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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事的后果并不像甚至一两年前那样有破坏性。现今，管理石油工业的框架已经恰当地定下来，并且一致的意见也已确立；这两者在国家工业复兴法终止后仍继续保持下来。这个制度仍包含联邦和州的合作在内。像它现在所起的作用那样，康纳利违禁油法案提供了充分的警察力量来减少违禁石油。此外，联邦政府，特别是矿务局，为未来一个阶段的需求作出估计；然后把各州担负的需求份额提出建议——一种非正式的、自愿的“定额”——“指定分给”各州。随着国家工业复兴法的终止，各州都毋须接受那个指定水准；实际上，为了显示其独立性，这时已成为更专业化和在技术上更胜任的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偶而少许超过得克萨斯的“定额”。但是基本上各州采纳联邦估计数作为自己的估计，并遵守这些估计数，即使它们不再具有强制性。
当然，一个州可以大大超过定额，但是，这样做将冒联邦政府和其他各州进行报复的风险，并将面临鼓励其他各州也过度生产，造成另一次供过于求和另一次价格崩溃的危险。因此，每一个州基本上接受并按照联邦建议的定额行事，然后着手把产额按比例分配，以满足计划需求中它自己的份额。在石油生产者中间和依靠石油财政收入的州政府中间，对十美分一桶的油价记忆犹新。毕竟，巨大油田的发现可以再次出现。正像一位法律专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写的，“人们必须有点像预言家那样，觉得东得克萨斯油田的经验决不能再重复了”。
随着州际石油契约的确立，州的作用在1935年进一步定型了。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主席所称为的“这种条约”在产油州中的发展，引起俄克拉何马州和得克萨斯州之间的大战。俄克拉何马想要设立近似卡特尔之类的东西，它既有明确的权限把矿务局对美国石油需求的估计数分配给各产油州，又有执行定额的法定权力。得克萨斯是坚决反对这种卡特尔的。它不想放弃其主权。得克萨斯胜利了，而结果州际石油契约远不是有些人所希望的卡特尔。然而它却为各州提供一个论坛，以交流信息和计划，使立法标准化，并在按比例分配和生产上的资源保护方面进行协调。
可是，还须有一个像建筑中的基础材料，没有它，制度就不能起作用——阻止外国石油涌入的关税。要不然，廉价的进口石油简直会大量涌进美国市场，否定对国内生产的任何约束并在管理制度之外造成第二条“热油”源流。尽管在1930年的斯穆特一霍利法中未能加上石油税一项，主张征收这种关税的鼓动却继续加剧。1931年，主要的石油输入公司同意“自愿地”减少进口，以避免独立生产者的攻击，他们更倾向于把石油之所以价格低廉归咎于大公司和外国石油，而不责怪他们自己惯
于漫无节制的生产。但正如可能预期的那样，对进口的自愿限制失败了。
到1932年，石油工业和产油州的危难太大，促使国会通过征收关税提案并经签
署成为法律。对一桶原油和燃料油征税二十一美分，对汽油征税1。05美元。关税得到支持还有另一原因：它是大萧条中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好来源。关税到位正是时候，对外国石油的涌入树起了壁垒，而这种壁垒是必要的，如果新的按比例分配制度要起作用的话。在伊基斯和主要石油输人公司之间1933年的关于进口数量“自愿协定”的支持之下，关税确实起了作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进口额相当于国内需求的9 ％和12％之间。（当然，关税的支持者很少注意到，美国依然是一个石油纯输出国，美国的石油输出额有进口量的两倍之多。）关税法通过后，石油输人额降到相当于只有国内需求的5 ％的水平。
受到打击厉害的国家是委内瑞拉；它为美国原油输入提供的数量超过总额的半数，或者说其石油总产量的55％以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形式进入美国。委内瑞拉的工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很繁荣，现在不得不剧烈收缩；载满了移居国外的石油人员及其家属的船舶回国了。同时，在委内瑞拉营业的公司急忙把它们的输出转向欧洲市场，委内瑞拉已超过美国，成为欧洲的最大供应者。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委内瑞拉已回到它以前的高产量水平。但是，对美国国内的石油工业来说，关税提供了保护的堤坝，管理制度的其余部分躲在后面均可陆续就位。
稳定如果说有些管理制度显得合乎逻辑，甚至不可避免，可是这种制度之所以能出现的环境却是非常恶劣和混乱的；围绕这种制度的争论很剧烈，尽是责难；全部过程是充满积怨和拼死而不顾一切的。而且，这种制度的出现是逐步增长的，随着事态的发展，一项挨一项，一项费劲地通过了，再来一项又是费力的，困难重重。需要以东得克萨斯和十美分一桶的经历把石油工业和产油州震动一下，才能使它们朝着这个方向走去。石油工程方面和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对石油生产动态的了解方面的重大进展，促进了这一过程。但也需要大萧条和新政来产生这个过程。它是得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的石油经营者、奥斯汀和俄克拉何马市的起庇护作用的政治家、伊基斯和在华盛顿的其他新政自由主义者四方面不太愉快的联合所设计出来的。虽然生来就互相猜疑，他们却一起工作给一项工业带来稳定，这一项工业由于石油发现的性质和开发新发现的油田的传统做法的缘故而特别易于兴起，也易于破产。1933年的恐怖已经消除了。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主席于1937年得意地写信给罗斯福说，“现在在共同努力保存这种天然资源方面，联邦政府和产油州之间存在着完全的合作和协调。”他在夸张，只不过不太过分而已。
尽管增长是无计划的、管理制度，像它最后演变和形成的那样，确实具有强有力的基本逻辑。它改写了关于生产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关于石油储藏“所有权”的构成的典籍。它为生产带来了技术上以及法律上和经济上全新的途径。它为美国石油工业确立了新方向。许多年后，在甚至更大规模上经营的其他人会抓住这个制度，作为发人深思的模式。
对于这个制度来说，有两项工作设想是主要的。第一个设想是石油的需求不会与价格运动特别呼应：就是说，石油十美分一桶并不意味着比一美元一桶时需求更大。可以把需求作为假定的情况，至少在大萧条中许多人觉得这是一个供思考的合理情况。第二个设想是各州有其“自然的”市场份额。如果那些份额剧烈改变，整个制度可以受到威胁。这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发生的事情，那时伊利诺伊州的重大发现，使该州成为这个国家的第四名最大的石油生产者。伊利诺伊州不属于州际石油契约的范围内。它是一个新生产者，它想要进入市场，它自行划分自己的份额。得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大量削减了它们的产量，为伊利诺伊的原油让路。它们这样做并不高兴。是有反责的，有废弃全部制度的要求。得克萨斯宣称它可能放弃完全按比例分配，并独自进行。然而这个制度顶住了甚至来自伊利诺伊的新的石油冲击。
按这个制度，价格本身不是由政府订立的。其拥护者，无论是在奥斯汀的还是在华盛顿的，都坚持这一点。然而，把产量水平规定得与市场需求相称，确实确立了能按稳定价格销售的原油生产水平。从1934年到1940年，美国平均油价每桶在二美元和1。18美元之间变动。那个有魔力的“一桶一美元”的战斗口号已经实现。这个制度起了作用。洪流止住了。在这个过程中，石油过剩部分的处理以及石油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永远改变了。
14、友“——与敌
“马尔科姆和希尔卡特”是格拉斯哥以北七十二英里苏格兰西海岸的威廉堡镇上的房地产公司。它经营庄园出租业务，供人狩猎和钓鱼取乐；在盼望1928年夏季的来临时，它准备了被称为阿奇那卡里城堡的“详细情况”，这个城堡位于约十二英里外的因弗内斯郡。像世界各地的房地产经纪人那样，马尔科姆和希尔卡特使用修饰词是毫不吝啬的。它说，“这个城堡非常潇洒地坐落于阿凯格河滨，是苏格兰高原最使人感兴趣的有历史意义的胜地。周围的景色在苏格兰很可能是无与伦比的。”猎场——五万英亩以上——和渔场都是第一流的；人们可以期望捕获多至九十只牡鹿、一百六十对松鸡和二千条鱼。主宅是在十九世纪初照苏格兰豪华风格建造的，但有现代化的供电、热水和集中供暖设备，有九间卧室，加上置有床铺的小房间，和附属于汽车库的另外四间卧室。1928年整个8 月，这个庄园可以出租，租金为三干英镑；可是，除领班女仆可供使唤外，租用者当然得带上他自己的仆人。
还能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地方同老朋友们在轻松的环境中消磨些时间呢？亨利。德特丁租下这个房产，为期一个月。同他一起作伴的是一位老朋友，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头儿沃尔特。蒂格尔。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多年来，这两个人毕竟相约有时用这个地方进行狩猎。但这一次老朋友的人数多了些；有新泽西公司在德国的头头海因里希。里德曼；英波公司的约翰。卡德曼爵士；海湾公司的威廉。梅隆；以及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罗伯特。斯图尔特上校。他们的假日随行人员包括秘书、打字员和顾问，这些顾问住在七英里外特别租来的别墅里。
虽然尽了很大努力对这次聚会保密，消息还是漏出去了，伦敦报界就急忙向北赶来，却见告石油经营家的聚集只是为了猎些松鸡和钓些鱼。但是，为什么大力保密呢？每口快报》假设说，“怕不准备事先给松鸡警告吧。”当石油经营家跋涉越过沼泽地或在晚间坐在一起边饮酒边谈论时，他们可能说些什么就是没法进一步得到些消息，甚至从男管家那里也掏不出什么。德特丁的两个十几岁的侄女对狩猎这项运动不感兴趣，对成人的谈论感到厌倦，——用蒂格尔的话来说，她们是“捣蛋鬼”——她们把糖蜜倒在里德曼的床上，把他的睡衣裤打成结。这个拘谨的德国人大发雷霆。至于打猎，蒂格尔后来说用p 简直很糟糕。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松鸡并不是石油经营家追求的目标。他们正在寻求解决办法，为他们那个麻烦工业里超额生产和生产能力过剩这个窘境找出路。不止是在试图促成石油战斗再来一次休战，他们在设法为欧洲和亚洲订立一个正式的条约——这个条约会带来秩序戊吩市场，稳定石油工业和保卫利润。阿奇纳卡里是一次和平会议。
这是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和大萧条开始的前一年——在乔伊纳老爹在东得克萨斯发现石油的前一年。但石油已经从美国、委内瑞拉、罗马尼亚和苏联汹涌而来，在世界市场泛滥，削减价格，并造成“破坏性竞争”的危险。尤其是俄国石油的源流，使石油经营家马上来到阿奇那卡里。德特了为报复纽约标准石油公司购买俄国石油而对它发动的恶毒的价格战，已蔓延到世界各地的许多市场。这场斗争无法控制，转入激烈的全球战争，价格在崩溃，没有一家石油公司感到世界上哪个地方的市场是安全可靠的。
阿奇那卡里反映了时代的趋势。工业合理化，效率和消灭重复，都是在欧洲和美国的实业家和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和时事评论员当时歌颂的价值和目标。合并、协作、卡特尔、销售协议，以及成立协会，都是达到那些目标的各种手段，它们构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甚至大萧条来临的三十年代国际企业的模式。通过协作的“效率”，利润会得到维护，成本会得到控制。像约翰。D。洛克菲勒和亨利。弗拉格勒时期那样，“无约束的竞争”是必须击退的危险。但是谋求通过全面控制，即普遍的垄断，来消除商业竟争已不再可能。没有一家工商业企业强大到足以“逼使”其他工商业企业屈从。政治的现实也不会容许这样做。所以目前在阿奇那卡里的石油经营家的目标是契约，而不是征服。
英国政府的手阿奇那卡里城堡的会议不只是石油公司的工作。在这瞒着大部分观察者的幕后，英国政府在追求其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目的而促使和推动那些石油公司走向协作。
在各种利益集团的接合点上约翰。卡德曼爵士也占有一席之地，他是继查尔斯。格林韦担任英波公司董事长的。到1928年，卡德曼的影响达到顶峰，在石油界可以与德特丁和蒂格尔平起平坐了，在英国政府眼里，他是一个无比可靠的人。卡德曼在一个矿山工程师家庭里成长，担任一家煤矿的经理开始了他自己的生涯。（矿山出了事故，他把矿工从地下救上来因而得奖。）他后来成为伯明翰大学的矿业教授，在那里以开设“石油工程学”的新课程而使学府感到震惊，这门新课程是那么新颖，一位学术上的对手谴责这门课程是“肆无忌惮的广告宣传”和戴上“奇特称号”的“一条死胡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卡德曼已是石油技术的一位杰出的专家。战争期间，他在担任石油执行委员会的头头时显示出在政治和管理人事两个方面的很大才能。1921年，他成为英波公司的技术顾问；六年后，他作为政府方面的候选人成为公司董事长。
到那时，全世界的石油产量都在增长，卡德曼自己公司来自波斯和伊拉克的总产量准备增加四倍。卡德曼直截了当地说，“必要的是应找到新市场。”英波公司有两种选择：打进那些新市场，必然要巨额投资和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竞争；或者同已确立的公司建立合营企业，并同它们划分市场。
卡德曼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同壳牌公司和伯马公司在印度联合经营市场和共同使用设施，伯马公司是仅次于英国政府的英波石油公司的第二个最大股东。第二个目标是非洲，那里的英波石油公司和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提议组成“联盟”，根据这个联盟，平分市场，各占50％。但是，为了进行这一新的冒险事业，英波石油公司在1928年初就图谋得到大股东英国政府的允许。而英国政府不太肯定应否批准。海军部表示了它通常的忧虑，就是英波石油公司可能被壳牌公司吸收，这就会违反政府政策的最基本原则。外交部和财政部却担心因此会疏远美国。它们忧虑这种联合可能导致美国——“在目前美国舆论易于激动的状况中”——指控这两个公司都在“对由标准石油公司代表的美国利益集团‘作战’”。那种合发很容易扩展到英国政府，因为它在英波石油公司内拥有过半数的所有权，并且会造成最不幸的政治后果，而且，造成的紧张也许会导致——推论起来会是这样的——迫使政府把它在英波石油公司拥有的股票出售，这对皇家海军是个灾难，财政部也不喜欢这种做法，因为英波石油公司的丰厚的红利是财政部的一块肥肉。
现任财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再次起了关键性作用。起先，他对提议的同非洲的联合有许多怀疑。他说，“亨利。德特丁爵士同标准石油公司作‘战’，他所选的时刻把英国政府拉进争吵中去，看来特别不合时宜。”但当丘吉尔对这个问题进一步思考后，他得出结论，认为联合是最上策，也是代价最便宜的政策。他告诉英国防务委员会，“对所提议的工作安排的另一选择，是由英波石油公司去争取非洲市场。”这就需要再投入大量的钱，并且意味着他——代表陛下政府这个最大的股东——必须为此同议会商量。他以前在1914年曾这样做过，那时他说服了政府去买英波公司的股票；但他不想再有类似的一次经历，特别在很可能结果会引起比以前一次大得多的争执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在石油事务上的直接利益，最好避开。
因此，政府对卡德曼努力形成他同壳牌公司的非洲“联盟”，给予坚定的支持。其整个地位是在财政部和海军部于1928年2 月的一个联合备忘录中作出安排的。“这一政策将在长期趋势中比无情的竞争更有利于消费者。”备忘录继续说，这个安排可以有另外的好处；它可能促进“别处也订有类似的联盟”——特别是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
除认可非洲的安排本身外，那条最后的规定是经过政府考虑以后的最重要的一条。政府已授权英波公司去同标准石油公司谈判，并寻求同美国人作出类似的市场安排，以“消除他们的妒忌和表明我们不是一心要来争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