的扬弃。“外王”即是把主体修养所得推之于社会，将学问引向事业之途，达到社会的风同道一，由此也就实现了立德、立言和立功的三不朽。儒家的“三纲八目”是“内圣外王”的展开和具体化。“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其内涵，而“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实现它的途径和方式，由此形成一套严密的伦理哲学体系。“内圣外王”体现了儒家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对发挥主体能动性的重视，散发着刚健有为的气息。在历史上，这种人生观念的确锻造了许多关心国运民瘼的仁人志士，形成为一种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
毛泽东接受“内圣外王”之道的影响，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杨师虽深受西洋哲学、伦理学之浸染，但对中国的儒家学说也十分推崇。在讲授修身课时，他不遗余力地阐发“内圣外王”的人生观念，热切期盼其弟子们以历史上的圣贤、豪杰为殷鉴，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栋梁之材。毛泽东的读书笔记《讲堂录》有如下记载：“伊尹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为办事兼传教之人也”。由此可见杨昌济先生教书育人的基本倾向。他所要培植的“大本”，不仅要究明真理，学成大器，而且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建功立业的大家风范。只有如此，方为“尽心”、“完性”之人，也才是最理想的人格。
191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写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说：“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究为主，辅之政事时务。”蔡和森将胡林翼与曾国藩相比较，认为前者不如后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杨昌济先生的一片苦心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毛泽东十分重视“内圣”对“外王”的先导和决定作用，认为中外历史上虽然不乏品德学问欠缺而获得事功者，但其事业不能可大可久。那么，如何才能称得上“内圣”呢？毛泽东认为，领悟到宇宙的“大本大源”便是“内圣”的标志，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圣贤的基本人格和本质力量之所在。
从是否抓“大本大源”入手，毛泽东对一些历史人物的成败利钝进行了思考和分析。在他看来，被人奉为“圣贤先师”的孔子之所以百无不知，影响遍及列国，并没有什么神奇和谬巧，而“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曾国藩被人推崇为“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也是因为曾氏好讲“大本大源”之道，深悉“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他镇压太平天国，虽看重洋枪洋炮，但尤重“攻心”、“隆礼”，可谓双管齐下，标本兼顾。正是从这一视角立论，毛泽东评论道：“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还摘录曾国藩所作的《圣哲画像记》中的三十三人姓氏，表明了他对这些人的钦佩。
与孔子、曾国藩等人相反，青年毛泽东认为，李鸿章之所以在晚清内政外交方面捉襟见肘，是因为其不谙本源之道，比如“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康有为变法失败，归因于他在文化选择上杂驳混乱，借穿孔圣人的绣衣而偷运西学，结果形成所谓“不中不西”的局面。故毛泽东说：“康氏似略有本源，然细观之，并无一杆独立，枝叶扶疏之妙。”至于袁世凯、张勋之流，则是“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就像“秋潦无源，浮萍无根”一样，免不了失败为天下笑的下场。
青年毛泽东在评判上述历史人物的时候，显然是暂时撇开他们事业上的是非曲直，而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进行抽象的思辨，即从“内圣”与“外王”的基本关系出发，寻找其成败利钝的关键，从而得出学无本源，则事功难立的结论。以历史为借镜，青年毛泽东决心“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短论短长，占去日力”。传统的致“内圣”讲求居敬笃静，把获得“大本大源”的过程视为一种神秘的内心体验。青年毛泽东对此有所超越。在他看来，人之所以无“内圣”，不仅在于没有“内省之明”，同时也因为“无外观之识”。也就是说，“大本大源”的取得离不开生活的历练和积累，这反映出青年毛泽东在认识论上有向注重实践方向发展的趋势。他愈来愈不相信“圣人”能够“从容中道”。相反，“圣人”都是“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
将学问和功业结合起来，“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的人生方向对毛泽东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人生目标，养成了毛泽东既重视理论又重视实践的特点。沿着这个方向，他既成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创立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用自己创立的理论武装人民的头脑，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规律来看，它也要求其领袖既是理论家，又是实践家。这一要求，与中国传统的杰出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产生了契合。毛泽东就是这样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自我与救国救民融合在一起。“内圣外王”的传统人格理论作为一种纯粹而相对稳定的形式虽然还对毛泽东产生着影响，但其内容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毛泽东终身以作一个为人们提供思想、打开思路的人而自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他的方法是那种使人产生思想并投身于思想的创造以及从讨论中学习的哲学家和教师的方法。”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在会见老友斯诺时谈到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时说：“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mander，Great Helmsman'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毛泽东为何对教员这一称谓情有独钟呢？斯诺是这样分析的：“自孔子始，中国社会的统治者，都抱‘作人之圣'、‘作人之师'的心态，集权威、智慧、道德于一身，要求自己既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领导者，又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作为精通中国旧学的毛泽东显然受到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全国人民‘导师'的角色。”作为与毛泽东交往最为密切的外国人士之一，斯诺的这番见解是值得人们重视的。
毛泽东晚年还曾讲过自己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在毛泽东看来，秦始皇虽然建立了巨大的功业，但并无“内圣”之学。至于马克思，虽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但他自己没有成就“外王”之业。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的毛泽东身上，传统的“内圣外王”的人生观念虽然是作为一种形式和特征方面的东西而存在，但它毕竟是“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呈现出这样一种特点，即主体期望以自己的思想去塑造人而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秩序。但问题是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思想是一贯正确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革命的实践，说到底是他善于总结实践的经验和群众的智慧。而一旦偏离群众路线，自信太过，而又要将自己的思想贯彻到社会生活中去，便难免会产生失误。
那么，与毛泽东相比较，传统人生哲学中对周恩来影响最大的核心观念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是道家所说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在其影响下，周恩来的人生呈现出一种“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的境界。
不可否认，周恩来生长在一个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青年时代更是强调“诚”，注重“人格”力量，主张待人处事要“端赖良心”，特别富于道德践履精神，因此也很容易让人将他与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联系在一起。周恩来的许多优秀品质如积极入世、忧患意识、彬彬有礼、仁慈厚道、清廉俭朴、忍辱负重，确也能从儒家文化这个庞杂的思想体系中找到渊源。中外学者有关周恩来与儒家思想精华之关系的评论所在多有。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指出，周恩来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刚毅”。国内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周恩来积极投身革命，一辈子改造世界观的实践，一定程度上打上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烙印；他全心全意为人民、和蔼可亲的品格，又有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色彩；他深入虎穴、临危不惧，身居高位，廉洁奉公的情操，又是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生动体现。这些见解虽然说都可以成立，但似乎没有捉摸到周恩来人生哲学的底蕴。
其实，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对老子哲学也怀有相当的敬意，甚至有明显的扬老抑孔的思想倾向。春秋时代，社会秩序失范，异说竞起。周恩来在解释孔、老哲学产生的原因和用意时说：“且孔氏亦值是时，尼山设教，倡仁义之说，秉先王之法，学者风从，几移完域。老氏际此，其不入于孔者几希。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礼之日，未尝不嘉孔氏之志。惜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乃不得不超乎世俗，为忿世嫉邪之言，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争，宁退让保故有之我。弃礼灭义，剖斗折衡，岂无因而发哉？”世人认为，老子主退让，失去了竞争之旨，周恩来认定此乃“失察”之见，他说：“世人假礼义以济私，恃斗衡而犯禁，老子要不得不有此激耳。不然，老氏既主退让之旨，又何为道德五千言，发为文章，与孔氏争学理之长短哉？”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认为他们掌握了天地生化、人事演变的真谛。在他看来，孔教、耶稣教、佛教三者“非不善也”，“然其于生死存亡之观念，未免后于老、赫也”。可见，青年周恩来十分推崇老子哲学那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对于周恩来的见解，他在南开中学的国文老师深有同慨，评论道：“凡作文必有一段不可磨灭之识，始能不朽。若拾人牙慧，不越宿而腐矣。”并称赞周恩来能将老、赫二氏“救世之心，曲曲传出，识见迥不犹人”。旅日期间，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将“自然的妙理”与“进化的轨道”并称，正是南开时期将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