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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努力促使美国搞石油的人士去做他们并不那么特别想做的事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外交手段；要他们去做的事就是进入伊朗去帮助补救局面。华盛顿方面在英国的支持下也同样投入了大量的严肃的劝说。新泽酉标准石油公司在中东的协调员霍华德。佩奇后来说，“如果美国和英国政府没有真正地敲敲我们的脑袋，我们真不会回去的。”尤其是国务院，它唠唠叨叨地只谈一个题目：如果伊朗的石油不流动，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将崩溃，接着不是这样，便是那样，它总之要陷入苏联阵营里去，转而将威胁中东的其他国家——具体地说，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拉克——一以及那里的特许开采权。按严格的商业条件来说，这也可能意味着严重的麻烦：苏联也许会将伊朗石油倾销到世界市场上去。共产主义的威胁为我们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去参与到伊朗这个国家里去，这会带来一个显著的好处。参与进去会使美国公司获得一个重要的有利地位，即使不是百分之百地控制，至少能左右伊朗的生产率而伊朗的生产率无论如何必须与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生产率取得平衡。
小胡佛在伦敦停留一下并对威廉。弗雷泽爵士说，不存在任何选择，莫伊石油公司务必采取主动。小胡佛说，“谁给提琴手钱，谁得邀请客人参加舞会。”所以弗雷泽于1953年12月写信给每一家美国大石油公司的董事长，邀请他们来伦敦讨论组成企业财团的事。发出这样的邀请对弗雷泽来说，是屈辱性的承认自己是给打败了。同时，美国公司接受这个邀请也不激动。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写信给国务卿杜勒斯说，“从严格的商业观点来看，我们这个公司没有特别的兴趣来加入这样一个集团，但是我们很明确地意识到这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巨大利益。因此，我们准备作出一切适当的努力。”
但是，在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以及其他公司作出这样的努力以前而且实际上在能够进一步做些什么事情之前，还须克服另一个障碍。那是一件最尴尬的事：美国政府在向各大石油公司提出反托拉斯的大规模诉讼——这几家大公司正是美国政府图谋把它们推进那个支持伊朗的新财团的几家石油公司。司法部又一次忙于准备向那些公司提出刑事诉讼，控告它们归属于一个“国际石油卡特尔”和从事与国务院现下正在为伊朗推进的完全一样的业务关系。这使事情全然处于混乱的状态，而且决不是一件可能鼓起各公司热心参加一个财团的事情。
石油卡特尔案有两个相反的、甚至是互相矛盾和颠三倒四的公共政策搅在一起针对着主要的石油公司，而且这种情况在美国一再出现。在一个时候，为了推进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保护它的战略目的以及增进国家的福利，华盛顿会支持这些公司和它们的扩展。在另一些时候，这些公司又会受到反对“石油巨子”的人民党的攻击，因为据说它们使用贪婪的垄断的手段来谋利以及它们态度傲慢自大和行事遮遮掩掩。然而，以前这两种政策从来也没有搞在一起，造成如此尖锐和可能起瘫痪作用的撞击，其结果可以带来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司法部里的反托拉斯律师十分怀疑在大石油公司之间是否有任何的合作。这些律师说，在哈罗德。伊基斯任内出现的保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足够的石油供应的系统，仅仅是对战前一个卡特尔盖上一颗“官方橡皮图章”而已。他们以厌恶的态度来看待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和四十年代的其他一些石油大笔交易。他们想搜出暗藏着的洛克菲勒家族的操纵之手，并且不理睬为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这家合营企业所作的一些解释：如所包含的经济和政治风险、发展开采权和建设输油管以及建立炼油和销售系统所需要的非常巨大的资本，还有从美国政府本身那里来的不那么温和的促进。在华盛顿对之产生怀疑的人士不止是反托拉斯的律师们。1949年，联邦贸易委员会行使他们发传票的权力索取公司的文件，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委员会对从未见过天日的各公司之间的国际关系进行了最广泛、详细的历史分析。那是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工作，直到现在这项研究的成果还被石油工业研究者所使用。
这项研究分析具有无疑地明确的观点，正如标题所说明的那样——“国际石油卡特尔”。国务院的一位第一流石油专家当时就“它的十分有偏向的非客观的探讨”有所评论。一般来说，它把复杂的事件以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以支持首要的命题，即国际石油实际上确是一个卡特尔。特别是它显示出一个基本的无知偏见；在“国际石油卡特尔”的领域里，石油公司毋须适应和屈从政府的要求和意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卡特尔意识的政府、全世界的独裁政权、历年的英国和法国政府以及石油生产国的政府（后者要求多一些岁入和总是可以取消特许开采权）。
那些与外交政策有关联的机构——诸如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被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吓坏了。他们认为报告将为那些试图削弱西方在中东和其他各地的地位的人提供弹药。用白宫的情报顾问委员会的话说，它将“大大地帮助苏联宣传”和“将推动苏联达到它对整个世界的目的”。这份分析报告出现的时刻不能再坏了；美国正陷在朝鲜战争里，而且正在试图促成伊朗危机获得解决；成为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目标的正是同样这些公司，它们已经被拴住，表示愿意保证为战争供应足够的石油和填补由于伊朗停止生产而造成的巨大供应缺口。
杜鲁门政府由于怕产生不幸的反响把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定为保密文件。但是消息还是传出去了，因此要求发表那份报告的压力增强了，特别由于1952年总统竞选已经在望，杜鲁门最终允许一个参议院的小组委员会把它公布，尽管报告有些删节。报告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从利雅得到加拉加斯各地都有细致的读者，而且毫不惊奇的是，甚至在巴库电台的新闻评论节目中这份分析报告也成为对中东广播的题目。
在联邦贸易委员会报告正式公布以前几个月，它最后已经成功地劝说司法部的高级官员们进行反托拉斯的刑事诉讼，指控的罪名是“按照现状的共谋”。司法部自己对这“石油卡特尔”所编的历史包含许多错误和奇特的含沙射影之处。例如，据说“现货市场的价格是历史上最高的”。报告暗示说很明显，那不过是该“卡特尔”操纵的结果，与伊朗的停产和停止供应或者与朝鲜战争和经济繁荣没有任何关系。根据司法部的说法，不存在任何外国政府向石油公司提出要求的情况；甚至也不存在什么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
对国务院来说，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太坏事了；一次拖得很长的刑事调查将更为危险。成立一个大陪审团这件事本身看来将使石油公司蒙上违法犯罪者的污名，而且司法部一发动就不仅会招来所有其他国家的政府——特别是那些中东国家的政府——去盯住那些石油公司，而且使这种抨击合法化。更具体地说，这样一次起诉会使原来想把美国公司拉进来去解决伊朗危机一举成为不可能。然而，杜鲁门总统还是于1952年6 月批准司法部去开始进行刑事调查，挑选大陪审团成员和发传票索取有关文件资料。
司法部也想盯住外国公司——壳牌石油公司、英伊石油公司和法国国家公司，它们都是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成员。这些公司也收到传票和要它们交出文件的命令。英国政府大为激怒；它认为司法部的行动是对主权的侵犯并构成一种不能接受的治外法权的主张。在伦敦看来，这桩诉讼案本身显然是完全愚蠢的，因为它将不仅使任何解决伊朗危机的办法进一步复杂化，而且破坏同石油生产国已建成的广大范围的关系并威胁西方的战略、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根本利益。在1952年9 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艾登外相把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说成“发霉的面包”和“搞政治迫害者”的把戏。他还补充说，即使如此，联邦贸易委员会的透露“可以对国家利益造成极端的不利”。英国政府十分坚决地命令莫伊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不准以任何方式进行合作。荷兰政府也被要求对皇家荷兰壳牌集团中的皇家荷兰公司发出同样的指令。英荷两国政府与法国政府一起向国务院提出强烈抗议。
司法部是在按照一个新的、扩大了的对反托拉斯的定义进行工作的。即使那些公司无可置疑地曾经在美国国境以外从事过卡特尔行为，这一点本身并不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但是美国企业在美国国境以外的做法，在新的解释之下，可以是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律的，如果那些做法对国内价格或美国商业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的话。
果然不出所料，司法部的抨击使得那些石油公司相当胆怯，不敢与国务院的怂恿合作，参与伊朗的石油业务。华盛顿毕竟曾经赞美和鼓励过那些“大规模石油交易”的——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财团、科威特石油公司、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改造以及与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和英伊公司等公司订立的合同——其根据的理由是，用1947年国务院备忘录的话来说，它们会“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现在，司法部却在准备以刑事共谋罪来控告这些公司，而它们的行动恰恰是国务院与此同时正在试图说服它们去加入伊朗财团而要采取的一模一样的行动——无疑这些公司是在冒风险，万一司法部某一天恼羞成怒，说不定要火上加油哩！
迪安。艾奇逊由于怕不仅在伊朗会产生后果而且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全面目的也有不利影响，竭力要求司法部撤销诉讼。由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从旁协助，他试图劝说司法部长詹姆斯。麦格雷纳里后退。但是无效。究竟要不要起诉的决定须由杜鲁门作出，可是时间短促，艾森豪威尔已经于1952年11月当选，杜鲁门政府的最后几个星期的时间即将飞快地消逝。
总统将作何决定呢？哈里。杜鲁门懂得一些石油业务。他年轻时曾经是一家打算在几个州试探性钻探石油的公司的一个合伙人。那个时候，杜鲁门是受到“发现大矿脉、获取大财富”这个通常梦想的诱惑去干的，但是没有干成，反而亏了本。奇怪的是，一个买下杜鲁门的一些租地的团体不久却在那里发现了一块很大的油田；后来在晚年时杜鲁门有时候会沉思，假使他和他的合伙人发现了石油，情况又会如何呢？大概他最后会成为一个石油百万富翁而不是总统。杜鲁门对石油大企业一直是抱怀疑和批评态度的；他曾经担任过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于1942年曾为了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同l。G。法本公司在战前有过关系而使之受到公众的嘲弄。但是，不论杜鲁门的平民主义的倾向性如何、他的是非感又如何以及什么才能称为好的国内政策，在杜鲁门看来，所涉及的风险太大，远非寻常。他担心的一个国家是伊朗。有一次，在讨论朝鲜战争中途，他手指着地球仪上的伊朗对一个助手说，“这里就是他们要开始制造麻烦的地方，如果我们不谨慎。只是袖手旁观，他们将进入伊朗并占领整个中东。”这里的“他们”指的是苏联人。
1953年1 月12日，杜鲁门政府结束前不到两个星期，总统宣布他的决定。刑事调查被撤销，将代之以民事诉讼。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3年4 月提出这项民事诉讼，指控五家美国公司参加“一个非法的联合和共谋来限制美国的和州与州之间的在石油和石油产品方面的商业活动。”司法部没有提出刑事诉讼的唯一原因，按照一位高级反托拉斯律师I。J。埃默格利克的说法，是出于“两位总统、两位国务卿或者他们的主要代表人、两位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央情报局和若干现任和前任的内阁成员等人的几经考虑的判断”。
为了执行新政府的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给司法部长发出了一个指示：“对在近东经营的西方石油公司执行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律，可以认为是次于国家安全的利益。”但是事情非常明显，那些石油公司不会加入有关伊朗的财团，除非它们得到一项免于起诉的特别明确的保证而且从一个政府到下一个政府永远有效。1954年1 月，司法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两者都提供了明确的保证。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司法部长赫伯特。布劳内尔说，建立伊朗财团的计划“不会违反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律”。
建立财团现在对产生一个在伊朗经营的新的西方公司财团所作的认真努力开始了。那个机构将成为体现多方面外交的杰出例子。除了莫伊石油公司以外，参加的公司包括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四个合伙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加上英伊石油公司在科威特的合伙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在科威特与海湾石油公司拴在一起的壳牌石油公司以及法国国家石油公司。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也密切卷人。那七家具体的公司之所以有资格作为成员是因为它们是在中东其他地区生产石油的联合企业的成员，并且与英伊石油公司一起承担这个地区的大部分石油生产。在伊朗脱离世界石油市场的年份里，邻国的生产急剧增长，而且对所有的有关方面来说，情况很明显，这个地区增加的产量必须加以控制以便给伊朗恢复石油出口留出余地。要保证所有七家公司都默然同意，唯一的办法是给每家公司一份新财团的股份。
即使在伊朗的形势得以处理之前，其他石油生产国也必须加以安抚。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合伙人去觐见那位年老的、不久即将去世的伊本。沙特国王，带着微妙的使命去解释为什么它们接受伊朗石油从而减少了沙特产量的增长。他们说，他们将加入伊朗财团的一唯一根据是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个地区也许会陷入混乱“。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想得到更多的石油，他们并不需要那里的石油，而是”在我们的政府的请求之下作为一件政治事务来做的“。伊本。沙特对此很理解。其中的地理政治学是清楚的：要不然伊朗也许会倒向共产主义，将给沙特阿拉伯带来许多危险。国王说，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合伙人应当着手去做。但是他对他们提出一个重要警告：”说什么你们不应当为了满足做这件事的要求而提高到超过你们必须提高的幅度。“
各公司派遣了一个小型代表团去德黑兰同伊朗人谈判。谈判又一次像过去那些无休无止的波斯谈判一样，争论的问题、有关的定义和追求的目标者是在变动。虽然摩萨台已经失势以及伊朗的官员十分渴望再度出口石油，可是人们看不到他们在伊朗主权或获取经济地租上表现出让步和妥协。再者，国王和他的谈判者完全有理由惧怕再次发生暴动和把他们驱逐出国——或者甚至发生更糟糕的情况。因此，结果是他们表现得很强硬和坚持。
在某一时刻各公司的谈判小组一度感到沮丧和失去希望，准备回伦敦，可是他们留下一些成员在德黑兰，他们说笑话称之为“人质”。新泽西标准公司的霍华德。佩奇于1954年6 月率领谈判代表回到德黑兰再进行一次尝试。终于在1954年9 月17日，在各公司中起中心作用的佩奇同伊朗财政部长草签了一份财团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之间的协议书。1954年10月29日，国王在上面签署。第二天——也就是在英国人被迫在《博吉上校》乐曲声中不光彩地从阿巴丹炼油厂撤走那天三年之后——在阿巴丹就举行了一种不同的典礼。一边是佩奇和伊朗财政部长在发表庆祝演说，一边石油开始流入等候着的油船。第一艘离开码头的油船是英伊石油公司所有的“英国提倡者号”。伊朗重新回到石油交易中来了。
财团的建立标志着石油工业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外国人持有特许开采权的概念第一次被谈判和互相同意所替代。墨西哥的经验曾经是专横地下令没收。但是现在，在伊朗，各方面都承认（又是第一次）在原则上石油资产属于伊朗所有。在这新的交易下，伊朗的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将拥有这个国家的石油贮藏和设施。但在实践上，它不能对财团下命令。作为一名合同代理人，财团管理伊朗的石油工业并购下所有产量，而财团中�