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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没事的时候，福贵就对老伴、春良和素英说起这些过去了的事情，有时也谈起自己年轻时的生意经，在说起这些的时候，他的脸上总会泛起一种兴奋的红光。看着父亲高兴，春良也极愿意听父亲说起这些。一方面是对老人的一种怀旧心理的尊敬，一方面他对父亲过去的事情知道的极少。在前些年，父亲一点也没有提起过这些事情，就是提，春良也没有情绪听，现在好了，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春良离开家回到厂子没有二十天，家里就打来了电报，说父亲得了重病。春良急忙向工厂请了假，赶最快的火车回到家里。这时父亲已经不醒人事了。经村里的医生讲，父亲得的是中风，由于高血压导致脑血栓。现在正在输液，估计治愈的可能性很小。一是因为老人岁数偏大，二是栓住的面积也偏大。现在仅是维持，应当做好最坏的准备。春良不敢相信，前些天还在谈笑风生的父亲，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意识。在以后的几天里，尽管一直在输液，但福贵一直处于高度昏迷状态。自己丧失了进食能力，一切都靠着输液管道维持着身体必需的营养。
在最后的一天，福贵的眼睛突然睁开了，对四周环视了一圈，嘴唇微微地动了几下，就又昏迷过去，并且呼吸也渐渐地归于平息，心脏停止了跳动。
送走父亲之后，现在家里只剩下素英和大娘了，她们一老一少两个妇女带着孩子度日，素英照常在橡胶厂上班，大娘在家看孩子，春良从外面寄些钱来，日子依然象往常那样打发着。
三十一
素巧和向明之间仍然维持着通信，这样的日子已经好几个月了。由于两人并没有太多的感情基础，更缺乏相互之间的了解。时间一长，信里面也不再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自然而然的就显得有些乏味，并渐渐双方都产生了一些厌烦。这种通信也就越来越少了。也就是因为这些来信，使平时一惯开朗的素巧变得有些忧郁。睡眠也变得不好了。人们总是说恋爱是美好的，尽管她与刘向明之间并没有确定什么恋爱关系，但仍然分走了她很大的精力。虽说谁也没有明着说过要谈恋爱，只是一种书信的往来。但实际上刘向明在第一封信中，就强烈地把他们之间交往的目的划到了婚恋的圈子里。素巧不能不从这一角度认真处理着刘向明的来信。她现在真的彷徨了，也许生活对于素巧来说是不公平的。她在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就突然之间陷入了爱的泥潭里，而对方的形象又是比较模糊，所以这场恋爱实际上是强加给她的。刘向明也没有错，他的追求是正常的，是一种发自真心的。但这种追求在某种程度上说，有些盲目，他非要把自己想像中的一个李素巧与现实中他并不了解的李素巧重合起来，并妄想着她们之间理所当然的存在着一致性，这是很不现实的。所以，这种恋爱在一开始就好象把房屋建在流沙层上，随时都有倒掉的可能性。
素巧太善良了，她已经被这种书信交往搞得很疲劳。但她并不想伤害他，她正在慢慢地为对方降温，以至于搞得刘向明最后也觉得没什么意思。现实毕竟是现实，素巧也不是凭空想像的素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的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渐渐地变为了一般朋友之间的关系。
三十二
一九八一年的冬天，早就在收音机里报道过的和外地早已动起来的分地，在南堤口大队正式拉开了序幕。按照书面上的说法，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责任制一开始有好几种形式，他们大队倾向于一种分包责任田的作法。也就是生产队统筹安排，统一耕种，统一收割，分散管理，按所承包地块的产量计酬。这种办法执行了仅仅半年，就已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到了冬天，上面就一声令下，开始了一种彻底的分地式的责任制。
也就是这一年的冬天，村里所有的土地，包括种着麦苗的和留下的春白地，都已经按人口，把地他成了三六九等，每一等级的土地都人有一份。这样，成方的土地就象剪碎布头似的分成了若干小块。除了分地之外，队里的牲口，农具，机器、仓库里的种籽也都分到了户里，最后是生产队的公共财产，包括饲养院的房子和土地，都被划成了小块，卖给了需要建房的人家，然后再把收上来的钱按人均分到各户。
自此以后，人民公社经营了二十多年的体制便彻底解体了。这种解体使大多数农民都很兴奋，他们感到自己的日子总算可以自己盘算了，他们都铆足了劲，要在发家致富的道路上比个高低。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人想不通。一种人是一些老党员，他们跟着党几十年来搞互助组，合作化，搞初级社，搞高级社，以至到了人民公社，他们从没有对党的政策表示过怀疑，他们知道虽然现在农村还穷，他们也知道生产队在管理上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他们认定，只有走集体化的道路，才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出路。现在的分地单干，使他们的确有些想不通，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对他们这些年来所追求的东西的否定，他们的确接受不了，以至于有人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另一部分不愿分地的人是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上找到了窍门，也就是不用卖力气，照样挣工分。他们的理论是不怕穷，怕的是不都穷，有穷有富他们接受不了。
在此以前，大水一直过着自由自在的孤独生活。他早已经不去偷东西了。这是因为大头自己的原因。他们最后的一次行窃，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依然是大水在外面望风，大头到里面偷东西。但这次不巧的是，大头在翻越墙头的时候，不小心被大风从四米高的墙上吹了下来，把腿摔断了。那天夜里，大水把大头一口气背了回来。伤好之后，大头落了个瘸腿，自此就洗手不干了。大水本来就是从犯，现在没有了大头的教唆，自己作案一是没有技能，二是缺少胆量，于是也就做罢。好在赌过几次之后，特别是欠下大头的帐之后，日子实在是不好过。后来和大头混熟了，渐渐了解了自己输多赢少的原因，也就不再做那冤大头。好在家里有大姐经常的照顾，外面还有二姐寄些钱来，自己在生产队里也属于壮劳力，挣的工分还不算少，小日子渐渐过得像点样子了。
现在地分了，大水感到了无形的压力。因为给他分了大约七块地，而每一块地大的有半亩，小的仅有一分多，这些地块所处的位置就连他自己也记太不清楚，就更别说耕种了。大水的地大约加起来有三亩，过去他到地里干活，都是一些重体力活，对一些技术性的活他根本没有机会学，比如犁地，比如播种，原来都是把式干，他一点也不会。现在，人口多的人家也许两三户合起来能分到一头牲口，他一个人连个牲口毛也没分到。要真到了春耕的时候，就是人拉犁的话，连个扶犁把的人也没有。
大姐的情况和自己一样，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胶厂解散了，地里的活素英一人同样干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春良把一家三口接到城里去了。他们租了一间民房，女儿由大娘看着，素英到一家工厂找了一份临时工干，日子过得也是紧紧巴巴的。
生产队的解体，给大水带来了直接的麻烦。春天到来了，在街坊邻居的帮助下，他才播下种子，田间管理他一点也不再行。到了麦收时节，没有车，他硬是把半亩地里的小麦用肩挑到场上，费了好大劲，求了好多人，才把这点麦子收打干净，还差一点被雨淋掉。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困难，大水收了麦子，没有再种秋庄稼，那些地就荒芜起来了。满地里长满了青草。
到了冬天，部队到村子里来征兵。当时各家都缺少劳力，再加上部队的干部都是军事院校毕业生充任，转干越来越难了。所以村里的人们对参军的积极性不象过去那么高了。大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到征兵办报了名，经过体检和政审都合格，于是大水就参军到了部队上。
……
素英举家迁到了天京市，而大水也了参军。这时，素巧和素梅在南堤口村便没有了牵挂。素巧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分配到省报社当了记者。她是学经济的，而且文字功夫过硬，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本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